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我第一次赴北京的「政治任務」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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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我第一次赴北京的「政治任務」
2020-02-23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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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及夫人,與作者劉敦仁在北京飯店早餐後合影留念。(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1979年我以「外國專家」的身份,到達上海,服務於上海外國語學院西班牙系。那是我在1978年首次回到大陸參觀旅遊時,目睹大好江山滿目瘡痍,但從社會上朝陽般的氣氛觀察,第六感告訴我,中國的前途是可預期的,但需要教育和經濟的改革發展,這兩者之間,教育尤為重要。那麼海外的華人是否也應該盡己所能,奉獻一份力量呢?

 

帶著這樣的心情回到溫哥華,經過深思熟慮,我給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寫了一封信,闡述了我首次回到大陸的觀感,並希望有機會到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書。大概等了不到兩個月,我收到了回信,原則上批准了我的請求,只是將我教書的城市改為上海。理由是上海是我的出生地,再則我失聯近三十年的二姐,經過多方探尋找到了她。所以有關部門建議我在上海教書,有機會給二姐適當的照顧。

 

接受了這個安排,我欣然應命,在上海開展了我的教學工作。雖然生活條件無法與加拿大相比,但是我去上海的目的不是尋找舒適的生活。親身體驗到學生們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專心致志的學習令我感動。

 

有一天晚上我陪二姐晚餐,在餐桌上,她告訴我說,一年前我在北京的參觀訪問,由中國國際旅行社陪同小劉安排,他也是上海人,在回家度春節時,抽空去探望二姐。交談中,他告訴二姐說:

 

「你的弟弟很傻,這麼好的機會,很容易賺共產黨的錢,他卻沒有要!」

 

我知道這位小劉為什麼會向二姐說出這麼一套話。原因是,在我這趟第一次到北京,是帶了一個近二十人的加拿大旅行團。那可以說是我有生以來組織的第一個旅行團。到達後,小劉問我想見什麼人。我只是聳聳肩告訴他,第一次回大陸,心情很愉快也很激動,但是我沒有任何的人際關係。

 

實際上此次雖然是我初次回到中國大陸,卻擔負著一個特殊的政治任務。

 

一位1949年兩航起義時的一位飛行員,多年生活在溫哥華,以教太極拳為生。我和妻子及幾位朋友每週都跟隨他練拳。當他得悉我要前往北京時,立即聯繫到選區的國會議員,請議員給中國政府寫了封信,交給我,希望我帶到中國交給中國國務院有關部門。就成了我首次回故鄉的「政治任務」!我在途中一直琢磨著如何投遞這封「助人為樂」的信件。

 

我看了信的內容,才得知原來這位生活在溫哥華教太極拳的老師,竟然是在1949年響應周恩來的號召,和其他兩航飛行員一起駕機飛往北京的起義勇士。不料1957年在反右鬥爭時,他被定性為右派。無奈之下他只得出逃,輾轉來到加拿大,一直以來孤身獨處,妻子和孩子們都在廣州生活。

 

所以當旅遊團陪同小劉問我要見什麼人的時候,我想起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先生。過去一直生活在芝加哥的三伯岳父提及他們之間的友情,由於政治的因素,兩個情深如兄弟般的同鄉兼同學就這樣從此天各一方,也因此引起我有一見廖承志前輩的好奇和願望。

 

我告訴小劉,希望見到廖承志先生的目的有二,一是純粹家庭私人交情。我簡單地告訴小劉,他的尊翁廖仲愷,及其母親何香凝和我岳家有著非常親密的關係。我先岳祖父伍漢持在推翻滿清帝國的革命工作中,一直支援孫中山十次的起義,同時用行醫來掩護他的秘密革命任務。

 

辛亥革命成功後,伍漢持當選為代表廣東的國會議員,於1913年4月赴京上任,深感袁世凱無視國會的尊嚴秘密向五國借款,又策劃暗殺宋教仁。於是在國會提出彈劾袁世凱議案,袁世凱懷恨在心,佈置爪牙在天津將其綁架,並於八月中旬在韓家墅軍營中予以暗殺,成為民國成立後第一位為憲政流血的烈士。

 

廖承志的尊翁廖仲愷,後來被蔣介石暗殺,兩位烈士的遺孀何香凝和李佩珍 (筆者岳祖母)過從甚密。廖承志是和伍漢持烈士次子伍伯勝先後在嶺南中學及嶺南大學為同窗,不僅兩人同住一宿舍,也是網球搭檔,從父輩到他們自己,成為莫逆之交。

 

所以小劉在上海見到二姐說我傻,是因為我要求見的是這樣一位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何況我還有家庭友情的深層關係,換了別人絕對不會輕易放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只要他開口,拿幾單生意是輕而易舉的事。所以他認為我應該掌握這機會,在大陸不費吹灰之力發一筆財。

 

其次是我此次還有一個任務,加拿大國會議員囑咐我攜帶有一封請求信件,廖承志前輩為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委員,溫哥華的華人請求,交給他應該是名副其實的機會。

 

我是1978年12月21日抵達北京的。22日和小劉提出這一要求,令我激動的是第二天,小劉就興奮地告訴我,廖公 (這是大陸對廖承志的尊稱)和他夫人經普椿邀約我24日在北京飯店共進早餐,為此我也欣慰萬分。

 

上午七點半左右,小劉安排好車送我到北京飯店,走進餐廳裡面的一間小餐室,廖承志前輩和他夫人已經在那裡等著。他穿著一件淺咖啡色的皮夾克,夫人則穿著黑色帶有碎花的旗袍式的長衫。見到我即親切地先握手。我則以 「廖伯伯」稱呼他,感覺更為親切。

 

從一見面給我的印象就感覺到他沒有絲毫的官場習氣,純粹是一位忠厚長者,夫人也是笑容滿面親切非凡。彼此間沒有任何的拘束。我們喝著咖啡,吃著雞蛋火腿。他很健談,不斷地詢問加拿大的情況。

 

西式早餐完畢,服務員來收拾餐盤,我以為就此結束了。不料接著服務員又給我們擺上筷子碗盞等食器。不一會,服務員給我們端上燒餅油條,豆漿,鍋貼,及甜點放滿了一桌。

 

廖承志前輩的食量很大,他夫人在一旁不時用關切的眼神注視著他旁若無人的吃相。對我來說,他不高卻略胖的身材,使我立即想到在芝加哥的三伯岳父, 他們二人有許多相似之處,矮小卻略胖,而且食量大。個性率真坦誠。最後他夫人無法再容忍,也顧不得我坐在那裡,用命令式口吻直率地向廖承志前輩說:「夠了,你不能再吃了!」

 

說完後轉面向我,同時用手指指著他先生:「他有高血壓,醫生不許他吃得太多!」

 

當然我只能虛應故事般地笑了笑。接著廖承志前輩對我說,他有好幾位老同學,一直在加拿大生活。多年來失去了聯繫。是否讓我協助他尋找一下。隨即他給我寫了幾個姓名。我看過後,興奮地告訴他,其中有一位每次芝加哥的三伯岳父母到溫哥華來遊玩時,必定會一起小聚。我答應他回去後會立即將這資訊告訴他的老同學。

 

一頓豐富的中西合璧早餐結束了。我請廖承志伉儷一起合拍了一張照片。鑒於他的地位,又是初次見面,我沒有要求多拍。而這唯一的一張照片就成為我保存著的珍貴記憶。

 

接著我取出加拿大國會議員的信件,先交到他手裡,並口頭作了簡單的陳述。他沒有打開,也沒有任何的表達,就將信封一折為二揣到口袋裡了。我也不便再說什麼。

 

和兩位長輩話別,我心裡一直琢磨,那封信的最後結果如何,成了我在旅途中的懸念。直到全團抵達廣州,是我們在中國旅遊的最後一站。我沒有去遊玩,只是去拜訪溫哥華太極拳老師的夫人。

 

我找到地址按了門鈴,開門的是他夫人,有點胖,很慈祥。她開門,一看到我沒有說什麼,即一把將我拉進住所,緊張地朝外面左右望了一眼即關上大門。進入到客廳後,她用手摸著胸前,也沒有和我寒暄就氣吁吁地說:「劉先生你不知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時,和海外聯繫罪可大了。」

 

我給她這奇特的動作先是被震撼了一下,因為我對「文化大革命」一無所知,我就只得自我介紹,還沒有將在北京和廖承志前輩夫婦見面的前後告訴她。她就提高了嗓子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前兩天公安局來通知說我們可以去加拿大了,還給我們進行辦理護照的手續。」

 

既然她已經有了和先生將團聚的喜訊,假如我再將北京的交涉經過向她敘述,就顯得有點累贅了。喝了杯茶後我借詞辭出。走在路上,回想起在北京看到廖承志前輩將信揣入口袋時的情景,不禁對前輩只作不說的辦事作風敬佩不已。

 

兩個月後我在溫哥華見到太極拳老師一家團聚的歡樂情景,為他們開心,更讓我對廖承志前輩難以忘懷。

 

與此同時我聯繫上廖承志前輩的老同學,當我在電話中告訴他,廖伯伯希望他和夫人能有機會到國內去走走,所有費用由僑辦負責。老人家既感動又欣慰,果然不久他打電話告訴我,他將和夫人啟程去北京,計畫在國內遊覽兩周。

 

在我們再見面時,老前輩告訴我,他們抵達北京後,廖承志前輩為他們安排了整整一個月的行程,走遍了大江南北,看到許多保存完整的歷史古跡,品嘗了各地的美味佳餚。在敘述他夫婦的大陸行時,真的是眉飛色舞。

 

在我見到廖承志長輩之前,曾聽聞這位位高權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僑務工作總是做得有聲有色。經過我的親身經歷,證實了此話不虛。就因為他的認真,誠懇,直率,凡是和他交往過的,無不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因為他在北美洲有許多的老同學和同鄉,我在1983年曾計畫邀請他和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先生訪問北美洲,之所以我會定下初步時間,是北京傳來資訊,廖承志前輩已經內定為下一任國家副主席。假如成為事實,那我這個販夫走卒,即使有三頭六臂,也無法直通天頂了。

 

遺憾的是,就在那一年,兩位德高望重的政治領袖人物先後辭世,我的意願也只剩下無盡的空想。

 

走筆至此,不由想起廖承志的一生,他可能打破歷史上政治人物的牢獄之災的記錄。他先後坐牢七次,有國民黨的,有歐洲的,有日本的,也是因為他家庭背景的不一般,以及他待人接物的誠懇,每次都能化險為夷。而第八次的身陷囹圄,竟然是被共產黨投入牢獄。但這些牢獄之災並沒有擊垮前輩的勇氣和毅力,反之,他卻是越戰越勇,以堅強不屈的信心,繼續為黨國獻身到最後一刻。

 

為加拿大的朋友完成了一次我平生不敢想像的「政治任務」。與此同時,在和廖承志共進早餐的簡短相聚,卻改變了我後半生的心路歷程。在餐桌上,他輕鬆地問我:「你覺得中國怎麼樣?」

 

這突如其來的問話,並不複雜,也很有味道,只是難以回答。我思忖片刻,簡單地說:

 

「廖伯伯,這是我解放以後第一次回國,而且才來兩三天,可能我的看法不一定準確。不過,從一個中國人的感覺上,我認為中國就是中國,它的傳統文化一直在延續。」

 

說完後我自己感到心在撲通地跳著,深怕有所失言,但廖前輩簡單地說:「以後有機會多回來看看。」

 

當時我也不知哪來的勇氣,用堅定的口吻向他說:「廖伯伯,未來的中國需要海內外的中國人齊心協力,把國家治好。至於我,只是個普通老百姓,但您可以放心,從今天起,在我的後半生,將盡力為家鄉效勞。」

 

我回到溫哥華後,開始了我的上海教書生涯,繼續為中美加三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三十年來始終如一,這都因和廖前輩的坦誠交談,以及感受到他長輩似的關懷所引領我獲得的無價記憶。小劉說我傻,有道理,因為我始終沒有墜入追求金錢的深淵!反之,從廖前輩的精神,談吐及思維中我領悟到,之所以一個政黨能獲得成功,帶領民眾從貧窮走上富強,是他們擁有一大群像「廖公」那樣矢志不渝,忠誠愛國,堅持民族大義的「公僕」!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大陸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及夫人,與作者劉敦仁在北京飯店早餐後合影留念。(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1979年我以「外國專家」的身份,到達上海,服務於上海外國語學院西班牙系。那是我在1978年首次回到大陸參觀旅遊時,目睹大好江山滿目瘡痍,但從社會上朝陽般的氣氛觀察,第六感告訴我,中國的前途是可預期的,但需要教育和經濟的改革發展,這兩者之間,教育尤為重要。那麼海外的華人是否也應該盡己所能,奉獻一份力量呢?

 

帶著這樣的心情回到溫哥華,經過深思熟慮,我給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寫了一封信,闡述了我首次回到大陸的觀感,並希望有機會到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書。大概等了不到兩個月,我收到了回信,原則上批准了我的請求,只是將我教書的城市改為上海。理由是上海是我的出生地,再則我失聯近三十年的二姐,經過多方探尋找到了她。所以有關部門建議我在上海教書,有機會給二姐適當的照顧。

 

接受了這個安排,我欣然應命,在上海開展了我的教學工作。雖然生活條件無法與加拿大相比,但是我去上海的目的不是尋找舒適的生活。親身體驗到學生們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專心致志的學習令我感動。

 

有一天晚上我陪二姐晚餐,在餐桌上,她告訴我說,一年前我在北京的參觀訪問,由中國國際旅行社陪同小劉安排,他也是上海人,在回家度春節時,抽空去探望二姐。交談中,他告訴二姐說:

 

「你的弟弟很傻,這麼好的機會,很容易賺共產黨的錢,他卻沒有要!」

 

我知道這位小劉為什麼會向二姐說出這麼一套話。原因是,在我這趟第一次到北京,是帶了一個近二十人的加拿大旅行團。那可以說是我有生以來組織的第一個旅行團。到達後,小劉問我想見什麼人。我只是聳聳肩告訴他,第一次回大陸,心情很愉快也很激動,但是我沒有任何的人際關係。

 

實際上此次雖然是我初次回到中國大陸,卻擔負著一個特殊的政治任務。

 

一位1949年兩航起義時的一位飛行員,多年生活在溫哥華,以教太極拳為生。我和妻子及幾位朋友每週都跟隨他練拳。當他得悉我要前往北京時,立即聯繫到選區的國會議員,請議員給中國政府寫了封信,交給我,希望我帶到中國交給中國國務院有關部門。就成了我首次回故鄉的「政治任務」!我在途中一直琢磨著如何投遞這封「助人為樂」的信件。

 

我看了信的內容,才得知原來這位生活在溫哥華教太極拳的老師,竟然是在1949年響應周恩來的號召,和其他兩航飛行員一起駕機飛往北京的起義勇士。不料1957年在反右鬥爭時,他被定性為右派。無奈之下他只得出逃,輾轉來到加拿大,一直以來孤身獨處,妻子和孩子們都在廣州生活。

 

所以當旅遊團陪同小劉問我要見什麼人的時候,我想起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先生。過去一直生活在芝加哥的三伯岳父提及他們之間的友情,由於政治的因素,兩個情深如兄弟般的同鄉兼同學就這樣從此天各一方,也因此引起我有一見廖承志前輩的好奇和願望。

 

我告訴小劉,希望見到廖承志先生的目的有二,一是純粹家庭私人交情。我簡單地告訴小劉,他的尊翁廖仲愷,及其母親何香凝和我岳家有著非常親密的關係。我先岳祖父伍漢持在推翻滿清帝國的革命工作中,一直支援孫中山十次的起義,同時用行醫來掩護他的秘密革命任務。

 

辛亥革命成功後,伍漢持當選為代表廣東的國會議員,於1913年4月赴京上任,深感袁世凱無視國會的尊嚴秘密向五國借款,又策劃暗殺宋教仁。於是在國會提出彈劾袁世凱議案,袁世凱懷恨在心,佈置爪牙在天津將其綁架,並於八月中旬在韓家墅軍營中予以暗殺,成為民國成立後第一位為憲政流血的烈士。

 

廖承志的尊翁廖仲愷,後來被蔣介石暗殺,兩位烈士的遺孀何香凝和李佩珍 (筆者岳祖母)過從甚密。廖承志是和伍漢持烈士次子伍伯勝先後在嶺南中學及嶺南大學為同窗,不僅兩人同住一宿舍,也是網球搭檔,從父輩到他們自己,成為莫逆之交。

 

所以小劉在上海見到二姐說我傻,是因為我要求見的是這樣一位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何況我還有家庭友情的深層關係,換了別人絕對不會輕易放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只要他開口,拿幾單生意是輕而易舉的事。所以他認為我應該掌握這機會,在大陸不費吹灰之力發一筆財。

 

其次是我此次還有一個任務,加拿大國會議員囑咐我攜帶有一封請求信件,廖承志前輩為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委員,溫哥華的華人請求,交給他應該是名副其實的機會。

 

我是1978年12月21日抵達北京的。22日和小劉提出這一要求,令我激動的是第二天,小劉就興奮地告訴我,廖公 (這是大陸對廖承志的尊稱)和他夫人經普椿邀約我24日在北京飯店共進早餐,為此我也欣慰萬分。

 

上午七點半左右,小劉安排好車送我到北京飯店,走進餐廳裡面的一間小餐室,廖承志前輩和他夫人已經在那裡等著。他穿著一件淺咖啡色的皮夾克,夫人則穿著黑色帶有碎花的旗袍式的長衫。見到我即親切地先握手。我則以 「廖伯伯」稱呼他,感覺更為親切。

 

從一見面給我的印象就感覺到他沒有絲毫的官場習氣,純粹是一位忠厚長者,夫人也是笑容滿面親切非凡。彼此間沒有任何的拘束。我們喝著咖啡,吃著雞蛋火腿。他很健談,不斷地詢問加拿大的情況。

 

西式早餐完畢,服務員來收拾餐盤,我以為就此結束了。不料接著服務員又給我們擺上筷子碗盞等食器。不一會,服務員給我們端上燒餅油條,豆漿,鍋貼,及甜點放滿了一桌。

 

廖承志前輩的食量很大,他夫人在一旁不時用關切的眼神注視著他旁若無人的吃相。對我來說,他不高卻略胖的身材,使我立即想到在芝加哥的三伯岳父, 他們二人有許多相似之處,矮小卻略胖,而且食量大。個性率真坦誠。最後他夫人無法再容忍,也顧不得我坐在那裡,用命令式口吻直率地向廖承志前輩說:「夠了,你不能再吃了!」

 

說完後轉面向我,同時用手指指著他先生:「他有高血壓,醫生不許他吃得太多!」

 

當然我只能虛應故事般地笑了笑。接著廖承志前輩對我說,他有好幾位老同學,一直在加拿大生活。多年來失去了聯繫。是否讓我協助他尋找一下。隨即他給我寫了幾個姓名。我看過後,興奮地告訴他,其中有一位每次芝加哥的三伯岳父母到溫哥華來遊玩時,必定會一起小聚。我答應他回去後會立即將這資訊告訴他的老同學。

 

一頓豐富的中西合璧早餐結束了。我請廖承志伉儷一起合拍了一張照片。鑒於他的地位,又是初次見面,我沒有要求多拍。而這唯一的一張照片就成為我保存著的珍貴記憶。

 

接著我取出加拿大國會議員的信件,先交到他手裡,並口頭作了簡單的陳述。他沒有打開,也沒有任何的表達,就將信封一折為二揣到口袋裡了。我也不便再說什麼。

 

和兩位長輩話別,我心裡一直琢磨,那封信的最後結果如何,成了我在旅途中的懸念。直到全團抵達廣州,是我們在中國旅遊的最後一站。我沒有去遊玩,只是去拜訪溫哥華太極拳老師的夫人。

 

我找到地址按了門鈴,開門的是他夫人,有點胖,很慈祥。她開門,一看到我沒有說什麼,即一把將我拉進住所,緊張地朝外面左右望了一眼即關上大門。進入到客廳後,她用手摸著胸前,也沒有和我寒暄就氣吁吁地說:「劉先生你不知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時,和海外聯繫罪可大了。」

 

我給她這奇特的動作先是被震撼了一下,因為我對「文化大革命」一無所知,我就只得自我介紹,還沒有將在北京和廖承志前輩夫婦見面的前後告訴她。她就提高了嗓子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前兩天公安局來通知說我們可以去加拿大了,還給我們進行辦理護照的手續。」

 

既然她已經有了和先生將團聚的喜訊,假如我再將北京的交涉經過向她敘述,就顯得有點累贅了。喝了杯茶後我借詞辭出。走在路上,回想起在北京看到廖承志前輩將信揣入口袋時的情景,不禁對前輩只作不說的辦事作風敬佩不已。

 

兩個月後我在溫哥華見到太極拳老師一家團聚的歡樂情景,為他們開心,更讓我對廖承志前輩難以忘懷。

 

與此同時我聯繫上廖承志前輩的老同學,當我在電話中告訴他,廖伯伯希望他和夫人能有機會到國內去走走,所有費用由僑辦負責。老人家既感動又欣慰,果然不久他打電話告訴我,他將和夫人啟程去北京,計畫在國內遊覽兩周。

 

在我們再見面時,老前輩告訴我,他們抵達北京後,廖承志前輩為他們安排了整整一個月的行程,走遍了大江南北,看到許多保存完整的歷史古跡,品嘗了各地的美味佳餚。在敘述他夫婦的大陸行時,真的是眉飛色舞。

 

在我見到廖承志長輩之前,曾聽聞這位位高權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僑務工作總是做得有聲有色。經過我的親身經歷,證實了此話不虛。就因為他的認真,誠懇,直率,凡是和他交往過的,無不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因為他在北美洲有許多的老同學和同鄉,我在1983年曾計畫邀請他和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先生訪問北美洲,之所以我會定下初步時間,是北京傳來資訊,廖承志前輩已經內定為下一任國家副主席。假如成為事實,那我這個販夫走卒,即使有三頭六臂,也無法直通天頂了。

 

遺憾的是,就在那一年,兩位德高望重的政治領袖人物先後辭世,我的意願也只剩下無盡的空想。

 

走筆至此,不由想起廖承志的一生,他可能打破歷史上政治人物的牢獄之災的記錄。他先後坐牢七次,有國民黨的,有歐洲的,有日本的,也是因為他家庭背景的不一般,以及他待人接物的誠懇,每次都能化險為夷。而第八次的身陷囹圄,竟然是被共產黨投入牢獄。但這些牢獄之災並沒有擊垮前輩的勇氣和毅力,反之,他卻是越戰越勇,以堅強不屈的信心,繼續為黨國獻身到最後一刻。

 

為加拿大的朋友完成了一次我平生不敢想像的「政治任務」。與此同時,在和廖承志共進早餐的簡短相聚,卻改變了我後半生的心路歷程。在餐桌上,他輕鬆地問我:「你覺得中國怎麼樣?」

 

這突如其來的問話,並不複雜,也很有味道,只是難以回答。我思忖片刻,簡單地說:

 

「廖伯伯,這是我解放以後第一次回國,而且才來兩三天,可能我的看法不一定準確。不過,從一個中國人的感覺上,我認為中國就是中國,它的傳統文化一直在延續。」

 

說完後我自己感到心在撲通地跳著,深怕有所失言,但廖前輩簡單地說:「以後有機會多回來看看。」

 

當時我也不知哪來的勇氣,用堅定的口吻向他說:「廖伯伯,未來的中國需要海內外的中國人齊心協力,把國家治好。至於我,只是個普通老百姓,但您可以放心,從今天起,在我的後半生,將盡力為家鄉效勞。」

 

我回到溫哥華後,開始了我的上海教書生涯,繼續為中美加三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三十年來始終如一,這都因和廖前輩的坦誠交談,以及感受到他長輩似的關懷所引領我獲得的無價記憶。小劉說我傻,有道理,因為我始終沒有墜入追求金錢的深淵!反之,從廖前輩的精神,談吐及思維中我領悟到,之所以一個政黨能獲得成功,帶領民眾從貧窮走上富強,是他們擁有一大群像「廖公」那樣矢志不渝,忠誠愛國,堅持民族大義的「公僕」!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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