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南生(三策智庫授權轉載)
近代以來,相對於俄羅斯對其他國家的外交,俄羅斯對華外交在俄外交中成就最大,獲取戰略利益最多。而俄羅斯對華外交中,又以斯大林(另譯:史達林)時期的對華外交最強勢、最成功。斯大林時期的對華外交,經歷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初期,對中國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的勝利,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新中國的建設,發揮了明顯作用。本文對這段歷史作一個簡要的回顧。
蘇英敵對引導中國反英
在斯大林執政前期,蘇英關係深度影響了中英關係。十月革命後,蘇俄作為新生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處在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列強的包圍之中。列強封鎖孤立蘇俄的企圖失敗後,英國於1924年第一個承認了蘇俄。但英國與蘇俄不因為相互承認而結束敵對狀態,蘇英同處歐洲,英國是資本主義的堡壘,在地緣政治、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等方面,蘇英都處在尖銳對立的地位,雙方都亡對方之心不死。面對頭號帝國主義國家英國這一對俄羅斯最大的威脅,防範英國自然是俄羅斯最基本的外交政策。因此,擴大蘇俄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必須首先在歐洲站住腳,蘇俄在歐洲和世界的擴張,繞不過英國的圍堵和牽制,這就使蘇俄必須處理好與英國的關係,蘇英矛盾是蘇對外關係中的主要矛盾,處理好蘇英關係由此在蘇對外關係中自然而然處於核心地位。
(省港大罷工期間,有工人手持「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橫額。圖片來源自網路)
但是,國民黨主導的廣州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一條主線就是反英。在「革命外交」雷厲風行之際,圍繞處理省港大罷工、沙基慘案、漢潯慘案、五卅慘案、萬縣慘案等中外矚目事件,革命政府的矛頭無一不是主要對準英國。更有甚者,受反英宣傳的影響,北伐軍佔領南京後,一些北伐軍人武裝襲擊外國領事館、教堂和商社,打死英、美、法、意等國六人,打傷數十人。特別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27名北伐軍士兵輪姦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姦,英美野蠻報復,打死南京市民2000多人。
本來,晚清以來,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日俄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一戰後對山東的霸佔,以及對東北的日益滲透,已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誰都明白,當時日本侵華勢力的威脅遠遠大於英國侵華勢力的威脅,中日矛盾已成了中外關係中的主要矛盾。蘇俄對華外交的「高明」之處就是使中國南方革命政府的外交戰略同蘇聯外交戰略綁在一起,將反英作為南方政府「革命外交」的重中之重,牽制英國,事實上替蘇俄分擔壓力。在中英關係嚴重惡化之時,日本抓住這一戰略機遇期對東三省的滲透日益深入,在東北形成了侵略基地。
蘇聯將日本的戰爭禍水引向中國
在斯大林執政中期,蘇日關係深度影響了中日關係。日本與中俄都有世仇,一戰前到二戰期間,日俄一共有兩次交手。1905年日俄戰爭第一次交手日本完勝,取得遠東主導權。第二次交手是1939年諾門坎戰役,蘇聯紅軍與日本關東軍再次交戰,結果是朱可夫率領的紅軍打退了日本關東軍,雙方在原邊界罷兵。此外,1918年8月12日,天皇親自點兵,任命大谷大將為西伯利亞派遣軍司令官,和中國政府一起出兵西伯利亞,對剛成立的蘇維埃進行武裝干涉。這三次軍事行動都是日本挑起的。日本以中國東北為根據地,既可以往北進攻蘇俄,也可以南下侵略中國,中俄兩國都面臨日本的巨大威脅。
辛亥革命以後,大多數日本人認為,中國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在很長時間裡,日本一直是中國的最大交易夥伴。儘管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者,一直對中國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動,但他們當時在日本高層並沒有取得主導權。當時日本和蘇聯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對日本來說,蘇俄是其心腹之患。因此,蔣介石絞盡腦汁想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向蘇俄,斯大林也想方設法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向中國。
這一切當然逃不過毛澤東的眼睛,1936年6月28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南京以鐵道部次長曾養甫出面答覆我們的信已收到,滿紙聯合抗日,實則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毛澤東年譜(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54頁)毛此電清楚地告訴世人:蔣想方設法「導火日蘇戰爭」,企圖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走。蔣的這一戰略意圖還可從蘇聯檔案中得到證實。如:1935年12月9日,蘇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根據其蒐集的有關中日談判的情報,向莫斯科專電匯報:「從我同南京領導人全部會談留下的印象是,他們都想加速我們和日本間可能的衝突,我同蔣介石的會談也證實了這一推測。」(《動盪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係》,王真,廣西師大出版社,1993年版)
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崔可夫來華出任蘇駐華武官和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行前斯大林向崔交代,「您的任務、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這明白無誤地講明瞭蘇聯遠東外交的目標和指導思想。
蘇聯為此嫻熟地使用了兩手:一手是支援中國抗戰。西安事變爆發後,蘇聯毫不猶豫地譴責張學良,敦促中共中央推動和平解決事變。為什麼呢?斯大林認為只有蔣介石有能力有實力領導對日抗戰,沒有蔣的領導,難以實現斯大林把日本禍水引向中國、把日本拖在中國戰場的戰略構想。中日戰爭爆發後,蘇聯第一個對中國抗日提供援助。1937年至1939年9月,蘇向中國提供了約值1.7億美元的貸款,為中國後來的全面抗戰,提供了巨大的物資保證。1938年武漢戰役期間,蘇援華軍事專家有3665人,軍事顧問200多人,多為高階將領。1937年11月到1941年在中國服務的蘇聯總人數(含志願飛行員)達到5000人上下。蘇聯空軍志願隊參加了保衛南京、武漢、成都、重慶、蘭州等的空戰。抗戰初期蘇俄是唯一對中國抗戰進行援助的國家。斯大林採取的一系列外交謀略和其他策略成功地使日本南下,中國的抗日戰爭死死拖住了日本侵略軍的主力,極大地分擔了蘇俄在東亞面臨的壓力,幫助蘇聯挫敗了日本「北進」計劃,有利於蘇聯集中精力對付來自於歐洲的威脅。
斯大林阻止日本北上的第二手是兩面下注,同時發展與日本的關係。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始終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內,防止因此而激怒日本,始終為蘇日關係轉圜修好留下餘地。1939年起蘇聯開始放慢援助計劃執行速度。在向中國提供日本情報的同時,也向日本提供中國的情報。多次派代表去東京,要求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1941年3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訪問德國,4月歸國途經莫斯科,7日與蘇外長莫洛托夫展開締約談判,13日雙方訂立《日蘇中立條約》,又稱蘇日互不侵犯條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主要內容:(一)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二)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物件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遵守中立;(三)本約有效期限五年。簽約同日,雙方還發表聲明:「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俄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蘇聯是世界上極少數承認所謂「滿洲國」的國家之一,這顯然是對中國內政的無端干涉,也是對《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嚴重違背。
(《日蘇中立條約》簽訂後,斯大林破格親送松岡洋右到車站並親切擁抱,導致國際列車晚點。從右至左為:斯大林、莫洛托夫、建川美次、松岡洋右。圖片來源自網路)
《日蘇中立條約》的訂立,解除了日本大舉南進的後顧之憂,加快了其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步伐。對此,中國國民政府提出嚴正抗議,外長王寵惠於4月14日發表聲明:「本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協定時所發表之共同宣言,內稱日本尊重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蘇聯尊重所謂『滿洲國』領主完整與不可侵犯性。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並鄭重聲明,蘇日兩國公佈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4月22日下午,松岡洋右一行回抵東京,在下午9時召開的政府大本營聯席會議上報告日蘇談判的情況。4月24日,日本樞密院通過蘇日中立條約,天皇立即批淮。4月2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亦批准蘇日中立條約。同日,蘇聯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東京交換條約批准書,宣佈蘇日中立條約正式生效。這一條約的簽訂,使斯大林心頭一塊石頭落地。正因為如此,4月13日,條約在莫斯科簽字時,斯大林親自出席。條約簽訂後,作為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竟然破格親送松岡洋右到車站並親切擁抱,導致國際列車晚點。這是斯大林唯一的一次為外國來訪客人送行,而松岡洋右只是外交大臣,毛澤東作為開國的國家元首當年訪問莫斯科,斯大林卻既沒有迎接,也沒有送行。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後,蘇停止了對華援助。
蘇聯拉攏中國致使中國得罪美國
在斯大林執政晚期,蘇美關係深度影響了中美關係。世界進入蘇美對立的冷戰時代後,新中國站在哪一邊對蘇美來說關係極大。美國的底線是使中國保持中立,蘇聯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自己的盟國,毛澤東則在新中國成立前,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公開宣佈「一邊倒」,倒向蘇聯。一個世界人口第一的泱泱大國、一個五千年文明歷史的文明古國公開「一邊倒」,在中國外交史上史無前例,對斯大林來說,這是蘇聯國際戰略、外交謀略的歷史性勝利,是美國對華戰略的歷史性失敗。
僅僅幾年前,美國廢除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美國在尚未對日宣戰前就派飛虎隊支援中國抗戰,美國對日宣戰極大地幫助了中國抗戰,美國對日本本土投擲原子彈是日本投降的關鍵因素之一;美國幫助中國收回臺灣,美國主動提出將琉球群島交給中國;美國是唯一支援中國取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的世界大國;解放軍打過長江時,美國不僅沒有出兵阻止,反而撤走在國民黨軍隊中的軍事顧問、撤退在青島的第七艦隊,1949年8月5日,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宣佈美國今後不再援助蔣介石政府;等等。這一切,在不少人看來本來足以有助於構建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然而,新中國卻是在中美對立、對抗的情況下誕生和運轉的。當時,中美關係越對立、越對抗,越有利於蘇聯集中力量和美國在歐洲開展爭奪,越有利於維護和擴大蘇聯的全球利益,越有利於維護和擴大當時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利益。
1964年5月14日,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接見日本自由民主黨著名人士北村德太郎時說,「美國的對華政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解放軍即將渡江到1950年春天朝鮮戰爭爆發。那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演說和國務卿艾奇遜的白皮書都說,美國打算承認新中國,使中國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所以,南京解放時,在南京的美國大使沒有走,北京的美國總領事也沒有走。周恩來告訴北村,50年代初美國還表示,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戰的繼續,美國不介入。但是,到第二階段,也就是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人就翻臉了」。(孫津:《新中國外交啟示錄》,第457-458頁)
(抗美援朝戰爭。圖片來源自網路)
阻止美國以聯合國的名義組建聯合國軍開進朝鮮,對蘇聯來說本來不需一槍一彈,在安理會投否決票就行,蘇聯以根本站不住腳的說辭為由拒絕出席安理會,安理會在蘇聯缺席情況下順利地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其中最關鍵的是組建去朝鮮的聯合國軍。在戰爭廢墟上剛剛誕生的新中國百廢待興,出兵朝鮮對中國來說是在蘇美之間選邊站隊的一個最明確的宣示,是最有力、最徹底、最乾淨利落的一次「一邊倒」行動。出兵朝鮮是中國幾千年來最大的一次對外戰爭,面對的是以聯合國名義組成的來自於16個國家的國際軍隊,中國出兵人數之多、傷亡之重、欠蘇聯債務之巨、後遺症之大,史無前例。毛澤東講到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將蔣介石趕到臺灣和文化大革命,他為什麼不講朝鮮戰爭?朝鮮戰爭的影響絲毫不低於上述兩件大事。在朝鮮戰爭的博弈方和利益攸關方中,蘇聯是最大的受益者,日本和臺灣當局也是受益者,日本由美國的打壓管制物件變為扶植結盟物件,美國由宣佈放棄臺灣變為保護臺灣,國民黨在臺灣由此轉危為安。
中國從朝鮮戰爭獲得明顯利益的同時付出了極大的代價:1951年2月1日,聯合國大會以44票贊成,七票反對,九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譴責共產黨中國為在韓國的侵略者》提案。1951年5月18日,聯合國大會在沒有否決票的情況下還通過了提案,要求成員國對中國實行禁運。
(作者曾任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中國駐辛巴威大使、駐蘇利南共和國大使、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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