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三十二)資深評論員變成電視學徒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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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三十二)資深評論員變成電視學徒
2019-08-05 1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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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前排坐右一)在節目直播結束後與團隊合影。(圖/由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Y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4.2 資深評論員變成電視學徒

 

2010年春節之後,我離開新加坡,正式加入鳳凰衛視,成為評論員隊伍中的一名新兵。四十八歲的年齡,說老不老,說小不小,為了個人的事業興趣,竟然讓全家放棄安安穩穩的生活,去重新適應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環境。現在說起來很是輕鬆,但當時做起來真可謂傷筋動骨。在我的大學同學中,凡是事業有成者,都已經開始考慮如何享受奮鬥之後的成功,而我卻在不停地挪窩,在人生的某個節點上總要來一次折騰。說好聽一點,這是永不自滿的勇氣;說不好聽一點,那就是不知安分的躁動。但無論如何形容,我還是蠻佩服自己的。我從不害怕挑戰,也從不吝於放棄。當初離開北京去新加坡,現在離開新加坡來到香港,最難決定的事情,並非是斤斤計較於未來之所得,而在於是否捨得放棄眼前之擁有。時至今日,我都一直認為每次做出的選擇都是正確的,因為我放棄了過去,所以才獲得了未來。

 

在我來到香港整整一年之前,鳳凰衛視總部已經搬離紅勘,遷至新界大埔工業邨。這座圍牆裡的建築原是摩托羅拉的廠房,鳳凰衛視將整個大院買下之後,對廠房進行了內部設計和裝修。從外面看,名聞遐邇的鳳凰衛視竟然是那麼地樸素低調,但一旦置身其中,便發現此地處處生輝。不愧是電視臺,整座大樓的裝潢和佈置都充分調動了光影、色彩、空間和形狀等電視元素,而所有元素又利用得那麼地恰到好處。

 

上班的第一天,我去人力資源部辦理入職手續和員工證,再到主持人事務部報到,接著拜會資訊台和中文台的各級業務主管和編輯同事,隨處都能夠感到親切、體貼和溫馨。主持人事務部的副總監沈蓓蓓和她的助手Phoebe,早已把所有能夠想到的事情都替我做到了,而且做得井井有條。中午,資訊台的鐘大年、董嘉耀和田甲申特地把我帶到風景如畫的大美督,為我接風洗塵,讓我感到非常溫暖。有趣的是,在拜訪中文台副台長程鶴麟時,他從櫃子裡拿出一盒家鄉的茶葉遞給我,說:「沒什麼送給你,這就算是見面禮了。」這些小細節都是七年之前的往事了,也許這些同事早就忘記,但我一直把它們留在腦海裡。我想要說的是,在我所服務的三個地方,鳳凰衛視是令人感到最溫暖、最受尊重、也最有歸屬感的媒體。

 

評論員的直播人生

 

不僅如此,對評論員而言,鳳凰衛視的管理模式更是讓人倍受信任。剛才提到,我第一天上班就是辦理入台手續,熟悉內部電腦網路系統,緊接著在第二天,我就以評論員的身份正式上了直播節目,包括上午十點的正點新聞、中午十二點的午間新聞,下午二點至三點持續一個小時的直播新聞節目。很顯然,在管理層看來,我以前多次上鳳凰衛視的直播節目,已經不是新人了,召之即來,來之能戰。難怪,我來香港之前,董嘉耀再三叮囑我要經常看鳳凰衛視資訊台,儘量把每個時段的節目都看熟悉,以便立即進入角色。我曾經很自豪地對外面的朋友說,鳳凰衛視很精明,所挑選的評論員或多或少都有上電視的經驗,入台之後不需要接受額外的培訓就可以無縫對接,真是“多、快、好、省”原則的最佳實踐者。

 

最近幾年,我每次到國內大學去講課,學生們總要問我,最初上電視緊張不緊張?我回答說,不緊張是假,有時候緊張得頭腦短路,但在關鍵時刻,還是要記住那句話:「我就是專家,有什麼好怕的?」在節目中與主持人面對面地談話並不是什麼問題,因為節目由他們主導,他們的提問會自然地引出你想要說的內容。比較考驗人的事,就是一個人枯坐在演播室裡,面對著遙控攝像機,等到時間一到,就必須在很短的時間裡把觀點說清楚、說通順。比如晚上九點鐘的“新聞直通車”節目,我最初都是把想說的話事先想好,可是,較長時間地坐在熾熱的燈光下,耳朵裡充斥著擴音器傳出的新聞片配音,就會導致注意力不知不覺地被分散。快要輪到我點評的時候,偶爾會突然忘記了腹稿,霎那之間就有點心慌。很幸運地是,我從來沒有出現過張口結舌的窘境,每次都能臨時發揮幾句,說著說著就回到了先前準備的臺詞。直到很久之後,我總結出一個訣竅:對於類似這樣的點評,我只在事先想出幾個要點,基本不打腹稿,而是臨場發揮。這樣做反而心情輕鬆,更加自然流暢,也更有口語化的特點和邏輯。

 

事先不打腹稿,其好處體現在可以隨機應變,點評時間可以根據節目的需要,做到長短自如。有很多次,節目導演原本在耳機裡告訴我可以點評兩分鐘,但後來,由於前方記者的連線時間經常超時,結果導演又通知我必須縮短點評時間,有時候壓縮到一分鐘,甚至有幾次只給我留下50秒。在這麼短時間裡把觀點說完整、說清楚,確實是一個高難動作,非常考驗靈活應變的功夫。

 

有人會說,就連北京的計程車司機都可以對國內外大事頭頭是道,難道在電視上點評幾分鐘就那麼難嗎?我只能這麼說,其實也沒有那麼難,但若要做好還真的沒那麼容易。我做了近二十年的時事評論,多少還有一些切身的感受。我的體會是,對於很多話題的評論,並不是越做越容易,反而是越做越難,關鍵是難與易的標準是什麼。不說報紙,單說電視評論,我們的好多主編都開玩笑說,鳳凰衛視的評論員都是橡皮筋,導演需要把評論時間縮短,他們就能縮短。反之亦然,導演要他們把評論時間儘量拖長,他們照樣能夠拖長。我也曾經調侃說,鳳凰衛視的評論員永遠是被“雙規”的對象,時刻都要準備著在規定的時間裡就規定的話題把事情交代清楚。

 

在很多時候,特別是在突發新聞的直播中,由於新聞事件的事實尚不完全清楚,或者沒有足夠的現場畫面,或者編輯部來不及製作相關的背景片,評論員就成為撐場子的大橡皮筋。比如,資訊台有一檔突發直播節目,通常延續半個小時,如果新聞片和背景片的時長不夠,評論員就必須把節目時間填滿。遇到這種情況,唯一可用的辦法就是經驗和常識。難不難?至少不算容易。沒有經驗,沒有閱歷,知識面不夠寬,那就很難憑藉有限的最新新聞事實去對事件本身做出符合邏輯的分析與判斷。

 

我們年輕的主編經常說:杜老師真牛,遇到突發事件,竟然可以張口就來。我知道這當然是恭維之詞,但也多少能夠說明,在必要的時候,經驗、知識和閱歷可以彌補所知最新資訊的不足。在過去多年的新聞採訪中,特別是在十多年的評論寫作中,無數的新聞事件、無數的新聞話題,我都曾經涉獵過,這些積累就是從事時事評論的寶貴基礎。我有時候覺得,各種世界大事,儘管各不相同,看上去似乎互不相干,但只要舉一反三,就能發現它們之間其實都有某種內在的邏輯關聯,不同之處就是換了個時間,換了個地點,換了一些人物。至於其他要素,大致都可以融會貫通。

 

在開始做新聞直播的第二個星期,我曾經發生過一件糗事。那是下午兩點至三點的正點新聞,主持人搭檔是薩文。第一節新聞點評之後,便是大約兩分鐘的廣告間歇。我當時的狀態是,由於精神狀態稍微鬆馳下來,大腦就有點開小差,注意力已經分散。薩文的主持風格很自然,不是那麼地一本正經,所以當廣告結束、節目重新開始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時,薩文轉過頭來問我:美國準備從阿富汗撤軍,你怎麼看這件事?聽他的語氣和音量,我誤以為他只是在私下溝通,所以我就很隨意而扼要地回答了幾個要點。由於回答的內容太簡要,後面還有好幾分鐘時間需要填補,於是薩文便接著追問一句:「還有別的看法嗎?請你詳細說一下。」我說:「就這幾點,待會兒再詳細說。」

 

誰都知道,在直播狀態下,薩文無法直接提醒我“正在直播”,所以就只好給我做了幾個不易被觀眾察覺的手勢。可悲的是,我還是沒有察覺。薩文很無奈,只好轉過頭去,對著鏡頭改播下一條新聞。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大事不妙。

 

可是,更“悲催”的事情還在後頭。這一節內容結束之後,又到了廣告間歇時間。薩文轉過頭來,沖著我說,剛才為何沒有注意到已經進入直播?我反過來問他為何沒有事先提醒我。我們兩人平常老是開玩笑,所以就趁著廣告時間就毫不顧忌地互相指責了一番。這時,廣告時間結束,重新進入直播。就在此時,我犯了一個更加嚴重的錯誤。當他轉過身去準備播下一條新聞時,我來不及閉嘴,一句髒話脫口而出,竟然在他讀新聞之前出街:“他媽的,你根本沒有提醒我。”

 

幾天之後,我到化妝間去吹頭髮,髮型師阿Ray笑著對我說:“杜老師,你才來兩個星期就已經在全公司出名了!”我聽得莫名其妙。他接著說:「您還不知道啊?您那天罵薩文‘他媽的’,導演把那個視頻放在內部網路系統裡了,所有同事都看到啦!」這句話把我嚇得失魂落魄,心裡難堪之極。很長時間之後,我才鼓起勇氣跟其他同事談起此事,他們開玩笑地說:「可惜那是下午的節目,觀眾不是很多。要是在黃金時段,杜老師可就一炮而紅了。」自從那次事故之後,我再也不敢掉以輕心,不想再給自己丟臉了。

杜平(前排坐右一)在節目直播結束後與團隊合影。(圖/由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Y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4.2 資深評論員變成電視學徒

 

2010年春節之後,我離開新加坡,正式加入鳳凰衛視,成為評論員隊伍中的一名新兵。四十八歲的年齡,說老不老,說小不小,為了個人的事業興趣,竟然讓全家放棄安安穩穩的生活,去重新適應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環境。現在說起來很是輕鬆,但當時做起來真可謂傷筋動骨。在我的大學同學中,凡是事業有成者,都已經開始考慮如何享受奮鬥之後的成功,而我卻在不停地挪窩,在人生的某個節點上總要來一次折騰。說好聽一點,這是永不自滿的勇氣;說不好聽一點,那就是不知安分的躁動。但無論如何形容,我還是蠻佩服自己的。我從不害怕挑戰,也從不吝於放棄。當初離開北京去新加坡,現在離開新加坡來到香港,最難決定的事情,並非是斤斤計較於未來之所得,而在於是否捨得放棄眼前之擁有。時至今日,我都一直認為每次做出的選擇都是正確的,因為我放棄了過去,所以才獲得了未來。

 

在我來到香港整整一年之前,鳳凰衛視總部已經搬離紅勘,遷至新界大埔工業邨。這座圍牆裡的建築原是摩托羅拉的廠房,鳳凰衛視將整個大院買下之後,對廠房進行了內部設計和裝修。從外面看,名聞遐邇的鳳凰衛視竟然是那麼地樸素低調,但一旦置身其中,便發現此地處處生輝。不愧是電視臺,整座大樓的裝潢和佈置都充分調動了光影、色彩、空間和形狀等電視元素,而所有元素又利用得那麼地恰到好處。

 

上班的第一天,我去人力資源部辦理入職手續和員工證,再到主持人事務部報到,接著拜會資訊台和中文台的各級業務主管和編輯同事,隨處都能夠感到親切、體貼和溫馨。主持人事務部的副總監沈蓓蓓和她的助手Phoebe,早已把所有能夠想到的事情都替我做到了,而且做得井井有條。中午,資訊台的鐘大年、董嘉耀和田甲申特地把我帶到風景如畫的大美督,為我接風洗塵,讓我感到非常溫暖。有趣的是,在拜訪中文台副台長程鶴麟時,他從櫃子裡拿出一盒家鄉的茶葉遞給我,說:「沒什麼送給你,這就算是見面禮了。」這些小細節都是七年之前的往事了,也許這些同事早就忘記,但我一直把它們留在腦海裡。我想要說的是,在我所服務的三個地方,鳳凰衛視是令人感到最溫暖、最受尊重、也最有歸屬感的媒體。

 

評論員的直播人生

 

不僅如此,對評論員而言,鳳凰衛視的管理模式更是讓人倍受信任。剛才提到,我第一天上班就是辦理入台手續,熟悉內部電腦網路系統,緊接著在第二天,我就以評論員的身份正式上了直播節目,包括上午十點的正點新聞、中午十二點的午間新聞,下午二點至三點持續一個小時的直播新聞節目。很顯然,在管理層看來,我以前多次上鳳凰衛視的直播節目,已經不是新人了,召之即來,來之能戰。難怪,我來香港之前,董嘉耀再三叮囑我要經常看鳳凰衛視資訊台,儘量把每個時段的節目都看熟悉,以便立即進入角色。我曾經很自豪地對外面的朋友說,鳳凰衛視很精明,所挑選的評論員或多或少都有上電視的經驗,入台之後不需要接受額外的培訓就可以無縫對接,真是“多、快、好、省”原則的最佳實踐者。

 

最近幾年,我每次到國內大學去講課,學生們總要問我,最初上電視緊張不緊張?我回答說,不緊張是假,有時候緊張得頭腦短路,但在關鍵時刻,還是要記住那句話:「我就是專家,有什麼好怕的?」在節目中與主持人面對面地談話並不是什麼問題,因為節目由他們主導,他們的提問會自然地引出你想要說的內容。比較考驗人的事,就是一個人枯坐在演播室裡,面對著遙控攝像機,等到時間一到,就必須在很短的時間裡把觀點說清楚、說通順。比如晚上九點鐘的“新聞直通車”節目,我最初都是把想說的話事先想好,可是,較長時間地坐在熾熱的燈光下,耳朵裡充斥著擴音器傳出的新聞片配音,就會導致注意力不知不覺地被分散。快要輪到我點評的時候,偶爾會突然忘記了腹稿,霎那之間就有點心慌。很幸運地是,我從來沒有出現過張口結舌的窘境,每次都能臨時發揮幾句,說著說著就回到了先前準備的臺詞。直到很久之後,我總結出一個訣竅:對於類似這樣的點評,我只在事先想出幾個要點,基本不打腹稿,而是臨場發揮。這樣做反而心情輕鬆,更加自然流暢,也更有口語化的特點和邏輯。

 

事先不打腹稿,其好處體現在可以隨機應變,點評時間可以根據節目的需要,做到長短自如。有很多次,節目導演原本在耳機裡告訴我可以點評兩分鐘,但後來,由於前方記者的連線時間經常超時,結果導演又通知我必須縮短點評時間,有時候壓縮到一分鐘,甚至有幾次只給我留下50秒。在這麼短時間裡把觀點說完整、說清楚,確實是一個高難動作,非常考驗靈活應變的功夫。

 

有人會說,就連北京的計程車司機都可以對國內外大事頭頭是道,難道在電視上點評幾分鐘就那麼難嗎?我只能這麼說,其實也沒有那麼難,但若要做好還真的沒那麼容易。我做了近二十年的時事評論,多少還有一些切身的感受。我的體會是,對於很多話題的評論,並不是越做越容易,反而是越做越難,關鍵是難與易的標準是什麼。不說報紙,單說電視評論,我們的好多主編都開玩笑說,鳳凰衛視的評論員都是橡皮筋,導演需要把評論時間縮短,他們就能縮短。反之亦然,導演要他們把評論時間儘量拖長,他們照樣能夠拖長。我也曾經調侃說,鳳凰衛視的評論員永遠是被“雙規”的對象,時刻都要準備著在規定的時間裡就規定的話題把事情交代清楚。

 

在很多時候,特別是在突發新聞的直播中,由於新聞事件的事實尚不完全清楚,或者沒有足夠的現場畫面,或者編輯部來不及製作相關的背景片,評論員就成為撐場子的大橡皮筋。比如,資訊台有一檔突發直播節目,通常延續半個小時,如果新聞片和背景片的時長不夠,評論員就必須把節目時間填滿。遇到這種情況,唯一可用的辦法就是經驗和常識。難不難?至少不算容易。沒有經驗,沒有閱歷,知識面不夠寬,那就很難憑藉有限的最新新聞事實去對事件本身做出符合邏輯的分析與判斷。

 

我們年輕的主編經常說:杜老師真牛,遇到突發事件,竟然可以張口就來。我知道這當然是恭維之詞,但也多少能夠說明,在必要的時候,經驗、知識和閱歷可以彌補所知最新資訊的不足。在過去多年的新聞採訪中,特別是在十多年的評論寫作中,無數的新聞事件、無數的新聞話題,我都曾經涉獵過,這些積累就是從事時事評論的寶貴基礎。我有時候覺得,各種世界大事,儘管各不相同,看上去似乎互不相干,但只要舉一反三,就能發現它們之間其實都有某種內在的邏輯關聯,不同之處就是換了個時間,換了個地點,換了一些人物。至於其他要素,大致都可以融會貫通。

 

在開始做新聞直播的第二個星期,我曾經發生過一件糗事。那是下午兩點至三點的正點新聞,主持人搭檔是薩文。第一節新聞點評之後,便是大約兩分鐘的廣告間歇。我當時的狀態是,由於精神狀態稍微鬆馳下來,大腦就有點開小差,注意力已經分散。薩文的主持風格很自然,不是那麼地一本正經,所以當廣告結束、節目重新開始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時,薩文轉過頭來問我:美國準備從阿富汗撤軍,你怎麼看這件事?聽他的語氣和音量,我誤以為他只是在私下溝通,所以我就很隨意而扼要地回答了幾個要點。由於回答的內容太簡要,後面還有好幾分鐘時間需要填補,於是薩文便接著追問一句:「還有別的看法嗎?請你詳細說一下。」我說:「就這幾點,待會兒再詳細說。」

 

誰都知道,在直播狀態下,薩文無法直接提醒我“正在直播”,所以就只好給我做了幾個不易被觀眾察覺的手勢。可悲的是,我還是沒有察覺。薩文很無奈,只好轉過頭去,對著鏡頭改播下一條新聞。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大事不妙。

 

可是,更“悲催”的事情還在後頭。這一節內容結束之後,又到了廣告間歇時間。薩文轉過頭來,沖著我說,剛才為何沒有注意到已經進入直播?我反過來問他為何沒有事先提醒我。我們兩人平常老是開玩笑,所以就趁著廣告時間就毫不顧忌地互相指責了一番。這時,廣告時間結束,重新進入直播。就在此時,我犯了一個更加嚴重的錯誤。當他轉過身去準備播下一條新聞時,我來不及閉嘴,一句髒話脫口而出,竟然在他讀新聞之前出街:“他媽的,你根本沒有提醒我。”

 

幾天之後,我到化妝間去吹頭髮,髮型師阿Ray笑著對我說:“杜老師,你才來兩個星期就已經在全公司出名了!”我聽得莫名其妙。他接著說:「您還不知道啊?您那天罵薩文‘他媽的’,導演把那個視頻放在內部網路系統裡了,所有同事都看到啦!」這句話把我嚇得失魂落魄,心裡難堪之極。很長時間之後,我才鼓起勇氣跟其他同事談起此事,他們開玩笑地說:「可惜那是下午的節目,觀眾不是很多。要是在黃金時段,杜老師可就一炮而紅了。」自從那次事故之後,我再也不敢掉以輕心,不想再給自己丟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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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七年時間裡,我做過鳳凰衛視所有的時事評論節目。若要問最喜歡哪一檔,我的答案是,首先是《時事開講》,其次是《總編輯時間》,原因是這兩檔節目的風格很適合我。我個人的看法是,《時事開講》最能代表鳳凰衛視的定位,它就像報紙的評論版,可以扮演「一台之魂」的角色。就像報紙,如果沒有評論版,即使其他版面辦得很好,那這份報紙還是缺乏足夠的份量。電視臺也是如此,若有一檔廣受看重的評論節目,其份量就能得到充分體現。至於其中的道理,其實不難理解。任何一個主流媒體都必須擁有一個反映自身立場的平臺,這個平臺就是其影響力的主要來源。

 

2014年,公司高層委託我獨自擔任《時事開講》的主講,並對節目形式進行了大幅度改版,包括注入了更多的電視元素,但評論的內容和風格不變,保持一貫的高格調。後來因為整個頻道的節目要重新編排,《時事開講》被暫時融入到其他節目中。我很希望,這檔持續十多年的老牌評論節目能夠在適當的時候,再次出現在觀眾面前。

 

2015年元旦,鳳凰衛視中文台開設了軍事題材的《中國戰法》節目,公司安排我擔任這個節目的主持,在北京節目中心錄製。軍事題材不是我的強項,所以我趁此機會開始學習新的知識,並根據自身的條件和風格,逐步塑造成了這檔軍事評論節目的個性。值得欣慰的是,經過製作團隊的細心摸索,《中國戰法》的吸引力和影響力越來越強,口碑也越來越好。我們後來得知,在播出一年之後,北京國際關係學院的傳播系就把《中國戰法》作為研究電視專題節目的對象,其主要結論是,與中國內地軍事題材的電視節目相比,《中國戰法》的形式、內容和深度都是獨樹一幟。

 

電視節目的人生

 

電視節目是集體勞動、集體智慧的結晶,需要台前幕後的無間合作,需要所有細節渾然一體。作為在幕前抛頭露面的人,我對幕後的所有同事始終充滿敬意和感激,包括主編、導演、攝像師、燈光師、音效師、化妝師和服裝師。主持人和評論員在電視上的光鮮亮麗和良好表現,代表了所有這些幕後同事默默無聞和兢兢業業的奉獻。舉一個很小的例子,由於我皮膚黝黑,每次和女主持人搭檔做節目時,廠棚工作人員都要花更多時間來調試燈光。我起初並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直到那一年北京舉行APEC峰會,我先後與幾位元女記者在演播室裡搭檔做直播,才發現我自己的膚色對燈光師或攝像師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那次參加報導的幾位元女記者,包括張淩雲、胡玲和陳琳,她們的皮膚都是出奇地白皙,我和她們任何一個人搭檔,都有膚色反差的問題。每一次,燈光師或攝影師都要反覆調試光線對比度。而在室外現場直播連線,情況同樣是如此。我覺得實在有點對不住大家。

 

我來到鳳凰衛視一年之後,公司讓我參與主持《有報天天讀》節目。這對我而言,這是壓力最大、也是時常讓人感到沮喪的一個任務。《有報天天讀》從一開始就是為楊錦麟量身定做,其主持風格早已獲得了普遍接受和讚賞。有此成功先例在前,其他任何人主持這個節目,觀眾都不會輕易接受,所以挨駡是必然的事。我的風格和楊錦麟截然不同,若東施效顰,則會適得其反;若想樹立自己的風格,又是談何容易。可以說,接手這個任務,完全是一件吃力不討好、自己找罵的差事。

 

果不其然,從我主持第一期節目開始,楊錦麟的眾多粉絲就在社交媒體上開口大罵,更有人子虛烏有地進行各種人身攻擊。我心裡非常明白,這個節目很不適合我,就如老楊身上的那件舊式中山裝,穿在他身上可以,但若穿在我身上,就不是那麼回事,甚至顯得很滑稽。這是影視領域的獨特之處,若觀眾習慣了什麼風格,他們就會對這種風格產生矢志不渝的忠誠度,其他節目也是如此。比如《鏘鏘三人行》,大家都習慣了竇文濤,換做其他人代班主持,那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再如董嘉耀主持的《軍情觀察室》,觀眾早已習慣了他的風格,無法接受其他人代班主持。除此之外,我曾經長期在報社工作,早已養成了晚睡晚起的習慣,而為了做這個《有報天天讀》節目,那就必須淩晨起床,睡眠嚴重不足,導致在錄製節目時,整個大腦就成了漿糊。

 

儘管如此,這段經歷對我是一個難忘的學習機會。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天,當我因睡眠不足而顯得無精打采時,導播Ricky便走過來,通過講述一個故事來鼓勵我。他說,他以前為梅豔芳拍攝MTV時,經常發現她因過於疲勞而精神不振,整個身體就像一灘爛泥躺在沙發上。但是,只要燈光一亮,攝像機開動起來,她就像注射了興奮劑一樣,精神煥發地站在攝影鏡頭前,前後簡直判若兩人,令人非常欽佩。

 

說實在的,自從進入鳳凰衛視之後,我就一直把自己當作一個電視學徒,而且就如上文所述,我確實是一個不曾懂得電視的人。從說話的音量到抑揚頓挫,從說話時的表情到肢體語言,從語言的組織到關鍵字語的強調,所有這些細節要領都是從零開始學起。前文已經提到“第一位電視師傅”張淩雲,實際上,其他人,包括導播和攝像師,都是我心目中的師傅。我所受到的教益、啟發和鼓勵,大多都來自於很多同事在忙碌工作中所給予的隻言片語的提醒,包括劉長樂、王紀言、鐘大年、董嘉耀、程鶴麟、田甲申、黃海波和陳一宏。在他們當中,讓我最感激的是主編部的總監陳一宏。由於我們平常相處的時間最多,所以他所提出的批評和建議也最多,最為直截了當。特別是在我獨自承擔《時事開講》節目期間,他曾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把各種電視元素運用起來。也是在那段時間,我終於明白自己不再是一個報人,而是一個電視人。

 

同樣令我感動的是,在最初那段時間裡,旅居新加坡的好朋友、大陸電影藝術界前輩郝知本教授天天守著電視看我的節目。只要節目一結束,他就立即打來電話,分析我的每一個進步,指出每一個不足的地方。他說,演藝界有句話說,只要你站在舞臺上,即使天塌下來,也要把自己的角色演下去,而且還要演好。他說:「還有另外一句話,那就是‘心中有人,目中無人’。這是表演藝術家必須具備的素質,但同樣適合電視,適合你。」

 

對所有這些朋友的提醒和教誨,我都一直銘記在心,並且心存感激。我不會忘記,當我在電視上蹣跚學步的時候,他們毫不猶豫、也是毫無保留地伸出手來,提攜和支持我走向成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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