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蔣介石的孝心義薄雲天

作者1986年訪問時在蔣介石故居中的「素居」前留影。因蔣氏家庭傳統信佛吃齋，故名。（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中華民族歷史上對歷代皇帝的評價，似乎都是在「善」與「惡」或是「褒」與「貶」的對立，幾乎找不到中立的詞彙來形容。當出現不為人所喜愛的皇帝時，幾乎都是用「暴君」，或是「昏君」來醜化。緊跟著就會出現一些如「花天酒地」、「荒淫無度」、「沈溺酒色」，或是「奢靡腐化」的負面形容詞來描述。

相對的，假如有一個受到尊敬的皇帝，那麼肯定是用如「皇恩浩蕩」、「萬民景仰」、「英明神武」、「愛民如子」、「勵精圖治」、「恩澤天下」等形容詞來描繪，從而希望這君主「萬壽無疆」。

公元前兩百年，中華民族出現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暴君」秦始皇 (公元前259-210)，但這個「暴君」卻在歷史上統一了中國，而且制定了沿襲至今的諸多法律、度量衡，以及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

但他也同時施行了被人唾罵至今的「焚書坑儒」罪責，歷史上文人雅士就鍥而不捨地用不同的方法予以鞭策、諷刺。司馬遷的《史記》，就是第一個給秦始皇留下惡名的紀錄：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為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司馬遷是在父親司馬談去世後，繼承其職務為太史。父親臨終前，曾對他留下遺言稱：「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言下之意是他必須要完成通史的著述。由於漢武帝因為對他《史記》中的誤解，以及朝廷裡的是非，司馬遷接受了「宮刑」的處分，從此潛心著作，完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經典之作 —《史記》。

歷史後人認為司馬遷對秦始皇的撻伐，是因為他領用漢代俸祿，故而為了討好漢代皇帝所作的違心之論。但這些歷史評論只能看成是人云亦云，而司馬遷對秦始皇的鞭策，成為後人譴責甚至謾罵秦始皇的有利依據是不爭的事實。咸認為秦始皇焚書坑儒，尋仙求道，勞民傷財，苛政酷刑，造成多方面的暴行。漸漸地，這些就成了文人借古諷今，以貶損秦始皇，警示當代君王，必須重用人才，勤政廉潔，寬容仁慈。

晚唐時代，騷人墨客對秦始皇的批評仍然是方興未艾。其中有兩位詩人的諷刺秦始皇暴政最為經典。一位是胡曾（約840年—？），他在＜詠史詩阿房宮＞一詩中這樣地表述：

「新建阿房璧未乾，沛公兵已入長安，帝王苦竭生靈力，大業沙崩固不難。」

另一位詩人許渾（約791-約858）在他的詩篇＜途經秦始皇墓＞中寫道：

「龍盤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一種青山秋草生，路人唯拜漢文陵。」

故居中的報本堂，相當於傳統的祠堂。（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公元十二世紀，蒙古人入侵，建立了元朝，由於當時社會的變更，逐漸湧現出一直流傳到今天以訛傳訛的元代社會區分為十等的階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十丐」。從這十個社會階級中，讀書人介乎娼妓和乞丐之間，無形中成為比乞丐好一些，還不如娼妓的社會階層。這是否因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而出現的歷史傳承就不得而知了。

滿人入關建立清王朝後，自順治開始設立「文字獄」，歷經康熙、雍正到乾隆，逾140年其目的就是借文字的箝制，羅織罪名清除異己的刑獄之災。其殘酷之情較之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過猶不及。

直至上世紀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讀書人被定格為「臭老九」，也許是事有湊巧，又或許是「借古諷今」，居然和元代讀書人被列為社會上第九等的地位相符。

策劃文化大革命而寫下第一張大字報的就是毛澤東。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一直是半明半暗的被議論甚至是被揶揄。

提及中國現代政治，就不免會將毛澤東和蔣介石聯繫起來。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一個是打著民主自由招牌的國民黨。實際上這兩個政黨的積怨、互仇，甚至廝殺了數十年，至今雖然不時聽到口口聲聲的解怨呼聲，亦只能當成「只聽樓梯響」的傳言而已。

究竟是個人的積怨，還是兩黨之間你死我活的爭奪，令千萬無辜百姓永遠得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雙方相互以「匪」譏稱。億萬同胞也因此下意識地捲入相互指責「蔣匪幫」，或是「共匪」萬劫不復的境界而無法自拔。

溪口鎮的武陵城門，上面是蔣氏親筆題寫的匾額。（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對政治不管什麼體制，或是什麼黨派，素來就是堅持我的「嗤之以鼻，不屑一顧」態度，換言之，這也是我對政治的「冷感症」，理由很簡單，我厭惡中國人搞政治時的缺乏雅量，以及個人利益高於社會發展的自私行為。

這些年在穿梭於大陸和歐美地區時，「蔣匪幫」的叫囂早已消聲匿跡，然而在幾次的台灣之行時，無意間仍然聽聞到「大陸共匪」的指責，導致我漸漸地產生盡量避免去台灣的意願。

也因此在很多場合裡，我會不經心解嘲地輕描淡寫表達說：也許是時候，我們都需要對多年孵出來的中華民族「匪細胞」打免疫疫苗了！

事實上不論哪個政治人物，他們的內心世界裡都具有人性光輝的一面，這也是在政治鬥爭中，往往很容易被忽略。

在中國歷代王朝中，能夠使我經常想到的是清代的乾隆皇帝。這位權高位重的清帝，既長壽，又具備崇高的文化修養。但我最尊重他的就是他對母親的尊重和孝心。乾隆帝最令人稱羨的是他多次的下江南巡視。每次他都會帶著皇母隨侍在側，博取母親的歡心。

王太夫人墓冢入口處牌坊，孫中山題字。（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特地陪皇太后到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薩道場「殊像寺」進香。目睹文殊菩薩妙像莊嚴慈祥，於是記在心裡，回到京師後，特地顧人為皇太后將文殊菩薩按照相貌雕成石像，並建造香山寶山寺，將石像供奉在內。

1765年，為祝賀皇太后長壽健康，乾隆特傳旨製作了一塊匾額，上書「長春仙館」，懸掛在一座房舍上，後來這座房舍成為奉養生母起居飲食的住所。

乾隆侍奉母親無微不至，在歷史上留下千古清名。從這個角度去瞭解乾隆皇帝，要比從政治角度分析更為人性化，特別是他的孝心，不僅是世代的楷模，更體現出君主的光輝人性。

可以與乾隆相提並論的應該是國共兩黨鬥爭時，一直被貶成「匪幫」的蔣介石。我有幸在大學求學時代，曾經作為優秀學生，被選派到陽明山接受政治洗禮。在那幾天的活動中，帶著景仰的心情兩次見到蔣介石。其中一次是參加他主持的國父紀念週。

我終身難忘的是在陽明山的大禮堂，兩百名來自全台灣各大學選出的優秀學生，陪著蔣總統伉儷觀賞國軍豫劇團的演出。那雖然只是一場娛樂性的場所，但不到兩小時的聚會中，蔣氏伉儷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終身難忘。看上去不像是曾統領大軍征戰大江南北的軍人，在我的心目中更似一位慈祥的長者。

那晚，宋美齡夫人身著黑色絲絨旗袍，蔣氏一如往常地身著軍服，外披軍披風。坐在劇場觀眾席的中央位置。那是兩張專設的沙發。我的座位就在他們倆位的後面第三排，所以對他們的容貌和一舉一動都呈現在眼下。蔣氏可能怕冷，在觀賞演出的時候，還特地戴了一頂看上去似乎是毛織的黑色帽子。當演出結束時，他就將帽子取下，挽著宋美齡面帶笑容地步出劇場。

然而在主持總理紀念週的場合時，禮堂裡除了我們兩百位大學生外，幾乎都是黨政軍文武百官。蔣氏一出現在講臺上，整個禮堂裡立即鴉雀無聲。他面無笑容，那炯炯有光的眼色以及威武的神情，和在劇場觀賞演出時宛如二人，益增我記憶中他對青年人發出內心的慈祥關切。

從教科書中，讀到有關蔣介石侍奉母親的孝心故事，使我油然產生親往浙江奉化溪口鎮一睹蔣氏出生地願望，最重要的是我想到王太夫人 (1863-1921) 的墓上去瞻仰，對這位曾經艱辛撫養過一位叱咤風雲的政治人物的母親致以崇高的敬意。

這個願望一直到1986年才得以實現。其實應該在這之前就有了前往溪口鎮的構想。只是由於國共兩黨的鬥爭，蔣氏的出生地也成為是非之地，不幸的是王太夫人的墓園，因為生了一個國民黨的「蔣匪幫」頭，而遭到紅衛兵的徹底破壞。到1982年，我又聽到溪口鎮的王太夫人墓園以及蔣氏出生故居都重建，才有了1986年的如願以償。

我對政治的冷感，其中有一個最無法忍受的現象，就是中國歷代留傳下來的「株連」惡習。一個官員犯了罪，除了本人受到懲罰之外，「株連九族」的殘酷無情，連家族一個都不留。這是中華民族政治基因中最慘無人道的法則。

一直到國共的鬥爭，孫中山創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中華民國，卻因為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水火不容，導致國民黨潰敗到台灣。歷盡艱苦的王太夫人將蔣介石撫養成人。孤兒寡母的悲哀，仍然沒有得到紅衛兵極端份子的同情，卻將去世多年的蔣母墓園徹底破壞，雖然墓園已經修復，但王太夫人的遺骸是否仍埋在墓中令人存疑。幾乎是用現代化的「鞭屍」來對待一個已經早已離世何況在生時手無寸鐵的孤寡女人。

2018年，位在台灣桃園慈湖蔣介石陵寢，被台獨極端份子噴紅漆表達他們的不滿和憎恨。台灣自日本佔領成為殖民地後，雖然回歸中國，但是當地有相當的人民始終視日本為馬首是瞻。大和民族素有尊重逝者的優良傳統，然而台灣的「革命份子」卻在盲目崇拜的理念下，僅僅引進了日本的「浪人文化」。

台灣「浪人」對待蔣介石陵寢的「無知」和「肆意破壞」，和大陸文化大革命時的紅衛兵舉止如出一轍。其惡劣手段只是展現出暴民流氓的作風，對一個已經毫無反抗能力的逝者施以毫無意義卻是最殘酷無情的反道德反人性的侮辱！這反映出多少年來嚷嚷不息的「民主自由」只能被看成是無聊的口號。開明的政治最重要的體現就是「人格」和「風度」。

我的浙江奉化溪口鎮之行，以及後來與妻子前往台灣桃園的憑弔，就是因蔣介石始終不渝的孝心所感動而實現。我對感興趣而有意願作深入了解的政治人物，從不對他的政績作任何的評價，因為那無法令我透視出一個政治人物的真正思維。我選擇蔣介石的孝心，是因為我們還都是學生年代，他提倡了「新生活運動」，強調「禮義廉恥」的重要性。雖然那是針對社會的宣揚，作為一個小學生，我卻獲得終身的做人道理。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管子在《牧民篇》中首先提出「禮義廉恥」為四維的為官做人的基本法則。孫中山先生創建中華民國後，在他的《民族主義》第六講中也特別倡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八德的民族根本。

蔣介石始終將自己作為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所以他提倡新生活運動時，呼籲社會將「禮義廉恥」為做人處事的基本準則。而在「孝」道方面，蔣介石一生從未放棄。無論是在故鄉或是在台灣，他堅持用「慈」一字來表達對母親的思念。

1986年，我應浙江省委書記王芳先生的邀約，前往杭州探討旅遊合作項目，在飛往的航程中，我即籌劃何不藉此機會，完成溪口行的圓夢之旅！完成了杭州的公務後，寧波市外辦主任親自到杭州接我，陪同一同前往寧波，並在5月11日向溪口鎮出發。

一路上江南水鄉風光明媚，景色怡然。抵達溪口鎮，迎面而來的是心儀已久的「武嶺」城門。兩邊分別是蔣介石和于右任的題字。城門邊就是潺潺流水的剡江，一片靜逸的田園風光。但我的心卻迫不及待地去實地參觀，一睹蔣介石先生的出生地和他為先母留下的諸多追憶。

豐鎬房是蔣介石在其父親去世後分家時獲得的遺產，建築面積不大，曾遭到祝融付之一炬，後經蔣介石親自重建。豐鎬房中保存有蔣介石出生的房間，但全棟建築的核心區域是「報本堂」。蔣氏歷代祖先的神牌就設立在裡面，有「祠堂」的含義，而且也是蔣氏家人生活的處所。

「報本堂」裡懸掛著蔣介石親自書寫的「寓裡帥氣」匾額，據告知這是蔣介石在長子蔣經國四十歲生日時特製而立的。在「報本堂」進口處還有一幅蔣氏親自撰寫的對聯：

這都反應出蔣介石不僅自己侍母孝順，還希望這孝心能代代相傳。蔣介石還曾用豐鎬房的名字分別給蔣經國和蔣緯國取了蔣建豐和蔣建鎬的乳名。

豐鎬房又名「素居」，是因為蔣氏家族世代信佛，吃素唸經。值得欣慰的是「豐鎬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沒有遭到破壞，許多的文物仍然是原件。但我最迫切瞻仰的是王太夫人的墓園。那是蔣介石先生終其一生費了不少心思，為母親籌建的一座安息之所。

王太夫人的墓園是蔣介石親自為安葬母親精心的佈局設計，從墓道入口的牌坊開始，一直到王太夫人的墓冢，總長為668米，順序建有「下轎亭」、「孝子亭」、「慈庵」、「方圓池」和「仰慈亭」然後到達墓冢，代表著蔣介石對母親的孝順和懷念。

入口的石牌坊上面有孫中山先生親自題寫的「蔣母墓道」。從石牌坊到「下轎亭」距離是250米，每次蔣介石到溪口掃祭時，必定在這裡下轎步行到墓園，表達對慈母的尊敬。「孝子亭」則是念及母親生時為裹腳，建此亭為母親在九泉下步行時，可在這裡稍微休息。

至於「慈庵」是在1923年，王太夫人六十冥壽時，蔣介石下令在離墓地半里地的山腰間建房三座，頭門上題有「墓廬」，二門上刻有蔣介石親自命名「慈庵」的題字。孫中山先生贈送的「慈雲普蔭」匾額懸掛在中堂裡。「慈庵」進門處正中央，有一石碑正反面分別刻有譚延闓親筆書寫的孫大總統的＜祭蔣母文＞，及蔣介石親自撰寫由于右任書寫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在慈庵的右邊牆壁上鑲嵌有蔣介石的＜哭母文＞，也是由譚延闓書寫。左邊則嵌有于右任書寫的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慰勞蔣總司令文＞。蔣介石每次回鄉掃祭母親時，必定會在庵中小住數日。

王太夫人的墓冢規模不大，墓碑上方有孫中山先生題寫的「壺範足式」橫額，高度評價王太夫人是「女中模範，完美模樣」。橫額下的「蔣母之墓」也是孫中山的題字。墓碑旁有蔣介石署名為「不孝子周泰」，張靜江書寫的楹聯：

由於王太夫人墓園曾在文化大革命時遭到嚴重破壞，1982年重修竣工，我在1986年前往瞻仰時，發現楹聯下方的「不孝子周泰」五個字不見蹤影，在落款的地方，只有「張人傑題」字樣 (是張靜江的號)。重建的墓冢石材值得商酌，據近來得到的信息是，楹聯的落款部分已模糊不清。

墓旁下方開有一方一圓兩口井，用意是：「規矩成方圓，以啟孝道」。足見蔣介石在母親的墓園裡，幾乎每一建造都深含孝順之意。另外還建造了一座「仰慈亭」，是蔣介石考慮作為日後長眠之所。

漫步在王太夫人墓園中，映入眼簾的每個建築都是蔣介石對母親的懷念，引人深思。更令人感動的是，蔣介石幾乎每年都會在他日記中記錄下對母親的懷念，每逢過年過節、母親冥誕、自己生日或是在閱讀古典書籍後，都會在他日記中，寫下對母親的思念。難能可貴的是，蔣介石對母親的思念，在他的生命力中從未間斷。

蔣經國曾經在某個場合中，透露過他父親因失去母親的感嘆：「先妣苦節與中正之孤露，有非他人所能想像及之」。反映出蔣介石對母親含辛茹苦撫養自己長大成人過程中，孤兒寡母遭受的欺凌終身難忘。但在他幼時度日如年的環境中，得到母親堅持不懈的盡心撫養，終究使他走出一條不凡的道路。

孫中山先生在王太夫人墓園中從牌坊，到慈庵直至墓園，都留下了珍貴的題字，充分體現了他和蔣介石之間的感情並非一般。王太夫人生前，一直得到孫中山先生的尊崇。如1916年王太夫人生日，孫中山請朱大符作跋寫了「教子有方」四字相贈。1918年王太夫人55歲生辰時，孫中山再度贈送了「廣慈博愛」四字，並懸掛在祖祠中。

1921年5月當王太夫人患病時，蔣介石親自侍奉在側，為母親餵藥餵食，直到6月王太夫人去世，留下了令人唏噓的＜哭母文＞。

他在6月23日的日記裡，這樣寫著：「吾母若在，則垂憐有人，往訴有所，必不如今日之孤苦伶仃也。嗚呼，吾母此時豈可死呼」。僅僅數語，表達出對失去母親的哀痛。11月28日，他這樣記下：「下午，假寐醒時，感悼母氏，淚下盈腮，深自黯然。」

1931年12月14日，是王太夫人冥誕的前夕，蔣介石在他日記裡這樣記載著：「明日為陰曆十一月七日，我生慈之誕辰也。夜夢見母，痛哭二次，醒後自責，悔不孝罪大，國亂而身孤，致負我生慈，亦但有痛楚而已。」

1933年11月2日，蔣中正在度過他47歲生日時深有感觸地寫下：「母子之情本於天性，久而彌切。為人子者親在時可不孝乎，如中正今日追念則悔之晚矣。」這與司馬遷曾說過的：「父母者，人之本也。」非常貼切，也反映了蔣介石一生崇儒的情操。

在他的日記裡不時看到，每當閱讀歷史名著如《離騷》、《孝經》、《孟子》，和《菜根譚》後，必會引起思慕之情。

在敗退到台灣之後，蔣介石深知返回溪口拜祭母親的機會已無可能，而對母親的懷念確與日俱增，唯一的可能就是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感嘆，而且蔣介石始終恪守多年來在母親冥誕或忌辰時禁食的規矩。如1952年11月2日，在他六十六歲生日後，如此紀錄下他的感嘆：

「本日為舊曆九月十五日，實為余六十六歲之初度，每念母氏生育辛勞無以為報，時用愧悔，早餐仍如往年向例禁食。」

在他的日記裡，幾乎每年都紀錄下他對母親的思念，足見其母子之情深義長。雖然有海峽之隔，蔣介石的思母之情未曾有絲毫的改變。他在執政的那段時間，每逢政治的困擾，必定到日月潭下榻在涵碧樓作思考。涵碧樓也從此成為蔣介石的「行館」。

為懷念母親，蔣介石在涵碧樓對岸建造了一座慈恩塔，1971年落成，塔高九層，最上面兩層為王太夫人的靈堂。蔣介石親自為「慈恩塔」題寫了匾額，慈恩塔的旁邊還建造了一座兩層樓的王太夫人紀念堂，一層是蔣氏的休息室，設有王太夫人遺像，還佈置了簡單的傢俱。

蔣介石在一次前往桃園大溪附近，看到當地景致與溪口無異，因而引起在當地興建行館的意願。終於在1959年完成了「行館」的建造。為了紀念慈母，蔣介石於1962年將該地改名為「慈湖」。

蔣介石生前曾為自己生命終結後長眠之地考慮過幾個不同的選擇，最早的時候是希望能安葬在南京中山陵，與孫中山相伴。另外也曾考慮過王太夫人墓園的「仰慈亭」旁邊，意思是「長伴母靈，侍候永久。」

未曾料到的是，他親自選擇紀念母親的慈湖，最後卻成了他的陵寢。我和妻子在2011年時前往台灣，如同我去溪口的意願一樣，為的是仰慕蔣介石先生對母親的孝心，曾先後到了日月潭和慈湖，目的只是瞻仰「慈恩塔」，並在慈湖憑弔蔣介石。

佇立在蔣氏的陵寢前，心情久久無法平靜，不由想起《詩經》＜小雅蓼莪篇＞裡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及「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仰望著蔣氏的遺像，一幕幕這位曾經和母親相依為命的孤兒，在母親的細心培植下，成為一位叱咤風雲並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不朽點點滴滴的人物，在眼前如同幻燈片似地閃過。深植入我心靈中的，就是他一生對母親的孝順景仰，聯想起西漢韓嬰的《韓詩外傳》中有這麼兩句膾炙人口的詩句：「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不正是對蔣氏的真實印證！

但我的溪口之旅、日月潭的流連忘返，以及慈湖的最後瞻仰，沒有任何的政治關連，卻都是因景仰蔣氏對母親的孝心感動而成行。在歷史的長河中，唯一引起我對歷代君主興趣的，只有乾隆皇帝對母親的盡孝，這在中國歷代皇帝中的確是鳳毛麟角。然而蔣介石對母親始終不渝的思念、愛護甚至是崇拜，更是凌駕於乾隆皇帝的孝心之上，值得後代中國歷史學家大書特書，從而教育世代！

令人唏噓的是，他一生堅持著感動天地的孝心，只在我這個卑微的小市民心中產生了如同波濤澎拜的共鳴。尤其是他每逢母親冥壽或忌辰時必定禁食的範例，和我自己從不過生日，卻在當天前往母親墳前叩拜思慕一樣。這裡面隱藏著民族的「忠厚」思維。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充滿仇恨心態的政治人物，就不能放下身段，對這位已離世近半個世紀的逝者施以絲毫的「忠厚」之情？寧可違背「入土為安」的傳統，令其陳列在寂寞的靈堂中而無動於衷？也產生不出一絲的惻隱之心？從而使一個奮鬥一生的「英雄人物」儼然成為慈湖中的「孤魂」！這尚未入土的陵寢，使我內心激發出來的，僅僅是升斗小民不足為道的無奈「不平之鳴」！

政治圈子裡歇斯底里地作無止境的損人不利己的羞辱或是貶損應該從此罷休了！蔣氏的後人在前往慈湖掃祭的時候，看到那離世將近半世紀的靈柩，仍然孤獨地等待著有朝一日長眠於溪口的願望時，該有何等的觸動？他們是否讀過清光緒年間一位叫徐熙的貢生留下膾炙人口的《勸孝歌》？其中有這麼四句：

「墳塋修好時常看，莫教風水有傷殘，假若墳墓有缺陷，破甲傷丁不產男。」

也許活著的當政者應試著採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善念及高尚人格，和蔣氏後人攜手協調，護送蔣氏的靈柩回歸家鄉，完成他「長伴母靈，侍候永久」的夙願！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