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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問題》系列4-1—法令欠缺執法不嚴 食安問題只等下一波引爆
2019-07-31 1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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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先生吹哨後的生活方針全亂了套。(圖/記者李英婷攝)

 

前言:食安最大問題是來自無良的製造商或上游進口商,要能在消費者吃下問題食品前就防微杜漸,只能鼓勵內部檢舉。只是在以往經驗中,所謂的「吹哨者」在舉報之後的下場卻甚為淒慘,不是被老闆報復就是同事唾棄,甚至家人還埋怨他丟了工作。當社會一方面期待吹哨者加入守護食品防線時,我們又給予他們什麼樣的支持呢?

 

優傳媒記者李英婷/調查報導

2017年3月,遠東油脂被揭發將下游廠商退回的過期、外包裝有瑕疵的商品,再製成乳瑪琳、酥油及白油等22項品。桃園地檢署依詐欺取財罪嫌起訴,並沒收犯罪所得共計1億64萬2028元,及名下兩筆土地(公告現值共計8172萬3800元)。而衛生局裁罰240萬元罰鍰,並追繳不法所得,估800萬至900萬元。民眾不知道的是,到了2019年7月本案卻仍行政訴訟中。

 

根據地檢署指出,遠東油脂董事長謝榮泰等5人自2006年起就有犯行,直到2017年才被揭發。打開潘朵拉盒子的是現職員工,暫且稱這一位「吹哨者」為「A先生」。

 

A先生在遠東油脂工作3、4年,是培養中的儲備幹部。在升遷的最後一年內調任一個神秘單位,員工數十名僅有他一個本籍人,其餘來自東南亞各國。這些外籍移工所負責的正是回收逾期、瑕疵原料且再製等工作。A先生因要升遷,需在各部門見習,因而初始接觸這項業務。

 

A先生進入該部門後,雖曾數度與公司反映不妥、甚至請調,但公司卻說「以前都是這樣做,為何你不能做?」A先生說,現在食安漏洞就是將違法作業交由外籍移工負責,利用移工的不知情、不懂中文,或畏懼失業等因素而進行公司內部「暗黑」事業,「至少遠東油脂這一部分都是移工在做。」

 

不過,這不是驅使A先生舉報的原因。「要去舉報自己服務的公司,一定會有原因。」A先生走上「吹哨者」這一條路,是意外,也是必然。

 

其實,這一個案的「吹哨者」有二名,但不論是出席記者會或接受媒體訪問,對外僅有一人,但是這層自保機制,卻在2019年5月國民黨立委陳學聖召開的記者會後,由於出席的食安主管機關在回答媒體問題時,「不經意」透露本案有二名檢舉人而破功。

 

雖然無奈,但A先生的故事中,另一同事扮演舉足輕重角色,不得不揭露其身分後,再繼續陳述。

 

A先生說,同事因公受傷,休養近二年後再回到公司。公司想辭退他,卻又不想支付資遣費,因此想盡辦法要讓該名同事自願離職。先是讓他做著「腳不離地」的工作,例如擦玻璃、整理貨櫃等,月薪相較受傷前是減半,年終獎金每人三個月,他僅有二萬元;且該同事欲申請職業傷害,公司不願給予證明文件,逼得他走投無路因而檢舉。

 

A先生花了半年時間收集相關物證,也尋求外籍移工出面作證,但移工不敢,卻在一次又一次與移工的訪談中,讓A先生在公司內疑似曝光身分了。因此,在向衛福部食藥署檢舉後,一個月內公司高層被約談,A先生也隨之被踢出公司核心團隊;甚至有不明人士放話要他和家人出入小心。A先生說:「這case讓公司實際損失及商譽損失加起來好幾億元,你覺得公司會放過我嗎?」

 

檢舉後再回到遠東油脂,高層雖沒說出吹哨者的身分,但同事間也時常會嘲諷是「抓耙仔」,他撐了三個月後,還是自請離辭,沒有資遣費、不能申請失業補助,且為了養家活口,他還是逃離了早已習慣的生活圈,薪水從原一個月四萬元降至三萬元以下。

 

除了經濟上的壓力,心理上也充滿負擔。因為還在食品業也只會做食品業,A先生對過去那一段經歷是絕口不提。「我不能曝光。不能曝光不是在乎前老闆,而是考慮到現在及未來老闆。」

 

「吹哨」是一件偉大之事,為何要躲躲藏藏?A先生聞言先是仰頭一笑,隨著笑聲淡逝後,是長時間的靜默,「現實狀況沒你想得那麼單純……」,A先生說,「在食品業,沒有一家能達到百分之百的衛生;食品業裡要做到完全符合規定,投入成本與獲利根本無法成正比,所以任何一家食品工廠都一定有地方讓你舉報,即使出現一隻蟑螂也可以舉報。」

 

「在老闆心態上,一得知你曾檢舉過,就沒辦法把你當心腹,未來升遷就會受到限制。你還是可以工作,但未來絕對不可能是高階主管,因為位階愈高,知道得愈多,老闆會擔心有一天你反咬他一口。」

A先生吹哨後的生活方針全亂了套。(圖/記者李英婷攝)

 

前言:食安最大問題是來自無良的製造商或上游進口商,要能在消費者吃下問題食品前就防微杜漸,只能鼓勵內部檢舉。只是在以往經驗中,所謂的「吹哨者」在舉報之後的下場卻甚為淒慘,不是被老闆報復就是同事唾棄,甚至家人還埋怨他丟了工作。當社會一方面期待吹哨者加入守護食品防線時,我們又給予他們什麼樣的支持呢?

 

優傳媒記者李英婷/調查報導

2017年3月,遠東油脂被揭發將下游廠商退回的過期、外包裝有瑕疵的商品,再製成乳瑪琳、酥油及白油等22項品。桃園地檢署依詐欺取財罪嫌起訴,並沒收犯罪所得共計1億64萬2028元,及名下兩筆土地(公告現值共計8172萬3800元)。而衛生局裁罰240萬元罰鍰,並追繳不法所得,估800萬至900萬元。民眾不知道的是,到了2019年7月本案卻仍行政訴訟中。

 

根據地檢署指出,遠東油脂董事長謝榮泰等5人自2006年起就有犯行,直到2017年才被揭發。打開潘朵拉盒子的是現職員工,暫且稱這一位「吹哨者」為「A先生」。

 

A先生在遠東油脂工作3、4年,是培養中的儲備幹部。在升遷的最後一年內調任一個神秘單位,員工數十名僅有他一個本籍人,其餘來自東南亞各國。這些外籍移工所負責的正是回收逾期、瑕疵原料且再製等工作。A先生因要升遷,需在各部門見習,因而初始接觸這項業務。

 

A先生進入該部門後,雖曾數度與公司反映不妥、甚至請調,但公司卻說「以前都是這樣做,為何你不能做?」A先生說,現在食安漏洞就是將違法作業交由外籍移工負責,利用移工的不知情、不懂中文,或畏懼失業等因素而進行公司內部「暗黑」事業,「至少遠東油脂這一部分都是移工在做。」

 

不過,這不是驅使A先生舉報的原因。「要去舉報自己服務的公司,一定會有原因。」A先生走上「吹哨者」這一條路,是意外,也是必然。

 

其實,這一個案的「吹哨者」有二名,但不論是出席記者會或接受媒體訪問,對外僅有一人,但是這層自保機制,卻在2019年5月國民黨立委陳學聖召開的記者會後,由於出席的食安主管機關在回答媒體問題時,「不經意」透露本案有二名檢舉人而破功。

 

雖然無奈,但A先生的故事中,另一同事扮演舉足輕重角色,不得不揭露其身分後,再繼續陳述。

 

A先生說,同事因公受傷,休養近二年後再回到公司。公司想辭退他,卻又不想支付資遣費,因此想盡辦法要讓該名同事自願離職。先是讓他做著「腳不離地」的工作,例如擦玻璃、整理貨櫃等,月薪相較受傷前是減半,年終獎金每人三個月,他僅有二萬元;且該同事欲申請職業傷害,公司不願給予證明文件,逼得他走投無路因而檢舉。

 

A先生花了半年時間收集相關物證,也尋求外籍移工出面作證,但移工不敢,卻在一次又一次與移工的訪談中,讓A先生在公司內疑似曝光身分了。因此,在向衛福部食藥署檢舉後,一個月內公司高層被約談,A先生也隨之被踢出公司核心團隊;甚至有不明人士放話要他和家人出入小心。A先生說:「這case讓公司實際損失及商譽損失加起來好幾億元,你覺得公司會放過我嗎?」

 

檢舉後再回到遠東油脂,高層雖沒說出吹哨者的身分,但同事間也時常會嘲諷是「抓耙仔」,他撐了三個月後,還是自請離辭,沒有資遣費、不能申請失業補助,且為了養家活口,他還是逃離了早已習慣的生活圈,薪水從原一個月四萬元降至三萬元以下。

 

除了經濟上的壓力,心理上也充滿負擔。因為還在食品業也只會做食品業,A先生對過去那一段經歷是絕口不提。「我不能曝光。不能曝光不是在乎前老闆,而是考慮到現在及未來老闆。」

 

「吹哨」是一件偉大之事,為何要躲躲藏藏?A先生聞言先是仰頭一笑,隨著笑聲淡逝後,是長時間的靜默,「現實狀況沒你想得那麼單純……」,A先生說,「在食品業,沒有一家能達到百分之百的衛生;食品業裡要做到完全符合規定,投入成本與獲利根本無法成正比,所以任何一家食品工廠都一定有地方讓你舉報,即使出現一隻蟑螂也可以舉報。」

 

「在老闆心態上,一得知你曾檢舉過,就沒辦法把你當心腹,未來升遷就會受到限制。你還是可以工作,但未來絕對不可能是高階主管,因為位階愈高,知道得愈多,老闆會擔心有一天你反咬他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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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先生說,時常會問自己到底是做對還是做錯了。(圖/陳學聖國會辦公室提供)

問A先生家人支持嗎?又引來A先生的嘆息。「家人不會在乎你是不是英雄,只會考慮到機會成本及利益比較,你丟掉你的前程,但有得到什麼?一毛錢都沒拿到。」而另一個檢舉人因身體不好又學經歷不高,至今依然工作不穩定;且原想要拿到吹哨者獎金後就結婚,最後卻落得兩頭空。

 

因遠東油脂提出行政訴訟,全案至2019年7月底前仍是持續進行狀態,桃園衛生局尚未收到罰款。而根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的「吹哨者」獎勵辦法,吹哨者獎金須在「實收」罰款後才能發給,數年過去了,民眾食品獲保障,但是A先生及其同事未拿到一毛錢。

 

其實,除了罰鍰抽成的獎金,衛福部、食藥署曾大肆宣傳的「吹哨者獎金」,若是重大案件,還能額外再獲一筆10萬至200萬元的獎金;現任或前任員工的內部吹哨,獎金上限提高到400萬元。這也是桃園市長鄭文燦曾對外承諾「一定會有獎金」的法源依據。只是,A先生們領到多少呢?在立委協助召開記者會後,桃園衛生局給了一人10萬元,所以,總計20萬元。

 

沒有後悔因正義而失去工作,但檢舉後與政府的互動,卻讓A先生極度後悔。「政府口口聲聲說要捍衛食安、說要保護吹哨者,但結果呢?你們讓每一個吹哨者都要上新聞,因為不上新聞拿不到錢。照道理說,我們不應該出面,本來要保護我們的政府,卻是逼我們出來的元兇,我們要冒著曝光風險才有機會拿回我們應得。這樣很好笑!」

 

採訪過程中,A先生總是語氣平緩地陳述一件似乎與他自身無關的事,卻在尾聲被問及後不後悔時,語氣愈顯高亢,還一度憤怒拍桌。當問起,「如果時光倒流,還願不願意當吹哨者?」A先生毫不遲疑地給了一個答案,「不會!」

 

「你不要跟我講正義這一塊,在食安正義這一塊已經被抹煞。」「檢舉後,我們是英雄嗎?不,我們只是在做損人不利己的事!」「你問我檢舉後最痛苦的是什麼事?不是拿不到錢,不是失去工作,更不是被政府騙了,而是我們的價值觀錯亂了,直到現在,我依然會懷疑,自己到底做得事情是對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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