穹宇涉獵》猶太人和中國人真有共同點？

已經記不清是什麼時候到上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到提籃橋附近去參觀。走到一個老區，看到有一排兩層樓的聯排紅磚房，每家門首上面，都鑲嵌著一個猶太人的傳統「七燈燭台」。它是來自耶路撒冷聖殿黃金鑄造的長明燈的歷史象徵。歷史上記載當羅馬軍隊攻進耶路撒冷大肆殺戮後，這盞長明燈也不知蹤跡，但它一直是猶太人信仰的中心思想。

七燈燭台中間的一盞最高，代表著安息日，兩旁各三盞則代表著上帝創造的天地六合。沒有料到這個象徵著猶太人的宗教信仰中心思想標記，居然在上海猶太人遺留下的建築中保存著。

我佇立在那已經是滿目瘡痍的老建築面前思考良久，將我的回憶帶回到童年的生活。那時候我住在法國租界裡面，離商業熱鬧區霞飛路（現今已改為淮海中路）很近，母親常帶我去那裡買西式點心給我解饞，我們也因此見識到猶太人的生活情趣。

我常會指著路過的洋人問媽媽，他們頭上為什麼總帶著那麼小的帽子？長大後逐漸了解，當時母親對外國人頭上的小帽子也可能一無所知，所以對我幼時的好奇，也就隨意搪塞過去了。稍懂事後有了和猶太人的接觸，方知這是猶太人非常重要的一種頭飾，是男士們的必須。它的中文翻譯名稱是「基帕」 (Kippah)，是一種對待上帝敬畏和懼怕的象徵，因為頭上有天，人絕對不可以用光頭應對上天，所以就這樣出現了頭戴小白帽的代代相傳。

猶太人對天的敬畏，頗似中國人的傳統，早在三千年前，中華民族就已經形成崇拜敬畏天的思想傳統。所以我們經常看到歷史上將天奉為「天神」或是「天帝」，視天為主宰大地一切至高無上的力量。

在平凡人的心目中，天是崇尚善行，教導人類在處事為人方面必須要修正，賦予人類的是寬容和憐惜；製造了一個安祥的生存環境，作為人類安生立命的場所，從而使人對天產生感恩之心。

這種相互理解，彼此依存的自然哲學，造成了中華民族千古不變的天人合一生活習俗，也由此衍生出人與自然與生俱來相互依賴的傳統思維。

迄今為止，中華民族對天的敬畏最具代表性的歷史建築，就是已經有近六百年的北京天壇。然而如要從猶太人從宗教方面對天的詮釋，兩個不同文化傳統的理解就形成了南轅北轍。

許多人每一提起猶太人，立即會連帶出現一個問號？為什麼在過去兩千年裡，居然成為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如要從他們開山始祖裡去尋找根源，那就是一部地球上極其不幸的歷史演變。他們先祖的誕生，就是神與人之間的鬥爭摩擦，就成了猶太人必然經歷局外人無法想像的磨難。

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對猶太人上世紀流亡到中國的歷史產生了粗淺的興趣。我在1979年到上海外國語學院任教的時候，充分利用有限的週末或是假期到上海各地去尋找童年的回憶。

猶太教的七燈燭臺，象徵上天七個工作及休息日子的安排。（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外灘的「和平飯店」就是我經常光臨的場所，目的只是去喝一杯較為夠水準的咖啡。當時飯店裡還有一組在戰爭年代演出了數十載的爵士音樂隊，在1980年由七位倖存年逾75歲老音樂師組成，繼續在該飯店爵士吧緬懷過去在猶太人經營下的光輝。

在和上海人交談時，經常會聽到當地人對過去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思念和追憶。其中最多的就是對三位幾乎壟斷上海經濟命脈猶太人的懷念，這使我不由自主地將上海人經商的精明，和猶太人商業頭腦之間劃下一道等號。

這三位猶太人的祖先都是居住在巴格達的猶太後裔，隨著英國的發展，遷居到印度孟買，再到達上海開拓他們的商業發展。和平飯店的主人維克多爾.沙遜 (Victor Sasssoon 1881-1961)，看中了外灘1908年建成高三十米的「匯中飯店」，也就是現在的「和平飯店」南樓，在他的慘淡經營下，於1929年建成高 77米的北樓「華懋飯店」（英文名稱為Cathay Hotel），也是當時尊稱為「沙遜大廈」的上海地標建築，成為沙遜的辦公總部。

哈同 (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是在1873年抵達上海的，最初也是口袋羞澀，經過不懈的努力，在上海的地產業中嶄露頭角，開闢了自己的「哈同洋行」，後來加入「沙遜洋行」。

至於伊利士.嘉道理 (Ellis Kadoorie 1865-1922) 也是在上海發展成為當地的另一個猶太富商，1924年他在上海興建了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式花園住宅，當時該豪宅中經常是冠蓋雲集，成為侵略中國殖民主義者的集會場所。

大陸解放後，三位猶太人巨賈的所有財產盡被收歸公有，位在今天上海延安西路64號的嘉道理宮殿式的豪宅，成為中國福利會上海少年宮的會址。

我第一次去參觀的時候，應該是在八十年代初，當時並沒有人給我介紹整棟建築的歷史背景。稍後在1984年，美國白宮安排我，陪同當時美國總統雷根夫人南茜訪問少年宮時再度涉足該建築，才了解到它的歷史滄桑。上海小朋友為雷根夫人南茜準備的一台表演，在大禮堂進行，這個大廳是當年嘉道理私宅的舞廳，可容納八百位賓客同時翩翩起舞。

從沙遜的外灘南北兩棟辦公大樓兼飯店的地標式建築，到嘉道理的私宅，以及佔據了整條南京東路一半的產業，就是這三位猶太人的半壁江山，按情理他們對在中國發橫財的獲得應該有所滿足。

在諸多的歷史資料中可以找到，因為他們從事慈善事業而受到表揚和尊敬。諷刺的是，他們加入了英國人向中國販賣鴉片的勾當，卻沒有任何譴責的紀錄。

當猶太人在歐洲受到納粹無情大屠殺的時候，中國的駐維也納外交官何鳳山先生（1901-1997），對受難的猶太人伸出了正義的救援之手。

何鳳山當時是在維也納擔任總領事外交職務，奧地利已經被納粹佔領，當地的猶太人如要避免被關入集中營，就必須獲得任何一國的簽證。向來以民主自居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三十多國都用各種不同的理由予以拒簽。

何鳳山總領事出於正義救人的信念，從1938年到1940年5月期間，給沈浸在恐怖痛苦中的猶太人施以援手。（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何鳳山總領事出於正義救人的信念，從1938年到1940年5月期間，給沈浸在恐怖痛苦中的猶太人施以援手。由於戰爭期間的紀錄都殘缺不全難以統計，至今沒有完整的數字來說明何鳳山當時給猶太人共簽發了多少簽證，只是歷史記載著當時移居上海的猶太人共有三萬人之多。

由於何鳳山的義舉觸怒了納粹，於是他們借中國總領事館的館址為猶太人的財產作為理由予以沒收。而另一邊廂國民政府又因為何鳳山沒有遵從大使的指令，違法為猶太人辦理簽證作為理由，拒絕撥款給總領事館另闢館址。

無奈之下，何鳳山只得自掏腰包，在維也納約翰內斯巷租賃一套公寓房作為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的館址，一直到何鳳山離任為止。在猶太人的心目中，能獲得一份簽證就是一條生命的重生。所以當時對猶太人獲得中國簽證後，稱其為「生命簽證」。

為了此事，何鳳山於1939年回國後，外交部不僅沒有給予嘉獎，反而在四月給予記過的處分。所幸後來何鳳山繼續他的外交生涯，其中1958年外交部任命他為駐墨西哥大使，接替離任的劉師舜大使。

但是在出任駐哥倫比亞大使期間，受到使館內的館員誣陷，事件僅僅是一筆300美元的公款，被指控虛報圖利，因此而慘遭離職退休，並且剝奪其享受終身俸祿的資格。

事隔多年，何鳳山大使在奧地利默默地忍辱負重，幫助成千上萬猶太人脫離納粹魔掌獲得新生的信息被透露了出來，才令世界得悉這位義薄雲天的中國外交官，面對納粹魔鬼，仍大義凜然地協助猶太人的義舉。

以色列政府在2000年給何鳳山授予「國際義人」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最高榮譽。因為何鳳山已經故世，由他女兒代為接受了這份殊榮。

令人唏噓的是，猶太人不但政府給予了何鳳山最高榮譽，戰爭時代受到其協助的猶太人一直以感恩之情來讚頌何鳳山無私的義舉。然而在國民黨方面，卻對這位為國家爭取榮譽的外交官不僅沒有任何的表揚，還用「記過」的方式來懲治一位盡心盡力的外交官。

更令人不齒的是，國民黨一貫的醬缸文化，始終不渝地用在諸多外交官身上。先後擔任墨西哥大使的劉師舜和何鳳山大使，以及駐義大利大使于焌吉，都是遭到使館內部的官員誣陷，不僅被迫退休，連同其應得的終身俸都被剝奪。

在上海發跡的三位猶太人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從一無所有的窮光蛋，一躍為富可敵國的財閥，足以證明盛傳猶太人有天生俱來的生意頭腦一點都不假。更重要的是在那個複雜又多變的「十里洋場」裡，機會都在殖民主義的掌控中。

值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猶太人在經歷了兩千年的顛沛流離，沒有國家的痛苦環境中掙扎求生，養成了他們紮實的團結精神。

記得我在西班牙求學時代，馬德里的主要商業區，可以看到兢兢業業的猶太人在那裡埋首苦幹。我生活的公寓樓中，就有一個猶太人的鄰居，非常謙和。經認識後，從他們那裡了解到，猶太人的社區內，相互幫助支持的力量非常強大。

他們也是在初抵馬德里後，缺乏資本開創事業。猶太社區會主動提供一筆資金，協助同胞發展業務。條件是一年內必須要打好經營的基礎，而且所借貸的資金也必須全數還清，社區就可以用這筆資金繼續支持另一個初臨斯境的年輕人。

有了這樣的團結精神，就不難看出戰爭年代造就了上海猶太三大鉅子獲得飛黃騰達成功的動力。而哈同和嘉道理能投奔沙遜麾下，就展現出因團結而凝固出的無窮力量。這團結一致守望相助的精神，是中國人望塵莫及的。

記得在1980年代，為了籌劃邀請中國鐵道部雜技團到北美洲作巡迴演出，我邀請了溫哥華一家廣告公司一同到北京拍攝電視宣傳廣告。溫哥華的廣告公司是紐約公司的分支機構，所以他建議邀請總公司的攝影師同行，我同意了。在飛往北京的航程中，認識了這位胖嘟嘟的攝影師。

他是猶太人後裔，頭上還戴著小基帕，展示著猶太人身分的自豪感。我們是坐在經濟艙的第一排，因為他體型巨大，一個人需要兩個座位還不時難以轉身。因此在飛行途中，我們其中一個就必須犧牲旅途上的睡眠。為此我們就打開話匣子天花亂墜地閒聊。

無意間我們談起了世界的經濟狀況，因為我是在上海出生的，所以就引起了這位名字叫大衛的猶太人極大的興致。也不知怎麼突然話題又轉到蘇格蘭人、猶太人和上海人經商的精明和算計。我也即興地說：「也許有一天一個中國上海人，一個猶太人，加上一個蘇格蘭人，就可以控制整個世界的經濟命脈了。」

我剛說完，即引起機艙裡哄堂大笑，因爲時至午夜，我們不經心的放肆，引起了隔座旅客的噓聲，才停止了我們的「國際經濟座談」！

實際上我在和妻子到訪以色列時，還真領教了猶太人精打細算的「生意經」。我和妻子是在2013年10月26日，從羅馬附近的港口登上義大利郵輪出發到土耳其、塞浦路斯、希臘等國暢遊，中間有兩天在以色列的海法 (Haifa) 停靠兩天，所以我們有足夠時間前往耶路撒冷等聖城參拜。

以色列的管制非常嚴格，外國旅客必須要參加旅遊團方能登岸。無奈之下，我們只得從郵輪上參加了前往耶路撒冷及伯利恆的一日遊。

這是一個宗教、政治及軍事極其複雜的地區，若是對當地的宗教背景一無所知，那參觀時肯定會產生莫名所以的感覺。身為天主教徒，我和妻子就帶著冷靜的思維參加了活動。帶領整車旅客的以色列導遊，是一位年近知天命的男士。

我們在上午六時半啟程，全部行程總共需要十三個小時，直到晚上七時半才回船。往返的路程各需要三小時，佔去了整個行程一半的時間，真正參觀的時間也只剩下六小時。於是在這兩個具有兩千年歷史的聖城，也就只能抱著「走馬看花」的心情去「聊勝於無」地領略一番了。

導遊一上車就向全體旅客自我介紹，隨即用帶有誇大的言詞，向旅客們介紹了以色列。由於旅程很長，大家一開始就是儘量爭取時間透過車窗，瀏覽窗外的風光。

作者夫婦在耶路撒冷哭牆廣場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公路的路況非常先進，而且沿途景色宜人，只一瞬間三小時就過去了。我們抵達耶路撒冷後，只能跟著導遊的快速腳步，以蜻蜓點水的方式，穿梭在基督教、猶太教和穆斯林信仰的不同宗教場合，用「本人到此一遊」的本能，選擇其中的重點作腳步的停留。

導遊給我們在西牆安排了較長時間的停留，這裡也就是猶太人稱之為「哭牆」的地方。我停足佇立在那裡，觀賞著以色列的信徒們面向牆壁，手執經文，在那裡虔誠地誦經祈禱，使我勾起對佛教寺廟內和尚誦經的場景。不期然地思考著，今天的佛教寺廟也好，猶太教的哭牆也好，過往的虔誠祈禱信仰已經被太多的商業利益所掩蓋。

導遊給我們分發了進入殿堂的參觀券，按照男女有別的規定，入口分佈在殿堂的兩邊。不由得令我想起在中東地區的杜拜，搭乘地鐵時，有專門為婦女和兒童設置的車廂。我和妻子在旅途中沒有注意到，就上了一節車廂。等車開啟後，妻子用眼神向車廂內的一個告示望了下，我一看，原來這是專為婦女設置的車廂。

我頓時感到萬般的尷尬，並仔細地看了車廂告示，原來這車廂中間鋪設了一條線一分為二，一半是專為婦女設置的，另外一半男女乘客皆可。我立即走向車廂的另一邊，妻子看到後對我做了個鬼臉。

地鐵在快速地行駛著，我注意到，在婦女專列那邊，居然有幾位男士，在那裡毫無顧忌地從容交談，還時不時地用眼神盯著車廂裡的女士。看上去是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他們那帶有色瞇瞇的神情，給同車廂裡的女乘客臉上佈滿了尷尬和無奈！

我們在下車後注意到，原來在月台邊緣地上，有英語和阿拉伯語非常醒目的紅色提示：「閣下已進入婦女及兒童的專用車廂」。

我也想起在印度旅行時，去參觀廟宇或是王宮遺跡景點時，外國旅客不僅要支付超越數倍於本地公民入場券的費用，男女旅客必須分開從不同的入口進場。

耶路撒冷「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的確讓我有意想不到的突然，也許這是民族文化的傳統習性，但是否帶有對女性的歧視就不得而知。

這是杜拜地鐵月臺地面上的標示，註明該節車廂是婦女及兒童的專用。（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當我們進入一條狹長的街道時，路兩邊鱗比櫛次的小商戶的擁擠和雜亂令人眼花撩亂，從經營商戶的口音及操作的語言可以想像他們來自五湖四海的複雜背景。我和妻子對那些旅遊產品只讓眼睛享受一番，倒是導遊一句話引起了我的好奇。

他在一個有石柱的牆角邊停了下來，指著牆上的一個手印對我們語重心長地敘述著，那是耶穌的手印，是耶穌背著十字架步行前往受刑時，因為太睏累，於是在這裡停留腳步，一隻手支撐在牆上稍為喘息片刻，而留下這個千古不變的手印。

旁邊還有一支十字架，周邊共有四個小十字架，代表著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時釘他手腳的四個釘子。

對他龍飛鳳舞般的描述，除了我和妻子面面相覷做了個無奈的表情之外，原來的好奇瞬間消失殆盡。我只能用自己的信仰，相信他生活在聖城裡的不容易，既然是耶穌受難前經過的聖城，那麼在接待來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們，就必須要至少維繫最基本的宗教倫理道德態度。對耶穌這樣的描述，究竟是對宗教聖地的崇敬或是褻瀆，我得不出合適的答案。

唯一不變的道理，就是這個有著兩千年的基督聖地，如今已淪為政治角力和旅遊產品的推銷場所。

在結束匆忙的耶路撒冷巡禮後，我們期待的是前往巴勒斯坦控制下但更為莊嚴的伯利恆，一睹其真實面貌。導遊在車上和我們道別前，特別提醒我們在進入巴勒斯坦之前，到以色列的旅遊產品商店購買紀念品。

他極其認真地介紹了以色列經濟的蓬勃發展，出售旅遊產品也是幫助提高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水平。他特別強調以色列的旅遊產品質量一流，進入巴勒斯坦後就再也無法買到類似的紀念品了。

說完後我們魚貫下車，在進入巴勒斯坦區域的關口，一家以色列商人開設的旅遊商品店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必須穿過這家店鋪才能到達關口。無奈之下，只得佯裝成對產品的高度興趣。我們在店裡轉了一圈，基本上都是東正教的聖母像，天主教的《聖母經》念珠，及猶太教的微型七燈燭台等宗教產品。

我在妻子耳畔輕聲告知，進入巴勒斯坦後，肯定有相同的產品，而且我敢打賭，那邊的價格比這裡更為低廉。

穿過檢查哨站，我們進入了伯利恆聖地，映入眼簾的是貧窮和落後一直在侵襲著巴勒斯坦人的心緒。街頭沒有任何的繁華，當地人擁有的只是僅能糊口的基本要求。

街頭到處是出售旅遊產品的小販，他們出售的紀念品和一牆之隔的以色列旅遊商品店內的展示沒有任何的差別。所不同的是一邊是帶有空調設備的店鋪，而另一邊則是街邊的小販而已。至於價格果如我所預測，只有以色列那邊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在街道上我們遇見兩位值勤的警察，我上前詢問是否可以和他們合影留念，他們非常親切地應允，還認真地整束了一下制服，和我一同拍了照。遺憾的是這張珍貴的照片，在北京生活時，家中遭到宵小光顧，將我的數碼相機竊走，存留在機內的照片也從此無影無蹤。

我們繼續進入聖誕教堂參拜，這座建造在馬槽廣場的古老教堂，相傳是耶穌出生的馬槽原址。教堂的地下室裡，就保留著原來耶穌誕生的馬槽。現在這座為全球億萬基督徒嚮往的聖地，由巴勒斯坦管理，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也是巴勒斯坦擁有的第一座世界文化遺產。

可悲的是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就是為了將人類從萬劫不復的困境中拯救出來，他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人類的幸福。然而今天的巴勒斯坦，又是否曾意識到，和貌似兄弟的猶太人始終在水火不相容的境遇中針鋒相對。

因為受到時間的限制，無法實現一睹我一直嚮往的以色列基布茲農場 (Kibbutz) 。這被人形容為以色列的公社，或者稱為共產主義意識發展的「烏托邦」，是以色列特有的產物，我稱其為以色列式的「新疆建設兵團」。

它是由年輕人在沼澤地或者是荒漠中用自己的雙手建立起的一塊綠色樂園。第一個「基布茲」是1909年錫安主義 (Tsiyonut) 組織“Yishuv”中的12位（10男2女）成員，在以色列土地北部的加利利湖畔沼澤地帶建立的，取名為「德加尼亞」 (Degania)，希伯來語為「穀物」的意思。它代表著猶太居民在自己土地上建立起獨有的生活方式，其中包含著極端的「猶太家園」色彩和行為。

我將其和中國新疆兵團建立的墾荒精神相提並論，是因為他們都具有強烈的共產主義思維，而且擁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時至今日，以色列的「基布茲」，仍然被認為是1948年復國之前生活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猶太居民，反映出強烈的國家主義。

今天的新疆建設兵團用了七十年的時間，將新疆自治區從一個荒漠之地轉變成為一個堅實的經濟體，而以色列的「基布茲」也是在猶太居民的不懈努力下，今天，其農產品佔了全國生產量的三分之一，他們開創的沙漠灌溉系統也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寶貴借鏡，同時它的食品生產及一些輕工業品，也早已成為以色列的經濟作物。

由於以色列「基布茲」和新疆建設兵團在發展共同點上，反映的強烈民族思維及復國精神，使我想起1970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深造的時候，從圖書館中找到一本有關猶太人在中國的歷史研究巨作，共兩大冊。

書中描述了早在北宋時代，猶太人就已經從巴格達、印度輾轉到中國的西北部伊斯蘭教地區而進入到河南開封，在那裡落地生根。這些在開封落戶的猶太人，經歷了歷史的變遷，都採用了中國的姓氏，共有趙、李、艾、石、白、金、高、張和章等十七個漢姓，都是按照希伯來文姓氏的拼音而改為中國姓氏。

北宋時代從巴格達到達開封的猶太人幾乎都是難民，從公元一世紀開始，猶太人就一直受到外族的欺凌壓迫，四處流浪，對猶太人在地球上不受歡迎的原因傳說不一。

也許他們與生俱來的斤斤計較思維，引起商業界別的不滿，實際上最大的問題應該從宗教方面探討。猶太人從始祖開始，就一直是人與神之間的矛盾。直到猶大向羅馬官吏密報耶穌行蹤而加以逮捕，並釘上十字架。在兩千年的歷史潮流中，許多有基督信仰的人士，對殘害耶穌的猶太人一直視為罪大惡極的元兇。

我曾在西班牙、義大利和法國等地參觀過猶太人聚集生活的地方，他們幾乎都被看成是人類中間的異類，使他們完全陷於顛沛流離、歧視甚至殘害的處境中。

西班牙在1492年發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是統治了西班牙七個多世紀（公元711-1492）的摩爾人，最後一個格蘭納達王朝覆滅，另一個就是猶太人被信奉天主教國王下令驅逐出境。並且沒收他們的所有財產，猶太人被迫流離失所而遷移到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堡。

反之自北宋遷移到開封的巴格達猶太人難民，受到朝廷的聖恩在當地落戶，而且允許他們尊奉自己的宗教，並且在中國經商。經歷了數百年的歷史變化，猶太人漸漸地融入中華文化，直到完全被中華民族同化，改換成中國的姓氏。漸漸地，開封猶太人也逐漸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認同感，以及對猶太教的信仰。

在結束多倫多大學的研究院學業後，我和妻子遷居到西海岸溫哥華城市，開始執教，工作中認識了當地猶太人區一份名為《溫哥華西區猶太人公報》 (Jewish Western Bulletin Vancouver) 的總編輯山姆.克普倫 (Samuel Kaplan) 先生。他在和我交談時，提及猶太人在中國受到禮遇的歷史，我也藉機告訴他在多倫多閱讀到有關猶太人在一千年前遷移到開封的歷史。他非常興奮地說，有機會一定要去開封作實地了解。

大約在一個月之後，他來找我，希望我能協助他安排到開封的行程。我被他的認真態度所感動，最終給他籌劃了一個兩週的行程。當時從北京到開封的航線闕如，所以他和夫人同意從北京搭乘火車去開封。

結束了開封之行回到溫哥華後，他和夫人邀請我夫婦到他們家共進晚餐，他想用較多的時間和我夫婦共享開封行程的收穫。我們也在他家第一次享受到最典型的猶太晚餐。席間他和夫人興致高昂地給我們細緻地講述在當地參觀猶太會堂遺跡，以及採訪了好幾位仍舊生活在開封的猶太後裔。

他風趣地給我們描述了從北京到開封二十七個小時的火車行程，我估計他們是搭乘了當時還在使用的蒸氣火車機頭牽引的綠皮火車，可以想像其速度之慢到了什麼程度，但克普倫先生認為那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旅程。

他們在開封期間，與其說是和自己同胞會晤，還不如認為和中國人交流更為合適。因為他接觸到的猶太後裔，是已經經過了數百年的同化而形成的典型中國人，一絲猶太人的痕跡都找不到。

後來他在自己經營的報刊上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而且陸續地寄給我，從他的描述中，可以體會到他對開封猶太人後裔的深厚民族感情。

受到了他的啟發，我和妻子也曾經專程去過一次開封。在當地管理部門的協助下，我們進入到已經是殘壁斷垣的猶太會堂。除了一些留在牆上斑駁不清的圖案和文字之外，已經沒有了任何清晰的歷史遺跡。

我們途經第四人民醫院時，陪同人員告知，裡面有一口井，相傳為猶太人在當地用作生活所需的取水來源，我們走近探視，發現該井早已枯竭。若干年後，有人相告，這口有歷史淵源的枯井已被填埋而不知所蹤了。

我們曾拜訪一家已經被同化的猶太人後裔家庭，那是一座隱蔽在巷弄死角裡的小宅，而且已經破爛不堪，狹窄的小巷佈滿了污水，地面上墊了些石頭作為過往踏腳之用。在進入他們的私宅前，我注意到門首邊釘著一塊頗有歷史痕跡的牌額，不由佇足觀望，陪同人員見狀立即解釋稱，這是歷史上朝廷對生活在當地猶太人的認同紀錄。

由於無法考證其真偽，我也就只能抱著「信不信由你」的心態，接受了他的敘述。進去後，迎接我們的是一位看上去已是古稀之年的婦人，還有一位約莫三十左右的女士，經過介紹那是祖孫兩代。

見到我夫婦，立刻引起了他們的談興，滔滔不絕地向我們敘述著他們的猶太背景，還取出一本古老的經書，來證明他們的信仰。

有趣的是從我們一進入屋子，他們就一直展示自己是猶太人的後裔，而且還透露他們已經和以色列有關部門取得聯繫，話語中暗示他們有回到「祖國」去的深切願望。對他們的敘述，除了「洗耳恭聽」，我們也只能有點頭表示贊同的份兒。

結束了我們的探秘行程，我一直被這家猶太後裔的「回國」意象所困惑。究竟他們執著去以色列的動機是因為宗教的信仰，或是民族主義的驅使，還只是為了追求出國的夢想。

開封博物館中儲存的猶太教會堂模型。（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經歷了千年的同化，他們的外型早已失去猶太人的特徵，語言的隔閡，又如何重新融入猶太民族的大熔爐中？生活的習俗是否能完全再度脫胎換骨？更有甚者，猶太國在苦難的時候，得到何鳳山伸出援手，其慈悲之情猶如菩薩心腸，那麼今天的以色列又是否會向「落魄」在開封的後裔施以投桃報李的情懷？我沈思良久，卻找不出一個合理的答案。

從幼年在上海的猶太人鄰居，到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協助成千上萬猶太難民移居到上海重獲生機，在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的猶太人定居點裡看到猶太人沒有國家的蛛絲馬跡。歷史上對猶太人的驅趕殘殺，以及猶太人從始祖開始的兄弟鬩牆，神與人之間的矛盾，以至於將自己的同胞骨肉「耶穌」送上祭台，導致兩千年來猶太人在地球上顛沛流離，居無定所，成為世上唯一沒有國家的民族！

1948年復國後，似乎另一條「與鄰為壑」的鴻溝若隱若現。歷史上和巴勒斯坦曾經存在過的兄弟之情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兵戎相見。那麼生活在開封已經被華夏同化的猶太人後裔，對自己的「祖國」依存的幻想能成為事實嗎？

就是因為以色列退隱的總理，曾經到中國有過「感恩」的表達，傳到上海一些人的腦海中，就難免出現飄飄欲仙的感覺。於是對在那裡發跡而掌控中國經濟命脈的三位猶太商人，仍然抱有膜拜頂禮的「寬容」姿態。就是因為他們曾在當地「捐資助學」等善舉，竟然忘卻了他們的發跡，原是來自毒害千百萬中國人生命的販賣鴉片醜惡嘴臉。

頭腦清醒的人都會理解，他們的慈善捐助，與興建會堂、廟宇的奉獻相比，只是「滄海一粟」，其捐助的目的也無非是用來遮掩其低俗的罪行。

猶太人似乎在復國之後，一心埋首於自己的利益，卻忘記了兩千年來的無盡苦難。理應用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信念來塑造永恆的平安。然而近來發生的國際政治，不由令人對猶太民族擔憂。

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Netanyahu) 宣布，將在戈蘭高地用現任美國總統名字為新建猶太人定居小區命名。就是這位總理，要將其國都從特拉維夫遷移到素有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相互理解容忍的耶路撒冷，而第一個將大使館遷到聖城的國家也是美國。以色列和美國的相互依存，至少在目前是佔盡優勢，然而中國人「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至理名言，是否會再度壓在智慧高超的猶太民族頭上？

美國因為警察將一名非裔黑人用跪頸酷刑而導致該男子死亡，不但引起全國抗議行動，還衍生到歐洲及亞洲等國家支持此一抗議行動，並譴責美國警察濫用職權。

2020年5月7日英國布里斯多城 (Bristol) 在支持美國抗議行動時，將當地歷史上一位商人及政治人物愛德華.克爾斯頓 (Edward Colston 1636-1721) 豎立在城市的雕像拉倒，並扔進了河裡。

克爾斯頓是英國歷史上的富商，他在1680年時代曾經在非洲和拍檔設立公司作進出口，但是他致富的重要來源卻是販賣黑奴。從1680到1692年期間，經他手中販賣的黑奴，包括成年男女及兒童達84000人之多，其中有近19000名在運輸途中死亡。

布里斯多市始終視他為當地成功的商人及慈善家，是因為他不僅在商業上大放異彩，而且還為當地捐資興學。所以在當地，有學校、重要街道、廣場，甚至著名的糕餅都用他的名字命名。

他的雕塑是在1843-1846年完成，豎立在布里斯多的重要廣場。5月7日憤怒的抗議群眾，將這座有逾百年的雕塑拉倒，並扔進河中，就是因為他在生之時的種族歧視，將非裔作為商品販賣而獲利。

從種族歧視而獲得的利益中，他取出一些來建立學校，換取自身的榮耀。豈知經過了百年後，終於有人站了出來，為受盡剝削磨難的非裔主持了公道。

我用這個英國歷史上的事蹟，來印證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英國經印度而到達上海的三位猶太富商，雖然他們的經商內容和克爾斯頓不一樣，但是用販賣鴉片來毒害中國人，其惡劣行為和布爾斯頓並無二致。

開封博物館中明代石碑紀錄著猶太人的故事。（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開封的猶太人後裔，日思夜想地希望遠在天邊的「祖國」伸出援手，在現實的以色列無異是個「白日夢」，三位猶太鉅富的後裔，仍然活躍在香港的商界，享受著他們的富貴榮華。上海猶太人留下的會堂、建築，是否又得到這三位富商後裔的些微「善舉」？

我曾在羅馬、馬賽、馬德里等地參觀過猶太人的會堂，顯然這些在戰爭後的重建，無非是要展現猶太民族的復國權勢和經濟的強勁。中國人對猶太民族的善行，只能看成是過眼雲煙。

以色列要在中東地區存在，就必須得到美國的支撐，因為旅居新大陸的猶太人和美國之間的齒唇相依勝過任何的關係。幾個中國和以色列的合作關係，也都是在美國臺下的否定而終止。

這也是無可厚非的現實，因為他們還需要站穩腳跟，在阿拉伯國家虎視眈眈的眼皮下舒暢地呼吸。種種的「不得已」也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了。

但我還是對基布茲有所渴望，期待的是每年從以色列基布茲運來的西柚和柿子。這兩種水果是我的最愛，而能在缺水的沙漠中健康成長的尤其甜美，這是以色列「公社」的貢獻，也是我們的口福。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猶太人在上海的身份證。（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