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國日記中的家人》(四之四）對子女的恨鐵不成鋼

1950年蔣家全家福：（後左起）蔣孝文、蔣孝章、蔣孝武、蔣方良、蔣經國、蔣孝勇。（圖／引自維基百科）

作者/黃清龍（台北市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台北市報業公會常務監事）

編者按：蔣經國先生逝世已逾30年，至今仍是影響台灣最大的領導人，也是最受台灣人懷念的總統。經國先生生平諸多國政大計已廣為人知，但很少人了解他的內心世界。今年二月，《蔣經國日記》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公開，資深媒體人黃清龍不遠千里飛往查閱，根據日記內容撰寫蔣經國對父親的敬畏與崇拜、對母親的追憶與懷念，對子女的恨鐵不成鋼等文章，授權《優傳媒》從即日起刊出。

蔣經國育有三兒一女，老大孝文1935年生於蘇聯，唯一的女兒孝章1937年生於江西南昌，二子孝武1945年生於重慶，老么孝勇1948年生於上海。1949年四個兒女都隨父母來到台灣，兵荒馬亂的年代，本應是安穩幸福的一個家庭，然而查閱《蔣經國日記》卻發現，家庭並沒有給他帶來溫暖，兒孫更是他一輩子的負擔。1979年他已是中華民國總統， 7月22日記上記載：「我的家雖然還不能說破碎，但是是不幸福和不理想的。家人大小在物質上的享受，實在太多了，是很大的浪費，太對不起國家和百姓了，良心因此而不安，這一筆債恐怕一生亦還不完了。」

和許多為人父母者一樣，蔣經國對兒女有很深的期望，這可見於1970年3月16日記：「我希望兒子孫輩時時心存仁慈，處處體察到貧病人群的真實痛苦，由此而發現人生的深刻意義，不要只是站在那裡用手指點著高峰，要我的兒女向上攀登，而是自己應當開始時時向上爬，他們就會跟上來。」然而生為蔣家小孩要承受許多的壓力和誘惑，這點蔣經國本人或許未必能夠真切體會，加上她的夫人對小孩比較溺愛，四個兒女在學業、事業、乃至婚姻上都有問題，他的期望越深，失望也大。此種巨大的失落感，讓他飽受精神折磨，日記中經常出現這類的記載。

蔣經國對兒子的失望，第一個是學業問題。由於祖父蔣介石的軍人背景，三個兒子都讀過軍校，但通通被退訓或退學，無人能夠畢業，讓蔣經國感到十分羞愧。1970年三月就在他即將啟程訪美前，3月9日日記記載：「勇兒以因公務受傷之理由，辦理退學與轉學之手續，明知此為欺人自欺之作，但是事實如此，如何使我不自感慚愧耶。」蔣孝勇從軍校退學，公開的原因是他在一次訓練中跌傷了腳踝，休養了好幾個月，由於跟不上軍校課程，只好離開軍校，透過軍事學校轉學條例，插班進入台灣大學政治系就讀。然而這種特權做法，連蔣經國自己都無法安心以對。

最讓他感到尷尬的是到軍校主持慶典時，1972年6月19日記有這麼一段：「軍校校慶前夕宿於軍校之春暉堂，想起文、勇兩兒先後從軍校退學，實在沒有面目見軍校之師生，深感愧疚。而文兒尚在重病中。兒輩之不爭氣，影響家譽和事業，余身為人父而未盡父職，此心必將一生不安。」身為陸軍官校創校校長之子，以行政院院長身分前來校慶演講，卻得面對兒子連軍校都無法讀畢業的殘酷事實，真是情何以堪！

蔣經國對兒子的恨鐵不成鋼，甚至到了看到部屬的小孩學業有成，也會心生感觸、低迴不已。1978年2月4日日記記載：「靈鈞之子周中，其年齡與文兒同，是我在江西時候看他長大的。上週見了他，不但在學業和事業上有很大成就，並且一舉一動都很有禮，講話有條理，而文兒則成了沒有用的廢人，慚愧。」10月17日又記：「一日中午在運璿寓所同其家人共進午餐，見其子女皆畢業台大，個個規規矩矩，全家一團和氣，我不如其者多矣！一生中所已犯的過失是無法補救的，徒然後悔而已，內心痛苦至極。」周靈鈞是蔣經國在贛南時期的辦公室主任秘書，孫運璿則是蔣提拔的行政院長，他是兩人的長官，卻因兒子不爭氣而讓他在部屬面前自覺「不如其者多矣！」

蔣經國和太太方良，以及兩個小孩歡樂的家庭照。（Getty Images）

不僅如此，就連看到尋常人家的子弟，蔣經國也會聯想自己兒子的不成材，而為之羞愧難受。1979年5月12日的日記就記載：「前星期日參觀瑞芳煤礦時，遇見一在該礦場已經做了40年老礦工，有子女4人，其中有一子已在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另一正在讀大學，其餘也都在求學。聞之自感慚愧，因孝文、武、勇皆未能完成正式的高等教育也。」7月19日又記：「每次約見調職之軍官做個別談話，問起他們的家庭狀況，幾乎每個人的子女都受過或正在受很好的教育，品德皆優，而我之子女無一完成正軌教育，思之再三，自愧無已，且無面目見人，此為終身難忘之痛。」

以蔣經國當時權勢之盛，竟然為了小孩的學業而自慚沒臉見人，如果不是日記公開，恐怕沒有人會相信。

還好，他對兒女的期望終於在孫輩身上得到些許彌補。1979年7月1日記：「祖聲以第一名在美國畢業高中並得獎狀六項，友梅亦以第一名畢業高中(北一女)並決定赴美留學，以了一生中的一大心願。以上二事，乃為精神苦痛中聊可自慰之處，可喜。」祖聲是指他的外孫俞祖聲，蔣孝章和俞揚和生的兒子。友梅是蔣孝文的女兒，蔣經國的長孫女。

提到蔣友梅，就不得不想到她的父親蔣孝文，他應該是最讓蔣經國頭疼的小孩。蔣孝文是家中長子，從小被賦予很高的期望，蔣經國對他的管教也非常嚴格。蔣介石希望長孫從軍，像他年輕時一樣，1956年夏蔣孝文進入陸軍軍校就讀，但他完全不能適應嚴格的軍事教育，必修的理工課業也跟不上，還常常不假外出鬧事，只得於1956年底以罹患鼻炎的理由退訓。

從軍校退訓後，蔣孝文仍常在外頭闖禍、鬧事，曾經開槍差點射殺官邸衛士，讓蔣經國傷透腦筋。1957年5月16日記記載：「午前在輔導會約文兒長談，告其今日家庭之處境，以及余對於兒女之前途設想與用心之苦，勸其能在國內完成大學學業再做出國之計。文兒心中似有無限的傷痛之感，為其處境而深表同情。」這是為人父母最深沈的苦楚，也是身為蔣家後代者的悲苦。

蔣孝文（中）和母親方良（左）、妻子蔣徐乃錦（右）合影。（圖／翻攝自網路）

後來蔣家仍決定安排孝文到美國留學，看看擺脫家族庇蔭，生活是否可以正常一些。當時政府禁止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蔣孝文是透過教育部特辦的甄選才出去，就讀於加州柏克萊大學，主修企業管理。蔣孝文在美國遇見了小時候一起長大的徐乃錦，兩人異地相逢很快擦出愛情火花，1960年在美國完婚，隔年女兒友梅出生。看似一切已步上軌道，但蔣孝文喜歡酗酒，有次酒後駕車撞壞護欄公物，又在法院發飆鬧事，最後被判拘留3日並驅逐出境。

蔣孝文回國後在台電當處長，不改愛飆車、喝酒的習慣。據王美玉著「蔣方良傳」描述：有一次李煥到桃園地區，特別去探視在台電桃園辦事處上班的蔣孝文，兩人坐著孝文開的吉普車，從桃園開回台北，一路上蔣孝文邊開車邊拿著酒瓶沿路喝。李煥看了很擔心，勸他不要這樣喝酒會傷身體，尤其邊開車、邊喝酒很危險。當時蔣孝文告訴李煥說：『我爺爺三十九歲就當上領導全國抗日的總司令，我爸爸在三十多歲時，就在贛南做得有聲有色，是全國都知道的『蔣青天』，我現在也三十多歲，卻只是台電的一個小職員，我的壓力很大。』」另據外交官張超英回憶，蔣孝文曾對他說：「其實我也是要爬電線桿的，每次爬我都腿軟，但想到肩上三個字，我還是得咬緊牙關撐下去…」由此可以想見蔣孝文身為蔣家人的壓力。

1970年蔣孝文在一次酒後宿醉，未按時服用糖尿病的藥，導致血糖過低，以致昏迷了好一陣子。後來命雖然保住了，但是腦部受損，長期躺在病床上，酒毀了他的一生，讓蔣經國既傷心又生氣。1975年3月25日記：「看見文兒似瘋非瘋之病態，至感厭煩，不過我一點亦不可憐他，因為這是他自作孽也。現在要以很多錢去養一個廢人，消耗公費公物，自感慚愧，對老百姓無法交代。」

蔣經國對兒女的失望，第二個是婚姻問題。說起來蔣經國自己的婚姻也並不順遂，贛南時期與章亞若的婚外情，來台灣之後的諸多誹聞，再加上其父的幾段婚姻，按理他對兒女的婚姻應當比較包容才對；但從日記上來看，蔣經國還是一個很傳統的父親，總希望兒女長大都能婚姻幸福、家庭美滿。可惜他的期望一個一個落空。

1957年唯一的女兒蔣孝章赴美留學，蔣經國擔心她一人在外，特別託付俞揚和代為照顧。俞揚和是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兒子，不久兩人陷入熱戀，引起一陣喧然大波，原因是俞揚和比蔣孝章大十二歲，不但曾離過婚，當時還是有婦之夫。蔣經國得知後十分惱火，曾衝到俞大維辦公室理論，掀桌子發飆。後來俞揚和親自從美國飛回台灣解釋，加上宋美齡出來打圓場，這才說服了蔣經國接受。最後俞揚和先與前妻離婚，於1960年8月在美國舊金山與蔣孝章結婚。

除了女兒蔣孝章，次子蔣孝武的婚姻也讓蔣經國感到很無奈，1978年6月25日日記就提到：「武兒婚變.....，影響余情緒至大。皆由於自己治家無方有所致之。」11月9日又記：「武兒決定離婚，又是家中一件不幸之事。」

蔣孝章（中）是蔣經國呵護至極的掌上明珠。（圖／翻攝自網路）

蔣孝武自小雖不像么弟孝勇受寵，也不像大哥孝文被寄予厚望，但作為蔣家成員同樣承受許多壓力。他讀中學時經常在外頭打架鬧事，畢業前成績是全班倒數，於是又跟大哥一樣進入鳳山陸軍官校就讀。然而憑恃著蔣家身份，蔣孝武在軍校依舊不守軍紀，每天睡覺睡到自然醒；吃飯時也不排隊打飯，甚至隨時可以開車出去兜風。眼見孝武如此，蔣經國決定將他送到國外念書。1967年蔣孝武前往赴德國慕尼黑政治學院唸書，後來認識了瑞士籍華人汪長詩，隔年兩人在美國結婚，婚後7年離婚。

關於蔣孝武，蔣經國1978年 1月22日日記中還有一段記載：「沈之岳竟兩次面荐孝武為調查局長，聞之一驚，沈某幼稚到如此地步，否則就是別有用心，或者對我之為人與人格毫無認識。無論如何，此事不能責沈，而余應自反自省者多矣。」不過隔年蔣經國還是安排蔣孝武進入國家安全會議，中間的轉折如何，日記中並無記載。江南命案發生後，蔣孝武被外派新加坡，遠離國內政壇，直到蔣經國逝世才返台。

蔣經國次子蔣孝武因牽涉江南案斷送政治生涯。（圖/翻攝自網路）

總之四個兒女的教育、事業與婚姻問題，都讓蔣經國傷透腦筋，就像他自己說的「是一輩子的負擔」，日記中不時出現這樣的感嘆：

1970年四月在他準備訪美前，4月8日記記載：「三兄弟個性不同志趣不一，到今天為止無一有大抱負者，可謂余教子無方矣。」

1978年3月15日是他的結婚紀念日，17日記寫道：「回想四十三年來之夫妻生活，甘苦與共，今日已是老夫老妻，內心相安。但是兒子之不肯走正路，有如其他青年之能完成完整之教育，深以為恥辱。」

蔣經國三子蔣孝勇四十八歲因食道癌英年病逝。（圖／翻攝自網路）

當年11月24的「上星期反省錄」：「12日傍晚到天母陽明山分訪文、武、勇三家，他們的生活環境太好了，可稱之為富有之家，我甚不悅，現在享福，將來一定要吃苦，且有敗家譽政風，為之憂。」

1979年7月19日記：「寒心。家人中不正當的行為影響家庭之聲譽，連帶而來的是政治問題，雖時加告誡效果不大。託國華、心波(按：秦孝儀)對武、勇兩兒多加照顧。」

儘管蔣經國位達至尊，他和一般為人父母一樣，總希望兒女平安有成。或許1979年3月23日這段日記，可以代表他對兒女的素樸期待：「在日常工作中，以接見素不相識和明知其為名為利而來、而又不得不見之賓客為最苦，對於政治深感厭惡，而在此有生之歲月中已無法擺脫矣。望我子孫再不要有人從事於政治了。」後來他公開講出「蔣家人不能也不會有人從政」，對照這段日記的記載，應是極真切的表白，而不是虛假的說詞。當然也與三個兒子太不成材，讓他一輩子飽受身心折磨有關。

黃清龍，台灣雲林人。學歷：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暨華府布魯金斯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經歷：聯合報國會記者、首都早報政治組主任、自立晚報政經組主任、自立早報採訪主任、中時晚報總主筆、總編輯、中國時報採訪主任、總編輯、副社長、發行人、旺報社長兼總編輯。現任：台北市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台北市報業公會常務監事。著作：報業還有明天嗎？--美、日、中媒體發展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