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珀感懷隨筆》太陽花「我最大」的台式民主

2003年談判團隊攝於歐盟貿易總署（DG Enterprise）。（圖／由作者王惠珀提供）

最近司法審結太陽花運動警察傷害案，法院判國賠太陽花示威群眾14人共111萬，再度引起國人的議論。

該運動起於2014年學生佔領立法院，其發難的邏輯是學生怕國家隊出去打仗（談判）會賣國，要求過程透明、公開，以及被監督，成功阻擋了服貿／貨貿。其後，少有人從拚經濟及貿易國際化的實務角度去檢討該運動對台灣的影響。

簡單的說，該運動傳遞的訊息是：政治是主導治國的唯一方針。

筆者想以第一線醫材國際貿易談判團隊的經驗，分享個人看法，指出太陽花運動真是年輕人發揮「我最大」台式民主的盲動。

衛福部2015年出版一本《醫療器材GMP》專書（黃育文編纂），有一個篇章報告醫療器材外銷歐洲，勾起我擔任衛生署藥政處長時期（2002~2005年）主導醫療器材外銷歐洲，與藥政處同仁一起開路搭橋的往事，是一個精彩的國際貿易談判故事。

十年後看著太陽花運動的訴求，我只能大大搖頭說：我們沒把學生教好！且聽我道來醫療器材國際貿易談判的故事。

醫療器材進口台灣不是問題，出口卻困難重重，導因於不對等的國際貿易，以美國老大的施壓為甚，因此開闢其他市場有戰略上的必要性。為了開啟歐盟市場，我們遭遇的實質困難，是無法與歐盟簽署國對國的貿易合約。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從過往「颱風天正橋被吹斷，改搭便橋」的絕處逢生術，得到啟示：既然歐盟以認證的第三方（certified third party）管理醫療器材，我們也有第三方（工研院量測中心及電子中心，還有財團法人金屬中心），於是在與歐盟執委會談判時，我們提議搭便橋（EU-Taiwan TCP），橋接「第三方對第三方互相認證、核證」來促進雙邊貿易。

2005與藥政處高專Dr.黃小文博士、游宏樞博士、工研院李子偉主任、魏遠揚主任、金屬中心鄭淵文主任赴德國科隆參訪歐盟第三方認證單位TUV Rheinland Group。（圖／由作者王惠珀提供）

那是一場美麗的仗。我記得去了布魯塞爾歐盟總部三次，最後一次在歐盟貿易總署（DG Enterprise）召開的醫療器材專家會議（MDEG），對27個會員國的代表演講台灣的醫療器材管理後，正式定案。便橋搭好了，回到國內制定法規管理的SOP （能幹堅忍的林秀娟科長帶領的二科真了不起），然後開啟教育訓練（二套不同的管理體系：輸出美國用GMP，輸出歐盟則用ISO），產業界跟著應變，弄得人仰馬翻。但外銷的坦途一通，這個產業跟著蓬勃發展。

歐盟執委會貿易總署副主委Heinz Zourek事後問我是否是律師，讓我很得意。從藥學到醫材，從科技到管理，從管理到法規，從法規到經貿，從經貿到談判，長期的多元學習及跨域訓練累積的知識及經驗，是我們藥政處同仁對外談判的基本功。

國際談判多了政治因素而複雜，手無寸鐵的蕞爾小國台灣更是險阻重重。何況見光死是談判的ABC，敲鑼打鼓穩死無疑。因此，過程中我們對外不吭一聲，也不敢吭一聲。因為只要一吭聲，美國老大一定介入阻擋。無聲的經濟是這樣拚出來的，也只有鴨子划水，才能成就無聲的經濟。

台灣長期蒙受強權的不對等貿易，自然會讓出去打仗的國家隊產生愛國護土之心。這是太陽花學子不懂，也無法體會的境界。

回頭說我對太陽花運動的感想。學生尚不懂談判的知能（know-how），被政治洗腦，以至於對公權力不信任，以民粹顛覆國際貿易談判的常軌（norm），令人捏冷汗。不僅阻卻談判、毀了貿易生機、也折傷文官體系。掀起的政治風浪，卻得到多數國人的認可，自此理盲濫情的民粹式民主風起雲湧。

往後數年，太陽花「好樣的」形象成為標竿，一連串社會運動跟著湧進，成為台灣人的共業。當時的在野（民進）黨，如今終於嚐到迴力刀的後勁。

沒有民主素養就玩民主？「我最大」的台式民主是台灣之光，還是誤國之過？影響深遠，幾年下來，終須被檢驗。

王惠珀台灣桃園人，台大藥學院學士、美國密西根大學藥學博士。曾任台大醫學院藥學院（系）教授及系主任、長庚大學醫學院天然藥物研究所創所所長、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長、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處長等職。專長涵蓋新藥設計開發及藥事管理。

其新藥研究曾獲十五國四十一項發明專利，及獲頒經濟部「國家發明獎」等多項發明與研究貢獻獎，並列名當代名人錄及國際年度專業人士。

王惠珀在藥政管理上致力於以智財權管理藥品之學名藥立法、推動優良藥品製造規範等，以及促成健保藥價「三同政策」。此外並曾開啟專業橋接庶民的「全民用藥教育」計畫、「人民的眼睛」計畫，蓄積藥師參與社區公共衛生及長期照護的能量，獲得行政院「參與及建立制度獎」、藥師典範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