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宇涉獵》我曾有過翱翔藍天的夢！

國航首航班機抵達溫哥華，停在機場。（圖／由作者劉敦仁提供）

打自孩提時代，我就有經常仰望天空，看飛機在藍天白雲中飛行的嗜好，心裡就會連帶浮起有一天自己也能在藍天中飛翔的念頭。

長大後，在眾多行業中，我有過翱翔藍天的夢，這是一個偶然經過臺北松山機場所引起的夢寐以求的奇想。那還是在求學階段，對未來充滿各種不同的憧憬，但也有不少的踟躕，因為不知自己的未來究竟將走向何處？

最後，雖然我不得已從事心不甘情不願的工作，對翱翔天空的追求仍然有增無減。有一次，我在機場送于斌總主教出國訪問時，看到航機從跑道上飛向天空時，我就暗暗對自己說，我一定要成為一名飛行員。

但是我從小就被數學的低能所牽制，許多和數學有關的職業都輪不到我，甚至後來就是在夢想飛向天空的時候，發現自己連在機場當一名飛機修理工都不夠資格。

但我沒有失望，我始終不渝地朝著飛翔天空的目標在奮鬥，而離開臺灣的時候，原先為了節省旅費，我選擇了辛苦但便宜的輪船。然而被人莫名其妙密告為「匪諜」的污蔑，幾乎毀了我赴歐求學的前程。

在最後轉危為安後，為了在香港趕搭法國商船的航期，我只得咬緊牙關，買了飛往香港的機票。那是我第一次搭乘飛機，初步圓了飛上天空的夢想。那次搭乘飛機的心情很矛盾，一則是喜，夢想著從此能作為乘客而翱翔天空，但一則是憂傷，在飛機旁和大姐的擁抱，就是生離死別的悲痛。

在以後的歲月裡，我從歐洲飛向其他各國，也曾飛越大西洋到了英國，更飛向萬里之遙的太平洋彼岸，我為此樂而不疲，在飛行時，除了觀賞窗外的雲朵外，我就是看書或是睡眠。很多時候在睡夢中被飛機的顛簸喚醒，我感覺到如同躺在搖籃裡的嬰兒，享受著母親愛護的搖曳。

很多人對乘坐飛機心理上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恐懼和驚慌。而我從未有過常人對飛行的負面想像。

與之相反，每當乘坐飛機，我都會將它當成生命中的最大享受。

始料未及的是，我從未意識到，居然在度過「知天命」的歲月後，竟然和航空公司結下了不解之緣，給我生命中留下一段「痛苦」和「幸運」交相糾纏的回憶。

1984年我全力促成美國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主席阿姆斯壯先生和中國國家領導層重量級領袖鄧小平先生的會晤後，該基金會對我的工作讚賞有加，而賦予我更多的責任。其中一項是安排基金會上層的機構，「神的宇宙殿堂」教會每年都選擇到世界各地舉辦一年一度的秋季宗教節目。這是猶太教按照聖經的敘述而舉辦的。時間是九月底到十月中，必須按照猶太日曆進行。猶太日曆和中國的農曆基本相似，都是360天。

因為阿姆斯壯的成功訪華，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建議我是否可設法組織在中國舉行他們的宗教活動。他們很清楚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特地強調稱，這只是一個閉門的活動，不會向中國社會開放。

我接到這個建議後，暗忖這又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挑戰。於是我又飛到北京，經過多方的探討，結論是，假如我去拜訪宗教局，肯定是碰一鼻子灰。與此同時我卻得到一個資訊，中國三自教會愛國運動委員會設在南京，負責人是頗有聲望學者型的教會人士丁光訓主教。

丁光訓主教是上海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並在美國獲得神學博士學位。經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協助，我獲得丁光訓主教的電話號碼，於是主動給他打了電話。在交談中，他對我組織美國教會的年會在中國舉行非常感興趣。

在交談時，他主動要我別和中央的宗教局聯繫，因為他們的顧慮太多，不可能會接受我的要求。他建議我不如將這個活動移師南京，並且允諾給以支持。同時他告訴我，南京剛有一家新的五星酒店落成，位置就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這家新酒店有750客房，而且有可供應千人的會議場所。

這無異是天大的喜訊。於是我在該新落成的「金陵大飯店」預訂了客房，並買了飛往南京的機票。剛一入住，得悉該新酒店的總經理，就是曾經在蘇州擔任過市政府秘書長職務的周鴻猷先生。我在1980年推動蘇州和加拿大維多利亞市結為兩國之間第一對友好城市時就認識了。老朋友見面分外高興。

當他得知我將會有一個數百人的美國團到訪時，立即雙手抱拳作揖並說：「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他告訴我，金陵大飯店落成已經有大半年了，但生意極其清淡。因為南京在當時不屬於一線旅遊城市，而且當地的經濟狀況也無法吸引大批客人入住。我的專案雖然還沒有最後定奪，但因為有丁主教的全力支持，可行性的程度很高。

原本以為只是紙上談兵的空想，未料到一次的南京之行，就成為事實。拉．雷維亞副主席非常高興，立即組織工作人員配合我的任務。因為是第一次在中國舉辦宗教活動，吸引了他們的會員，結果有580多位登記參加，和原先計畫的兩百人多出一倍不止。

因為人數眾多，一架航機肯定無法搭載全體人員一次飛往南京。那時候中國民航剛開通飛往洛杉磯的航班。我有意讓美國客人體驗一下中國客機的內容。之所以有此動機，還得提一下1960年在臺灣的經歷。那是我第一次搭乘飛機從臺北飛往香港，飛機小還不算，我唯一一次自臺灣搭乘飛機，竟然不是中國自己的航空公司，而是二次世界大戰協助中國抗日的美國飛虎隊，戰爭結束後在中國開設了民營航空公司，取名為CAT. 。

1978年12月，我首次啟程回故鄉探秘，由於從加拿大溫哥華到北京沒有直航，必須先搭乘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航班到東京，再換乘中國民航的航班CAAC 飛往北京。出於民族的感情和自幼年以來所遭受日本侵略，及在上海生活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自然反應，我在飛往北京的航程中，第一次感受到搭乘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雙眼滿含著淚水，感觸良多。連服務人員給我送茶水幾乎都沒有聽到。我抬頭望去，服務員是一位中年的女士，她提著一著鋁壺給我斟茶，雖然動作粗曠了些，我卻感受到無比的親切。這不就是自己的同胞嗎？

處於對中國航空事業的期望，既然美國教會有五百多位會員前往中國，那就應該為中國民航極力爭取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經過我的三寸不爛之舌，拉．雷維亞先生終於同意了我的建議。於是我和駐紐約的中國民航辦事處聯繫，商議一個優惠價格提供給教會的成員。

為慎重起見，我親自提著五百多位會員的護照到三藩市中國總領事館辦妥簽證，又攜帶著這些護照飛到紐約，和中國民航駐美機構負責人張乃嶸及林修先生見面，並購妥了所有的往返機票，順利地交給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

一連三年，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的教會年會都在南京舉辦，在會議期間，他們閉門開展自己的活動，會議之餘，還組織了北京，蘇州及上海等地的旅遊參觀節目。參與的會員個個精神抖擻，情緒高昂。給中國政府留下非常正面的形象。

也因此我和中國民航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特別是駐紐約辦事處的幾位領導層官員，日後都成為無話不談的誠摯好友。

教會第三個參訪團在南京結束他們的年會後，先後在無錫、蘇州和上海參觀旅遊，最後一站抵達北京。負責接待的中國國際旅行社，在他們離開中國的前一晚，舉行了一個充滿惜別之情的晚宴。

就在晚宴開始前，旅行社的負責人告訴我，今晚會有幾位中國民航的領導人出席惜別宴會，而且指定要和我坐在一起，說有要事相商。待客人到齊後，我發現中國民航的幾位人士，就是在紐約辦事處結識的朋友，他們都已經任滿回國。從席上的交談中，得知中國民航計畫開通北京和溫哥華之間的航線，他們也因為我長期生活在溫哥華，對當地情況自然熟悉，通過前幾次的業務合作，彼此之間建立了相互信任的感情，所以他們徵詢我的意見，是否可以協助中國民航進行這個通航的任務。

協助美國教會三次在中國舉辦宗教年會後，我滿以為可以略微休息了，萬沒想到就在歡送第三個團體的前夕，我又面對另一個更為繁重的挑戰。雖然這和我夢寐以求的藍天翱翔毫無關聯，但因為牽涉到航空事業，要我拒絕這個我認為是上天恩賜的「挑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告訴他們在三天後回加拿大之前，我一定會給他們一個確切的音訊。經過慎重的思考，而且在沒有任何經驗的條件下，我終於勇敢地擬定出一個初步計畫。中國民航原本計畫在五月通航，但距離籌備只有不到半年的時間，我認為即使可以進行通航，結果就有可能和美國通航時空機飛返北京的窘境。

於是在相互商議討論，還要費勁地說服中國民航領導層接受我的意見，確實是費了不少周章，最後決定在1987年9月6日舉行。我秉持的理由是北美洲有社會生活慣例的傳統。七八月間，很多人外出旅遊，經過精神的休整，九月份社會開始活躍，辦理通航活動較易得到共鳴，並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確定了通航日期，我就要開始著手進行一切活動的細節。當我坐下來籌畫時，發覺要完成這個任務並非我想像那麼簡單，甚至可以說是非常複雜。首先我必須要以同行的身份來進行，操辦起來方能有「名正言順」的招攬力。

但是這些年裡，除了進行一些文化交流活動外，為宗教會議也曾辦理過機票等業務，但那也只能看成是「票友」性的活動。所以我和妻子商量，有必要開辦一家旅行社，才能為中國民航舉行通航典禮，因為這裡面還牽涉到出售通航時的首航機票。

按照政府規定，開設旅行社，主持人必須要有從事旅遊業兩年的經驗，如果主持人沒有任何經驗，就必須要聘用一位富有兩年經驗的從業人員，也就符合政府的要求。

既然已經允諾中國民航進行通航典禮，就沒有退縮的餘地，於是我利用一個月的時間，緊鑼密鼓地尋找鋪面，物色有經驗的旅行社從業員，申請旅行社的營業執照等等，幾乎令我沒有喘息的機會。總算天從人願，最終人員安頓妥善，營業執照也到手，我就可以擬定逐步推廣的宣傳步驟。

為了達到最高的效果，我在飛往北京談判通航的詳情時，順便購買了六十八面中國國旗，並向中國民航要了28面中國民航的航徽旗，另外還預備好一面超大的國旗，一併帶回到溫哥華。我即和溫哥華國際機場總經理佛蘭克．奧尼爾（Frank Oneill）先生商議，如何將這68面國旗和68面加拿大國旗交叉懸掛在通往機場公路中間的路燈柱上，28面中國民航航徽旗則懸掛在機場正門首各重要位置。至於那面超大的中國國旗，我請求總經理將機場門首前懸掛加拿大國旗的旗杆，在九月六日給我使用一天，在中國民航航機首航抵達時，每一位中國客人可以體會到加拿大對中國航機表達的歡迎。經過磋商後，總經理允諾給我使用。

要將通航典禮製造出一些高潮，就有必要舉辦文化交流的專案，給中國民航增添高水準的文化形象。我瞭解到首航客機除了出席典禮的領導層官員外，機艙有大量的座位空閒著，於是我向中國民航要求提供30-40個艙位，給中國文化演出團體往返溫哥華北京之間航程使用。

為此我和奧菲歐大劇院訂好演出契約，舉行三場演出，但不對外售票作商業演出。每場2800座位，全部用來招待各界觀賞。應邀的來賓除了三級政府官員外，大部分都是旅遊界人士及大溫哥華地區的養老院退休長者等。

我沒有邀請北京、上海或是廣州等大城市的演出團體，心目中認為這一個榮譽應該給二三線城市幾乎沒有出國機會的演出團，讓他們能借此隆重項目到海外吸取經驗。我選擇了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的歌舞團。一則我極為喜歡少數民族的歌舞，再則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布赫先生是老朋友，邀請赤峰市歌舞團，也是對布赫主席的文化交流工作的支持。該團體聽到此消息後，都不敢相信一個落後又偏僻的小城市，居然受邀到加拿大為中國民航通航獻演。

赤峰市歌舞團團員向筆者獻哈達，象徵友情。（圖／由作者劉敦仁提供）

經過了八個多月的部署宣傳，作為一個毫無經驗的旅遊從業者，居然在距離通航前的一個月，將首航飛返北京的航班機票全部售罄，連頭等艙都沒有一個空位。我最初的計畫是組織第一個乘坐中國民航首航班機去北京七天遊的旅行團，當時預計能售出一半的艙位就非常滿意了。機票售罄的消息完全是始料未及的斬獲，而且還有五十多位旅客要搭乘第二班航班飛北京。

九月六日一大早我就抱著既興奮又激動的心情到達機場，等候首航班機的降落，一路上看到中加國旗在公路燈柱上懸掛著，顯得莊嚴而且是充滿喜氣洋洋的氛圍。到達機場時，又看到民航航徽旗在微風中舞動，我仰首望見那高聳的旗杆上，一面巨大的中國國旗在風中飄揚，使我心情更形澎湃。

終於在我的努力下，代表中國的航空首航班機將在溫哥華機場降落，架起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空中橋樑。值得安慰的是，自1978年從東京到北京的航班上那一刻，到今天中國民航無論在機型及飛行國際間的航線都有了飛躍的進步，而我能參與期間，也是一個販夫走卒無上的榮耀。

赤峰市歌舞團帶來的節目是以蒙古族的音樂舞蹈為主，三場共八千四百多位觀眾幾乎被蒙古演員的精彩表演所傾倒。我邀請溫哥華市長坎波爾出席，在演出前宣布「中國周」，作為對中國民航通航的祝賀。

徐柏齡總裁抵達歡迎晚宴時與筆者握手。（圖／由作者劉敦仁提供）

航班抵達的當天下午，我在溫哥華會議中心舉辦了一個五百人的開幕式酒會，由親自執行首航的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總裁徐柏齡先生主持。需要說明的是，這時候中國民航已經正式改組為「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徐柏齡在民航中是一位資深的飛行員，多年來他一直擔負著為國家領導人出訪時執行飛行的重要任務。所以他這次和加拿大通航親自駕駛首航班機，也是加拿大的榮譽。

當酒會臨近結束前，他在臺上呼叫我的名字，我沒有走上台，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衛生間跑去。等酒會結束了，徐總裁問我剛才叫我名字好幾遍，怎麼沒有得到我的回音，我只是輕鬆地告訴他，當時我因內急去了衛生間。我知道他要我上臺，只是要向我致謝，可是在我的內心告訴自己，中國民航和加拿大通航，是徐總裁的殊榮，更是國家的榮譽，至於我只不過是在履行一個公民最基本也是最樸實的職責，沒有必要去將這份榮譽攬在自己的身上。

值得安慰的是，當我得知徐柏齡總裁回到北京後，曾經召開一次中國民航的處級幹部會議，報告他親自駕機飛往溫哥華首航的經歷。他感性地告訴與會者，和加拿大首航，是中國民航與世界各地通航歷史中，唯一一次首航返回北京時滿載而歸，就是和美國通航時，也只是零零落落地載著幾個旅客。所以他在大會中還特地提到我的名字，認為此次首航的成功，我應該是厥功甚偉。我很感謝徐總裁對我工作的認可。

從通航的那天開始，除了繼續我最喜愛的文化交流外，經營旅行社成為我身心上的極大負擔。不是因為工作的忙碌，而是我要費盡心機應對歷任中國民航派駐在加拿大的總經理公開或是暗示的要求。

首航典禮結束後，中國民航曾經就是否應將北京到溫哥華的航班，延伸到多倫多航線的計畫向我徵求過意見。我很實際地將市場分析告訴他們，通航剛起步，應該先將北京和溫哥華之間的業務穩定後再考慮第二步。何況加拿大航空界，並沒有同意將溫哥華到多倫多航線一段上落旅客的權利交給中國民航。

所以即使中國民航有意將航線延伸到多倫多，也只是空飛，不但沒有任何的收益，卻還要增加機組乘務人員在這一段航線上的極度浪費。令我吃驚的是，民航最終並沒有接受我的善意建議，而直接將航線延伸到多倫多。形成每週兩班的航程需要三到四組機組乘務人員的迴圈調動，而且每個機組乘務人員十七八人，需要在溫哥華或是多倫多空住五天，憑空為中國民航增加一筆賠本的開銷。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安排，無非是原來派遣到溫哥華配合我進行首航任務的經理時樹生，到了溫哥華後即開始為自己未來落腳點暗中策劃，在通航還沒有舉行前，他就已經飛往多倫多去作延伸航線的布置了。這位經理在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經營兩年後，任期屆滿回國之前，他選擇了羈留不歸，在多倫多定居了，為他買單的卻是國家航空公司。

而三年後，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派遣國際銷售部門負責人到溫哥華瞭解業務實情，在和我見面時，他坦率地說，這三年裡就因為開設了溫哥華和多倫多之間的空飛航程，航空公司虧損了三千萬人民幣。所以這次來加拿大，決定停止兩地的飛行業務，時隔三十年，迄今為止，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仍然保持北京和溫哥華之間的航運。但那三千萬人民幣的虧損禍首，卻仍然在多倫多逍遙自在！

從1987年到1999年，我苦心經營了十二年的旅行社，最終落下帷幕退出旅遊界的舞臺。在這十二年裡，值得我回憶的是，經過誠心誠意地經營，我的旅行社從籍籍無名的一個小鋪子，一躍而成為名列前茅的批發商。我不禁對自己刮目相看，也對自己具備經商的「天才」而「沾沾自喜」。銷售機票及中國旅遊的業務從溫哥華一地，逐步推展到全北美洲。在我全力以赴的經營下，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機票銷售居然占了25%的份額，這就難免遭到社會上同行的側目。

值得自豪的是我親手培養的十二位公司成員，每一位都鍛煉成銷售經營的能手，在我結束行業後，其中好幾位都能自立門戶，繼續他們的奮鬥。

我之所以在旅行社經營到巔峰的時候，採取了激流勇退的決心。原因是一，是在一次和幾家航空公司的領導層共餐的時候，我側耳聽到他們在商討半年後，航空公司計畫不再向旅行社支付售票的傭酬，旅行社需直接向旅客購買機票時收取手續費，取代航空公司停止支付的傭酬。這使我感到也許旅行社的黃金時代將成明日黃花了。

更促使我儘早收檔的原因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駐加拿大總經理，一個比一個難纏，一個比一個胃口大。當時中國大陸正逢貪腐嚴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瘟疫般地蔓延到海外。為了避免這傳染病的感染，我必須採取隔離措施，於是我決定將旅行社出售。

值得欣慰的是，在我鞠躬下臺半年之後，航空公司停止給旅行社支付傭酬的計畫果真付諸實現，之前對我突然結業的同行頗不理解，此時他們才恍然大悟。

儘管經歷了十二年的辛勞經營著我最不喜歡的行業，但從這個既費神又乏味的旅行社，我學到了如何忍受不同客人的態度，從而領悟到做人方面「包容」的神聖。

更令我欣慰的是，在歪打正著經營著旅行社的時光中，因為我每年因公而乘坐飛機的時間占去我生活中大部分時間，從而實現了自幼即嵌入腦海翱翔藍天的夢想，雖然不是自己駕駛著飛機，但也在遺憾中聊勝於無。

離開旅遊界已經二十年有餘，我的生活也從忙碌中歸於平靜，現在幾乎每年在世界各地飛翔旅遊，經營旅行社的過程教會了我，每次在安排自己的旅程時，至少我可以避免許多航空公司給予旅客不合理的待遇。與此同時，每當我在溫哥華機場看到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航班停在機坪上時，很自然地腦海中會出現對中國航空事業發展成世界前列的民族榮譽感。

也感謝中國國際航空公司賦予我為其在加拿大安排通航的機遇，給我圓了翱翔藍天的「半個夢」。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正在撰寫外交耆宿劉師舜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