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真說故事》美麗島事件四十週年回顧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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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真說故事》美麗島事件四十週年回顧
2019-12-05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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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雜誌社創刊號封底全體工作人員大合照。(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作者/陳婉真

發生於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一轉眼已經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所謂「美麗島事件」,是指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市舉辦的慶祝國際人權日遊行,遭到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暗中派遣軍警換穿便衣,混入人群中製造暴亂,並於12月13日全面大逮捕黨外人士的政治事件,發生地就在現在高雄捷運美麗島站附近,該站站名就是以美麗島事件而命名的。

 

美麗島事件被認為是台灣自二二八事變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根據警備總部於1980年1月9日公布的涉案人數,總計為156人。最後被送軍事法庭審判者共有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林弘宣、張俊宏、陳菊等8人;司法機關偵辦者37人。

 

談到美麗島事件,就要從《大學雜誌》談起,《大學雜誌》是在《自由中國》因雷震被捕停刊後,於1968年由張俊宏和陳鼓應創辦,1971年10月,張俊宏和許信良、張紹文及包奕洪合寫一篇長文〈台灣社會力分析〉,引起當局的重視,1973年許信良以一個沒有地方背景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職員,會被提名並當選桃園縣的省議員,就是和這篇文章有關。1977年他在「中壢事件」後當選桃園縣長,更使他一夕之間成為黨外的新領導者。

 

許信良當年最成功的策略,就是在全台各地串連地方反國民黨勢力,例如中壢事件那年脫黨當選省議員連任的邱連輝,就是受到許信良的鼓舞,而毅然以黨外身分參選,後來也成為民進黨的創黨元老。

中壢事件民眾於中壢分局前將警車推倒。(圖/張富忠攝)

許信良這種全島串連的做法,不久就由施明德繼續推動,假釋中的施明德因本身無法參選,他努力去說服黨外老大黃信介,在1978年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中,成立黨外聯合助選團,黃信介還提供一間透天厝作為黨外總部,那裡成了黨外人士聚會及國際媒體最喜歡前去的競選總部。

1978年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總聯絡處,施明德站在助選團標誌旁。(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1978年的選舉,在公開競選活動進行到一半,只剩一星期就要投票的12月15日,因為美國和中國宣布於次年元月一日建交,據說總統蔣經國是在睡夢中被叫醒告知此事的,政府在當天中午立刻宣布停止一切選舉活動,選舉選到一半被叫停的,台灣有史以來只有那一次。而那一次選舉,我在台北市參選立法委員,許信良成功的說服陳鼓應參選國大代表,我們的競選總部分別設在台大及師大附近,尤其台大校門口對面的「民主牆」,每天吸引了無數台大學生及年輕朋友觀看,很多人加入成為我們的義務助選員。

陳婉真和陳鼓應的競選傳單。(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選舉停辦後各候選人及助選員一時之間無事可做,施明德和黃信介等人密集討論如何在戒嚴時期突破黨禁,主要人士包括許信良及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等人,因此被稱為「五人小組」(大逮捕時許信良人在美國因而成為漏網之魚)。

 

事實上那時黨外人士能做的事非常少,因為戒嚴令下,三人集會就可能有事,而且那時很多事已經超越國民黨的容忍極限,隨時可能把所有人逮捕下獄。縱然如此,大家還是決定採取兩大策略,一是黨外人士集體到高雄,利用幫高雄縣黑派掌門人余登發祝壽的機會,製造可能組黨的時機;另一方面就是籌辦雜誌,雜誌名稱「美麗島」是有一次在姚嘉文家討論時,周清玉提出來的。

美麗島雜誌創刊號封面。(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中壢事件讓當年蔣經國身邊的紅人李煥黯然下台,國民黨當然也想把許信良拉下台,剛好為余登發祝壽的計畫,讓情治單位決定先下手為強,於1979年1月21日製造了一件匪諜案,逮捕了余登發父子,黨外人士立即於1月22日南下遊行抗議,那是二二八事件後首宗街頭抗議事件,史稱「橋頭事件」。

 

經歷過二二八事變的人視遊行抗議為畏途,很怕一踏出門就被機關槍掃射,許信良的一句話成為鼓舞大家走出去的關鍵:「余登發是終身職的制憲國大代表,又是黑派掌門人,女婿黃有仁是現任縣長、媳婦余陳月瑛擔任省議員,我們之中有誰的地方勢力比余家大?國民黨連余登發父子都抓,就是要殺雞儆猴,我們只要有一點點表現退縮,接下來就是全面大逮捕了。」

 

橋頭遊行過後,黨外人士積極在仁愛路今仁愛帝寶附近租屋作為雜誌社社址,為了聲援許信良,雜誌社由他擔任社長;我則在四月底雜誌還在籌備階段中,找了吳哲朗合作,在省議會開辦一份手寫地下報《潮流》,在極度的政治低氣壓中,一時之間,《潮流》成為唯一為民發聲的管道,我們在省議會開議時發行,每天印一千份,免費分送,很多黨外志工紛紛索閱加印,我們還在報頭下闢設廣告欄,我們的報頭下幾乎每天都有慶祝許信良生日快樂的具名廣告,很快就累積一筆為數不小的廣告費及捐款收入。

《潮流》地下報第一期正面。(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許信良的案子,在那年的六月底由公懲會以曠職一日(南下遊行)為由,裁定予以休職兩年的懲戒,引發黨外人士的不滿,林義雄更在雜誌社舉辦的記者會中公開稱國民黨是叛亂團體,認為對付這種叛亂團體只有兩條路:一是以暴制暴,另一是不予理會,任其自我毁滅,兩條路大家怎麼決定他就怎麼跟隨。

 

當時的仁愛帝寶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轄下的中廣公司所在地,記者會上有一半是情治人員混在其中,我思考再三,決定在《潮流》公開報導林義雄的談話,那時講這種話、寫這種報導,都會惹來殺身之禍的,我們不但報導,並在7月1日黨外人士以慶祝高雄改制院轄市為名南下遊行演講時散發。

 

林義雄在記者會前曾找我長談,因為那時政府剛好開放觀光,我已申請到美國簽證,他希望我出國,目的應該是如果全數被捕,至少在海外留一個「活口」;大約在此同時,許信良也從蔣經國另一名愛將王昇方面得到一些訊息,希望他出國,否則難保被捕,王昇還給了他一包不小的紅包,可見國民黨政府隨時在俟機將所有黨外人士一舉成擒,而我們也早在出發到橋頭遊行時,幾乎人人都已經交待好後事了。

美麗島事件當晚黃信介在宣傳車上演講。(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美麗島大逮捕後,又加上施明德的26天大逃亡,意外製造全民緊張效果,國民黨政府遭受到來自海內外前所未有的壓力,在美國的台灣同鄉透過「台灣之音」很快將訊息傳遍全世界,並展開一連串的國會遊說等活動,甚至連當時的中共駐美大使館及人民日報都為此發表聲明支持黨外人士,逼使國民黨政權破天荒決定公開審判,執政黨意想不到的是,那一場場「美麗島大審」的法庭大對決中,讓更多台灣人認清黨外人士根本不是什麼江洋大盜,目的只是在爭取民主罷了。

 

隨後不久1980年2月28日的林義雄家血案,在光天化日、情治人員24小時嚴密監控下,竟然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更引發民間極度的同情,以致不久恢復選舉後,多位美麗島受難家屬在選舉中「代夫出征」,各個高票當選,形同人民以選票否決了國民黨政權對黨外人士的指控,這些民意匯集下,民主進步黨終於在美麗島事件的7年後成立,美麗島受難家屬及律師團成為民進黨創黨的骨幹,持續影響台灣政壇迄今。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進入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美麗島雜誌社創刊號封底全體工作人員大合照。(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作者/陳婉真

發生於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一轉眼已經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所謂「美麗島事件」,是指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市舉辦的慶祝國際人權日遊行,遭到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暗中派遣軍警換穿便衣,混入人群中製造暴亂,並於12月13日全面大逮捕黨外人士的政治事件,發生地就在現在高雄捷運美麗島站附近,該站站名就是以美麗島事件而命名的。

 

美麗島事件被認為是台灣自二二八事變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根據警備總部於1980年1月9日公布的涉案人數,總計為156人。最後被送軍事法庭審判者共有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林弘宣、張俊宏、陳菊等8人;司法機關偵辦者37人。

 

談到美麗島事件,就要從《大學雜誌》談起,《大學雜誌》是在《自由中國》因雷震被捕停刊後,於1968年由張俊宏和陳鼓應創辦,1971年10月,張俊宏和許信良、張紹文及包奕洪合寫一篇長文〈台灣社會力分析〉,引起當局的重視,1973年許信良以一個沒有地方背景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職員,會被提名並當選桃園縣的省議員,就是和這篇文章有關。1977年他在「中壢事件」後當選桃園縣長,更使他一夕之間成為黨外的新領導者。

 

許信良當年最成功的策略,就是在全台各地串連地方反國民黨勢力,例如中壢事件那年脫黨當選省議員連任的邱連輝,就是受到許信良的鼓舞,而毅然以黨外身分參選,後來也成為民進黨的創黨元老。

中壢事件民眾於中壢分局前將警車推倒。(圖/張富忠攝)

許信良這種全島串連的做法,不久就由施明德繼續推動,假釋中的施明德因本身無法參選,他努力去說服黨外老大黃信介,在1978年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中,成立黨外聯合助選團,黃信介還提供一間透天厝作為黨外總部,那裡成了黨外人士聚會及國際媒體最喜歡前去的競選總部。

1978年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總聯絡處,施明德站在助選團標誌旁。(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1978年的選舉,在公開競選活動進行到一半,只剩一星期就要投票的12月15日,因為美國和中國宣布於次年元月一日建交,據說總統蔣經國是在睡夢中被叫醒告知此事的,政府在當天中午立刻宣布停止一切選舉活動,選舉選到一半被叫停的,台灣有史以來只有那一次。而那一次選舉,我在台北市參選立法委員,許信良成功的說服陳鼓應參選國大代表,我們的競選總部分別設在台大及師大附近,尤其台大校門口對面的「民主牆」,每天吸引了無數台大學生及年輕朋友觀看,很多人加入成為我們的義務助選員。

陳婉真和陳鼓應的競選傳單。(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選舉停辦後各候選人及助選員一時之間無事可做,施明德和黃信介等人密集討論如何在戒嚴時期突破黨禁,主要人士包括許信良及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等人,因此被稱為「五人小組」(大逮捕時許信良人在美國因而成為漏網之魚)。

 

事實上那時黨外人士能做的事非常少,因為戒嚴令下,三人集會就可能有事,而且那時很多事已經超越國民黨的容忍極限,隨時可能把所有人逮捕下獄。縱然如此,大家還是決定採取兩大策略,一是黨外人士集體到高雄,利用幫高雄縣黑派掌門人余登發祝壽的機會,製造可能組黨的時機;另一方面就是籌辦雜誌,雜誌名稱「美麗島」是有一次在姚嘉文家討論時,周清玉提出來的。

美麗島雜誌創刊號封面。(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中壢事件讓當年蔣經國身邊的紅人李煥黯然下台,國民黨當然也想把許信良拉下台,剛好為余登發祝壽的計畫,讓情治單位決定先下手為強,於1979年1月21日製造了一件匪諜案,逮捕了余登發父子,黨外人士立即於1月22日南下遊行抗議,那是二二八事件後首宗街頭抗議事件,史稱「橋頭事件」。

 

經歷過二二八事變的人視遊行抗議為畏途,很怕一踏出門就被機關槍掃射,許信良的一句話成為鼓舞大家走出去的關鍵:「余登發是終身職的制憲國大代表,又是黑派掌門人,女婿黃有仁是現任縣長、媳婦余陳月瑛擔任省議員,我們之中有誰的地方勢力比余家大?國民黨連余登發父子都抓,就是要殺雞儆猴,我們只要有一點點表現退縮,接下來就是全面大逮捕了。」

 

橋頭遊行過後,黨外人士積極在仁愛路今仁愛帝寶附近租屋作為雜誌社社址,為了聲援許信良,雜誌社由他擔任社長;我則在四月底雜誌還在籌備階段中,找了吳哲朗合作,在省議會開辦一份手寫地下報《潮流》,在極度的政治低氣壓中,一時之間,《潮流》成為唯一為民發聲的管道,我們在省議會開議時發行,每天印一千份,免費分送,很多黨外志工紛紛索閱加印,我們還在報頭下闢設廣告欄,我們的報頭下幾乎每天都有慶祝許信良生日快樂的具名廣告,很快就累積一筆為數不小的廣告費及捐款收入。

《潮流》地下報第一期正面。(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許信良的案子,在那年的六月底由公懲會以曠職一日(南下遊行)為由,裁定予以休職兩年的懲戒,引發黨外人士的不滿,林義雄更在雜誌社舉辦的記者會中公開稱國民黨是叛亂團體,認為對付這種叛亂團體只有兩條路:一是以暴制暴,另一是不予理會,任其自我毁滅,兩條路大家怎麼決定他就怎麼跟隨。

 

當時的仁愛帝寶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轄下的中廣公司所在地,記者會上有一半是情治人員混在其中,我思考再三,決定在《潮流》公開報導林義雄的談話,那時講這種話、寫這種報導,都會惹來殺身之禍的,我們不但報導,並在7月1日黨外人士以慶祝高雄改制院轄市為名南下遊行演講時散發。

 

林義雄在記者會前曾找我長談,因為那時政府剛好開放觀光,我已申請到美國簽證,他希望我出國,目的應該是如果全數被捕,至少在海外留一個「活口」;大約在此同時,許信良也從蔣經國另一名愛將王昇方面得到一些訊息,希望他出國,否則難保被捕,王昇還給了他一包不小的紅包,可見國民黨政府隨時在俟機將所有黨外人士一舉成擒,而我們也早在出發到橋頭遊行時,幾乎人人都已經交待好後事了。

美麗島事件當晚黃信介在宣傳車上演講。(圖/由作者陳婉真提供)

美麗島大逮捕後,又加上施明德的26天大逃亡,意外製造全民緊張效果,國民黨政府遭受到來自海內外前所未有的壓力,在美國的台灣同鄉透過「台灣之音」很快將訊息傳遍全世界,並展開一連串的國會遊說等活動,甚至連當時的中共駐美大使館及人民日報都為此發表聲明支持黨外人士,逼使國民黨政權破天荒決定公開審判,執政黨意想不到的是,那一場場「美麗島大審」的法庭大對決中,讓更多台灣人認清黨外人士根本不是什麼江洋大盜,目的只是在爭取民主罷了。

 

隨後不久1980年2月28日的林義雄家血案,在光天化日、情治人員24小時嚴密監控下,竟然發生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更引發民間極度的同情,以致不久恢復選舉後,多位美麗島受難家屬在選舉中「代夫出征」,各個高票當選,形同人民以選票否決了國民黨政權對黨外人士的指控,這些民意匯集下,民主進步黨終於在美麗島事件的7年後成立,美麗島受難家屬及律師團成為民進黨創黨的骨幹,持續影響台灣政壇迄今。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進入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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