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的李柱銘被捕後，獲准以1000元保釋。（圖／翻攝自YouTube）

 

作者／鄭漢良

 

武漢首發的新冠病毒在香港引發的疫情仍未消退，港府頒發的四人聚會即屬犯法的「限聚令」仍舊生效，然而在北京的督促下港府卻趁「疫」打劫，大舉圍捕民主派人士，炮製一場香港式的「大圍捕」。從被捕者的身份到其規模和抓人手法，難免令人想起祖國2015年在國際鬧得沸沸揚揚的維權律師大圍捕事件。

 

祖國的大圍捕發生在一個無法無天的國度裏面，但不幸得很，香港政府卻爲了中共的政治需要而不惜犧牲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依附在這個殘缺不全的基本法下，試問本已氣若游絲的一國兩制又能挺得了多久？

 

上週六（4月18日）從大清早開始，香港警方接到主子命令分頭出擊，一天下來一共逮捕了15名著名的民主派人士，總共被控58項罪名。

 

被捕名單可說是民主派老中青的代表：除了傳媒人黎智英之外，其他都是民主政黨的中堅分子，包括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長毛」梁國雄、李卓人、吳靄儀、何秀蘭、何俊仁、單仲偕、楊森、區諾軒（因政治立場被取消今屆立法會議員資格），以及現任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其他被捕者包括政黨社民連的骨幹份子吳文遠、陳皓桓以及黃浩銘；每年組織六四燭光晚會的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也在被捕之列。

 

香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中）等三位泛民主派資深要角，2月28日上午被警方逮捕，隨後並正式定案起訴，將於5月5日開庭。在這次4月18日的大圍捕中，黎智英再度被捕。（圖／優傳媒資料照片）

 

他們被指組織或參與或公告去年三次警方指是「非法遊行」中的其中至少一次。該三次遊行分別是8月18日由民間人權陣線主辦的《剎停警黑合作、落實五大訴求》、10月1日《沒有國慶、只有國殤》遊行以及10月20日的《廢除惡法、獨立調查、重組警隊》九龍遊行。光看三次遊行主題，兩次針對警察，一次針對紅色祖國，加上涉及遊行的人，正好是北京的眼中釘、港府反對派的主要骨幹，大圍捕的目的昭然若揭。去年8月23日人民日報轉載新華社的《起底禍港四人幫》一文，文中「四人幫」的黎智英、李柱銘和何俊仁三人，正好在這次一網成擒。

 

港府採用大陸方式的大圍捕，北京用意顯然是要昭告天下，一國兩制這塊遮羞布已經完成階段性的任務，一如鄧公當年許下的「五十年不變」和他欽定的「韜光養晦」，已被掃進歷史的灰燼中。

 

北京最近開展一連串的外交攻勢，包括在美國各大社交網頁開戶散播爲北京服務的消息、歸咎美國是這次肆虐全球病毒的始作俑者、駐外使館對當地傳媒不利國家的報導一律睚眥必報，對此，外界形容這是戰狼外交。其實北京對香港近日來的作風，又何嘗不是戰狼所為？

 

自從今年1月和2月港澳辦和中聯辦相繼撤換大檔頭之後，港人都在觀望兩辦從兩頭馬車改組由港澳辦領導中聯辦之後的新人事新作風。不出所料，兩辦在上週一分別出擊，發稿批評民主派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借程序問題惡意拖延」以致內務委員會半年都選不出主席，中聯辦更點名譴責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濫用權力，拖延程序，蓄意造成內務委員會停擺」。

 

根據基本法第22條，「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條文又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兩辦這次可說是明目張膽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公然違反基本法。然而，習慣了無法無天的中共政權為了政治目的豈會甘受法律束綁的？儘管這條法律還是它自己所訂立的？

 

面對各界的批評，中聯辦在上週六再度發稿，辯稱港澳辦和中聯辦兩辦並非是22條所指一般意義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故有權就立法會事務等發聲及行使監督權。

 

過去但凡基本法出現爭拗，最終總會交由人大常委這個橡皮圖章釋法，儘管這也只是走過場的形式主義，但在北京的野狼新作風下，走過場也省了，乾脆由中聯辦自行釋法。這等於是被指違法者自行釋法證明自己無罪，基本法的兒戲程度可見一斑。

 

北京不惜蹂躪基本法和自拆一國兩制的招牌，不少分析都認為這是為了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經過去年年底建制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之後，民主派對立法會再下一城顯得信心滿滿，除了直選選區之外，甚至在小圈子的功能組別也開始挖建制派的票倉。兩辦兩個前度主任張曉明和王志民都因為區議會大敗而問責，一個貶職一個撤職，新上任的夏寶龍和駱惠寧肯定將立法會選舉視為背水一戰，在可勝不可敗的鐵令如山下，任何足可恫嚇民主派的手法都會派上用場，哪管它違法不違法，管用不管用。

 

中文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馬嶽和不少香港學者都認為，兩辦此舉只會招來反效果，對建制派的選舉幫倒忙。但從另一角度而言，這其實正是土共土法治港的老招數，對港如是，對全球的外交政策亦如是。

 

作者簡介

鄭漢良，從事新聞工作近40年，余紀忠時代曾服務美洲中國時報和台灣中國時報，退休前是中時副總編輯以及駐港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