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萬湖(圖/吳祝榮翻拍提供)
作者/陳婉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到今年,剛剛邁入了第75個年頭,當年參戰的老兵絕大多數已經凋零,至今還健在的,在各國都已經變成「國寶級」人物了,只有在台灣,二次大戰的歷史,對台灣人而言,是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一般人對二戰老兵的故事更是無感。
因為戰前台灣是日本殖民地,戰後成為盟軍占領地,盟軍以「一般命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1)」把它交給蔣介石,台灣就糊里糊塗變成中華民國領土了,從此中國史觀被強制納入教科書,日本人觀點的大東亞戰爭歷史被中華民國的「八年抗戰」歷史所取代,日本人是戰敗投降,中國人是「抗戰勝利」,曾經擔任日本兵的台灣人變成敗戰之兵,最嚴重的被當作戰犯審判,戰死者無人聞問,倖存者也成為被不同種族文化所統治的「異鄉人」,苟延殘喘過一生。
出生於1927年的蔡萬湖,父親在他未出生前就從澎湖移居到嘉義,蔡萬湖說,那時根本還沒有什麼布袋港,只因為它距離澎湖最近,澎湖謀生不易,要到台灣只能以簡陋舢舨船渡海,到布袋的海邊再涉水上岸,父親就此在嘉義定居下來了。
他9歲才進入玉川公學校(今崇文國小),原因是他有一個叔公開設私塾(漢學仔),父親在他7歲時就帶他過去私塾幫忙煮飯灑掃等,到了8歲,開始跟著讀漢文,從《三字經》讀到《四書》、《幼學瓊林》等,私塾所教全部的書都讀完了,因此,9歲才進公學校,15歲畢業。
畢業後他曾經去考嘉義商工專修學校,但是沒有考上,父親叫他去當學徒,因而到高雄的「台灣鐵工所」,即後來的台灣機械公司,專門做製糖會社(今台糖公司)的機械,工作地點在入船町(今鹽埕區),做了半年,卻感到不習慣,又回去嘉義。有一次,在一間書店看書,看到一本日本航空雜誌,上面有募集學生兵的廣告,因而去報考。
蔡萬湖與飛行兵學校同學。(圖/吳祝榮翻拍提供)
「我們那一期總共有將近兩百人報名,考試的第一關是體檢,因為日本人很重視體格檢查,體檢一關就淘汰了一百多人,只剩下80人,接著是學科測驗,總共考國語、算術及理科三個科目,接著又有口試,才算通過。考試卷直接從日本送到台灣,考完後又送回日本閱卷評分。
日本時代台灣人讀的公學校和日本人子弟讀的小學校內容及難易度都非常不同,公學校的書是由台灣總督府發行;日本人讀的則是直接從日本寄過來,但考試科目卻相同,因此,台灣人子弟要能考取非常不容易。
當時的台灣雖然已經推動皇民化運動,但政府並沒有強迫台灣人一定要改日本姓名,因此,我考上後到日本的軍校就讀,都一直使用原來的姓名。」蔡萬湖說,那一年是昭和18(1943)年。
他第一年是在距離京都不遠,靠近琵琶湖畔的大津市「大津陸軍少年飛行兵學校」就讀,早上唸書,下午就是非常嚴格的劍道或是運動等野外訓練,第一年訓練時學校就分給每人一把槍及一把短刀,但還是學生身分,所以沒有軍階。但第一年結束後就取得軍人基本條件的卒業證書。
歷經戰亂保留下來的卒業證書,日本戰敗後很多軍方的文件都已銷毀,很多人的畢業證書是戰後在「黑市」買的,這張是難得一見的真跡。(圖/吳祝榮翻拍提供)
那張卒業證書蔡萬湖珍藏至今,是歷經戰亂後非常難得的寶物。
第二年起他們移到埼玉縣所澤市的陸軍航空學校就讀,這時已經是正式軍人,有軍人身分,也領軍餉,但因戰爭逼近,他們那一年的學制減少一年,本來三年的學程,兩年就畢業。
在進入所澤的軍校前,學校依每個學生測試結果分為駕駛(即飛行員)、機械整備及通信3科,各自在不同校區上課。蔡萬湖說,他因為視力問題沒通過測試,無法成為飛行員。但真正上戰場時,因為每台戰鬥機都要配備含正副駕駛、機械員、測試員、通信員、機關槍手……等,共有十餘人,每台飛機每排有三個座位,兩旁分別坐的是正副通信員、正副機關槍手等,機械員坐中間,以備不時之需,因此,全員都受過飛行訓練,也都要上戰場。
第二年畢業後,他留在學校任助教,但那時已是戰爭末期,學校奉命「疏開(疏散)」到鄉下,學校也呈停頓狀態,所幸因為疏開的關係,東京大轟炸他們那裡沒有受到波及。
2002年台灣少飛會全國大會合影。(圖/吳祝榮翻拍提供)
日本投降後,他是靠著台灣同鄉會的協助,到廣島附近搭船回台的,他發現一向所看到日本房屋的黑色屋瓦,在廣島竟然是紅色的,他問在地人,答案是受到原子彈投下時的瞬間高熱燃燒所致,原子彈的厲害令他印象深刻。
他回台不久就遇到二二八事件,事發當時他正在屏東,等到大約一星期後稍微平靜,才回到嘉義家中,鄰居告訴他家裡有憲警人員來過,警告他不要回家,因為他弟弟曾參與學生軍攻打嘉義機場的事件,而他的日本軍校背景也很敏感,他趕緊利用晚上潛回家,把他從日本帶回來的很多資料全部燒掉,包括所澤的畢業證書及相簿都不敢留存,僅在臨燒毁前從相簿上撕了幾張照片及大津的卒業證書帶在身上作為紀念。
第七次少飛會全國大會後合影,人數明顯減少。(圖/吳祝榮翻拍提供)
他後來曾報考高雄市政府的戶籍繕寫員,剛好讓他從小練就的一手好字得以發揮;也分別在台灣航業公司、民航空運公司(簡稱CAT)任職,其中民航公司因為是美援公司,薪水也以美元計算,他從初進去的美金32元,到6年後離職時月薪是56美元,算是相當高薪,但總感到處事方法和中國來的上級主管格格不入,竟然做到胃出血,經休養後轉往一家民營的造船廠,做了三十多年才退休,由於他為人老實加上工作勤奮,老闆委以採購及專門收帳等外務工作,彼此相處愉快。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是目前全國唯一關注二戰台灣兵、國共內戰台灣兵的團體,持續進行老兵口述歷史訪問。左起:協會理事長吳祝榮、老兵蔡萬湖、陳婉真,以及日本在台學生星野天河。(圖:吳祝榮翻拍提供)
至於他們當年的飛行學校台灣籍畢業生,在解嚴後成立了「台灣少飛會」,也曾聚會了幾次,近年因大家都年紀相當大,已經無力再相聚,而那一代台灣少年飛行兵的故事,也即將全面走入歷史。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進入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