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歪打正著的移民生涯!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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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歪打正著的移民生涯!
2020-05-03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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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西貢街景,當時持中華民國護照可以登岸觀光。(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童年生活的經歷,對每一個人日後心智的發展都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我也不能例外。童年中有意無意間所遇到的西方接觸,成長後逐漸轉化為人生中對西方的態度:不拒絕,但很反感。

 

這還得從上海幼年的生活講起。我是在上海法國租界的「廣慈醫院」出世的。母親告訴我,是一位法國婦產科大夫接生。開始帶著似懂非懂意識的童年生活中,每天傍晚看到家院子圍牆後面有一堆堆的軍人持著槍在操練,這些軍人都是藍眼睛高鼻子。母親告訴我這些都是法國兵。

 

「法國兵」?為什麼在中國有法國兵在操練。我不懂。然而更不懂的事隨著我的年齡接踵而來。奶媽帶著我在「霞飛路」(現今為淮海路)散步,走到一座公園大門前,鐵門緊鎖,從鐵圍欄的間隔向裡望去,一大群孩子在那裡戲耍,也都是藍眼睛,而且皮膚比我白多了。

 

奶媽輕輕地告訴我,這裡叫「法國公園」,我們是不能進去的。待再長大一些,在外灘的英國租界裡,看到公園外有一塊銅牌,上面寫著:「華人與狗不許進入」!於是懵懵懂懂地去猜想,去分析,這個句子究竟是什麼意思?

 

離開上海後,我已經懂事了。回想起這些幼年時代嵌入腦海的記憶,沒有太過激的反應,只是感到些微的不舒服。

 

後來到了台灣,在大學裡遇到幾個台灣本地的同學,他們聚在一起用閩南語交談。當我走上前去時,他們立即轉換成日語。一開始我還沒有太多的想法。日子一久,疑心逐漸在我心裡浮起。因為他們不止是語言的轉換,更令我有上前揮拳的衝動,是他們態度上的冷漠和不屑一顧。

 

漸漸地我開始對台灣的生活環境產生了問號,成為最終出走的理由之一。但是離開台灣,並沒有讓我從西方對中國人的輕視態度裡超脫。

 

1962年,作者搭乘法國客貨輪 「寮國號」前往歐洲深造。這艘輪船早已被淘汰,只剩下一個歷史的記憶。(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從台灣飛到香港,從那裡登上法國客貨輪「寮國號」前往歐洲求學,在口袋羞澀的條件下,必須忍受船上服務人員給予的「狗眼看人低」的臉色。 因為旅行證件上的「中華民國」,導致在新加坡、印度、埃及等地無法登岸的窘境。

 

輪船抵達馬賽,在轉火車前往西班牙之前,我到火車站對面一家照相館購買照相膠卷。店門口有一塊小招牌,上面寫著該店舖可以用五種語言交談。於是我進入後,用西班牙語向店員購買膠卷。她卻沒把我當一回事,也無視我的存在,只是一味地招呼接二連三進入店鋪的當地居民。

 

約莫半小時後,因為要趕火車,我只得悻悻然地離開了那家店舖。一直到第二天到了西班牙巴塞羅那港,才如願以償買到了膠卷。

 

法國馬賽港在1962年的面貌。(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馬德里求學告一段落後,為了前往羅馬工作,需要到法國大使館去申請過境簽證。為了那一個過境簽證,我枯等了三個月才接到通知前往辦理。但他們在簽發前,對我提出比對待罪犯更形嚴酷的要求使我終身難忘,那就是要我在他們的檔案上按下十個手指的手印!

 

苦難的遭遇還不是就此打住,火車抵達西班牙的法國邊境時,海關人員看到我的台灣護照,如臨大敵般緊張地撥了電話到法國和義大利邊境,將我護照上的資料逐項唸給對方。我只能耐心地等待,看到身邊還有兩位阿拉伯籍學生模樣的旅客,也遭到和我相似的對待,相互間只能聳聳肩擺了個無奈的手勢。

 

當時已是半夜,火車站裡外一片漆黑,我著急地望著那位官員,希望他能快速辦完,不然我就會有誤了那班火車的可能。最後他將我和另外兩位阿拉伯學生的過境手續辦完。我急匆匆地奔向月台,卻找不到我原來搭乘的那班火車。在緊張和恐懼交替的心理壓力下,終於聽見汽笛響起,順著那聲音跳上了車,在火車上,我的心仍然久久無法平靜下來。

 

從幼年在法國租界,到香港搭乘法國客輪上的遭遇、馬賽照相館的奚落、羅馬法國大使館犯人般的待遇,直至火車站法國邊境的刁難等等,這一連串奇形怪狀的經歷,似乎都不是偶然的發生,難道法國人眼中的中國人真的是如此的不起眼?

 

1962年冬馬德里下了第一場雪,作者在雷迪羅公園中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滿以為這些經歷,只不過是年輕時代對外族的過度敏感,或是出於個人的偏見。直到1980年代,我已在加拿大定居十多年。在這些歲月裡,由於青年時代對法國民族產生了「偏見」,我一直避免到魁北克參觀遊覽。

 

那時候我已開始進行加拿大、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工作,由於我是第一個打開和中國民間交流活動的加拿大民間人士,很快我的文化工作就傳遍了全國文藝界。

 

一天,我接到魁北克蒙特利爾法裔芭蕾舞團總監馬肯塔旭 (Mackintoshi) 打來的電話,他先提到對我主持的交流活動感到敬佩,接下來他就表示想到中國去進行舞蹈交流活動的意願,其中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在北京等主要城市演出,而這也是在談判中最為困難的一個項目。從他的表達中聽得出來,他是希望我能助一臂之力,言下表示邀請我到魁北克和他商議。

 

我沒有拒絕他的請求,訂好時間即搭機飛往蒙特利爾。從名字上認出他是英國人的後裔。事前我即已告訴他,沒有計劃在蒙特利爾留宿,所以中午抵達後,即直接從機場前往他已預定的餐館裡見面。和他一同出席的還有另外四位舞蹈團的工作人員。

 

大夥在喝飯前酒的時候,那幾位舞蹈團的工作人員,開始還講了幾句英語,不久即轉成法語,我忍耐了幾分鐘,見他們那種旁若無人的傲氣時,我毫不猶疑但還是禮貌地向他們提出我不諳法語,請他們用英語交談。

 

在西方社會中,如在聚會場合中,有人使用他們自己的方言,導致他人聽不懂,是非常不禮貌的態度。所以這幾位法國人,對自己的失禮毫不在意。經過我溫和的「抗議」後,他們立即使用英語。但過不了幾分鍾,故態復萌。我再次提出「抗議」,如此週而復始了三幾次,我終於失去了耐心,壓制自己的憤怒,立即站了起來,對他們說:

 

「非常遺憾,我來蒙特利爾是應你們的邀請,商討你們的中國之行。既然你們知道我不懂法語,卻偏要用法語交談,我只有告辭了。謝謝。再見。」

 

他們對我這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還沒有反應過來,我已經踏出了餐館,叫了出租車逕向機場駛去。一路上我只是在想,既然法國人有他們的傳統高傲,那麼中國人也有受到尊重的權利。

 

1964年,作者以梵蒂岡大公會議新聞室中文組成員(後立著右邊第八),出席教宗保祿五世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由於自幼即深植腦海中對法國人的「過敏症」,卻成為我在大學時選擇法語作為第二外國語學習的嚴重障礙。諷刺的是,最終卻選擇了英法雙語國家定居。這還得追溯到在羅馬大學完成學業後的一段趣事。

 

因為我是以義大利政府公費生資格在羅馬學習,結束後,接到義大利外交部電話,要我去商討「回國」的安排。到了負責留學生官員辦公室,他很和氣地問我,什麼時候啟程回國?他提出的這個問題,令我良久無法作答。驟然間我突然有「無家可歸」的憂傷。

 

自1950年逃離大陸後,那裡就已經沒有我家的存在。台灣「親美媚日」的姿態,還有台灣同學的「歧視」,將我和台灣的關係逐漸疏遠。所以一時間我只能用沒有光芒的眼神望著那位等著我回答的義大利官員。最後我也不知從哪兒來的靈感,居然回答他說,那就請你安排機票飛紐約。

 

過了幾天,我前往義大利外交部取機票時,發現給我訂好的居然是往返路程,換言之,我去了紐約後還可以再回羅馬。手裡拿著這張機票,心裡卻一直在打鼓,是否要向他問清楚這張機票有無搞錯?但繼而一想,想必外交部是有他們的安排。於是我稱謝之後急速下了電梯。走在路上, 突然感到我的雙腳似乎是騰空的,正如同我的命運一樣,何處才是我最後的歸宿?

 

拿著這張免費機票,我懷著好奇又忐忑的心情登上飛紐約的航班。曼哈頓的奢侈商品引不起我任何的興趣,甚至連「羨慕」都不會在腦海中出現。牛仔們的花花世界對我也起不到虛榮心主導的誘惑力,高昂的物價在我這個窮學生眼裡只能吐吐舌頭而已。不夜城的閃爍燈光刺花了我的眼神,仰望大樓間狹窄的天空,我寧可探視那些在天際中閃耀的群星。

 

習慣了歐洲的古老文明,那些鱗次櫛比高聳入雲的「現代化」大樓看得我眼花撩亂,只有到那座標榜著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的古蹟參觀,稍微給了我一些吸引之力。然而我心情中還是帶著幾分懷疑,因為美國建國的時間,比這座古蹟要晚好幾百年。

 

紐約「修道院」。(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果不其然,到達這座命名為「修道院」(The Cloisters) 古蹟後,我恍然大悟,原來這是幾位美國大闊佬花大錢從法國偏僻的山區,將他們廢棄的古老寺院搬到美國重新整修一番,就成了這座大都市的「歷史文物」了。

 

結束了「世界大都市」的遊覽,我選擇了途經加拿大路線回羅馬。在那袖珍型的魁北克城,還真領略了比美國更具有歷史味道的建築和城市的造型,使我從紐約的失望後找到一絲補償。

 

其實我對加拿大,除了大伯父曾在該國擔任過國民政府時代的首任大使印象之外,的確是一無所知。匆匆的旅程中唯一獲得的體會是當時羅馬正處於烈日炎夏之際,魁北克的清晨已經令人感到寒氣凜然,但遍佈的茵茵綠草給人的感受是盎然生氣!更深刻的印象是,那裡好像幽靜的鄉村,即使在大城市裡,也很難找到擁擠的人群。

 

也因此引起我去那裡居住一年半載的遐想,在遍尋無著卻是近在眼前的寧靜環境中,搜羅寫作的靈感。主意打定,我前往加拿大駐義大利大使館,填妥申請簽證表格,增加了生活中另一種的等待。

 

事隔數日,接到大使館一位好友馬丁.史東 (Martin Stone) 的電話,他帶著興奮的口吻問我,是否有到加拿大定居的計劃。

 

史東是我在一個外交活動中認識後,成為經常交往的朋友,因為兩人年齡相仿,而且從交談中得知彼此有共同的興趣愛好。幾乎每隔一週,他帶著女友,我則約了當時還沒成家的妻子,一同尋找有特色的餐館飽享一頓義大利菜餚,有時則同往酒吧飲咖啡閒聊。

 

當他給我打電話時,不禁吃一驚,他怎麼會知道我有去加拿大的計劃呢?我還沒回答,他接著說,我的申請表剛送到他辦公桌上。看了之後,所以就給我打了電話。

 

我好奇地問他怎麼我的申請表會送到他的辦公桌上,起初還天真地以為大使館知道我們的友情,所以就交給他辦。他的答覆使我恍然大悟。原來他是代表加拿大移民部門,出任駐義大利大使館的外交職務。主要是審核義大利人移民到加拿大的業務。

 

這還是我第一次得知他在大使館的確切職務,因為在往昔日子裡,雖然過從甚密,禮貌上我從未問過他在使館的職務內容,僅僅知道他當時是三等秘書,就此而已。

 

由於我的加拿大之行只是一時的興之所至,即使取得簽證,要搬遷到加拿大去茲事體大,不可能就匆忙中作決定。而且我仍然擔心,他來處理我的申請,是否會感到其中有走友情之路的嫌疑?所以我坦誠地告訴他,必須按照我的條件秉公進行,假如條件不夠,千萬不要因為我們的友情,而令他為難。

 

他爽朗地說,單我的學經歷,就足以成為前往加拿大的優越條件,所以如我願意儘早辦好,可以隨時和他的秘書聯絡,安排時間到大使館接受面試,並作體檢,同時將他秘書的姓名也給了我。

 

在和他的交談中,我的觀念只是局限在申請暫住簽證的範疇,所以根本沒有注意到他一直在用的「移民」兩個字,那個時候我對「移民」兩字的真實意思只是十足的「懵然不知」。

 

所以在經過不到三分鐘的面試,以及大使館醫官的檢查之後,我和妻子順利地取得前往加拿大的簽證,和妻子商量後我們終於踏上「移民征途」。

 

從羅馬飛往加拿大的直航航班是到蒙特利爾,從小深植在心中的法國租界生活,卻在這時候悄然出現。於是我在機票上,加了一個轉機到多倫多的航班。在入境的時候,我也是稀裡糊塗地從邊防人員手中取得一大包的資料。

 

我們先在多倫多市中心找了一家旅社暫時落腳,我則趁機將那包資料仔細的閱讀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已經成為正式登陸加拿大的居民,也就是在懵然不知的情況下歪打正著地成為「移民」!

 

1964年,作者夫婦在羅馬和于斌總主教合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既然要在多倫多定居,首當其衝的就是先找工作才能安頓下來。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在前往各處求職的時候,幾乎都會遇到對方的同一個問題:「你有加拿大工作經驗嗎?」

 

一開始我還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可笑處,經過幾天的奔波,突然感悟到這個問題的荒謬。我初臨斯地,如得不到工作機會,又怎樣能獲得「加拿大經驗」?經歷了碰壁的尷尬,我決定回到大學去「重操舊業」,輾轉於三十多所大學的聯繫商酌,我終於幸運地進入素以加拿大「哈佛大學」著稱的多倫多大學,而且還得到了研究費。

 

在此期間,我一直關注著尋找未來飯碗的機會。不久渥太華聯邦政府有一個中文翻譯的職位出缺,我前往申請,經過一連串的競逐。最後只剩下兩個「候選人」,一個是我,一個是比我稍為小一點的英國人。當結果揭曉時,我落選了,理由很簡單,那個小伙子是英國後裔,我卻是在西方人眼中的十足黃種人。這也就成為我移民後的第一個「挫折」!

 

在日後的生活中,出現了我經常自問或是自責的複雜情緒,弄不清究竟我選擇 「移民」到加拿大是對還是錯?這些疑問的出現,不是生活經濟條件的反射,而是接連不斷出現在社區裡的「歧視」對待。

 

在兩個孩子求學的校門口,好幾次正在等接孩子回家時,就被過路人莫名其妙地當面吆喝:「中國豬」。我也只能將這種路人的歧視,當成是無知之徒的狂言而已。

 

有一次晚上,我開車和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去觀賞一齣演出。觀眾都順序開著車等候進入停車場。這時候一輛車突然從旁駛過來,要從我的前面插隊。我將車慢慢前移,只是提醒他的插隊行為。

 

突然,妻子將車窗搖下,衝著那輛車大叫:「你是白豬!」我大吃一驚,責怪妻子怎麼能如此無禮。妻子立即說是他先罵我們為「中國豬」。這一下我就不客氣了!

 

當車進入停車場後,我將那個白人的車堵住,下車前往他的駕座旁邊,也許是他自覺理虧,將車窗關得嚴嚴的。我在玻璃上敲了幾下,他才不情願地將車窗搖下。我問他:

 

「能否請你將剛才對我們說的話再重複一遍?」

 

這時候坐在他旁邊的妻子用肘推了他一下,輕聲地說:「你最好閉嘴,不要惹麻煩。」

 

我見機接著說:「你兩個孩子坐在後面,難道這是你教育孩子的方法,在他們面前用這樣粗俗的語言侮辱別人?」說完沒等他回答,我就回到自己車上去了。

 

錫蘭(今已改名為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港口的鐘塔,1962年持中華民國護照居然可以登岸觀光,新加坡則列為禁地,殊為不解。(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諸如此類的情節在加拿大生活中經常會在有意無意間出現。記得我在1978年第一次組織到北京的加拿大旅遊團。其中有一對夫婦來自溫哥華島,是經營採石行業,經濟條件不俗。在結束中國旅行搭機返國時,大夥在機場候機。他夫婦倆正坐在那裡休息,看到我走向前時,指著座椅旁一大堆的拍攝器材,突然向我說:

 

「等會登機後,千萬不要將這些「廢物」放在我的座椅下。」

 

當時在我們的旅遊團中,有一位經常在世界各地演出的美國排笛演出家,他參加我團,是因為要求在北京的天壇裡錄製他吹奏的樂曲。所以他安排了一個攝製組同行。不知是何緣故,這位採石商人對他們的拍攝活動始終有不滿的情緒。

 

在機場表達情緒化的抱怨,使我感悟到此人話中有因了。為了全團的和諧,我有必要糾正他語言中的挑釁氣焰,但還是禮貌地告訴他,這些是拍攝電影的攝影器材。經濟艙座位很狹窄,假如他不喜歡,建議他是否可以加付一些費用,將座位提升到商務艙。

 

不料這一建議居然令他遷怒於我,在全團團員面前,怒氣沖沖地要我「滾回老家去!」原本是他對拍攝器材的牢騷,一轉眼卻變成對我帶有極度歧視的侮辱責罵。鑑於多年的經驗積累,我已經學會如何保護自己,於是我立即一本正經但沒有絲毫怒氣的口吻告訴他:

 

「在我滾回老家前,你應該先滾回你的老家英國。你現在生活中擁有的三十五英畝土地,原來是屬於原住民的,卻被你搶走了。」

 

我剛說完,全團團員就一致地為我鼓掌,而他的神色不僅尷尬,幾乎是臉面盡失。從那一刻起到飛機抵達溫哥華,沒有人和這位白人主義的採石商人有過絲毫的互動。

 

當我在國際學校執教的那段時光,我是五位教課兼任舍監的五個老師之一,每人管理一棟宿舍,老師就分配住在樓下的宿舍中,樓上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單元,提供給沒有孩子或是單身老師住宿。幾年下來,老師的孩子們都長大了,需要更多的生活空間。一位來自英國的老師向校長提出將樓上下打通,加設一個螺旋轉梯,這樣,孩子就可以在樓上擁有他們的生活空間。

 

當我得悉校長批准這個要求後,滿以為可以如法炮製,豈料當我提出時,校長的答覆很簡單,認為中國人對擁擠的生活空間習以為常,所以我的要求也就成為泡影。後來我搬出了那擁擠的宿舍,也找了個理由離開了教學的領域。

 

最令我啼笑皆非的是,當我在北京擔任加拿大旅遊委員會的駐華首席代表時,經常要回渥太華出席各種會議。一次,我們正在會議室,商討如何和中方提出旅遊目的地的重要議題時,突然一位法裔同事給了我這麼一個問題:

 

「去問問你的政府,下一步應如何進行?」

 

我只簡單地反問道:「你要我問的政府是北京呢,還是渥太華?」

 

會議室裡所有與會的同事眼光全部投向這位法裔同事,他如夢初醒般臉孔通紅連忙帶著歉意地說:「抱歉,抱歉,因為我看到你的面貌,就將你和北京聯繫在一起了。」

 

我帶著微笑說:「坦白地說,我的加拿大國籍只是一本護照而已,我的內心裡是十足的中國人!你沒有必要道歉。」

 

數十年的加拿大生活中,如果是普羅大眾裡傳來侮辱性的「中國豬」,我只將它看成是社會中的「無知」和「低能」。但是出現在聯邦政府的層面上,就不是三言兩語能解決的「歧視性」挑釁和輕視。因為不止一次的背後小動作,已經非 「動怒」或是「對抗」所能釋懷的忍受。

 

多少年來,不時聽到社會上有這麼個聲音,就是加拿大要的移民就是勞動階級,為白人服務甚至賣命,「享受」傳統上就是白人的特權。加拿大新的移民政策,實際上就是金錢的遊戲。在近代的歲月裡就出現過幾次大撈好處的機會。如1997年香港回歸前,香港有錢人深怕回歸後,共產黨會將他們的財產分掉,於是大批人向加拿大移民。

 

僅溫哥華一地,幾乎每個月就有一億加元入帳的紀錄。等到香港回歸後生活如常,移民的香港人又打道回府,但是加拿大政府已經是滿盆滿缽了。

 

紅海邊吉普蒂當年的清真寺,不知是否依然無恙?(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近來中國大陸清理雙重國籍的風聲甚囂塵上,目標主要針對演藝界的人士。實際上,中國政府似乎從未注意到基層裡雙重國籍的存在,而且危害國家利益不淺。

 

我曾認識一位從東北移民到加拿大的年輕人,進入銀行界服務,後來被調到北京的加拿大銀行工作,負責吸收中國客戶的投資。

 

他在地方政府中的長袖善舞,獲得北京東城區共青團「委員」的頭銜,就是這個光環,成功地吸收了三千多戶投資人在加拿大銀行進行存款、辦理移民等業務,從而使中國大量的財務流向國外。這些客戶包括有北京地方政府的官員家屬、財團及「成功商人」。但是他的「雙重國籍」始終未被發現,要麼是當地政府官員的顢頇,抑或是裝聾作啞的態度,形成了相互利用的交易環境。

 

我對官商勾結,或是以權謀私的陋習從沒有任何的興趣。只是這個移民的雙重身分,令我感到困惑。從抵達加拿大第一天開始,始終作為一個奉公守法的移民,卻經常受到莫名其妙的騷擾及不公平的對待。而這個遊走於中加兩國間的銀行業務人員,卻能安然無恙地藉著中國公民身分進行著銀行情報工作,與此同時,他又以加拿大公民地位,若無其事地操持著這個對加拿大銀行一本萬利的業務。

 

我的移民加拿大,從一開始就是歪打正著的安排,沒有經濟基礎,更沒有任何財大氣粗人士的支撐。也因為一直受困於「何處是我家」的處境,定居在加拿大除了為著找到一個棲身之地之外,別無他想。

 

自幼年開始的殖民地生活印象,到歐洲後面對西方文化優越感而產生的「抵觸」情緒,繼而在加拿大接二連三面對幽靈似的「種族歧視」困擾,在了解到當地「移民」政策中透視的齷齪勾當,幾次曾經出現過想要放棄我的身分。

 

所幸感到自我安慰的是,我還保持著一份未受到污染的心靈思維和獨立的人格。為此,曾經有一位在大學任教的好友教授,建議我從政參選進入國會。我只是回以輕鬆的微笑,並且告訴她,我沒有什麼能耐,只是想維持自己一份尊嚴。

 

為此我還特地向另一位好友徵詢意見,他輕鬆地說:「你如果真要參選,我估計你最多能獲得三票。一票是我投的,一票是你那位大學教授好友,最後一票就是你自己投自己一票。」

 

他說完,引起我們相互大笑不已。最後他補充了一句:

 

「以你的真誠和直爽坦率,在政治場合中是無法生存的!」

 

我很感謝他直率的分析,其實之前我就曾試探過一位代表我住的區域的國會議員。在選舉前,他會帶著燦爛的微笑,不辭辛勞地到每家每戶拉票。他當選後,我就找了個題目,打電話去他的辦公室,請他設法協助。得到的答覆是我要先將題目寫得很具體,他審議後再答覆。經過了解,選民的提議往往是聽過後就沒有了下文。

 

為此,我的一生似乎和投票沒有產生任何的緣分。少年時在台灣,當時的「投票」只是個老百姓心目中的奢想。後來到了歐洲,因為不是當地公民,也就沒有投票的權利。至於在加拿大,從獲得公民資格後,迄今為止我從未使用過公民投票權利。

 

來到加拿大後,經受了被辱罵和歧視的經驗,我不禁要問,難道議會裡就從未認真討論過「種族歧視」的議題?那麼在國會議事廳裡穩坐泰山的議員諸公,真的是為民喉舌嗎?

 

近來因為新冠肺炎蔓延,歧視中國人的現象又故態復萌。溫哥華一月之內就發生數起辱罵華人的案件。不僅如此,日前還發生過一個白人,將一位九旬華人長者,從街邊的便利店裡推出去,導致長者跌倒在地,頭部受傷。

 

1996年5月29日,作者以唯一華人身份,應邀出席加拿大國會舉行的歷屆總理肖像懸掛於國會大廈中的盛典,在會中與杜魯道總理交談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更有甚者,一位正在醞釀準備問鼎國會保守黨黨魁的議員狄力克.斯洛 (Derek Sloan) 近日公然發文,攻擊加拿大聯邦政府首席傳染病醫療官譚詠詩(Dr. Teresa Tam),內容為:「我懷疑她對加拿大的忠誠,她到底是為加拿大還是為中國工作?她應該立刻下台。加拿大在決策上要維持主權獨立,聯合國、世衛組織和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絕不能對加拿大的公共衛生系統說三道四。」

 

這位華人高級醫療官在香港出生,幼年時即來到加拿大,在這裡求學,靠自己的奮鬥,才榮獲首席醫療官的職位。

 

加拿大是個擁有對英美民族唯命是從,對少數民族則趾高氣揚雙重性格的國家,如果沒有任何矛盾發生,大家還能夠相安無事。一旦如新冠肺炎的大流行發生,立即就會將華人作為出氣筒來對待。

 

在加拿大的日本移民,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遭遇過被逼遷入內陸集中營的悲慘命運。一直到大戰結束五十多年後,才獲得政府的一個口頭道歉!

 

綜觀西方國家吸收「移民」的主要理由,除了獲得窮國的廉價勞動力之外,無非就是金錢的遊戲。歸根究底,當地白人享樂的觀念永遠不會改變,有色人種在他們的心目中,也不可能成為平起平坐的「同胞」。一百多年前,中國勞動力為加拿大建造了太平洋鐵路線,完成之後,立即被排華法案所限,受盡屈辱,就是一個鮮明的歷史見證。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今天的移民,其經濟條件遠遠超過謀生的要求,且較移民國當地人民生活條件優越無數。為甚麼這些中國人擁有財富條件,卻還要前往美國和加拿大移民? 而這些國家公民向外移民的卻是微乎其微。

 

既然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什麼不獎勵公民繼續在本土參加建設,共建國家領導人始終不渝地呼籲的「命運共同體」?既然在扶貧政策成績斐然,而且已經預定了全民脫貧的終極目標,那麼公民向外移民的願望又是為何?至於擁有豐碩財富的家庭想方設法移民到外國,其最終目的究竟是為什麼?他們甚至為了實現遠大計劃,早早地將年僅五歲的孩子送到西方國家「深造」,這是否意味著他們將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轉移到外國發揚光大,還是有意讓西方人士對這些頗富「遠見」的家長刮目相看?

 

當我有這一連串的問號壅塞在腦海中時,去行使那極端表面化的公民權利,投下所謂的「神聖一票」,又是否能真正代表我擁有實質性的人權價值?

(2020年4月27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1962年的西貢街景,當時持中華民國護照可以登岸觀光。(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童年生活的經歷,對每一個人日後心智的發展都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我也不能例外。童年中有意無意間所遇到的西方接觸,成長後逐漸轉化為人生中對西方的態度:不拒絕,但很反感。

 

這還得從上海幼年的生活講起。我是在上海法國租界的「廣慈醫院」出世的。母親告訴我,是一位法國婦產科大夫接生。開始帶著似懂非懂意識的童年生活中,每天傍晚看到家院子圍牆後面有一堆堆的軍人持著槍在操練,這些軍人都是藍眼睛高鼻子。母親告訴我這些都是法國兵。

 

「法國兵」?為什麼在中國有法國兵在操練。我不懂。然而更不懂的事隨著我的年齡接踵而來。奶媽帶著我在「霞飛路」(現今為淮海路)散步,走到一座公園大門前,鐵門緊鎖,從鐵圍欄的間隔向裡望去,一大群孩子在那裡戲耍,也都是藍眼睛,而且皮膚比我白多了。

 

奶媽輕輕地告訴我,這裡叫「法國公園」,我們是不能進去的。待再長大一些,在外灘的英國租界裡,看到公園外有一塊銅牌,上面寫著:「華人與狗不許進入」!於是懵懵懂懂地去猜想,去分析,這個句子究竟是什麼意思?

 

離開上海後,我已經懂事了。回想起這些幼年時代嵌入腦海的記憶,沒有太過激的反應,只是感到些微的不舒服。

 

後來到了台灣,在大學裡遇到幾個台灣本地的同學,他們聚在一起用閩南語交談。當我走上前去時,他們立即轉換成日語。一開始我還沒有太多的想法。日子一久,疑心逐漸在我心裡浮起。因為他們不止是語言的轉換,更令我有上前揮拳的衝動,是他們態度上的冷漠和不屑一顧。

 

漸漸地我開始對台灣的生活環境產生了問號,成為最終出走的理由之一。但是離開台灣,並沒有讓我從西方對中國人的輕視態度裡超脫。

 

1962年,作者搭乘法國客貨輪 「寮國號」前往歐洲深造。這艘輪船早已被淘汰,只剩下一個歷史的記憶。(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從台灣飛到香港,從那裡登上法國客貨輪「寮國號」前往歐洲求學,在口袋羞澀的條件下,必須忍受船上服務人員給予的「狗眼看人低」的臉色。 因為旅行證件上的「中華民國」,導致在新加坡、印度、埃及等地無法登岸的窘境。

 

輪船抵達馬賽,在轉火車前往西班牙之前,我到火車站對面一家照相館購買照相膠卷。店門口有一塊小招牌,上面寫著該店舖可以用五種語言交談。於是我進入後,用西班牙語向店員購買膠卷。她卻沒把我當一回事,也無視我的存在,只是一味地招呼接二連三進入店鋪的當地居民。

 

約莫半小時後,因為要趕火車,我只得悻悻然地離開了那家店舖。一直到第二天到了西班牙巴塞羅那港,才如願以償買到了膠卷。

 

法國馬賽港在1962年的面貌。(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馬德里求學告一段落後,為了前往羅馬工作,需要到法國大使館去申請過境簽證。為了那一個過境簽證,我枯等了三個月才接到通知前往辦理。但他們在簽發前,對我提出比對待罪犯更形嚴酷的要求使我終身難忘,那就是要我在他們的檔案上按下十個手指的手印!

 

苦難的遭遇還不是就此打住,火車抵達西班牙的法國邊境時,海關人員看到我的台灣護照,如臨大敵般緊張地撥了電話到法國和義大利邊境,將我護照上的資料逐項唸給對方。我只能耐心地等待,看到身邊還有兩位阿拉伯籍學生模樣的旅客,也遭到和我相似的對待,相互間只能聳聳肩擺了個無奈的手勢。

 

當時已是半夜,火車站裡外一片漆黑,我著急地望著那位官員,希望他能快速辦完,不然我就會有誤了那班火車的可能。最後他將我和另外兩位阿拉伯學生的過境手續辦完。我急匆匆地奔向月台,卻找不到我原來搭乘的那班火車。在緊張和恐懼交替的心理壓力下,終於聽見汽笛響起,順著那聲音跳上了車,在火車上,我的心仍然久久無法平靜下來。

 

從幼年在法國租界,到香港搭乘法國客輪上的遭遇、馬賽照相館的奚落、羅馬法國大使館犯人般的待遇,直至火車站法國邊境的刁難等等,這一連串奇形怪狀的經歷,似乎都不是偶然的發生,難道法國人眼中的中國人真的是如此的不起眼?

 

1962年冬馬德里下了第一場雪,作者在雷迪羅公園中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滿以為這些經歷,只不過是年輕時代對外族的過度敏感,或是出於個人的偏見。直到1980年代,我已在加拿大定居十多年。在這些歲月裡,由於青年時代對法國民族產生了「偏見」,我一直避免到魁北克參觀遊覽。

 

那時候我已開始進行加拿大、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工作,由於我是第一個打開和中國民間交流活動的加拿大民間人士,很快我的文化工作就傳遍了全國文藝界。

 

一天,我接到魁北克蒙特利爾法裔芭蕾舞團總監馬肯塔旭 (Mackintoshi) 打來的電話,他先提到對我主持的交流活動感到敬佩,接下來他就表示想到中國去進行舞蹈交流活動的意願,其中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在北京等主要城市演出,而這也是在談判中最為困難的一個項目。從他的表達中聽得出來,他是希望我能助一臂之力,言下表示邀請我到魁北克和他商議。

 

我沒有拒絕他的請求,訂好時間即搭機飛往蒙特利爾。從名字上認出他是英國人的後裔。事前我即已告訴他,沒有計劃在蒙特利爾留宿,所以中午抵達後,即直接從機場前往他已預定的餐館裡見面。和他一同出席的還有另外四位舞蹈團的工作人員。

 

大夥在喝飯前酒的時候,那幾位舞蹈團的工作人員,開始還講了幾句英語,不久即轉成法語,我忍耐了幾分鐘,見他們那種旁若無人的傲氣時,我毫不猶疑但還是禮貌地向他們提出我不諳法語,請他們用英語交談。

 

在西方社會中,如在聚會場合中,有人使用他們自己的方言,導致他人聽不懂,是非常不禮貌的態度。所以這幾位法國人,對自己的失禮毫不在意。經過我溫和的「抗議」後,他們立即使用英語。但過不了幾分鍾,故態復萌。我再次提出「抗議」,如此週而復始了三幾次,我終於失去了耐心,壓制自己的憤怒,立即站了起來,對他們說:

 

「非常遺憾,我來蒙特利爾是應你們的邀請,商討你們的中國之行。既然你們知道我不懂法語,卻偏要用法語交談,我只有告辭了。謝謝。再見。」

 

他們對我這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還沒有反應過來,我已經踏出了餐館,叫了出租車逕向機場駛去。一路上我只是在想,既然法國人有他們的傳統高傲,那麼中國人也有受到尊重的權利。

 

1964年,作者以梵蒂岡大公會議新聞室中文組成員(後立著右邊第八),出席教宗保祿五世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由於自幼即深植腦海中對法國人的「過敏症」,卻成為我在大學時選擇法語作為第二外國語學習的嚴重障礙。諷刺的是,最終卻選擇了英法雙語國家定居。這還得追溯到在羅馬大學完成學業後的一段趣事。

 

因為我是以義大利政府公費生資格在羅馬學習,結束後,接到義大利外交部電話,要我去商討「回國」的安排。到了負責留學生官員辦公室,他很和氣地問我,什麼時候啟程回國?他提出的這個問題,令我良久無法作答。驟然間我突然有「無家可歸」的憂傷。

 

自1950年逃離大陸後,那裡就已經沒有我家的存在。台灣「親美媚日」的姿態,還有台灣同學的「歧視」,將我和台灣的關係逐漸疏遠。所以一時間我只能用沒有光芒的眼神望著那位等著我回答的義大利官員。最後我也不知從哪兒來的靈感,居然回答他說,那就請你安排機票飛紐約。

 

過了幾天,我前往義大利外交部取機票時,發現給我訂好的居然是往返路程,換言之,我去了紐約後還可以再回羅馬。手裡拿著這張機票,心裡卻一直在打鼓,是否要向他問清楚這張機票有無搞錯?但繼而一想,想必外交部是有他們的安排。於是我稱謝之後急速下了電梯。走在路上, 突然感到我的雙腳似乎是騰空的,正如同我的命運一樣,何處才是我最後的歸宿?

 

拿著這張免費機票,我懷著好奇又忐忑的心情登上飛紐約的航班。曼哈頓的奢侈商品引不起我任何的興趣,甚至連「羨慕」都不會在腦海中出現。牛仔們的花花世界對我也起不到虛榮心主導的誘惑力,高昂的物價在我這個窮學生眼裡只能吐吐舌頭而已。不夜城的閃爍燈光刺花了我的眼神,仰望大樓間狹窄的天空,我寧可探視那些在天際中閃耀的群星。

 

習慣了歐洲的古老文明,那些鱗次櫛比高聳入雲的「現代化」大樓看得我眼花撩亂,只有到那座標榜著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的古蹟參觀,稍微給了我一些吸引之力。然而我心情中還是帶著幾分懷疑,因為美國建國的時間,比這座古蹟要晚好幾百年。

 

紐約「修道院」。(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果不其然,到達這座命名為「修道院」(The Cloisters) 古蹟後,我恍然大悟,原來這是幾位美國大闊佬花大錢從法國偏僻的山區,將他們廢棄的古老寺院搬到美國重新整修一番,就成了這座大都市的「歷史文物」了。

 

結束了「世界大都市」的遊覽,我選擇了途經加拿大路線回羅馬。在那袖珍型的魁北克城,還真領略了比美國更具有歷史味道的建築和城市的造型,使我從紐約的失望後找到一絲補償。

 

其實我對加拿大,除了大伯父曾在該國擔任過國民政府時代的首任大使印象之外,的確是一無所知。匆匆的旅程中唯一獲得的體會是當時羅馬正處於烈日炎夏之際,魁北克的清晨已經令人感到寒氣凜然,但遍佈的茵茵綠草給人的感受是盎然生氣!更深刻的印象是,那裡好像幽靜的鄉村,即使在大城市裡,也很難找到擁擠的人群。

 

也因此引起我去那裡居住一年半載的遐想,在遍尋無著卻是近在眼前的寧靜環境中,搜羅寫作的靈感。主意打定,我前往加拿大駐義大利大使館,填妥申請簽證表格,增加了生活中另一種的等待。

 

事隔數日,接到大使館一位好友馬丁.史東 (Martin Stone) 的電話,他帶著興奮的口吻問我,是否有到加拿大定居的計劃。

 

史東是我在一個外交活動中認識後,成為經常交往的朋友,因為兩人年齡相仿,而且從交談中得知彼此有共同的興趣愛好。幾乎每隔一週,他帶著女友,我則約了當時還沒成家的妻子,一同尋找有特色的餐館飽享一頓義大利菜餚,有時則同往酒吧飲咖啡閒聊。

 

當他給我打電話時,不禁吃一驚,他怎麼會知道我有去加拿大的計劃呢?我還沒回答,他接著說,我的申請表剛送到他辦公桌上。看了之後,所以就給我打了電話。

 

我好奇地問他怎麼我的申請表會送到他的辦公桌上,起初還天真地以為大使館知道我們的友情,所以就交給他辦。他的答覆使我恍然大悟。原來他是代表加拿大移民部門,出任駐義大利大使館的外交職務。主要是審核義大利人移民到加拿大的業務。

 

這還是我第一次得知他在大使館的確切職務,因為在往昔日子裡,雖然過從甚密,禮貌上我從未問過他在使館的職務內容,僅僅知道他當時是三等秘書,就此而已。

 

由於我的加拿大之行只是一時的興之所至,即使取得簽證,要搬遷到加拿大去茲事體大,不可能就匆忙中作決定。而且我仍然擔心,他來處理我的申請,是否會感到其中有走友情之路的嫌疑?所以我坦誠地告訴他,必須按照我的條件秉公進行,假如條件不夠,千萬不要因為我們的友情,而令他為難。

 

他爽朗地說,單我的學經歷,就足以成為前往加拿大的優越條件,所以如我願意儘早辦好,可以隨時和他的秘書聯絡,安排時間到大使館接受面試,並作體檢,同時將他秘書的姓名也給了我。

 

在和他的交談中,我的觀念只是局限在申請暫住簽證的範疇,所以根本沒有注意到他一直在用的「移民」兩個字,那個時候我對「移民」兩字的真實意思只是十足的「懵然不知」。

 

所以在經過不到三分鐘的面試,以及大使館醫官的檢查之後,我和妻子順利地取得前往加拿大的簽證,和妻子商量後我們終於踏上「移民征途」。

 

從羅馬飛往加拿大的直航航班是到蒙特利爾,從小深植在心中的法國租界生活,卻在這時候悄然出現。於是我在機票上,加了一個轉機到多倫多的航班。在入境的時候,我也是稀裡糊塗地從邊防人員手中取得一大包的資料。

 

我們先在多倫多市中心找了一家旅社暫時落腳,我則趁機將那包資料仔細的閱讀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已經成為正式登陸加拿大的居民,也就是在懵然不知的情況下歪打正著地成為「移民」!

 

1964年,作者夫婦在羅馬和于斌總主教合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既然要在多倫多定居,首當其衝的就是先找工作才能安頓下來。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在前往各處求職的時候,幾乎都會遇到對方的同一個問題:「你有加拿大工作經驗嗎?」

 

一開始我還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可笑處,經過幾天的奔波,突然感悟到這個問題的荒謬。我初臨斯地,如得不到工作機會,又怎樣能獲得「加拿大經驗」?經歷了碰壁的尷尬,我決定回到大學去「重操舊業」,輾轉於三十多所大學的聯繫商酌,我終於幸運地進入素以加拿大「哈佛大學」著稱的多倫多大學,而且還得到了研究費。

 

在此期間,我一直關注著尋找未來飯碗的機會。不久渥太華聯邦政府有一個中文翻譯的職位出缺,我前往申請,經過一連串的競逐。最後只剩下兩個「候選人」,一個是我,一個是比我稍為小一點的英國人。當結果揭曉時,我落選了,理由很簡單,那個小伙子是英國後裔,我卻是在西方人眼中的十足黃種人。這也就成為我移民後的第一個「挫折」!

 

在日後的生活中,出現了我經常自問或是自責的複雜情緒,弄不清究竟我選擇 「移民」到加拿大是對還是錯?這些疑問的出現,不是生活經濟條件的反射,而是接連不斷出現在社區裡的「歧視」對待。

 

在兩個孩子求學的校門口,好幾次正在等接孩子回家時,就被過路人莫名其妙地當面吆喝:「中國豬」。我也只能將這種路人的歧視,當成是無知之徒的狂言而已。

 

有一次晚上,我開車和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去觀賞一齣演出。觀眾都順序開著車等候進入停車場。這時候一輛車突然從旁駛過來,要從我的前面插隊。我將車慢慢前移,只是提醒他的插隊行為。

 

突然,妻子將車窗搖下,衝著那輛車大叫:「你是白豬!」我大吃一驚,責怪妻子怎麼能如此無禮。妻子立即說是他先罵我們為「中國豬」。這一下我就不客氣了!

 

當車進入停車場後,我將那個白人的車堵住,下車前往他的駕座旁邊,也許是他自覺理虧,將車窗關得嚴嚴的。我在玻璃上敲了幾下,他才不情願地將車窗搖下。我問他:

 

「能否請你將剛才對我們說的話再重複一遍?」

 

這時候坐在他旁邊的妻子用肘推了他一下,輕聲地說:「你最好閉嘴,不要惹麻煩。」

 

我見機接著說:「你兩個孩子坐在後面,難道這是你教育孩子的方法,在他們面前用這樣粗俗的語言侮辱別人?」說完沒等他回答,我就回到自己車上去了。

 

錫蘭(今已改名為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港口的鐘塔,1962年持中華民國護照居然可以登岸觀光,新加坡則列為禁地,殊為不解。(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諸如此類的情節在加拿大生活中經常會在有意無意間出現。記得我在1978年第一次組織到北京的加拿大旅遊團。其中有一對夫婦來自溫哥華島,是經營採石行業,經濟條件不俗。在結束中國旅行搭機返國時,大夥在機場候機。他夫婦倆正坐在那裡休息,看到我走向前時,指著座椅旁一大堆的拍攝器材,突然向我說:

 

「等會登機後,千萬不要將這些「廢物」放在我的座椅下。」

 

當時在我們的旅遊團中,有一位經常在世界各地演出的美國排笛演出家,他參加我團,是因為要求在北京的天壇裡錄製他吹奏的樂曲。所以他安排了一個攝製組同行。不知是何緣故,這位採石商人對他們的拍攝活動始終有不滿的情緒。

 

在機場表達情緒化的抱怨,使我感悟到此人話中有因了。為了全團的和諧,我有必要糾正他語言中的挑釁氣焰,但還是禮貌地告訴他,這些是拍攝電影的攝影器材。經濟艙座位很狹窄,假如他不喜歡,建議他是否可以加付一些費用,將座位提升到商務艙。

 

不料這一建議居然令他遷怒於我,在全團團員面前,怒氣沖沖地要我「滾回老家去!」原本是他對拍攝器材的牢騷,一轉眼卻變成對我帶有極度歧視的侮辱責罵。鑑於多年的經驗積累,我已經學會如何保護自己,於是我立即一本正經但沒有絲毫怒氣的口吻告訴他:

 

「在我滾回老家前,你應該先滾回你的老家英國。你現在生活中擁有的三十五英畝土地,原來是屬於原住民的,卻被你搶走了。」

 

我剛說完,全團團員就一致地為我鼓掌,而他的神色不僅尷尬,幾乎是臉面盡失。從那一刻起到飛機抵達溫哥華,沒有人和這位白人主義的採石商人有過絲毫的互動。

 

當我在國際學校執教的那段時光,我是五位教課兼任舍監的五個老師之一,每人管理一棟宿舍,老師就分配住在樓下的宿舍中,樓上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單元,提供給沒有孩子或是單身老師住宿。幾年下來,老師的孩子們都長大了,需要更多的生活空間。一位來自英國的老師向校長提出將樓上下打通,加設一個螺旋轉梯,這樣,孩子就可以在樓上擁有他們的生活空間。

 

當我得悉校長批准這個要求後,滿以為可以如法炮製,豈料當我提出時,校長的答覆很簡單,認為中國人對擁擠的生活空間習以為常,所以我的要求也就成為泡影。後來我搬出了那擁擠的宿舍,也找了個理由離開了教學的領域。

 

最令我啼笑皆非的是,當我在北京擔任加拿大旅遊委員會的駐華首席代表時,經常要回渥太華出席各種會議。一次,我們正在會議室,商討如何和中方提出旅遊目的地的重要議題時,突然一位法裔同事給了我這麼一個問題:

 

「去問問你的政府,下一步應如何進行?」

 

我只簡單地反問道:「你要我問的政府是北京呢,還是渥太華?」

 

會議室裡所有與會的同事眼光全部投向這位法裔同事,他如夢初醒般臉孔通紅連忙帶著歉意地說:「抱歉,抱歉,因為我看到你的面貌,就將你和北京聯繫在一起了。」

 

我帶著微笑說:「坦白地說,我的加拿大國籍只是一本護照而已,我的內心裡是十足的中國人!你沒有必要道歉。」

 

數十年的加拿大生活中,如果是普羅大眾裡傳來侮辱性的「中國豬」,我只將它看成是社會中的「無知」和「低能」。但是出現在聯邦政府的層面上,就不是三言兩語能解決的「歧視性」挑釁和輕視。因為不止一次的背後小動作,已經非 「動怒」或是「對抗」所能釋懷的忍受。

 

多少年來,不時聽到社會上有這麼個聲音,就是加拿大要的移民就是勞動階級,為白人服務甚至賣命,「享受」傳統上就是白人的特權。加拿大新的移民政策,實際上就是金錢的遊戲。在近代的歲月裡就出現過幾次大撈好處的機會。如1997年香港回歸前,香港有錢人深怕回歸後,共產黨會將他們的財產分掉,於是大批人向加拿大移民。

 

僅溫哥華一地,幾乎每個月就有一億加元入帳的紀錄。等到香港回歸後生活如常,移民的香港人又打道回府,但是加拿大政府已經是滿盆滿缽了。

 

紅海邊吉普蒂當年的清真寺,不知是否依然無恙?(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近來中國大陸清理雙重國籍的風聲甚囂塵上,目標主要針對演藝界的人士。實際上,中國政府似乎從未注意到基層裡雙重國籍的存在,而且危害國家利益不淺。

 

我曾認識一位從東北移民到加拿大的年輕人,進入銀行界服務,後來被調到北京的加拿大銀行工作,負責吸收中國客戶的投資。

 

他在地方政府中的長袖善舞,獲得北京東城區共青團「委員」的頭銜,就是這個光環,成功地吸收了三千多戶投資人在加拿大銀行進行存款、辦理移民等業務,從而使中國大量的財務流向國外。這些客戶包括有北京地方政府的官員家屬、財團及「成功商人」。但是他的「雙重國籍」始終未被發現,要麼是當地政府官員的顢頇,抑或是裝聾作啞的態度,形成了相互利用的交易環境。

 

我對官商勾結,或是以權謀私的陋習從沒有任何的興趣。只是這個移民的雙重身分,令我感到困惑。從抵達加拿大第一天開始,始終作為一個奉公守法的移民,卻經常受到莫名其妙的騷擾及不公平的對待。而這個遊走於中加兩國間的銀行業務人員,卻能安然無恙地藉著中國公民身分進行著銀行情報工作,與此同時,他又以加拿大公民地位,若無其事地操持著這個對加拿大銀行一本萬利的業務。

 

我的移民加拿大,從一開始就是歪打正著的安排,沒有經濟基礎,更沒有任何財大氣粗人士的支撐。也因為一直受困於「何處是我家」的處境,定居在加拿大除了為著找到一個棲身之地之外,別無他想。

 

自幼年開始的殖民地生活印象,到歐洲後面對西方文化優越感而產生的「抵觸」情緒,繼而在加拿大接二連三面對幽靈似的「種族歧視」困擾,在了解到當地「移民」政策中透視的齷齪勾當,幾次曾經出現過想要放棄我的身分。

 

所幸感到自我安慰的是,我還保持著一份未受到污染的心靈思維和獨立的人格。為此,曾經有一位在大學任教的好友教授,建議我從政參選進入國會。我只是回以輕鬆的微笑,並且告訴她,我沒有什麼能耐,只是想維持自己一份尊嚴。

 

為此我還特地向另一位好友徵詢意見,他輕鬆地說:「你如果真要參選,我估計你最多能獲得三票。一票是我投的,一票是你那位大學教授好友,最後一票就是你自己投自己一票。」

 

他說完,引起我們相互大笑不已。最後他補充了一句:

 

「以你的真誠和直爽坦率,在政治場合中是無法生存的!」

 

我很感謝他直率的分析,其實之前我就曾試探過一位代表我住的區域的國會議員。在選舉前,他會帶著燦爛的微笑,不辭辛勞地到每家每戶拉票。他當選後,我就找了個題目,打電話去他的辦公室,請他設法協助。得到的答覆是我要先將題目寫得很具體,他審議後再答覆。經過了解,選民的提議往往是聽過後就沒有了下文。

 

為此,我的一生似乎和投票沒有產生任何的緣分。少年時在台灣,當時的「投票」只是個老百姓心目中的奢想。後來到了歐洲,因為不是當地公民,也就沒有投票的權利。至於在加拿大,從獲得公民資格後,迄今為止我從未使用過公民投票權利。

 

來到加拿大後,經受了被辱罵和歧視的經驗,我不禁要問,難道議會裡就從未認真討論過「種族歧視」的議題?那麼在國會議事廳裡穩坐泰山的議員諸公,真的是為民喉舌嗎?

 

近來因為新冠肺炎蔓延,歧視中國人的現象又故態復萌。溫哥華一月之內就發生數起辱罵華人的案件。不僅如此,日前還發生過一個白人,將一位九旬華人長者,從街邊的便利店裡推出去,導致長者跌倒在地,頭部受傷。

 

1996年5月29日,作者以唯一華人身份,應邀出席加拿大國會舉行的歷屆總理肖像懸掛於國會大廈中的盛典,在會中與杜魯道總理交談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更有甚者,一位正在醞釀準備問鼎國會保守黨黨魁的議員狄力克.斯洛 (Derek Sloan) 近日公然發文,攻擊加拿大聯邦政府首席傳染病醫療官譚詠詩(Dr. Teresa Tam),內容為:「我懷疑她對加拿大的忠誠,她到底是為加拿大還是為中國工作?她應該立刻下台。加拿大在決策上要維持主權獨立,聯合國、世衛組織和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絕不能對加拿大的公共衛生系統說三道四。」

 

這位華人高級醫療官在香港出生,幼年時即來到加拿大,在這裡求學,靠自己的奮鬥,才榮獲首席醫療官的職位。

 

加拿大是個擁有對英美民族唯命是從,對少數民族則趾高氣揚雙重性格的國家,如果沒有任何矛盾發生,大家還能夠相安無事。一旦如新冠肺炎的大流行發生,立即就會將華人作為出氣筒來對待。

 

在加拿大的日本移民,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遭遇過被逼遷入內陸集中營的悲慘命運。一直到大戰結束五十多年後,才獲得政府的一個口頭道歉!

 

綜觀西方國家吸收「移民」的主要理由,除了獲得窮國的廉價勞動力之外,無非就是金錢的遊戲。歸根究底,當地白人享樂的觀念永遠不會改變,有色人種在他們的心目中,也不可能成為平起平坐的「同胞」。一百多年前,中國勞動力為加拿大建造了太平洋鐵路線,完成之後,立即被排華法案所限,受盡屈辱,就是一個鮮明的歷史見證。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今天的移民,其經濟條件遠遠超過謀生的要求,且較移民國當地人民生活條件優越無數。為甚麼這些中國人擁有財富條件,卻還要前往美國和加拿大移民? 而這些國家公民向外移民的卻是微乎其微。

 

既然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什麼不獎勵公民繼續在本土參加建設,共建國家領導人始終不渝地呼籲的「命運共同體」?既然在扶貧政策成績斐然,而且已經預定了全民脫貧的終極目標,那麼公民向外移民的願望又是為何?至於擁有豐碩財富的家庭想方設法移民到外國,其最終目的究竟是為什麼?他們甚至為了實現遠大計劃,早早地將年僅五歲的孩子送到西方國家「深造」,這是否意味著他們將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轉移到外國發揚光大,還是有意讓西方人士對這些頗富「遠見」的家長刮目相看?

 

當我有這一連串的問號壅塞在腦海中時,去行使那極端表面化的公民權利,投下所謂的「神聖一票」,又是否能真正代表我擁有實質性的人權價值?

(2020年4月27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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