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東屏@東南亞》中緬關係起伏七十年

2020年1月17日，緬甸政府以傳統舞蹈，迎接前來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圖／翻攝自YouTube）

一九五零年代，中緬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於一九五零年六月八日正式建交，今年將慶祝七十週年。

中國和緬甸的友誼有個有趣的名詞---「胞波」。這個外人見到摸不著頭腦，可緬甸華人卻人人知曉的名詞是直接從緬語音譯而來，簡單地說，就是「兄弟」的意思。但在緬語中，它的意義還超過「兄弟」之情。

「胞波」這個詞是一九五六年中國總理周恩來訪問緬甸，與緬甸總理巴瑞會談締約時首見於媒體報導，自後就成為緬中兩國交誼的代名詞。當年，中國還在雲南芒市建立了一個「胞波碑」以資紀念。

雲南省瑞麗市為發展經濟，與緬甸政府多次協商後從二零零零年開始，在四月的潑水節或五月的五一勞動節期間，中緬「四城一區」（中國瑞麗、畹町經濟開發區及緬甸木姐、南坎、九谷）聯合舉辦中緬胞波狂歡節。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和緬甸華人社團也在仰光共同舉辦第二屆「中緬胞波友誼日」招待會，慶祝中緬建交六十七週年。

歷史上，中國清廷曾經四度南征緬甸，但均無功而回。英國在十九世紀把緬甸納為殖民地後，中國更無法染指。直到緬甸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獨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後，雙方才開始有正式來往。

最初的時候，雙方的關係相當緊張，主要是有長達一千三百餘公里的未定邊界，大批中國的勞工、商人、農夫越界尋求新天地，再加上國民黨軍敗退入緬北、緬東中央政府無力控制的山區。國民黨軍甚至在台灣、美國中央情報局、泰國的支撐下，多次發動「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使得中緬關係變得日益複雜。

中、緬兩國今年慶祝建交七十週年，圖為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圖／翻攝自微博）

一九五三年，緬甸決定把國民黨敗軍的問題提交聯合國，才使得緬中關係出現突破口。同年四月二十二日，聯合國通過決議案，要求國民黨軍放下武器撤出緬甸，雖然最終不是所有的人都撤出，但緬甸政府的作法贏得中國激賞，雙方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定。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就應緬甸政府之邀往訪，並於次日發表中緬聯合宣言，揭櫫「和平共處五原則」，亦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雙方隨後勘定有爭議邊界，算是關係正常化的開始。

一九六一年，緬甸對國民黨軍殘部發動攻擊。這一次，數以千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東撣邦景棟鎮北方跨越邊界進入緬甸協同作戰，國民黨軍的主要基地孟洋鎮及猛帕寮都遭受攻擊。這也是雙方的首度軍事合作。

不過到了一九六七年，雙方關係在歷史的偶然中轉壞。當時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激情也蔓延到緬甸首都仰光華人社群。不少親大陸的華僑學生不顧緬甸特有的不准配戴政治符號禁令，紛紛在胸前別起毛澤東像章。當執法人員要求華人學生將胸章取下時卻遭到抵抗，進而引起雙方衝突。

當時獨裁者奈溫領導的軍政府正面臨國內缺糧而民怨高漲之際，為轉移民眾對當局的不滿，於是藉機煽動民眾「反華」，終至釀成「6.26排華事件」。兩天之間，暴徒在仰光唐人街燒殺搶掠，不少華人商店與住戶被掠奪一空，也有不少人喪生。當時暴徒還攻擊了中國駐仰光大使館。受到該事件影響，大批華僑離開緬甸，由於中國大陸正在文革，所以多數是前往台灣，以致於台北縣中和鄉還出現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小緬甸」聚落。

至於留下的人則在語言、服裝、風俗習慣等方面加速向當地同化，並儘可能入籍緬甸以避禍。

那次的排華動亂讓許多緬甸華人驚懼不已，許多華人社團領袖直至今日餘悸猶存，常常呼籲華人要保持低調。二零一三年七月六日在緬甸前首都仰光去世的「鴉片將軍」羅星漢出生在緬甸北境的果敢，祖先可以遠溯自明朝、是如假包換的漢人。他也是少數可以在緬甸呼風喚雨的華人，但他卻一天到晚跟人說，華人一定要保持低調，絕對不要出頭。

2013年7月6日在緬甸前首都仰光去世的「鴉片將軍」羅星漢，出生在緬甸北境的果敢。（圖／翻攝自網路）

實際上，緬甸華人雖然在商業上頗有所成，但在政治上幾乎掛零，少數有華人血統的從政者，都還不敢聲張呢。緬甸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發言人年溫，在訪華時曾向中方介紹自己的母親是中國人，可他卻從來沒有在緬甸公開自己的華人血統。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一支由中國深圳龍越基金會成員六十人組成的車隊，由中國邊境長途跋涉二十四小時，駛進緬甸北部克欽邦首府密支那。他們計畫將安葬在密支那的中國遠征軍遺骨移回中國安葬，不料卻遭到當地華人拒絕。

密支那雲南同鄉會更於隨後發出措辭充滿怒意的聲明，指稱「此次大批遺骸歸葬之事敏感又複雜，汝等無視於目前正處於緬甸大選的敏感時刻，組織龐大車隊，浩浩蕩蕩開赴密支那迎接遺骸。汝輩可知緬甸亦為主權國家？可知緬甸政局複雜？數十年來緬甸華人處境艱辛…」。聲明中還嚴詞指責此舉「全然不顧華人華僑處境與感受」。由此也可見在緬甸生活的華人確實如履深淵，如履薄冰。

前述排華事件發生後，中緬雙方都召回大使，連全球唯一能在仰光設辦事處的新聞單位「新華社」都一併撤離。北京方面中止依照一九六零年友好協議對緬甸提供的援助，北京電台則對尼溫政府發動猛烈攻擊，把他稱為「法西斯」。一九六八年一月，重裝備的緬甸共產黨部隊越界進入緬甸東北部，中國方面則開始支持緬共對抗緬甸國防軍。只不過，事後經過多方研究顯示，一九六七年的緬甸排華暴動固然讓許多華人生命財產受到損失，但中國似乎也刻意利用那個機會，藉著全力支持緬共而介入了緬甸的內政。

緬中雙方的關係，一直到一九七零年恢復大使互駐才開始緩解。隨後，尼溫在一九七七年訪問中國，鄧小平則於次年一月往訪緬甸，雙方關係才告正式恢復正常。這時中國對緬共的支持雖已降級，但並未完全停止。

這段時間，雙方互訪相當頻密。一九七九年七月，緬甸總理貌貌凱訪問中國並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緬甸最高領導人尼溫則於一九八零年十月、一九八五年五月兩度訪華。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於一九八五年三月訪緬。與此同時，緬共力量逐漸衰減已愈來愈無關緊要，但是緬甸政府軍還是無法剿滅他們。

進入八零年代，中國決定不再支持緬共，中緬關係得到根本改善。有趣的是，緬共為了生存，開始在邊境從事非法貿易，從中國輸入日常生活消費品，對中國則輸出木材、礦產、珠寶……。殊不知，這也給了中緬雙方靈感，成了日後雙方邊境貿易的主要模式。以雲南籍、福建籍為主的緬甸華人借助語言等優勢，主導了中緬邊境貿易，經濟地位得到迅速提升。

根據緬甸官方統計，華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也就是一百八十萬。但實際的人數遠不止此，一般估算大約有六百萬人。緬甸華人主要集中居住在第一大城仰光和第二大城曼德勒（瓦城），大多是早年從中國移民而來。仰光華人多來自福建和廣東，位於曼德勒和緬北邊境城市則多是雲南移民。一九四七年緬甸獨立前的移民具有公民身分，以廣東、福建沿海省民居多。一九四九年前後因國共內戰也有大量雲南華人避難到緬北，這些人多半只有永久居留權，而沒有公民權。

另外，即使華人獲得公民權，也並不意味著可以享有完整的權利。緬甸在一九八二年頒布的《緬甸公民法》將緬甸公民分為「真正的緬甸公民」、「客籍公民」和「歸化公民」三類，其中「客籍公民」指的是「在獨立前移居緬甸，根據一九四八年頒布的法律申請過入籍，並符合該法律規定者」。而「歸化公民」則指此前沒有申請過入籍者。

「客籍公民」和「歸化公民」必須「本身及其兒子和孫子三代人保持安分守己」，才有可能成為擁有完全公民權利的「真正的緬甸公民」。緬甸政權歷經更替。但這個公民法一直沿用至今，因此緬甸的身份證有粉色、藍色和綠色三種顏色，分別代表不同公民類型。

在緬甸，對「客籍公民」和「歸化公民」最大的不公表現在政治權利上，他們只有議會選舉權，而沒有被選舉權，不能出任議員及高級公務員。同時，印度人和華人不被包括在緬甸政府承認的一百三十五個少數民族內，公民權利也因此被進一步限縮。

最讓緬甸華人心有餘悸的事情有兩件。一是一九六零年代初期軍人掌權之後，突然將所有外國人（包括印度人、華人跟歐美人士）的財產收歸國有，華人主要經營的碾米業、針織業、製油業、製帽業、香煙業一夕之間化為烏有。仰光廣東大街上有數百家華人開的商店，有數千人從業的攤檔，都被收歸國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華僑所擁有的酒樓、飯店被禁止繼續經營。另外有兩百九十八所華人學校被收歸國有，上千名中國教師被解僱，華僑律師、醫生也被禁止營業。

第二件事就是前述發生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七兩日的排華劫掠殺戮。

從某個角度來說，緬甸華人的權利確實受到極大限縮。例如緬甸二零零八年所頒佈的憲法規定，佔緬甸人口總數千分之一以上的少數民族，可推選一名代表到省、邦議會中，而（官方數據）人口佔百分之三華人則無此權利。

華人成立社團也被嚴格限制，所以緬甸華人的同鄉會都「寄生」於寺廟內，等於是寺廟的附屬單位，以規避相關規定。

總而言之，由於前述的歷史因素及制度上的壓制，緬甸華人對政治的態度通常是拒而遠之，寧可在幕後出錢出力，也不敢站到台前，所以從政的華人極少，華人認為只要把經濟搞好，生活過好就行。

一九八八年，緬甸發生了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各種示威活動席捲全國，包括癱瘓全國的大罷工。正當全世界都在等著看緬甸軍政府可能崩解的情況下，中國卻在當年八月六日悄悄地與緬甸簽下正式的官方邊境貿易協定。

中國其實是在進行一場賭博，它賭軍政府不會垮台，而當時長達一千三百五十七公里的緬中邊境幾乎全由緬共和其他跟中國關係密切的民族地方武力（民地武）所控制。中國在邊境貿易上站穩腳步，可以藉由貿易挹注這些武裝力量而讓邊境地區自成兩國之間緩衝區，中國也可以抓住這些邊界武力作為與緬甸折衝的籌碼。事實上證明，中國的這一招十分高明，直至今日都在緬中關係上發揮了很大作用。

其實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已經開始利用在緬甸境內所建立的經濟情報系統來穿透緬甸市場。中國用這個網路監測緬甸自身所能生產，以及周邊如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印度等國家可以為緬甸提供的產品，然後用國營企業大量生產，以便宜的價格傾銷到緬甸市場。

一九八九年三月間，緬共內部的部族基層軍官發動兵變，把意識型態濃重的毛派老領導人放逐到中國。當時面臨生死存亡、焦頭爛額的緬甸軍政府立刻抓緊機會，與緬共新領導人簽訂停火協議，條件則是他們可以保有現有的武力及已經取得的領土。如此一來，邊境貿易變得益發火紅，也正中了中國的下懷。

另外，緬甸的一九八八年民主運動以軍隊鎮壓收場。幾乎同一時間，中國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也發生天安門事件，同樣以鎮壓收場。兩個國家突然之間同病相憐，都變成國際交相指責的棄兒，卻反而促成他們之間相濡以沫，關係變得更為「胞波」。

一九八九年十月，緬甸的領導人丹瑞大將率領了二十四名軍方高官到中國做了長達十二天的訪問，雙方完成了龐大的軍火交易，中方承諾交運價值達十四億美元的軍事裝備，其中包括一個中隊的殲七戰機、至少四艘海南級巡邏艦、一百輛輕型坦克及裝甲運兵車、防空砲、火箭、大輛輕武器、彈藥以及軍用無線電。

到一九九零年，緬甸已成為中國在東南亞最主要的政治及軍事盟友。中國通過邊境所運送的大量武器，成為日益不受歡迎的緬甸軍政府得以存活的最大關鍵。與此同時，緬甸也成為中國廉價生活消費產品的主要海外市場，中國則是緬甸木材、林產品、礦產、海產、農產的主要輸入國。中國還派出工程隊，協助緬甸建造、維護境內的鐵、公路。一九九一年，中國軍事顧問團抵達緬甸，成為五零年代以來，第一個駐在緬甸的外國軍事單位。

2012年1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緬甸，會唔緬甸領導人翁山蘇姬。（圖／翻攝自YouTube）

不過這個情況到了二零一零年前後卻出現了變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緬甸走向開放，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開始改善與緬甸的關係。另一方面，緬甸也樂於有程度地接受西方國家，作為對中國的制衡。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高調訪問緬甸，這是五十多年以來，第一位美國高官出訪緬甸。緊接著，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首度訪問緬甸。兩年之後，二零一三年五月，歐巴馬再度前往緬甸參加亞細安（東盟）峰會。緊接著，緬甸總統登盛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訪問華府，是自一九六六年尼溫訪美後，第一位緬甸國家領導人訪美。等到緬甸國務資政翁山蘇姬於二零一六年九月訪問華府，雙方關係可說已完全正常化。歐巴馬也趁著翁山蘇姬往訪，宣布取消所有的制裁，送了一個大禮。

與此同時，緬甸國防軍於二零零九年發動突襲，把跟中國關係密切的「果敢王」彭家聲趕出果敢，另立親中央的政府。二零一一年登盛突然無預警宣布在他的任期內停止中國投下鉅資的密松電站興建。另外，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良於二零一一年上任後，並未按照往例把中國作為第一個出訪的國家，而是前往中國傳統上的敵人──越南訪問。這一切，都讓中國揣揣不安。

因此從二零一一年起，中國開始小心翼翼施行恩威並施的外交手段，企圖重新建立並加強與緬甸的關係，其中之一就是操弄緬甸境內的民地武，而佤邦聯合軍（佤聯軍）就是最好的例子。

佤聯軍脫胎自緬共，多年以來一直是中國在背後支撐。佤聯軍領導人身邊也一直有中國的情報官員提供各種諮詢。北京的目的顯然就是藉由民地武給緬甸政府施壓，特別是一個強大的佤聯軍，可以讓北京保持戰略上的優勢，同時也是有必要和內比都談判時的籌碼。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緬甸總統辦公室部長昂敏前往蒙育瓦會見當地抗議中國所投資銅礦的民眾時，就公開地承認，「我們很害怕中國…我們不敢跟他們鬧翻，如果他們因為我們把銅礦關閉而惱怒起來，重新支持共產黨，那麼，邊境地區的經濟就會崩潰」。昂敏所說的「共產黨」，就是不受緬甸政府控制的佤聯軍和他們的少數民族盟友。

簡單地說，邊境貿易是中國手中握的胡蘿蔔，佤聯軍就是棒子。根據英國詹氏防衛週刊報導，中國這些年來向佤聯軍提供了包括攻擊直昇機在內的許多武器，使得佤聯軍在緬甸境內已有尾大不掉之勢，是緬甸國防軍奈何不得的心頭大患。

目前，中國方面負責緬甸事務的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負責人宋濤，手法則是以「政府對政府」、「政黨對政黨」雙軌進行。由於中國的體制是中國共產黨高於政府，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國可以一方面讚揚緬甸的和平進展，又可以同時向佤聯軍等少數民族武力提供支援。而中國的真正目的是施加壓力給緬甸國防軍。因為中國十分明白，緬甸軍方才是真正操控內比都的人。

擺在眼前的現實不會改變。簡單地說，中國就在緬甸的北方，而西方國家地理位置遙遠，更欠缺緬中關係長久以來的深度與細緻。中國基於本身的利害，是絕不會輕易讓西方國家就這樣進入緬甸而將它取代。

梁東屏，曾任中國時報紐約新聞中心記者、主任，中國時報駐東南亞特派員。現為香港亞洲周刊、新加坡新明日報、新加坡品雜誌、台灣人間福報…專欄作家。

2002年隻身前往阿富汗採訪，獲第十七屆吳舜文新聞獎採訪報導最優獎。著有「一個人＠東南亞」、「閒走＠東南亞」、「說三到四＠東南亞」、「閒嗑牙＠東南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