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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陽山》從德國總統道歉看歷史的和解與曲解
2019-09-04 0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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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統史坦麥爾。(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在金門厦門之間,有一群人,時相往來。十九年過去了,小三通成為一條大路,越走越寬,越走越順,彷彿回到1949年以前。--

 

 作者/周陽山(金門大學兼任教授,曾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

今年9月1日,德國總統史坦麥爾在波蘭中部城鎮維隆紀念二戰80週年的活動中,公開請求波蘭人民的饒恕,他說:「我要向德國暴行下的受害者鞠躬,請求你們的原諒!」

 

1939年9月1日,維隆小鎮受到德國空軍的空襲,揭開了歐洲二戰的序幕。該鎮的中心區幾乎完全被破壞,造成約1200人死亡。在隨後的五年多裡,波蘭全國一共有500多萬人遇害,其中大約300萬人是猶太人,共占該國當時人口3500萬人的17%。在歐洲各國中,這是二戰期間最高的受害人口比例。

 

居第二高位的則是波蘭的鄰國立陶宛,在當時該國240萬人口中,有14.3%丶約35萬人不幸犧牲了。至於排名第三的則是蘇聯,在當年人口1億9670萬人中,竟有多達2660萬人遇難,佔比為13.5%。

 

至於中國方面,1946年底,國民政府公布的數字是軍人傷亡331萬多人,民眾傷亡842萬多人,共計1,173萬人。1947年5月20日,國民政府又對先前公布的總數進行了修訂,軍人作戰傷亡 3,227,926人,軍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傷亡 9,134,569人,總計人口傷亡 12,784,974人。

 

到了1995年,根據大陸方面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軍民戰死人數約為1,800萬人,(其中軍人約占15%),佔當時總人口5億1750萬人的3.4%。另外,因戰爭造成的傷病平民累計約1,600萬人次,總計傷亡人數共約為3,500萬人。相較於蘇聯的數據,也是十分驚人。

 

過去三十年來,我曾多次親訪波蘭,在大城小巷間駐足,充分體會到戰爭對波蘭的沈重打擊。首都華沙在戰爭中幾乎全毀,現在的老城是根據舊圖片一磚一瓦重建的。在波蘭,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親人死於戰禍,凡是婚禮丶團聚和紀念的日子裡,全家人都盛重的祭奠丶禱告、懷念先人,和西歐世俗社會中禮儀化的宗教形式,有著天壤之別。

 

在南部的古城克拉考(Kraków),每次當我走進肅穆的天主教堂,都會深刻的感受到靈的存在,那是真正的活教堂!和參觀西歐地區的觀光教堂有著完全不同的體驗,那裡才是真正的聖靈之所,也是波蘭人信仰的歸宿。有好幾次,我看到一些上班族抽空來到教堂,十幾分鐘的沈思和默禱之後,彷彿就已充好了電,又趕緊回去繼續工作了。

 

我未曾親臨被轟炸的維隆小鎮,但附近大城波茲南(Poznan)和卡托維茲(Katowice)城市群,則去過許多次,它們複雜的歷史背景正好說明了德國丶波蘭和蘇聯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

 

波茲南原名波森,在一戰前是普魯士王國和德意志帝國波森省的首府,戰後割讓給波蘭,改名為波茲南。現在的波茲南,出了火車站,看到的是一個生機盎然、朝氣蓬勃,交通便捷,年輕大學生特多的希望之城。但在80年前的二戰期間,德國軍隊和蘇聯軍隊在這裡展開激烈的殊死戰,城市大部分被毀,直到戰後才得以修復。

 

以研究現代性丶全球化和大屠殺聞名的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就是在波茲南出生的猶太人。他個人複雜轉折的人生經歷,正好說明了波蘭人在戰爭前後的艱辛歷程。

 

1939年,納粹入侵波蘭,鮑曼全家往東逃到蘇聯,他自己加入蘇聯控制的波蘭第一軍,19歲起就成為一位政戰指導員,後來參與蘇軍收復科沃布熱格(Kołobrzeg,意為「海濱」)的戰爭,該城位於波蘭西北部丶鄰波羅的海,在二戰前屬於德國,戰後則劃歸波蘭。

 

鮑曼也參加了收復柏林的戰爭,因表現英勇而破格晉升少校。從1945年到1953年,他做為一個內務安全部隊的政戰官,負責清理「烏克蘭反抗軍」的叛亂。這是一個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準軍事組織,以反納粹、反蘇聯、反波蘭,並追求烏克蘭的獨立與統一為號召。1942年組成後,主要是在與波蘭相鄰的西烏克蘭地區,進行反抗紅軍和德軍的活動,它的武器主要是從敵軍手上奪來。在1944年反抗軍的高峯期曾經多達20萬人,其後有5萬6千人被殺,10萬8千人被俘,4萬8千人投降。二戰結束之後,它轉入地下,仍繼續和蘇聯軍隊作零星的對抗,一直到1953年才終止。

 

1953年,鮑曼因為父親到以色列使領館尋求移民,被迫離開軍職,從此轉入學界,在華沙大學和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進修,因表現傑出而漸露頭角。但是到了1968年,卻因波共內部的排猶整肅行動又被迫離開華沙。

 

鮑曼本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對以色列政府的隔離(巴勒斯坦人)政策也多有批評,他先轉往以色列台拉維夫短期任教,幾年之後再轉到英國里茲大學直到退休。從此以後,他以波蘭文丶俄文之外的第三專長英文從事著述,告訴世人現代性的迷茫如何造就種族大屠殺,後來成為英語世界的重要大思想家。

 

鮑曼的一生長達93年,從德波邊境逃亡到蘇聯丶從蘇聯一路隨軍隊打回波蘭和德國丶再從華沙被迫移民到以色列,最後終老於英國,其間經歷了戰爭丶從軍丶求學丶著書立說、排猶到流亡海外的人生曲折,在思想上則是從馬列主義到新馬克思主義,再到現代性丶全球化和反猶太復國主義。然而,這一切的艱辛歷程卻都源自一件事,那就是1939年起的德國侵略!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東方的中國,西南聯大這一代人漂泊到邊陲雲南,以及後來的黃仁宇丶何炳棣丶余英時丶許倬雲丶胡佛丶喻德基等重要學者浪跡海外和台灣,何嘗不是因為日本的侵華和屠殺,而被迫改變了一生的旅程。

 

這正是德國總統史坦麥爾尋求波蘭人原諒的原因!也就是,透過真誠的自省和深沈的懺悔,浄化自己的心靈,向受難者致歉,並尋求歷史的大和解。

 

但是,同樣自省和懺悔的場景卻未在日本出現,也未在台灣丶中國大陸丶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形成新的反省的風潮。相反的,由於日本政府的傲慢和峻拒,日韓關係近期已陷入新的冰點!而在台灣,所謂的轉型正義竟然排除了日本統治時期,許多人甚至因認同日本軍國主義,自認是「二戰中的戰敗者」!

 

這告訴我們,面對戰爭和流血,尋求歷史大和解與轉型正義的德國經驗,畢竟只是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但是在東方,卻變為哈日丶精日和媚日!

德國總統史坦麥爾。(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在金門厦門之間,有一群人,時相往來。十九年過去了,小三通成為一條大路,越走越寬,越走越順,彷彿回到1949年以前。--

 

 作者/周陽山(金門大學兼任教授,曾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

今年9月1日,德國總統史坦麥爾在波蘭中部城鎮維隆紀念二戰80週年的活動中,公開請求波蘭人民的饒恕,他說:「我要向德國暴行下的受害者鞠躬,請求你們的原諒!」

 

1939年9月1日,維隆小鎮受到德國空軍的空襲,揭開了歐洲二戰的序幕。該鎮的中心區幾乎完全被破壞,造成約1200人死亡。在隨後的五年多裡,波蘭全國一共有500多萬人遇害,其中大約300萬人是猶太人,共占該國當時人口3500萬人的17%。在歐洲各國中,這是二戰期間最高的受害人口比例。

 

居第二高位的則是波蘭的鄰國立陶宛,在當時該國240萬人口中,有14.3%丶約35萬人不幸犧牲了。至於排名第三的則是蘇聯,在當年人口1億9670萬人中,竟有多達2660萬人遇難,佔比為13.5%。

 

至於中國方面,1946年底,國民政府公布的數字是軍人傷亡331萬多人,民眾傷亡842萬多人,共計1,173萬人。1947年5月20日,國民政府又對先前公布的總數進行了修訂,軍人作戰傷亡 3,227,926人,軍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傷亡 9,134,569人,總計人口傷亡 12,784,974人。

 

到了1995年,根據大陸方面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軍民戰死人數約為1,800萬人,(其中軍人約占15%),佔當時總人口5億1750萬人的3.4%。另外,因戰爭造成的傷病平民累計約1,600萬人次,總計傷亡人數共約為3,500萬人。相較於蘇聯的數據,也是十分驚人。

 

過去三十年來,我曾多次親訪波蘭,在大城小巷間駐足,充分體會到戰爭對波蘭的沈重打擊。首都華沙在戰爭中幾乎全毀,現在的老城是根據舊圖片一磚一瓦重建的。在波蘭,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親人死於戰禍,凡是婚禮丶團聚和紀念的日子裡,全家人都盛重的祭奠丶禱告、懷念先人,和西歐世俗社會中禮儀化的宗教形式,有著天壤之別。

 

在南部的古城克拉考(Kraków),每次當我走進肅穆的天主教堂,都會深刻的感受到靈的存在,那是真正的活教堂!和參觀西歐地區的觀光教堂有著完全不同的體驗,那裡才是真正的聖靈之所,也是波蘭人信仰的歸宿。有好幾次,我看到一些上班族抽空來到教堂,十幾分鐘的沈思和默禱之後,彷彿就已充好了電,又趕緊回去繼續工作了。

 

我未曾親臨被轟炸的維隆小鎮,但附近大城波茲南(Poznan)和卡托維茲(Katowice)城市群,則去過許多次,它們複雜的歷史背景正好說明了德國丶波蘭和蘇聯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

 

波茲南原名波森,在一戰前是普魯士王國和德意志帝國波森省的首府,戰後割讓給波蘭,改名為波茲南。現在的波茲南,出了火車站,看到的是一個生機盎然、朝氣蓬勃,交通便捷,年輕大學生特多的希望之城。但在80年前的二戰期間,德國軍隊和蘇聯軍隊在這裡展開激烈的殊死戰,城市大部分被毀,直到戰後才得以修復。

 

以研究現代性丶全球化和大屠殺聞名的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就是在波茲南出生的猶太人。他個人複雜轉折的人生經歷,正好說明了波蘭人在戰爭前後的艱辛歷程。

 

1939年,納粹入侵波蘭,鮑曼全家往東逃到蘇聯,他自己加入蘇聯控制的波蘭第一軍,19歲起就成為一位政戰指導員,後來參與蘇軍收復科沃布熱格(Kołobrzeg,意為「海濱」)的戰爭,該城位於波蘭西北部丶鄰波羅的海,在二戰前屬於德國,戰後則劃歸波蘭。

 

鮑曼也參加了收復柏林的戰爭,因表現英勇而破格晉升少校。從1945年到1953年,他做為一個內務安全部隊的政戰官,負責清理「烏克蘭反抗軍」的叛亂。這是一個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準軍事組織,以反納粹、反蘇聯、反波蘭,並追求烏克蘭的獨立與統一為號召。1942年組成後,主要是在與波蘭相鄰的西烏克蘭地區,進行反抗紅軍和德軍的活動,它的武器主要是從敵軍手上奪來。在1944年反抗軍的高峯期曾經多達20萬人,其後有5萬6千人被殺,10萬8千人被俘,4萬8千人投降。二戰結束之後,它轉入地下,仍繼續和蘇聯軍隊作零星的對抗,一直到1953年才終止。

 

1953年,鮑曼因為父親到以色列使領館尋求移民,被迫離開軍職,從此轉入學界,在華沙大學和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進修,因表現傑出而漸露頭角。但是到了1968年,卻因波共內部的排猶整肅行動又被迫離開華沙。

 

鮑曼本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對以色列政府的隔離(巴勒斯坦人)政策也多有批評,他先轉往以色列台拉維夫短期任教,幾年之後再轉到英國里茲大學直到退休。從此以後,他以波蘭文丶俄文之外的第三專長英文從事著述,告訴世人現代性的迷茫如何造就種族大屠殺,後來成為英語世界的重要大思想家。

 

鮑曼的一生長達93年,從德波邊境逃亡到蘇聯丶從蘇聯一路隨軍隊打回波蘭和德國丶再從華沙被迫移民到以色列,最後終老於英國,其間經歷了戰爭丶從軍丶求學丶著書立說、排猶到流亡海外的人生曲折,在思想上則是從馬列主義到新馬克思主義,再到現代性丶全球化和反猶太復國主義。然而,這一切的艱辛歷程卻都源自一件事,那就是1939年起的德國侵略!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東方的中國,西南聯大這一代人漂泊到邊陲雲南,以及後來的黃仁宇丶何炳棣丶余英時丶許倬雲丶胡佛丶喻德基等重要學者浪跡海外和台灣,何嘗不是因為日本的侵華和屠殺,而被迫改變了一生的旅程。

 

這正是德國總統史坦麥爾尋求波蘭人原諒的原因!也就是,透過真誠的自省和深沈的懺悔,浄化自己的心靈,向受難者致歉,並尋求歷史的大和解。

 

但是,同樣自省和懺悔的場景卻未在日本出現,也未在台灣丶中國大陸丶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形成新的反省的風潮。相反的,由於日本政府的傲慢和峻拒,日韓關係近期已陷入新的冰點!而在台灣,所謂的轉型正義竟然排除了日本統治時期,許多人甚至因認同日本軍國主義,自認是「二戰中的戰敗者」!

 

這告訴我們,面對戰爭和流血,尋求歷史大和解與轉型正義的德國經驗,畢竟只是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但是在東方,卻變為哈日丶精日和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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