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徘徊在鄧小平的故里

開始寫這篇短文之前，內心曾有過不少的掙扎，恐被人誤認為是在自我吹噓。但繼而一想，既然寫了蔣介石對母親王太夫人的孝心一文，再寫有關鄧小平的家鄉點滴時，也就沒有必要作那麼多的左顧右盼了。

由於對政治沒有太多的關注，特別是中國的近代史中，太多的鬥爭、殘殺，導致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接連不斷的人間悲劇啟幕又閉幕週而復始，給人的錯覺就是中國人的瘋狂政治所造成的畸形社會，在西方人眼中，只不過是一群服了戰爭興奮劑的病人而已。也因此我只是將自己閉鎖在似乎沒人問津的歷史曠野中，去尋找，探索，人間是否真能挽回中國人失去的祥和境域。

第一次聽到鄧小平的名字，是1978年十二月初到大陸參觀訪問時，不論走到哪裡，坊間或是政府部門都會有人提起鄧小平，為了掩飾我的「孤陋寡聞」，只能轉彎抹角並技巧地向周邊的人了解此人是誰。所幸我的窘態沒有被發現，而且得到出乎意料的信息，他們幾乎一致地而且是興奮地告訴我：「三中全會剛開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國家發展未來的準則！」

當時我被這樣的回答攪得一頭霧水，實在不明白什麼是「三中全會」，什麼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除了陌生感，我只能避開這個難以作討論的話題。

望著他們在提供這麼一個簡單的表達方式時，可以感覺到那是從內心發出的歡欣和激動，直覺告訴我這裡面肯定有什麼令老百姓激動的內涵。雖然是初次到訪北京，老百姓的衣著非常簡樸，整個社會環境也沒有西方國家的那種表面的繁華，然而在大街小巷中所到之處，百姓的臉龐上充盈著淳樸的微笑，一舉手一投足之間也是充滿了活力。不禁令我產生對這位家喻戶曉的人物肯定和廣大群眾有某些關連的好奇。

回到加拿大後，接連好幾天，腦海中一直被這個名字不停地浮現，促使我有了搜索關於鄧小平背景的動機。原來他是四川廣安人，從小就懷著雄心壯志離開了家鄉，遠赴法國，成為一名「勤工儉學」的「留學生」，並參加了法國共產黨的組織，回國後就投入了和國民黨的鬥爭、抗日戰爭及國共幾次大的戰役。

在這之前曾聽聞過共產黨裡有一位曾經在政壇上經歷過「三起三落」的不凡人物，通過資料的閱讀，才知道原來這個不凡人物就是鄧小平。那不妨用詼諧的態度來詮釋，一位政壇人物，居然擁有「中南海」三進三出的不平常經歷。

第一次是共產黨執政後，他從1952年進入中南海，一直到1969年前後工作了十七年之久。第二次是1972年復出後，為毛澤東姪子毛遠新的讒言所害，於1975年再度被罷黜。到1978年四人幫被推翻，他再度復出到掌控實權，全力推動經濟發展，直到全身而退，又是另外一個12年。

雖然對他的經歷有了膚淺的了解，但對政治界裡的鬥爭仍然是理不出一個頭緒，只是感到任何一個人掉進這複雜的政治漩渦裡，肯定會遭滅頂之災。而鄧小平的政治生命，就如同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浮沈的鯨魚，經歷了狂風暴雨的錘鍊，最終是化險為夷，悠然自得地在平靜的汪洋中暢遊！

由此我開始注意到只能說是一知半解的「文化大革命」這個名詞。也是因為在那短短幾天的參觀訪問中，只要是有人提到這個名詞，就不免會發出感嘆的聲息，而給我的反應卻如同墜入五里霧中。

經過政治風浪的千錘百鍊，鄧小平並沒有被「文化大革命」擊倒，在他復出後，更堅強地考慮的是這個運動帶給全中國的災難罄竹難書，不僅僅是社會發展的倒退，更是百姓生計的落後，要擺脫貧窮，就必須要發展經濟，然而最棘手而時不我待的問題是人事的任用制度。

當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如火如荼時，許多曾經為黨國奉獻過的幹部，不是靠邊站就是被迫害致死。運動結束後，倖存的這些幹部雖然復出，幾乎都已到退休之年。而過去剛就業的年輕幹部，如今也已是中年人了。假如要這些步入晚年的幹部辦理離休，勢必在黨內出現青黃不接的危機。但如果不讓這些老年幹部辦理離休，就有可能成為終身留任的局面，對國家的未來發展必定是問題叢生。

1965年古巴切·格瓦拉訪問中國，鄧小平接見。（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自建國以來，就因為領導層的終身制度，經濟及政治的健康發展產生不少阻力。雖然退休制度勢在必行，在複雜的政治環境裡也絕不能一蹴而成。經過審慎的考慮，鄧小平提出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大膽設想，這也是我後來對這位中國現代政治人物產生崇高敬意的由來。

他在1982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大會中，排除萬難，成立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乍一聽，這好似是個虛有其名的組織，裡面的成員肯定是一些領薪不辦事的閒缺人物。引起社會上許多的猜測，怎麼一個統領十多億人口的政黨，會組織這樣一個聽上去有些奇怪而難以理解的機構？

其實早在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不久，他就在中央軍事委員會中提出這一構想，由於內部的矛盾，這一構想最後被束之高閣。這次的舊事重提，是在政治環境處於有利條件下，鄧小平登高一呼就完成了實踐的使命。他率先表達逐漸退出政壇的決心，所以接受了被推選為第一任主任的虛位。從而順理成章成為中國共產黨在人事佈局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機構」，為體制年輕化提供了保障，是中國歷史上政治體系中的一個創舉！

渡過了第一個五年時間任期後，鄧小平，聯同陳雲和李先念三位政治人物提出退休，但經過內部的協調挽留，他們接受了「半退休」成員的地位，也就是說還得作另外一個五年的過渡，到1992年終於完全退出政壇，而且是「一退到底」。

「中央顧問委員會」在完成了歷史性的任務後正式撤銷。其重要內涵是給長年來積習迂腐的政治機構打了一劑重振旗鼓的強心針，奠定了老年幹部的退休制度，並且制定從國家領導人到地方幹部五年一任的輪替制度，最高任期為兩任十年。鄧小平為這個制度的改革嘔心瀝血，功勳彪炳，給中國的發展和為人民提高生活水平打下堅實的基礎。

鄧小平在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半退休領導人職位時，他僅保留了「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國家主席及黨內總書記等職位由江澤民接替。五年後，他正式卸下所有的公職，成為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高領導人中第一位完全轉為普通公民的政治人物。

鄧小平在積極處理政治改革的同時，極力主張發展經濟，目的是讓全國人民不僅能得到溫飽，更重要的是要將中國建設成小康社會。他不遺餘力地領導中國發展，不僅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擁戴，也獲得國際人士的尊重。美國《時代雜誌》就分別在1978年和1985年兩次將鄧小平的照片作為封面人物，這在該刊物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安排。

1984年中國第35年國慶日時，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大典及群眾遊行。北京大學的隊伍行到天安門觀禮台前時，突然舉起一幅長條，上面寫著「小平您好」四個大字。一時間全場引起轟動的掌聲和歡呼，並成為在現場的國際媒體向全球轉發這個令人感動振奮的場景，代表著鄧小平的深得人心！

1984年我在籌劃安排美國加州巴沙迪納使節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阿姆斯特朗先生訪華，主要是建立和宋慶齡基金會的聯繫，發展兩國的青少年文化交流關係。當時鄧小平先生已經「無官一身輕」成為該基金會的名譽主席，我愉快地完成了阿姆斯特朗先生和鄧小平先生會晤的重要任務。

在協商時，我堅持要求中國政府請鄧小平先生以非國家或政黨領袖地位和阿姆斯特朗會晤，目的就是避免在文化交流中摻入哪怕是些微的政治元素。我也曾私下作過分析，相信鄧小平先生會欣然以基金會名譽主席地位會見美國的文化基金會負責人，結果是我的設想如願以償。

兩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會見時，沒有政治場合的嚴肅緊張，展現的是兩位長者的高超智慧，交談的是兩國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以及對世界未來主人翁的期待。

這次的會晤，讓我對鄧小平先生有了直接而深入的了解，對他產生由衷的崇敬，更重要的是給我後來在鄧小平故里推動希望工程項目的活動提供了機遇。

香港回歸前那年春天，我正在北京公幹，中國教育部的一位忘年之交鄂學文先生到酒店來探訪，席間他突然給我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是否有興趣參與鄧小平家鄉的希望工程建設。

我問他怎麼會有這樣的設想？他說四川廣安縣是鄧小平的出生地，也是中國貧窮縣，年均收入為人民幣一千元，農民收入更少得可憐，年均收入僅有四百元人民幣。教育上的資金極為缺乏，有的小學及初中課室或建築已年久失修，且有倒塌的危險。

我繼續問他有哪些項目。他說，鄧小平先生自少年時代即離家遠行，後參加革命，從此沒有再回過家鄉。他不回家鄉的理由是很怕一旦回家，肯定會有鄉親上門作五花八門的要求。鄧小平堅守的一個原則就是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職位，為鄉親們做任人唯親的說項。既有違公道，更是官場私下授受的惡習。

學文提到廣安縣城有三個項目需要外界的支持，兩個是修建運動場或是加建體育設施，另一個是鄧小平曾就讀過的協興初中。這個學校的問題最緊迫，原來的校舍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而且嚴重破損，如一旦坍塌將會危及孩子的生命安全。

離開北京之前，我約了學文再次見面，告知我有為協興初中修建新校舍出一份微薄之力的打算，我選擇了這個項目，僅僅是表達我這個普通老百姓，對鄧小平先生成功收回香港主權，為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得以伸張的真誠感謝。遺憾的是鄧小平先生在二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離七月一日僅僅不到半年的時光，卻永遠無法實現他希望去香港見證回歸的夢想！

商議妥當後，就請學文擬定一個可行性計畫，並告知我隨時可以回國，一同去廣安進行這個富有意義的項目。經過了三個月的郵電往返，獲悉當地政府決定和我合作，進行重建協興初中校舍的項目。

但他特別提醒我，千萬不要單獨和當地政府簽署合作項目。因為地方政府除了在教育發展上資金短缺，其他方面一樣具有「挖東牆補西牆」的現象。假如我直接和當地有關部門簽了合作關係，很有可能資金中的一大部分被挪用作為其他的開支，甚至會有人去購買不是最需要的車輛，從而造成合作項目資金被隨意開支的惡果。

於是他給我提了個建議，由我和當地政府在建造新校舍的經費上負擔各半，國家教育部作為監督機構來參與進行。這樣一來，就可以根除任何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而且施工方面也會如期完成。

我和妻子在6月24日抵達北京，次日即和學文從北京飛往重慶，廣安縣長安排了車到重慶機場接我們，直接向廣安進發。雖然重慶到廣安只有130公里左右，由於路況欠佳，許多地方還有很多窪坑，所以經過三個多小時的顛簸才抵達縣城。

果不其然，一進入當地唯一差強人意接待外賓的酒店，雖然標明為三星，但內部的陳設及衛生條件都需要改善。由於事前我們已得知廣安為貧窮縣，所以對當地政府安排好的住所也沒有作任何的挑剔。

我們的活動集中在26日一天完成，在北京停留時，即要求學文向廣安縣提出將日程安排得緊湊些，而且告訴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商討校舍的建造，而非任何的休閒旅遊，所以不希望有任何的官式接待。何況廣安縣還戴著貧窮縣的帽子，沒有必要作額外的花費。

所以我們在當天上午先參觀鄧小平故居，並到他的母親墓上獻花。早在1986年，我的浙江奉化溪口鎮之行，就是受到蔣介石對母親的孝心所感動而成行。此次的廣安縣訪問，雖然是希望工程，也是為了紀念中國當代為人民奉獻一生的鄧小平。既然到了他的故鄉，理當在他先慈墓上獻上鮮花，表達我由衷的尊重和敬仰，並感謝她生了一個救國救民的好兒子。鄧小平生前曾宣稱自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就說明他心目中對人民的關注。

作者夫婦在鄧小平先慈墓上獻花後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鄧小平的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四川農村木穿斗結構的舊屋。他原籍是江西吉水，1904年出生在四川廣安，取名為鄧先聖。

陪同我們的官員給我們大約地講解鄧小平幼年就學的經歷。他在五歲（1909）時被送入當地稱為「翰林院子」的私塾接受啟蒙教育，一年後即轉入到另一所較大的私塾繼續。私塾老師鄧紹明認為他的名字是對孔子的不恭，所以將他的名字改為鄧希賢。

再一年，鄧小平考入當地的初等小學讀書，1918年高小畢業，即考入廣安縣立中學，即後來的協興初中。在偶然的一個機會，鄧小平走出了窮鄉僻壤的故里，前往重慶，參加了赴法勤工儉學的訓練班，1920年和其他有志一同的年輕人奔赴法國。

在法國留學期間，他一直使用鄧希賢的名字，到1927年才正式改名為鄧小平，「希賢」則是在各個政治活動中為掩護身份而使用的名字。

鄧小平先生的故居因年久失修，亟待整修才能恢復原貌，於是我向同行的地方官員問到是否政府已經有了計畫，他告知有香港的工商界人士提出他們出資修繕的建議，我對這個建議頗不以為然，認為鄧小平的地位不一般，他的故居修繕工程理應由政府負責。當然這個問題不是我一個販夫走卒所能掌控的。

結束了參觀，在前往協興初中的途中，我被一個長滿荷花的池塘所吸引。同行官員告知這是當地極具吸引力的荷糖，取名為「岳池」。每年此時荷花盛開，然後是蓮子、蓮藕及菱角等進入家家戶戶的餐桌。

面對荷糖，不由引起我對南京玄武湖荷花的無限懷念。回憶幼時每當盛夏，父親三兄弟的子女共十數個同輩人，經常會結伴到湖內划船，在荷花深處採蓮子吃。曾經有一次大姐不慎掉入湖中，弄得滿身濕淋淋，引得大家哄然大笑。曾幾何時，大姐早已仙逝，其他堂兄姊妹等散居各地，相見重聚談何容易？只得將思維拉回到現實中。在那陣陣荷葉清香飄來時，我情不自禁地請人給我留下一個影像作為紀念。

當我們乘坐的汽車抵達一個熱鬧區時，突然聽見樂聲大作，透過車窗向外望去，只見前面人潮洶湧，我們下了車，夾在路兩邊的人牆中徐徐前行。快到達一扇大門前，我注意到那就是中學的大門口。學生的軍樂隊在那裡高奏音樂，大門內兩邊排滿了該校學生對我們夾道歡迎，個個熱情奔放地一邊鼓掌一邊高呼著：「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歡迎熱潮所感動而不知如何是好，只分別向兩邊可愛的小孩們揮手致意。

進入操場，到達該校唯一一棟水泥教學樓前，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掛在教學樓前的一條紅布橫幅，上面貼著白紙剪成的字樣：「加拿大華人劉敦仁先生助學捐資儀式」，教學樓的操場上一排排坐著好幾百個男女學生，都微笑地對著我們拍手表示歡迎。原來，廣安縣對這個希望工程抱有深厚的期待。

江陵副縣長向作者展示新教學樓設計藍圖。（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捐資儀式很簡單，僅僅由當地官員做了簡短的歡迎詞，然後由我向全校師生表達對他們的感謝。結束後，當地官員及校方負責人向我展示了即將動工的新教學樓設計藍圖。陪同我到訪的國家教育部鄂學文先生，對當地的安排非常滿意。

當然他作為中央領導機構，雖然只簡單地講了幾句鼓勵的話，但由於他的身份地位，對地級政府是有一定的監督作用。我也理解他在來到之前，為什麼給我提出極為具體的建議和意見。

作者（左二）與廣安專員蔣登仁（中）及教育部鄂學文（右二）在捐資儀式後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捐助儀式結束後，我們就直接驅車返回重慶，搭乘航班回北京，這樣緊湊的安排就是為了避免一些沒有必要的應酬，平白給當地政府增加額外開支。學文在歸途中，再次表達了對這個項目的全力支持。

1998年的年初，接到學文的信息告知新教學樓接近完工，問我能否在五月到廣安主持落成典禮，並完成交接儀式。我認為既然這是個公益項目，也就沒有必要讓自己拋頭露面。經過深思熟慮，我思忖也許將它作為加拿大政府贈送給廣安的一個禮物更有意義。

主意打定，我即和時任加拿大駐中國大使 Howard Ballock (他在擔任大使職務時 1996-2001，使用的中文姓名為貝祥) 取得聯繫，因為彼此很熟悉，所以我提出請他前往廣安為新教學樓剪綵的要求，他立即應允。他告訴我，正好加拿大工業部長在五月二十一日要到重慶出席一個中加之間的活動，他也要到重慶和工業部長一同出席，可以在結束官式活動後，即刻啟程同往廣安。

貝祥大使很高興地接受了我的邀請，於是我提前於五月十八日從溫哥華出發到北京，十九日抵達，在機場酒店過夜，二十日即飛重慶，二十一日上午應貝祥大使的約，我旁聽了中加兩國的工業活動會議。

一生最怕的就是參加開會之類的活動，而參加這原本和我毫無關聯的會議，就是精神上的負累，坐在會議室裡巴不得趕緊結束。正要閉眼養神之際，忽然聽到重慶一位官員在發表談話，內容是中加的外交關係，他讚揚中加兩國在1970年開啟了雙邊外交關係。

他的這一番發言，引起了我基因裡「打抱不平」的發酵，他剛一結束，我顧不得是否有失大體，舉手表示要發言。主持會議的官員也不知我的確切身份，給了我一個手勢，我起立後即單刀直入地指出有必要對剛才那位官員所談到的中加外交關係作一些補充。

貝祥大使在新教學樓落成典禮上致辭。（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沒有任何事前準備講稿的狀態下，面對包括加拿大內閣部長在內的中加政府官員，我也不知哪來的勇氣，侃侃而談中加外交關係的建立。我的結論是中加之間的正式外交關係應是自1940年開始的，建立外交的地點就是這裡──重慶。

我振振有詞地說，當時是國民政府蔣介石主政，派遣我伯父劉師舜作為首任駐加拿大公使，加拿大方面則派遣了一位軍官到重慶開展外交工作，兩年後雙方將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我伯父受蔣介石的委派，繼續在渥太華作為首任中華民國駐加拿大大使。加拿大軍官也獲得金.麥齊堅首相的委派，作為加拿大首任大使繼續在重慶工作。

我語重心長地告訴與會人士，政權可以替換，但外交關係必須是有它的延續性。所以我要強調的是，中加兩國的正式外交關係應該是從1940年開始的。

我的發言引起全場一片寂靜片刻後，很快就結束了整個的會議。我暗中注視了一下剛才發言的重慶官員，只見他面無表情，似乎有說不出的委屈。只是對剛才的一幕，我還有點沾沾自喜，因為我是以老百姓的立場發言，所以沒有任何的政治包袱及後顧之憂。

會議結束後，我們步出大樓，吃過午餐，廣安縣政府派遣兩輛車來接我們。除了貝祥大使外，還有加拿大駐重慶領事館的柏瑪莉領事。由於正下著雨，路面泥濘不堪，車輛行進稍慢，一共用了三個多小時才抵達，已經是晚上六點。廣安縣政府安排了會見，由廣安縣書記劉鳳成先生接待並主持晚宴歡迎貝祥大使等。席間，地方領導告訴貝祥大使，他是第一位到訪這個偏遠小縣的外交官，貝祥得知後非常高興。

第二天一大早，縣政府安排陪同貝祥大使一行先參觀鄧小平故居，及其先人的墓園，並爭取時間在紀念館裡，參觀了鄧小平生前的史蹟展。

整個訪問的高潮就是到協興初中為新教學樓剪綵典禮。抵達校園，看到新落成的教學樓，共有十八間教室，兩間老師辦公室以及理化實驗室等設施，可以滿足整座學校的需求了。與會的師生個個都是面帶微笑，對這個難得的喜慶歡欣不已。

貝祥大使在縣領導的陪同下，完成了簡單而隆重的剪綵典禮，大使和我在來賓簿上寫下感言。我留下的是：「小平先生的精神，永遠是中國發展的支柱。」政府部門還給我頒發了「榮譽證書」，一直保留至今。

光陰荏苒，轉眼二十多年過去，據了解廣安的協興初中已被升格為廣安中學，但是否確鑿有待進一步考證。鄧小平最早啟蒙的「翰林院子」也發展成為「希賢國際學院」。據了解，鄧小平的故居現在已經修繕，而且開拓成一個著名的旅遊景區，「岳池」也發展為一年一度的荷花節，吸引全國各地的遊客觀賞「出污泥而不染」的清香荷花。

附近也豎立了鄧氏的紀念銅像，這一切都表達了對他一生為國家民族奉獻的敬意。從發展的規模可以感覺到，廣安的貧困縣帽子已經被摘掉了，這是當地老百姓的福祉。

唯一遺憾的是，香港回歸後並未如最初的設想一帆風順，始終在風雨飄搖中艱難前行，也許這原本就可能是鄧小平先生在和英國談判時所預料中遲早會發生的現實。

他在1982年9月24日，和英國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會晤時，就已經表達了他的真知灼見。當時撒切爾夫人挾著英國帝國主義對待殖民地的思維方式，提出「三個條約有效論」及「用主權換治權」的要求。她始料未及的是這一要求被鄧小平一口回絕，而且斬釘截鐵地告訴英方，中國鐵定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九龍和新界。

鄧小平和撒切爾首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晤。（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由於撒切爾未能達到她所期望的目標，步出人民大會堂時，因心神不寧而在石階上摔倒，成為國際上的一大笑話。

另一方面，鄧小平先生非常清楚英國殖民主義的一貫作風，每當放棄殖民地的時候，必定心有不甘而在當地埋下使雙方在未來起爭執甚至戰爭的定時炸彈。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此，非洲諸國之間也是如此。

撒切爾首相和鄧小平會晤後步出人民大會堂，不慎摔倒在臺階上。（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所以鄧小平先生洞察先機，在和撒切爾夫人會晤時，就直截了當地提出，中國方面已經做出多方面的準備，如果香港不能順利回歸，中方將會自行作適當處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雙方最終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並經過二十多次的談判，香港、九龍及新界終於回歸祖國。迄今為止，香港、九龍及新界已經回歸二十三年。然而香港卻出現了一般人認為是出乎意料的「政治騷亂」。

實際上在回歸之前，殖民主義及西方霸權，就已經在香港各界預設了给當地製造困擾的佈局。除了政治界製造對立外，主要的場地就是教育部門了。

香港的騷亂一年前已達到幾乎是登峰造極的險惡程度，不僅當地百姓擔心社會的動盪將導致民生凋敝，國際上也對香港的前途憂心忡忡。

貝祥大使和江陵副縣長及作者（左一）在參觀鄧小平故居門首合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經歷了一年多不平靜的日子，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肆虐，香港也不能倖免，卻讓社會上的一片黑暗和不安，得以有暫時的喘息。然而近日來，一股暗流似乎又開始在社會上湧出。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是由「考評局」負責出題，這次在歷史考題中，出現了一道令人匪夷所思背離常理，根本不應成為讓學生分析的題目：「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是否利多於弊？」

這猶如在德國給學生出題時問道：「納粹在德國屠殺猶太人是否利大於弊？」，無庸置疑的是猶太人肯定會引起強烈的反感，那麼大多數香港人對這樣違反常理和基本道德標準的「試題」一樣會產生反彈。

香港中學畢業考試的試題出現不可思議的選擇題，已經引起社會的公憤和中央政府的嚴厲譴責。從多年來的接觸中，香港的年輕人一直宣稱自己是「香港人」，不認同為中國人的姿態令人擔憂，這和台灣的年輕人態度如出一轍，關鍵就在於教育上偏離了正軌。教科書的編輯、教師在課堂裡授課的態度，都直接影響到下一代對自己民族的認同感。而這個測試題的出現，無異是火上加油，燃燒起社會各階層的擔憂甚至憤怒。

年輕一代的父輩甚至祖輩，都經歷過日本侵華的殘酷無情燒殺搶掠，造成3500萬無辜百姓的慘遭屠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是二十世紀中令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法忘記的悲劇。如今香港考評局居然違背常理，出了這麼一個有害青年學子思維發展的題目，難怪會引起一片責罵和抗議。

最可怕的是美國多年來用大量金錢支持當地幾個異見分子，從傳媒上大肆宣傳和中國對立的種種不合情理的信息，學校裡也給年輕學子灌輸大陸壓制香港自由民主的陰謀論，不斷出現在街頭的抗議活動中，居然在打砸搶燒的惡劣行為中大部分的「暴民」都是在學青年，不得不令社會感到憂慮。

這令我想起唐代韓愈留給後人的＜昌黎先生集—進學解＞，文章一開始對他學子開宗明義地講述著「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的人生哲理，也恰恰對今天香港莘莘學子棄學業不顧，而在街頭打砸搶燒的行徑，有振聾發聵的啟示。

作者在參觀鄧小平故居後留言，旁邊是廣安黨委書記劉鳳成先生。（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1984年北京舉行慶祝35周年國慶盛典時，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數百名香港工商界人士，對他們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深表欣慰，他向與會的香港人士表示，願意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親眼看到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盛事，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

遺憾的是他在1997年2月病逝，未能親眼看到香港的回歸！更為不幸的是他生前的諸多顧慮，卻在回歸後的二十年裡接二連三地出現了，而且是一波高過一波。

這次的中學畢業考試題目，是殖民主義幕後操縱香港抗衡中國的陰謀充分的暴露，不僅給香港特區政府一個當頭棒喝，必須對今後的教育政策徹底糾正多年來的「混淆視聽」，而且也給中央政府提供了詳盡的信息，「一國兩制」的順利執行，必須要全面清除殖民主義的餘毒，尤為重要的是給下一代認清最基本的民族傾向，不能任其恣意破壞社會安寧，造成經濟蕭條，民生疲乏的惡果。

歷史上南宋的滅亡，蒙古人的侵佔建立元代，是個很鮮明的例子。然而今天又有多少為人師表的歷史老師，仍舊能背誦南宋忠臣文天祥留下的＜千秋祭典＞、＜【過零丁洋＞或是＜正氣歌＞？文天祥被俘後，始終大義凜然地拒絕元代的諸多誘惑，意志堅強地寧死不屈，對宋朝忠貞不二的情操，在七百多年歷史長河中，始終受到中華兒女的尊崇敬仰。

當元代遣派降臣留夢炎前往勸說文天祥投降的時候，文天祥只是簡單的比喻：「葵藿無法和狗尾巴草對抗，鐵石和穢土也無法論堅」來比喻留夢炎的無恥投敵及自己的忠心耿耿。

他在＜過零丁洋＞篇中表述的名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曾經教育過無數代的莘莘學子，直到我們這一代，仍然是對民族景仰的基本準則。然而當我們看到香港的孩子們在大街小巷打砸搶燒，唯利是圖，沒有絲毫民族觀念時，凡是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產生揪心的沉痛！

因為香港社會的不穩定，使我聯想起1984年陪同美國使節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訪問北京，和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面的珍貴場景。在四十五分鐘的時光中，我聚精會神地聆聽著兩位長者親切地交談，猶如多年深交的朋友在那裡敘舊。他們談話的主題，始終圍繞在對未來一代的培養和教育。

經常聽聞鄧小平先生的煙癮很大，所以在他和阿姆斯特朗先生交談時，我有意地注意到鄧小平先生共吸了六支煙，但他有一個習慣，吸煙時從不往肺裡吞，只在嘴裡轉一下即吐出，而且每支煙抽到一半時即熄掉。

令我敬佩的是他在講話時中氣十足，一點沒有耄耋之年蒼老的現象。每次所用的句子都是簡潔而有深意，幾乎找不出多餘的字眼。最感人的是他在講話時毫無疲憊的神情。假如他行走在人叢中，肯定沒有人會認出這樣一位裝束樸實無華的長者，竟然是給億萬人民爭取經濟發展的領頭人。

曾幾何時，鄧小平先生就在香港回歸同一年離世，而如今當香港的下一代，被一些成年人灌輸違背中華文化傳統意識，引導他們走向歪曲的道路，並成為公開打砸搶燒的無賴時，不由回想起我在鄧小平故鄉的舊宅和他母親墓前的徘徊時刻。

那時我佇立在他母親的墓前，突想起司馬遷在《史記》的＜酈食其列傳＞中，這位謀士向劉邦獻計時說的兩句話：「王者以人民為天，而人民以食為天」，說明作為一國之主，必須要以人民吃飽飯為最重要的關懷。

就在他第三次進入「中南海」後，披荊斬棘消除了政治上改革的諸多困難，正符合了唐代韓愈在他的＜昌黎先生集—進學解＞中的兩句名言：「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往」。

他是繼承了來自於「民以食為天」的歷史傳統而為百姓謀取福利。如今中國十四億人正在朝著富裕的前程邁進，然而這位奉獻一生的長者，卻在彌留之際留下遺言將自己的骨灰灑向大海，不留一點痕跡，更沒有要求任何人為他樹碑立傳。

留在我心目中的唯一追憶，只是他在1984年和美國使節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阿姆斯特朗先生侃侃而談對下一代的關注。

也許我們可以重溫唐代韓愈在他的不朽之作＜昌黎先生集—進學解＞中的兩句名言：「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既是對香港仍寄希望於街頭荒廢時光孩子們的勸慰，更是對包括台灣在內的中華兒女真誠的關懷！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作者在鄧小平舊居碑石前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鄧小平攝於16歲，1921年3月。（圖／翻攝自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