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秘辛》史達林時期的對華外交（二）：蘇俄的五張大牌

為什麼斯大林（史達林）時期蘇俄對華外交能取得非常之成功？從外交策略角度來審視，同蘇俄巧打五張大牌分不開。

蘇俄通過公共外交爭取民心，大力宣傳「平等對華」。受蘇聯影響，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洶湧澎湃，蘇聯比任何列強都更深地介入中國內政，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19年7月25日，俄羅斯以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的名義發表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說的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隨後又發表了第二次、第三次對華宣言。這三次宣言，明確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放棄在華一切侵略利益。宣言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好感，在中國引起了強烈反響。

巴黎和會代表合影，二排右四為顧維鈞。外交才子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演講讓他一舉成名。（圖／來源自網路）

然而，1921年6月，蘇軍悍然侵入當時中國版圖內的外蒙古，公然破壞中國領土的統一和完整。1922年8月，外交總長顧維鈞對來訪的蘇俄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表示，中蘇建交的先決條件是蘇軍從外蒙古撤離。顧維鈞的立場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奇怪的是，蘇軍侵入面積等於43個臺灣、140個香港的外蒙古，國人輿論卻並不站在顧維鈞這一邊，相反卻要求北京政府「無條件與蘇俄建交」。此時，不但北京大學生上街示威，新聞機構對外交部大加鞭撻，孫中山也對顧的作法表示反對，到了最後，居然不少軍閥將領都發電報到外交部，指責顧維鈞。北京學生聯合會致函顧維鈞，警告他如不改變立場，趙家樓的故事就將重演。也就是威脅顧要用五四運動中火燒時人所指的「賣國賊」曹汝霖家的辦法來對付他。果然，一個寄給顧維鈞的裝有炸彈的包裹把家中的兩名傭人炸傷。

維持蘇軍在外蒙的軍事存在是蘇俄的底線，因此，越飛與北京政府的建交談判陷於失敗。越飛威脅說，如果與北京政府談不攏，他將轉而與南方的孫中山談判。顧維鈞知道越飛將孫中山作為一張牌來打，以此施壓，但不為所動。對越飛來說，也確實是東方不亮西方亮，轉身與身陷困境、亟待外援的孫中山在上海接觸。1923年1月越飛與孫中山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蘇俄承諾援助國民黨，從孫中山手中得到在北京政府那裡沒有得到的東西。白紙黑字的《孫越宣言》明白無誤地寫明「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也就是認可蘇俄在那裡的武裝侵佔。1924年起，被劃入蘇聯勢力範圍的外蒙古居民，出入境已持莫斯科頒發的護照。國人受十月革命影響，從意識形態出發看待外蒙古事件，沒有認識到蘇俄對華宣言只是一種外交姿態，從來沒有打算真正實行。

中蘇恢復外交關係後，蘇聯對外仍自稱是《辛丑條約》簽約國，只是承諾將來會廢止此約。隨著蘇聯政權的逐步穩固，斯大林不僅根本無意兌現《加拉罕宣言》承諾，理由居然是「可能翻譯錯誤」，後來又將加拉罕槍斃，而且還策劃了外蒙古獨立，並侵佔了中國17萬平方公里的唐努烏梁海地區。

中俄建交後，斯大林派因《加拉罕宣言》而在中國最為知名的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出任駐中國首任大使，把俄羅斯第一次授銜時的五位開國元帥中的兩位派來中國，一位是被安排到北京任駐中國大使館武官的葉戈羅夫，另一位是北伐時期被派到中國來的開國元帥、任廣州國民政府首席軍事顧問的加侖，俄文名字是布留赫爾。葉來華前是紅軍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離開北京回莫斯科後出任了蘇軍總參謀長。斯大林為什麼派這麼重要的將帥來擔任駐華武官？其用心就是要葉戈羅夫以使館武官合法身份作掩護，以便就近協助馮玉祥的國民軍，打敗北京政府的北洋軍隊。

作為武官，其職責本來應該是促進中蘇兩軍之間的友好往來與合作，但他的祕密使命實際上恰恰相反。葉戈羅夫在京期間，蘇聯給予了馮玉祥大量的軍事援助，從而使馮玉祥的國民軍在一度崩潰後又迅速崛起。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馮玉祥國民軍從蘇方得到步槍55857支，子彈約580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手榴彈一萬多枚，配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以及藥品等等。北伐戰爭開始後，蘇聯在10月間還向國民軍提供了3500支步槍，1150萬發子彈和三架飛機，10支火焰噴射器等。（普里馬科夫：《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願兵的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版，第10頁)根據馮玉祥1926年8月15日在莫斯科所立的借據，蘇聯在兩年中援助馮玉祥的軍火有：步槍31500支，子彈5100萬發，機槍227挺，炮60門，炮彈5.8萬發，軍刀5000把，飛機10架。同月，蘇聯還決定撥給馮玉祥鐵甲機車八輛，汽油3750普特，飛機油750普特。1926年11月24日，馮玉祥國民聯軍總參謀長鹿鍾麟率團赴蘇訪問，斯大林接見鹿鍾麟時，答應向馮玉祥「援助10萬銀元之軍費」（鹿鍾麟：《訪蘇見聞》）。他還答應為馮玉祥提供「五萬人的軍事裝備，但後來他又決定全力以赴，提供了比這個數量多八倍的裝備」（毛以享：《俄蒙回憶錄》，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202頁）。

抗戰爆發後，斯大林派來大量的著名將帥援華，包括朱可夫、巴季茨基、崔可夫、雷恰戈夫、日加列夫等蘇聯衛國戰爭中著名的元帥和將軍，給國民黨軍隊充當高階軍事顧問。由此足以證明斯大林當時對中國事務是何等關注。

蘇俄善於打牽制牌，支援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政府的異己力量來牽制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長期處於分裂狀態，孫中山與北京政府長期對立，蘇俄利用這一點來實施其外交戰略。

孫中山三次在廣州開府，北京和廣州一國兩府，蘇俄一方面與北京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對孫中山在廣州開府提供全面支援，幫助打倒北京政府。斯大林派鮑羅廷擔任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總政治顧問。在財政上，蘇聯援助了至少1270萬盧布，其中270萬盧布用於建設黃埔軍校，1000萬盧布用於建立國民黨中央銀行。亦有資料稱，其時蘇聯每月給予國民黨中央黨部津貼三萬墨西哥銀元，黃埔軍校10萬粵幣，各報紙宣傳機構數百、數千元不等云云。當時國民政府的蘇聯顧問和中國僱員，確是由蘇方支付工資，每月150至700港元不等。平定廣東商團叛亂時，黃埔學生軍就得到了蘇聯援助的8000多支莫辛步槍。

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各重要機關、各軍種和兵種，幾乎都有蘇聯顧問。廣州革命政府有以加倫為團長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皆魯尼任副團長，勃拉戈達托夫任參謀長兼國民革命軍司令部顧問，斯涅戈夫任作戰部部長，斯特魯姆比斯任偵察部部長，捷斯連科任軍事訓練部和組織部兩個部門的負責人。國民革命軍第一至第八軍中都有蘇聯將軍擔任軍事顧問外，還有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首席顧問鐵羅尼，總參謀部首席顧問葉弗列莫夫，總司令部顧問科爾涅夫，炮兵首席顧問鮑羅金，空軍首席顧問謝爾蓋耶夫（兼空軍負責人），海軍顧問格雷，軍需顧問羅戈夫，通訊顧問科爾涅耶夫，軍醫顧問奧爾洛夫等。1927年初，國民革命軍分成三路大軍，東路軍總顧問是切列潘諾夫，中路軍總顧問由加倫兼任，西路軍總顧問是奧依尼其。

大批蘇聯顧問和專家不僅親隨北伐軍，參贊戎機，甚至直接參加作戰。北伐軍所有飛機都由俄國人駕駛，在圍攻武昌的戰鬥中，由空軍首席顧問謝爾蓋耶夫親率的飛行隊，負責偵察敵情，炸燬敵軍無線電臺，散發《勸告敵軍投降》等傳單，輪番轟炸和俯衝掃射敵軍司令部、炮兵及陣地，「一共投下了219枚炮彈，發射近4000發槍彈，撤下了好幾普特的傳單」（蘇聯《歷史檔案》1959年第1期，第127頁）。10月31日，蘇聯飛行員駕駛飛機襲擊了自南昌往九江的孫傳芳的專車。（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1979年版，第2冊第101頁）1944年5月中旬，蘇聯大使潘友新向蔣介石做出明確保證：共產國際解散後，蘇聯不再援助外國共產黨。蘇聯政府現在不給，將來也不會給中國共產黨任何援助。（《美國對外關係檔》，1944年，第6卷，第793、504-505頁）9月8日，羅斯福的私人代表納爾遜和赫爾利大使告訴蔣介石，莫斯科對華空氣現已好轉。莫洛托夫對美國人說：蘇聯願意見到中國強盛和統一，中共並非共產黨，蘇聯也無意支援中共（《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4冊，第395-396頁）。然而，當中方與蘇方為東北主權完整以及外蒙疆界問題僵持不下時，1945年8月9日，斯大林警告宋子文，中國政府必須讓步，「否則共產黨就將進入東北地區」。這時，「中共問題」成了斯大林敲打蔣的最有力籌碼，蔣被斯大林戳到心病，已無牌可打。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蘇軍進攻東北的炮聲中倉促締結。除了旅順不使用租借名義以外，斯大林得到的比《雅爾塔協定》的還要多。

蘇聯檔案解密後，人們發現，蘇在中國的公司、銀行、通訊社、研究所等，幾乎全是間諜機關。「只是開展地下活動和情報工作的幌子而已」，「蘇聯駐中國的諜報機關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奉天、哈爾濱、長春等市」（《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2007年7月，解放軍出版社，第111頁、81頁）。1919年蘇在北京和哈爾濱建立了間諜網，最高負責人是達夫強。參加中共一大的兩名外國人之一的尼科爾斯基的真實身份就是一名蘇俄情報人員。

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太平洋國際學會京都會議上，一份後來被稱為《田中奏摺》的檔案被非日方人員散發給與會各國代表。這是一封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獻呈的約四萬字的祕密奏摺。奏摺說明，1927年7月25日，田中義一向天皇提出了侵略計劃「滿蒙積極政策」，主要闡述了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奏摺提出日本的「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獲取中國的資源後「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為首要關鍵」。儘管日方在會上當即對所謂《田中奏摺》堅決否認並此後一直否認，對散發此文堅決抗議。然而，《田中奏摺》仍迅速流傳，中國各階層各政黨自然對日本更加義憤填膺、切齒痛恨。

《田中奏摺》當年在中國傳播的一個刊本（團左）和田中義一（圖右）。（圖／翻攝自網路）

原來，1924至1927年，蘇俄在哈爾濱的情報站，從源源不斷的情報中，偵知到日本的基本國策是把蘇俄定為第一假想敵，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標，將北上對蘇俄和外蒙古發動戰爭，時間迫在眉睫。（《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2007年7月，解放軍出版社，125—130頁）斯大林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不是把這類情報在報紙上大加宣傳，號召蘇聯青年仇恨日本，舉行抗日的遊行示威，而是祕而不宣，不動聲色，積極地做防止戰爭的準備——把戰爭的禍水引向中國。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蘇俄偽造的《田中奏摺》出籠了。「1999年9月7日，日本《產經新聞》刊發文章，根據托洛斯基的一份投在《第四國際》雜誌的舊稿分析，蘇聯情報機關1925年左右通過潛伏特工，從日本外務省盜取了重要檔案，《田中奏摺》是以那批內部檔案為底稿，加以改寫拼湊出來的，目的是分化中日關係。」（信力建《蘇聯偽造<田中奏摺>以及弄假成真之經過》，共識網2012年9月18日）

《田中奏摺》出臺時，田中義一辭職不久，蹊蹺去世，死無對證，《田中奏摺》正好冠上他的名義。日本人不信不要緊，只要中國人民相信，蘇俄就達到目的了。《田中奏摺》出色地完成了惡化中日關係的任務。

蔣經國在回憶錄中曾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抗戰勝利前夕，蔣經國奉蔣介石之命隨宋子文就《雅爾塔協定》、蘇俄企圖借對日參戰割走外蒙古一事摸底並相機做工作。蔣寫道：「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斯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動下流；隨著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斯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蔣經國回憶：關於外蒙古獨立問題，斯大林毫不退讓，談判沒有結果。蔣介石打電報給蔣經國，要其以個人名義去看斯大林，轉告他為什麼中國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道理。斯大林問蔣經國：「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蔣經國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援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斯大林這樣回答蔣經國：「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斯大林不加掩飾地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不值一提，因為中國早就失去了蒙古」。（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卷宗322，第84頁）

（作者曾任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中國駐辛巴威大使、駐蘇利南共和國大使、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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