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喻戶曉聞名世界的印尼炒飯。(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到東南亞旅行,最大的享受就是當地的小吃,但也要防止燒喉嚨的辣椒。
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我第一次到泰國旅行。在曼谷欣賞當地廟宇王宮的節目後,感受到當地氣溫太高,於是想前往泰國人夏日度假避暑的清邁。原本計劃搭乘飛機,可就在那一個月,先後掉了兩架飛機,弄得心情七上八下。旅行社建議我搭乘火車。但是從曼谷到清邁690公里的路程,火車要行駛十五個小時。
在沒有任何選擇的條件下,我最終決定試一下泰國蝸牛式的「特快車」。傍晚上了火車,車上的工作人員帶我到頭等車廂,是一個四人座的包廂,裡面的裝飾確實讓我嚇了一跳。所謂的「頭等車廂」實際上就是沒有任何佈置的木板座位,硬邦邦的,我不敢想如何支撐十五個小時的顛簸。
好在頭等車廂裡只有我一個旅客,沒人打擾,我獨自臨窗欣賞外面的樹林風光。火車的行駛速度有如台灣阿里山的觀光火車。不一會,沈悶的旅程和慢條斯理的行駛速度,就如同安眠藥般地引我進入夢鄉。
從曼谷到清邁690公里的路程,火車要行駛十五個小時。(圖/翻攝自網路)
不知過了多久,被車上服務員叫醒,他給我送上一份菜單,也只是非常簡單而粗糙的單頁,他用令我似懂非懂的英語,給我介紹了菜單上的菜餚。
我將菜單反覆看了好幾遍,卻不知點什麼菜?菜單上每一道菜的解釋都是模稜兩可,看不出哪些菜裡有辣椒,哪些菜不辣。問了服務員好幾次,得到的答覆只是搖搖頭,或是泰國人獨有的笑容。
我只得用手指在菜單上點了一道有蝦仁的菜。他微笑地離開。沒有多久,他將菜送上,盤子裡只有一把小湯匙,連刀叉也沒有。等他離開後,我望著碗裡紅色的濃湯,心裏不免嘀咕,這道菜肯定會很辣。既然已經送來了,只能勉強先試一下。
我用小湯匙將湯往嘴裡送,那如火燒般的辣令我合不攏嘴,因為沒有餐巾紙,我只能將嘴裡剩餘的湯水吐到窗外,並立即按鈴請服務員給我送上一大瓶啤酒。用啤酒漱了口,但嘴裡辣的感覺很久都沒有散去。
泰式牛肉炒飯。(圖/翻攝自網路)
服務員看到我的神情也不由哈哈地笑了起來,還用不成句的英語對我說,這道菜對泰國人而言,一點辣味都沒有。我也沒心情和他抬槓,就要他給我另外點一份牛肉炒飯。
過了一會,他將牛肉炒飯送上來,香味撲鼻,我吃了第一口,夾在飯粒中的牛肉丁,猶如皮鞋底一樣硬,我只得用飯匙在盤裡挑出那些被醬油混得黑漆漆的飯粒,再喝了半瓶啤酒,就打發了我在泰國頭等火車廂裡首次享用的「盛宴」。
事隔多年,這一令我哭笑不得的經驗,是我所有的旅遊記憶中難以忘懷的。它成為我日後重臨泰國時,必然會自動出現對辣椒的警覺。每到餐廳點菜,就會很自然而且小心翼翼地向服務人員打破沙鍋問到底。
那時候所有的泰國餐館裡,每張餐桌上都會擺設兩個玻璃茶杯,一個插著生青蔥,另一個則盛著一支支新鮮辣椒。我環顧四週,只見每張餐桌上的本地食客,都會從玻璃杯裡取出整支辣椒放在嘴裡,悠然自得地嚼著。
馬來西亞沙茶牛肉串。(圖/翻攝自網路)
也不知從何時開始,泰國餐廳的餐桌上,這兩個「傳統」的玻璃杯都已經消聲匿跡。也許當地人開始欣賞美國人的「垃圾食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又酸又甜的西紅柿醬。
說實話,我對泰國青澀的辣味一點興趣都沒有,它無法和 中國烹調的「色香味」三要訣相匹配。可是到了南海諸國,就必須要有隨時被辣味調侃的心理準備。
我曾經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參加一個國際旅遊會議,香格里拉集團舉行了一場沙灘上的酒會,招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商。在酒會中,馬來西亞一家旅行社的女主人,很熱情地為我遞上一盤沙茶牛肉串。我禮貌性地試了一下,只覺得香料加辣味的刺激,讓我無法掩飾催淚彈攻擊般的窘態,眼淚鼻涕流個不停。
那位好心的女主人看到我的神態,想笑又恐失禮,只是禮貌地問了我是否吃不慣。我告知這沙茶牛肉串太辣了。她聽後才哈哈大笑了出來,並簡單地告訴我:「沙茶一點都不辣」。
我只能半開玩笑地作答:「如果你們馬來西亞人說不辣,那我的直接反應就應該是非常辣,如果你們說有一點辣,對我就是爆炸性的轟炸了。」
為避免再次出現尷尬場面,整個晚上我沒有膽量再作其他的嘗試,等離開酒會後,我獨自到飯店餐廳裡,吃了一頓清淡的晚餐。
可能是地域和氣候的關係,或是烹調的方式差異,南海諸國的辣椒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那淡淡的辣味,對一個無法接受辣椒的食客,就是直衝腦門的折磨。
新加坡肉骨頭湯。(圖/翻攝自網路)
但當地也不乏鮮美的烹飪。如越南的牛肉米粉,如今已經是聞名全球。新加坡的肉骨頭湯,更是人見人愛的飲食。還有泰國的清蒸海鱸,可以說是價廉物美的上選。
在印度尼西亞,我就愛上了既簡單又上口的「炒飯」,印度尼西亞稱之為Nasi Goreng,雖然口味較重,仍脫不了中國烹調的影響。傳說最早從中國移民遷到當地後,炒飯就是他們的主食。經過年復一年的發展,中國人的炒飯就逐漸融入到印度尼西亞的飲食習慣中了。
這讓我想起,在南美洲秘魯旅遊時,看到街頭小巷中的中餐館門首,一定有一個西班牙字 (Chifa),或是 (Chaufa)。兩個字都是採用了廣東話的諧音「食飯」和「炒飯」。日子一久,就成了中餐館的代名詞。
諸如此類的文字,在秘魯的中餐館裡非常常見,如生薑在當地西班牙文中已經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廣東發音名詞 (Kion)。我在秘魯旅行時,特地到當地人經營的餐館嚐試了一份「蛋炒飯」,因為使用了中國醬油,味道和中國人炒出來的沒有什麼不同。
秘魯的中餐館門口,最上面的西班牙文(Chifa)就是「吃飯」的意思。(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對印尼或是秘魯的炒飯,都視作是異國文化融合的傑作,這裡面沒有武力的侵佔,也沒有殖民的意圖;所展現的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共同享用著可口的 「佳餚」。它簡單卻含有永恆的魅力,更是通過一粒粒的稻米,結合成持之以恆的異族「親情」。
印度尼西亞的炒飯,當地人一致認為是一道製作上非常複雜的菜餚,經過經年累月的發展,印度尼西亞炒飯,如今已經成為全球五星級大飯店內餐廳的名菜了。
與中國大江南北的各式炒飯相較,印度尼西亞的炒飯,和中國的揚州炒飯從內容到味道最為接近。揚州炒飯裡配置的有肉丁蝦仁,各種蔬菜丁,也有加些臘腸的。
印度尼西亞的炒飯,基本上是將雞肉、胡蘿蔔、土豆、紅蔥等配料切成丁,然後加青豆及蒜頭和乾蝦或用鮮蝦,再配以蝦膏或魚露,還有黃薑粉、甜醬油等佐料。
在端上桌前,再煎一個單面煎熟的雞蛋放在炒飯上面,旁邊放幾片蝦片,還配有一支或兩支沙茶牛肉串。
整盤炒飯色澤比較深,但味道適中。一般印尼人在炒飯中都要加辣椒,但當地為了迎合國際旅客或是在全球星級飯店中供應的炒飯,基本上都將辣椒醬單獨放在一個小碟子裡,供食客選用。
多年前,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我第一次嚐過印度尼西亞炒飯後,即愛上了這道極為誘人的餐食。但在後來的旅程中,始終未能讓我的味蕾獲得滿足感。直到有一次在郵輪上用餐的時候,為我夫婦餐桌服務的是印度尼西亞人。我突然心血來潮,給他出了個難題,問他是否可以請廚房給我來一份印尼炒飯?
他未置可否,卻寫下我的要求,就直接去了廚房。等我們用畢頭道菜後,在遞上主菜時,我驚奇地看到放在我面前的,是一盤色香味俱全的印度尼西亞炒飯。
印度尼西亞炒飯,如今已經成為全球五星級大飯店內餐廳的名菜了。(圖/翻攝自網路)
他的臉龐上展示出對這盤來自他「祖國」的炒飯所反映出來的無上自豪。而且很禮貌輕聲地對我說:「這盤炒飯是廚房裡一位來自印尼的助手,得到主廚的許可,親手為您做的。」由於味道的純正,我竟然將整盤炒飯吃到見了底,並成為日後久久不能忘記的生活中的小插曲,至今我仍可以用五顆鑽石來評估那一盤印度尼西亞炒飯。
這個南海最大的島國,除了「炒飯」外,該地也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咖啡。但名稱實在不敢恭維,它叫「貓屎咖啡」,印尼語言稱為Kopi Luwak。前一個字 Kopi 為「咖啡」,後一個字 Luwak 就是「椰子貓」的意思。
提起「貓屎咖啡」,就不得不承認,這是拜荷蘭殖民所賜。荷蘭殖民印尼後,一直處心積慮地壓榨當地農民,將稻田改種經濟作物,自1696年引進了阿拉比卡咖啡 (Arabica)後,在當地發展成為大宗出口商品賺取利益。其動機和在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小國殖民地上引進甘蔗製糖如出一轍。
貓屎咖啡是將當地的「椰子貓」,也稱為「麝香貓」的糞便處理而成的,對外人簡直就是天方夜譚。這種動物大部分生長在蘇門答臘及爪哇等幾個島嶼,他們是喜食植物的兩棲動物,尤其喜愛咖啡豆。但是他們在食用了咖啡豆後,咖啡豆並不能消化,在經過胃裡發酵程序後,分解了蛋白質等化學變化,咖啡的苦味就降低了不少。
蘇門答臘島上咖啡林中椰子貓在採食咖啡豆的情景。(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過去當地農民到咖啡林裡撿拾椰子貓排泄出來的糞便,拿回家清洗乾淨,再經過處理,就是至今被公論為世界上最珍貴的咖啡之一。由於年產量約在500公斤左右,市場上每公斤價格高達一千美元上下。
在我還沒有認識貓屎咖啡之前,只從馬來西亞朋友那裡聽聞過不少稀奇古怪的傳記,當地人居然對這種貓屎咖啡上癮,定期搭乘飛機從他居住的城市,飛到印度尼西亞,為的就是滿足喝咖啡的慾望。
2013年,我和妻子為了參觀印度尼西亞的國寶級文化歷史遺產「婆羅浮屠」 (Morobudur),在2月12日從峇里島搭乘印尼航空國內航班飛日惹 (Yogyakarta),這是爪哇島中南部的日惹特區首都,是島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1945年到1949年之間曾經是獨立戰爭時期的首都。它也是蘇丹國的首都,如今城內還有蘇丹家族王宮保存完好,供遊人參觀。
日惹城市最中心地段大街喧鬧繁華。(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日惹城市不大,人口不到四十萬,但城中心的主要街道 Marioboro,幾乎是一條不夜城的鬧市。因為三輪車充斥市區,顯得擁擠而雜亂。我們進入到一座高層的購物商場,冀望能找到當地的特產。
突然一家裝潢很精緻的「貓屎咖啡館」出現在我眼前,就那一瞬間,引起了我一嚐這怪異咖啡的意願。
在嚐遍全世界各地出產的咖啡後,義大利濃咖啡一直是我的首選。美國的咖啡則因為品質關係,早在我的咖啡名單中被排除。這次來到印尼,下定決心,要對風聞已久的貓屎咖啡體驗一下它風靡全球的道理。
站在這家佈置及設備極其豪華的咖啡館前,感覺到它和整個城市面貌有顯著的天淵之別。咖啡的醇香味道直撲而來,於是和妻子進入坐下。一看價目表,立即使我想起維也納的「沙荷咖啡館」(Sacher)。
維也納沙荷咖啡館的入口處。(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那是一家頗有歷史淵源的咖啡館,1832年奧地利的梅特爾尼西王子 (Prince Mitternich) 要求其御用廚師,為他的宴會準備一道有特色的甜點。
因為御用廚師沒有意識到這道甜點的重要性,他的徒弟佛蘭茲.沙荷 (Franz Sacher) 卻不聲不響地製作了一道以杏子果醬為餡的雞蛋鬆糕,裹上幾種不同巧克力混合的外層,得到了王子的嘉許。
佛蘭茲.莎荷發跡後,就在維也納歌劇院旁開設了一家專門接待達官顯貴的酒店,取名為「沙荷大飯店」,裡面設有「沙荷咖啡館」,專出售他親手製作的「沙荷蛋糕」。迄今為止,這家酒店及咖啡館裡面仍然繼承著十九世紀的陳設佈置,包括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燈,牆面及地上的地毯均為傳統的紅色,凡是光臨飯店或是咖啡館的客人,都會不由自主地留戀在19世紀的幻覺中。
由於他們設計的服務是針對來自世界各地的高消費者,巧克力蛋糕不菲的價格已是意料之中,而提供的咖啡,一杯價格在八個歐元。所以與其說到這家咖啡館是品嚐與眾不同的咖啡,還不如視為通過一杯咖啡就可以建立起社會特殊地位的現實感!
當我和妻子進入到「貓屎咖啡館」,看到價格表上列名,一杯咖啡要價是83000印尼盾,約等於7美元(當時美元與印尼盾的兌換率是一美元換11360印尼盾),這和維也納的沙荷咖啡是屬於同一社會階層的消費標準。
日惹的一家貓屎咖啡館。(圖/翻攝自網路)
既然已經來到,也就不必作「急流勇退」的逃避,就讓我的味蕾體驗一下這份聞名於世的「貓屎咖啡」。咖啡館的女服務員笑容可掬地給我擺好白瓷鑲金邊的咖啡杯等器皿,及一只盛了熱水的咖啡壺。
接下來,她小心翼翼地將放在咖啡壺邊的咖啡袋打開,將裡面的咖啡粉倒進咖啡壺裡,再用小茶匙將咖啡粉壓了幾下,給我先斟上一杯。
同時她對「貓屎咖啡」的調製過程向我細細地解說,這可能是我自有喝咖啡的習慣以來,第一次要耐性地聽從如何調製咖啡。
她講完後,我先淺嚐了一口。由於多年來喝慣了義大利的濃咖啡 (Expresso),對這價格不菲的印度尼西亞特產,似乎並未讓我激發出飄飄欲仙的感受。我也曾經有過被友人慫恿喝牙買加「藍山咖啡」的經歷,那也是被人為的炒作抬價,成為眾所周知最昂貴的咖啡之一。
於是維也納的沙荷咖啡也好,牙買加的藍山咖啡也罷,加上當前的「貓屎咖啡」,是否都真如宣傳上那樣地具有吸引力而且是「物有所值」,不由在我心裡畫上了一個「值得商酌」的大問號。
日惹「貓屎咖啡」館使用的器皿。(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曾在牙買加傻呼呼地買過一包八安士(即227克)的藍山咖啡,價格是當地貨幣JMD 1334元,約等於八美元。
牙買加的藍山咖啡出產量約為240萬公斤,由於種種原因,大部分藍山咖啡均被日本商界壟斷,所以在市面上見到的藍山咖啡,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被「冒牌貨」所愚弄,也就是一般人美其名為「藍山式咖啡」 (Blue Mountain Style)。
這和印度尼西亞的「貓屎咖啡」幾乎有異曲同工的市場功能。這種採自動物排泄物製作成的咖啡,根據官方網站統計,一年也只有五百公斤。和同樣被認為是奢侈飲料的「藍山咖啡」產量相比就無法相比了。
由於其產量極度的稀少,而在高消費市場上又出現積極的宣傳,「貓屎式咖啡」也就應運而生。這不由使我聯想起法國波爾多生產的著名紅酒,每年產量在二十萬瓶左右。但是過去幾年,出口到中國的量竟然達到兩百萬瓶。這百分之九十的產量從何而來,一般嗜酒的人從不會去深入了解。他們只是因為酒價的高昂,一杯在手,就足以展現社會的特殊階級地位。這和「藍山咖啡」或是「貓屎咖啡」有著「殊途同歸」的功效。
儘管有些人品嘗「貓屎咖啡」目的除了體現心態上的滿足感之外,不外乎是要突出其社會地位的特殊。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為了滿足人類的虛偽心態,印度尼西亞的「麝香貓」,一直遭受著非人的虐待。
為了增加產量,經銷商會和咖啡農場合作,人工飼養麝香貓,將咖啡豆強行灌入動物的胃中,經過內部的化學反應,排泄出來供生產商製作咖啡,儼然將動物作為生產機器來處理。麝香貓因為這殘忍的操作程序,會產生影響其健康等諸多的不良反應,甚至因出現反常現象而自殘傷害,這種手段極其殘忍而反人道。
為了滿足人類的虛偽心態,印度尼西亞的「麝香貓」,一直遭受著非人的虐待。(示意圖/翻攝自網路)
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虐待動物的事例在世界各地此起彼落層出不窮,如曾經發生在中國大陸捕捉黑熊,定時攝取其膽汁作為醫藥用的殘忍事態。無情的商人將黑熊囚禁在狹窄的籠子裡,使其難以動彈,並不顧黑熊的痛苦在其身上搾取膽汁。
所以我品嚐了這人生第一杯「貓屎咖啡」後,不僅是由於價格的奇昂無比,更是因為得悉麝香貓因為人類的病態而遭受虐待的信息後,從此與其絕緣。
至今為止,我仍然是專注於義大利的濃咖啡而自得其樂。義大利是全歐洲咖啡價格由政府嚴格規定的唯一國家,無論是在高速公路上、在火車站、飛機場,以及街道上的咖啡吧,全國的咖啡價格是統一的。客人只要是站在吧檯旁引用,每杯只收取一個歐元,加上百分之十的小費,也就是一角錢,非常合理而且極富人情味。
滿足了所謂的味蕾享受,我和妻子利用最後的一天時間,從日惹前往「婆羅浮屠」欣賞這個充滿神秘的佛教建築。這是印度尼西亞全國唯一絕無僅有吸引世界各國人士參觀的歷史文化遺跡,它和柬埔寨的「吳哥窟」,以及緬甸的「蒲甘寺廟」(Bagan Temples) 是南海享有盛譽的三大佛教考古遺址。
其中緬甸蒲甘寺廟群為世界罕見,它共有寺廟、寶塔及修道院共4446處,是從公元11世紀到13世紀之間建造而成的,至今緬甸政府仍保有3822處完好無損。
我和妻子到達日惹那天,陪同我們參觀的年輕人,特別提到就在前幾天,附近的活火山摩拉匹 (Merbabu-Merapi) 曾爆發過一次,整個城市的建築幾乎都被厚厚的一層火山灰覆蓋住。如果不是他的提起,我們還真沒有注意到,整個城市是灰茫茫的一片。
婆羅浮屠佛塔全貌。(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婆羅浮屠」是在公元842年期間,由當時爪哇島的薩廉特拉 (Saliendra) 王朝統治者興建的偉大佛寺。它的名稱至今仍然是考古學界爭議的題目,只是有些歷史學家同意「婆羅浮屠」名稱來自梵語 (Vihara Buddha) ,意思是「山頂的佛寺」。
由於建築的地方靠近兩座活火山,所以在受到火山爆發的影響後,整座佛塔群下沉,漸漸地被隱藏在茂密的熱帶叢林中近千年之久。而且在14世紀,因爲穆斯林宗教興起,印度王朝的衰敗,佛教由此淡出人們的視野,最後「婆羅浮屠」被人遺忘,直到19世紀才重見天日,經過印尼政府的搶救,成為該國首屈一指的觀光景點。
從日惹到「婆羅浮屠」的距離大約有四十公里的路程,由於道路條件差強人意,行車就需要一個小時。當地的計程車價格低廉,單程要價僅為一個美元。抵達後,購入場券每人二十美元。從售票處到佛塔群還有一段路程,為了節約時間,我們選用了當地提供的電瓶車進入園區。
剛一進入這個建築群,立刻有宛如走入「吳哥窟」中的感受,它共有九座佛壇,六座是方形,三座為圓形,最高層中央有一座穹頂建築。整個建築群中有2672座浮雕及504座佛雕,頂層的穹頂建築周圍有72座鏤空造型佛座雕像,神態莊嚴慈祥。
印度尼西亞政府對於保護這座曠世的佛教建築群的確是不遺餘力,但是隨時會噴發的火山灰,卻是該歷史遺產的巨大威脅。正如柬埔寨的「吳哥窟」,由於當地政府機構為了保護建築群周邊的生態環境,已經枯萎斷裂倒塌的樹木,仍然要留在原地,加上一些新成長的樹木根部的四處伸展,無形中成為白蟻繁殖的根源,直接威脅到古建築的安危。
婆羅浮屠佛塔頂上的佛坐像,莊嚴而慈祥。(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吳哥窟」另一大隱憂是附近暹粒城市的發展人口逐年增加,同時遊客人數成倍遞增,政府及旅遊業各界大量抽用地下水。一旦地下水枯竭,「吳哥窟」坍塌的危機極有可能發生,到時候這座逾千年的歷史古蹟就有可能成為一堆廢墟。
我和妻子在「婆羅浮屠」建築群中徘徊良久,在很有限的時間裡,只能走馬看花地觀賞那些千姿萬態的浮雕,一個個人物微妙微肖栩栩如生,頂端坐姿的佛雕給人的感覺不僅是威嚴,更是慈祥中感召給人「回頭是岸」的無窮力量。
結束了日惹的行程,我們搭乘航班先到首都雅加達。下榻在「婆羅浮屠大酒店」。這是一座五星級大酒店,落成於1974年。雅加達有兩座國家級的大酒店,第一座為「印度尼西亞大飯店」,我最後選擇了「婆羅浮屠大酒店」,是因為它用歷史名稱為這座酒店命名,再則是大飯店的地點適中,而且富有歷史背景。
1960年代,當時印度尼西亞蘇卡諾總統 (1901-1970),為了展現獨立後國家的威力,曾下令建造了幾座標誌性的建築,「婆羅浮屠大飯店」即為其中之一。他選擇了位在雅加達市中心的Lapangan Banteng 作為大飯店的選址,是因為這裡曾經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主要運作中心,而且興建了殖民時代軍人宿舍。
蘇卡諾總統下令購買了該宿舍舍址部分土地,於1963年破土開始興建。期間由於政治因素,工程中斷了一段時間,所以該飯店延至1974年方落成。但蘇卡諾總統已於1970年去世,所以落成典禮由後任總統蘇哈托主持。
整座大飯店的設計目的,原本是作為印尼總統府 (Istana Negara) 接待國賓使用的。現今已改為接待遊客十二層高的綜合飯店,有客房695間,還有公寓客房設施。
婆羅浮屠佛塔的狹窄通道,旁邊的石刻浮雕精湛細膩。(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整座飯店的裝潢設計以及庭院中的雕塑造型幾乎都是「婆羅浮屠」的翻版,所以客人下榻該酒店,就如同在「婆羅浮屠」而產生「身歷其境」的美感。
離開雅加達之前,我們特地去酒店附近的購物商場,希冀能找到一家在此享受道地的印尼炒飯餐廳,但是我們失望了,幾乎所有的餐廳所供應的,就是美其名為融合食品 (Fusion) 的餐廳。這是一種風行全球的時髦改良食品,主要是針對年輕一代在選擇國際烹調時,適合他們的味蕾所喜歡的食材和佐料加以烹煮。我對這種「改良食品」沒有絲毫的好感。
不過在購物商場裡,注意到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見到不少貌似炎黃子孫的面孔。過去聽聞印度尼西亞華人很多,而且印尼的華人生活水平較高。只是因為當地的政治動盪,華人遭殃的不在少數,那時候他們還被禁止前往中國大陸。
有一次我從北京搭乘夜車到上海,頭等車廂裡的臥鋪是四人一間,在自我介紹中得悉他們三位都來自印度尼西亞。一開始他們見到我時表情上有點拘謹,經過交談後,知道我是在加拿大生活,他們才開始輕鬆自如地和我交談。
原來他們不能從印度尼西亞直接到中國大陸,但是對故鄉的情懷,為了能返鄉探視親人,他們歷盡艱險,輾轉於地球上,只是想完成返鄉的心願。
印尼和中國在1950年即建立外交關係,印尼獨立後,首任總統蘇卡諾思想左傾,在1965年9月30日發生一次嚴重的政變,後來當選為總統的蘇哈托,是那次發動政變的策劃者。他們發現蘇卡諾和印尼共產黨有密切關係,並為此懷疑中國政府是印尼共產黨的幕後支持者。
於是在政變後,印尼的右翼份子發動軍警衝擊中國大使館,並焚燒使館,中國外交官多人受傷,從而導致兩國在1967年斷交。為此印尼當權新政府在各地大肆拘捕有嫌疑的共黨份子並殺戮無數,也因此當地華僑遭搜到空前的劫難,一部分逃離到東南亞其他國家,留在印尼的則遭到迫害甚至死亡,那是印尼華僑所遭遇到最黑暗的日子。
聽了他們的敘述後,我開始了解為什麼一開始他們是那麼地緊張而且小心謹慎。直至知道我的背景,大家都是旅居海外的華僑,解除了對我的警惕性。其中一位還特地將他的護照取出,給我展示到中國的臨時簽證。那簽證不能註在護照上,因為回到印尼後,入境處看到中國的簽證,後果就非常淒慘了。
蘇哈托總統。(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經歷了二十多年的冰凍期,中國和印尼最終在1990年復交,當地的華僑才得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和妻子是2013年到印尼旅遊,那時候中印兩國已經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二十多年,華僑的社會地位也因此恢復而且享有經營各行各業的權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繼承了前輩刻苦耐勞的傳統勤力工作,穩定了在印尼的經濟基礎。
我們看到的那幾個貌似華人的婦女,打扮和著裝都很高雅,卻掩飾不住舞弄闊綽的姿態。她們幾乎都是三幾個一群輕鬆自如地交談,後面跟著一個印尼本地年輕婦女,推著嬰兒車。顯然年輕的一代早忘卻了他們祖輩曾經在反華的陰影中所遭受的迫害!而我夫婦目睹這些情境,唯一的反應就是格格不入。
在亞洲地區,經濟環境較為優越的家庭,都有僱用傭人的傳統,家庭主婦將家裡從烹飪、洗刷整理,甚至照料嬰兒等操作一股腦兒丟給傭人。自己則陶醉在養尊處優的環境裡,專注於應酬或是沈浸於如打麻將等娛樂中,要不就是邀約三幾個同齡人上餐館飽享佳餚。
歐美國家的家庭主婦不論優越的家境或是朝九晚五的階級,家庭中從沒有以傭人伺候的習慣,幾乎是樣樣自己動手,如小至種花、鏟草,甚至爬上屋頂修修補補無所不能。彼此之間平等相待,她們對亞洲地區一些婦女的生活方式如自己的孩子都交給傭人照顧頗為不解。
我們從酒店僱車前往機場,搭乘印度尼西亞國家航空公司Garuda GA890航班直飛北京。在飛行中,我對妻子說,印度尼西亞的人非常善良,又很憨厚,這是我們從歷次搭乘郵輪旅行時就得出的印象。
他們和蘇里南、南非、斯里蘭卡、加納、毛里求斯,還有台灣及加勒比海的一些島嶼,同樣都經歷過荷蘭的殖民統治。當年荷蘭帝國向外擴張,和歐洲其他對外殖民國家一樣,無非就是掠奪財富,期間東印度公司扮演的角色最不光彩。雖然殖民主義已是明日黃花,但藏匿在曾被殖民的領土上的影響力,卻仍然若影若現地隨處可見。
雅加達婆羅大飯店的周邊1970年時代的環境。(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們在搭乘「荷蘭美國郵輪公司」 (Holland America Cruises) 的航程中,就明顯的看到高層工作人員,幾乎是清一色的西方白人,餐廳中、艙房中、酒吧裡,以及機房裡的工作人員,除了少數的菲律賓籍、泰國籍工人外,大部分都來自印尼。
他們給旅客的印象是工作認真,態度和藹,服務周到。迫於白人的管理,他們必須在合同期間勤力工作,為的是爭取續約的機會。
這些在郵輪上工作的底層勞工,沒有中上層管理部門官員的優厚薪資,更枉論福利的享受。他們一般都是和郵輪公司簽訂六個月的工作季度合同,然後回家休息一到三個月的假期。在工作時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額外的福利或補貼。賺取的所得除了郵輪公司的基本工資外,就是依靠旅客預先支付的每日小費,統由財務部門平均分配給這些底層勞工。
部分美洲的好心旅客,在結束航程上岸前,都會給清潔艙房及餐廳指定的餐桌服務員工支付額外的小費,表示對他們熱心服務的答謝,也是給他們微薄的收入增添一些補貼。
事實上迄今為止殖民思潮並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一部分曾經在殖民主義統治下生活過的既得利益者,對已過時的外力仍抱有幻想。如印度人對英國的統治,經常會有意無意間,流露出往日的尊崇;巴西的老百姓,在沒有自貶身價的下意識裡,對葡萄牙的遺風仍保有幾分不經心的自豪感;曾在英國殖民教育薰陶下的香港人,不時會在自己同胞面前,表現出高人一等的姿態。
有趣的是在台灣,幾乎沒有人會提起荷蘭的殖民,而將日本當成崇拜偶像卻隨處可見。
「荷蘭美國郵輪公司」 (Holland America Cruises) 的高層工作人員,幾乎是清一色的西方白人,餐廳中、艙房中、酒吧裡,以及機房裡的工作人員,除了少數的菲律賓籍、泰國籍工人外,大部分都來自印尼。(圖/翻攝自網路)
幾天的印度尼西亞之行,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對印尼先民的尊崇,從那座被淹沒在歷史長河中重見天日的「婆羅浮屠」裡,體認到爪哇人延續了逾千年的燦爛歷史文化及精湛細膩的藝術雕塑,留給世人的超越智慧和完美的技藝。
然而從凡俗的角度審視,這次的旅程給予我的,是那不可思議的「貓屎咖啡」 和豐富可口的印度尼西亞炒飯。
縱然在離境之前未再嚐到那一聞到香味就會有垂涎感覺的印尼炒飯,但我沒有任何的遺憾,因為我已經掌握了炒飯的程序和要訣,隨時可以在自己家裡做上一盤雖不很正宗卻是可口的印尼炒飯。
因為它就是「香」!而且也是我對印度尼西亞最美而實在的回憶!
(2020年6月6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