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Y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3. 7 新加坡，我的再造之地

我在開篇語裡說過，新加坡是我的再生之地。確實，沒有在新加坡的十五年經歷，我不知道現在的自己會是何種面目。但是，若要問新加坡在哪些方面塑造了我，我又很難說得清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只要願意適應環境，自己就自然會被環境所改變。新加坡人很務實、很勤儉，政府和企業不會養懶人，街道上幾乎看不到遊手好閒之輩，社會心態比較平和，社會風氣充滿正能量，人民自覺地遵紀守法，人際關係相對比較簡單，來自全球的資訊暢通無阻，城市建設很現代化，各方面管理一絲不苟，工作效率很高，安全環境令人稱道，居住條件在亞洲首屈一指。還有，就是新加坡人似乎都有潔癖。所有這些都是影響和改變我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環境因素。

1997年，我們在新加坡居住兩年之後便申請成為永久居民，以市場價格購買了一套很寬敞的四房式組屋，決定從此安居樂業、落地生根。再過三年，兒子出生，這是我在新加坡全部時間裡最為驕傲、最有滿足感、也是最大的收穫。孩子的到來讓我有機會從幼稚園教育開始，從頭瞭解和認識新加坡社會。我身上的責任也是猛然增加，在新加坡長期紮根的規劃也變得更為現實和堅定。

我記得有一位頗有名氣的人這麼說過，他說在商業大城市裡生活的年輕打工族，最好要做好準備打兩份工，只靠一份工資，就沒有閒錢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新加坡是商業社會，生活成本很高，每個月的薪水進入自己的銀行帳戶之後，扣除房貸和其他帳單，剩下的也就只能保證日常的開銷。兒子出生之後，我發現家庭日常開銷立即大增，這才體會到我自己的父母養活幾個孩子是多麼地不容易。

在此後兩年時間裡，我除了要完成忙碌的日常工作之外，每天下班之後都要幫助一個朋友審校美國一檔電視系列節目的中文譯稿。這項工作完成之後，我接著又替另一個朋友翻譯文字廣告。兒子不到三歲的時候，有一次坐在朋友的汽車裡很開心，好說歹說就是不願意下車。我在衝動之下，便用翻譯得來的外快買了一輛豐田汽車。在布魯塞爾當記者時，我代表國際電臺先後買了兩輛嶄新的德國賓士，但在新加坡的這輛豐田，是真正屬於我自己的，心裡特別滿足。

杜平在新加坡十五年最大的收穫就是兒子的誕生。（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中國護照的去留

又過兩年，在經過了漫長而痛苦的情感糾結之後，我和妻子懷著複雜的心情放棄了中國護照，正式成為新加坡公民。作為一種心理安慰，我們保留了兒子的中國國籍。新加坡需要勞動力和兵員，對男孩子是很歡迎的。當移民官發現我們沒有為兒子申請新加坡國籍時，就問為什麼？我回答說，我們希望把這個選擇權交給他自己。坦白地說，我的兒子在新加坡出生，讓他成為新加坡公民按道理也是自然的。但我們總是覺得，無論他成年之後做出何種選擇，他手上的那本中國護照都應該在他的人生中留下清晰的印記，好讓他記住自己的父母是源自大陸。

再過三年，我們購置了一套早就夢寐以求的公寓，走出客廳就可以跳到游泳池裡。我妻子靠在沙發上非常滿足地說，這下再也沒有什麼奢求了，想要的東西都有了。聽到這番話，我心裡百感交集。十年之前的那個晚上，我和妻子拖著兩個行李箱，身上揣著兩千美元，既興奮又忐忑地走出樟宜機場，由此開始在這個舉目無親的地方一步一步地經營出屬於自己的生活。如今，兩口之家變成了一家三口，心中有說不出的溫馨和成就感。

我們之所以能夠很快融入新加坡社會，是因為在那些年裡，我們所遇到的太多人都樂意接納和幫助我們，特別是聯合早報的同事、朋友以及前後幾個住處的鄰居。我曾經在不同的城市生活過，但除了自己的家鄉之外，新加坡是我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也是我人生中最難忘的一段時光。而我的妻子在來到新加坡不久之後，便回到學生們中間，重新做起了中文老師。這是她最喜歡、最有成就感的工作。不僅如此，新加坡是我兒子的出生地，是他接受早期啟蒙教育的地方，可以說是他的第一故鄉。我的全家無處不帶著新加坡的烙印，美好而深刻，不曾褪色，無法磨滅。

在遷居香港之後的這幾年，我們一直關注著新加坡的所有重要新聞，經常情不自禁地談起在新加坡的各種經歷和曾經朝夕相處的朋友。只要有人從新加坡來香港，他們都會捎來我們喜歡的肉骨茶和海南雞飯的佐料。而讓我最為懷念的事情至少有兩個。一是我們來自大陸的七八個家庭組成了一個經常聚會的固定圈子，取名為“幼稚樣板團”，幾乎每個週末和節假日都要聚會，大人們海闊天空，孩子們其樂融融；其二是，每天起床打開家門，從門檻上拿起郵遞員送來的聯合早報，然後泡一杯家鄉的綠茶，在芬芳的茶香和報紙油墨的香味中，度過大半個早晨的時光。

[PAGE_BAR]

3.8 我所感受的新加坡

新加坡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所以無論是香港人、大陸人，還是臺灣人，人們對這個國家都懷有濃厚的興趣，包括懷有深刻的好感。在大陸，自從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提出要借鑒新加坡經驗之後，政府、學術界、媒體直到民間都對新加坡產生了良好的印象，繼而在最近二十年裡一直以新加坡作為研究和參考的對象。至於我自己，也必須坦白地說，無論在香港還是在大陸的一些城市，我經常不自覺地把新加坡某些方面的做法拿來作為衡量好壞的標準。

我個人認為，雖然大陸這些年發展得很快，有些方面其實已經超過新加坡，但新加坡的很多經驗至今為止依然值得參考。但是，我發現，很多人在聲稱要參考之前，其實並不真正瞭解這些經驗的真諦。

「新加坡經驗」

若有人問我，新加坡經驗的真諦是什麼？我的回答是，李光耀先生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成功地塑造了可以使新加坡長治久安的國民性格。這種性格的主要特點，就是克己守法、遵從秩序、勤奮務實、頭腦開放、不尚空談。我認為這是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也是很多大陸人所忽視的。有些急功近利的大陸學者和記者，在前往新加坡之前就已經先入為主地確定了結論，到了當地只需選擇性地搜集一些事實，以此來支撐自己道聼塗説或者一廂情願的結論。如此態度和方法所研究和總結出來的「新加坡經驗」，往往都有主觀演繹的成分。

有一次，一位頗有名氣的學者受邀到新加坡做公開演講，談的就是「新加坡經驗」。但是，開場五分鐘之後，慕名而來的聽眾就紛紛離場。我在廁所裡碰到一位退場的聽眾，他嗤之以鼻地說：「他哪裡瞭解新加坡？早就被人說爛的東西，他還在我們面前津津樂道。」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在很多方面確實做得很好，這是眾所周知的。公務員隊伍廉潔，效率高；城市建設和管理堪稱一絲不苟；機場建設和管理屬世界一流；生態環境的保護在亞洲首屈一指；“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基本成為現實；商業軟硬環境與世界先進國家沒有差別；法律體系健全，執法十分嚴厲。所有這些，都比大陸要好很多，而且都看得到、摸得著。

正因如此，凡是到新加坡短期訪問的官員、學者和記者，基本上都是對新加坡交口稱讚。再加上不由自主地把大陸的情形拿來相比較，欽佩和嚮往之情便油然而生。可以說，所謂的新加坡經驗，當然是得益於新加坡本身的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於大陸人的詮釋和推廣。

新加坡公務員的廉潔以及公務員系統的高效，是我在長期觀察中感覺最為滿意的一點。如果把新加坡普通公務員稱為公僕，大概沒有多少人會質疑。這是怎麼做到的？我的觀察是，新加坡公務員其實都是政府部門的雇員而已，沒有大陸公務員那麼多隱性的權力，更沒有那麼多特權，而公眾對他們的態度也只是把他們當普通的辦事員。

公務員為何如此謹守本分？原因在於，這只是一個飯碗，就像在私營企業打工一樣，要保住這個飯碗就要好好幹活。反過來，公務員若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或者不滿上司，也可以選擇離開。對這種線條清晰的管理模式，所有大陸學者和媒體都予以複雜化，以大陸式的政治思維予以教條化，將此上升到中國共產黨口中“執政為民”的高度，其實並不貼切。

新加坡政府相對很廉潔，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政府官員對平民百姓和私營企業主巧取豪奪的現象是不存在的。但是，要講廉潔，必須看到另一個事實，那就是政府部長、政務部長和所謂的超級公務員、高級公務員，他們的薪金報酬可以與跨國大企業的高管相提並論。這種優渥的待遇當然是合法的，但在平民百姓的眼中卻不見得是合理的。在標準的政治理念中，政府官員是公僕，但公僕的收入比主人要高出好多倍，這在大陸是無法接受的。

新加坡高級官員都是精英，但如同常人，他們也很計較自己的收入，甚至把企業高管的高薪當作基準。對這一點，我個人頗不以為然，普通新加坡人多有不滿。政府畢竟不是企業，政府高官的義利觀和使命感應該比企業高管的標準更高。大陸的政治文化很特殊，也不具備這樣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所以不能予以照搬。

我剛到新加坡時，朋友給我講了一個故事。她在一家跨國公司上班，偶然發現一位老外的辦公桌上擺了大陸總理李鵬的照片，她非常好奇。要知道，很多西方人對李鵬是沒有好感的。朋友就問那位老外這是為何，對方回答說：「因為我欽佩他！他是13億中國人的總理，管理那麼大的國家，每個月的工資只有幾百美元。你看看我們的總裁，管理一個只有幾百人的公司，年收入卻是李鵬的幾十倍！」這個真實的故事雖然是個特例，但也能說明一些道理。

新加坡執政黨很清廉，但受到信賴的高級公務員、對執政黨有過貢獻的人士，退休後基本上都無後顧之憂，這與普通百姓是有區別的。有些人退休之後被安排到大企業，擔任董事會主席、總裁、董事或其他高管職務。就連執政黨的退休議員也有機會被安排到企業擔任要職，民間對此是有議論的。

鄧小平在南巡時曾經說過，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管得不錯，他們管得嚴。確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很嚴明，普通的民事、刑事和商業糾紛等案件，新加坡的整套司法程式是值得信賴的。但是，即便是這樣一個法治國家，也經常被人指摘，稱其帶有“法律為執政者服務”的人治成分。李光耀鐵面無私，容不下任何違法亂紀行為，但同時，也有人指責執政黨用法律手段解決政治紛爭。

過去多少年，大陸人以欣賞的口吻評論新加坡時，其實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仰視李光耀。新加坡固然是一個成功的故事，但並非是世界上唯一的成功故事。況且，新加坡之所以在很多方面很成功，也是因為吸收了其他國家的經驗。可是，在李光耀的內心深處，新加坡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國度，頗似美國人自我標榜的“例外主義”，意即新加坡能做到的，其他國家未必能做到。在李光耀一生的眾多言論中，這種優越感俯拾皆是，幾乎不加掩飾。而在政府官員、社會精英和草根民眾當中，這種優越感也往往是溢於言表。可是，新加坡的優越感還能持續多久？

李光耀健在時，任何針對其治國模式、政府政策以及他個人的質疑和批評都受到限制，從而確保了他自己和新加坡模式的名聲完好無缺。但現在再無鐵腕人物，質疑和批評不可能永遠被壓抑。美國學者亨廷頓當年說，新加坡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人亡政息”。這個論斷曾經遭到新加坡領導人和媒體的駁斥，但也未嘗不是一個逆耳的提醒。過去幾十年，新加坡確實有其獨特之處，但其治理模式不用說在其他國家不能複製，即使在新加坡本身也難以重複。儘管如此，在很多方面，新加坡依然值得大陸去參考。大陸過去從新加坡學習了很多，將來還需要虛心待之。只不過，大陸也需要有自信，不能盲目推崇和迷信任何東西。

最後簡單談一下我對新加坡和大陸關係的看法。過去這兩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海問題上的一些表態，讓北京方面感到不滿，雙邊關係曾一度陷入了建交以來的最低潮。這是令人遺憾的，但在國際關係中也是正常現象。關於這一點，不少論者都發表了較有見地的評論，此處就無需多言。我只想重複一下自己曾經多次強調過的觀點，以便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中新兩國從1990年建交開始，就一直存在著嚴重的誤區，那就是，大陸人理所當然地認為，新加坡是華人社會，“血濃於水”，所以在處理雙邊關係時往往有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上，新加坡與大陸交往時，很少帶著這樣的先入之見。大陸人在交往中常常以情感優先，雖然是好意，但從國家利益考慮，卻是錯誤的；新加坡始終以利益至上，雖然淡漠情義，但從其自身利益考慮，卻是正確的。有些大陸人動輒以“炎黃子孫”來指稱新加坡人，甚至以“數典忘祖”予以指責，他們聽了不舒服，有些人甚至很反感，因為“新加坡人”並非都是華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很多大陸人並不知道、也不理解的是：其一，自從獨立建國以來，新加坡政府就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竭力淡化新加坡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血緣和文化關係，在政治、文化和情感上實施“去中國化”。很多新加坡華人，特別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和年輕人，並不因為他們與大陸人有血緣關係而感到自豪。相反，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實際上是想儘量拉開與大陸的距離。其二，新加坡人口中不只有華人，而且還有馬來人、印度人和其他族裔。換言之，新加坡不是一個華人國家，新加坡政府也絕對不是華人的政府。

因此，大陸政府和民眾必須要看清和避開這個誤區，卸去自我強加的“華人”情感包袱，避免以“華人”的族群身份來要求國家概念上的新加坡人。只有這樣，大陸在雙邊交往中才能輕鬆以對，對方也不至於還有什麼疑慮。而且，也必須同時指出，新加坡是完完全全的外國，不是臺灣或香港，中新兩國對彼此寄予的期待，都不能超出國家之間關係的合理範疇。

在本質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沒有什麼不同，這些國家同樣有華人，無非新加坡是以華人占多數而已，所以大陸必須一視同仁予以對待，一切都要根據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準則，做出既符合自身利益、又予人以舒適感的決策和反應。試著想一想，假如雙方從一開始就只講利益、沒有情感糾纏，一是一、二是二，不留灰色地帶，那麼，雙邊關係也就不會容易出現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況。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