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察在中聯辦附近進行清場，發射催淚瓦斯。（圖／由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提供）

－－在金門厦門之間，有一群人，時相往來。十九年過去了，小三通成為一條大路，越走越寬，越走越順，彷彿回到1949年以前。－－

 作者／周陽山（金門大學兼任教授，曾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

香港「反送中」抗議行動越演越烈，從街頭到機場，從香港市區到郊區元朗，暴力活動不斷擴大，情勢也在持續惡化。大家都在等待，都在詢問：不知何時解放軍會出面維持治安？而結局卻是不容樂估。對於「一國兩制」的實踐而言，這顯然是嚴肅而深刻的考驗。

三十年前的蘇東變局，也曾面對嚴峻的考驗。從蘇聯解體到南斯拉夫內戰，從兩德統一到捷克與斯洛伐克分家，民眾經歷著生死存亡的掙扎，各民族也承受著分分合合丶刻骨銘心的煎熬。而今，在分裂與重組之後，從原先的9國增加到一共有29國出現在歐亞大陸，有的人口多達一億四千萬人（如俄羅斯），有的則少到只有60萬人（如黑山）。詳見如表1。

在這些國家中，大概三分之一日子過得還可以（但普遍要比東亞地區差），另外三分之二則遠遠落後於中國大陸，仍然在貧窮丶貪腐丶社會分裂丶族群對立丶人口外移丶治安惡化的邊緣持續掙扎。東歐轉型經驗告示著人們：唯有運用政治智慧，化解分歧，排除內部分裂的因子，並訴諸制度改革和心理建設，才能化險為夷，化干戈為玉帛，逐漸走出轉型的困境。這正是東歐變局的深刻教訓！

二十多年前，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指的就是港澳模式，也就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實施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另類體制，而期限定為五十年，其主要目的就是漸進丶和平與融合，並藉此降低敵意，逐漸走向全面整合。

但是在當時，此一制度對台灣卻不具吸引力，實際上也不適用。因為中華民國政府擁有自己的軍隊丶獨立自主的外交丶充分的國家主權和定期的民主改選；這都是香港與澳門殖民地政府在經驗及格局上所無法企及的。有很多人建議，對於台灣應該改以「一個中國丶多元體制」（即「一國多制」）為號召，以取代港澳式的「一國兩制」。但是，大陸方面並未接受。

近年來，兩岸關係走上零和對峙的困局，甚至面臨《反分裂國家法》的制栽和武力統一的威脅，此時，我們再回頭面對「一國兩制」議題，卻看到了不同的作用和特別的意義。簡而言之，對港澳而言，「一國兩制」是指：

一丶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二丶採行獨立的貨幣和金融體系；

三、實施不同於大陸的司法體系、教育制度丶語言運用與生活方式；

四、在一定範圍內推行自主的對外交往及國際參與；

五、在全國人大的立法規範下制定法規，運作民主與選舉機制。

現在，二十年過去了，實踐經驗基本上雖然還算平順，但上述的第三點和第五點卻正經受着考驗。其中包括：香港的國民教育內涵是否違背「一國」原則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丶香港與大陸司法體制之間的鴻溝如何彌補，以及特首及代議士的選舉制度究竟如何才能落實；都在在考驗著中共及香港領導階層的政治智慧。另外，它也涉及中華文明與歐美價值體系之間的競合與分歧。若從根源上分析，這是「去殖民化」與「文明衝突」的深層次問題，牽涉到文化認同與制度選擇，在一時之間恐怕還不易化解，很難找到迅速有效的解決方案。

相對的，在台澎金馬地區目前實施的體制，卻與上述的港澳模式有著明顯的不同，其基本內涵如下：

一丶擁有憲法所代表的國家主權及國際人格。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於大陸，而治權僅限於台丶澎丶金丶馬及東沙、南沙各島。換言之，兩岸的兩個政權實際上是「主權共享，治權分立」；這和港澳特區政府的位階丶性質及權責，完全不同。

二、持之有年的推動外交，並開展廣泛的國際活動；

三丶獨立自主的國防體系，有效的落實並推展軍隊建設工作；

四、民主選舉和公民投票制度定期舉行，且有效運作，産生各級民意代表和政府的領導人。

換言之，港澳的「一國兩制」原本就不適用於台灣，而台灣的政治條件和民主內涵也遠遠超越港澳。但是，在民進黨重新執政後，由於堅拒「九二共識」，否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規範的「一個中國、兩個地區」，（即「自由地區」和「大陸地區」）；並在2019年7月新修訂的《國家安全法》中，將中國大陸丶香港丶澳門視為「敵對勢力」，目前兩岸的官方互動已陷入全面停滯，甚至出現了零和博奕的國家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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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既然已走向低谷，外交空間自然也將逐步壓縮，並陷於孤立，甚至有可能出現邦交國盡失的困境。而國際承認與獨立國格恐怕均將面臨斷裂的危機！這正是民進黨政府工於算計丶治絲益棼，拒絕「一個中國，主權共享」之後必然面臨的主權危機。

不僅如此，如果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導致台灣對大陸的出超鋭減，大陸民眾對台灣的敵意又不斷上升，則台澎金馬的生存發展勢必將出現新的困頓，也必將危害台灣人民的生活品質和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民進黨政府若執意選擇對抗，甚至不惜與大陸進行軍事對決，則前述四項有別於港澳模式的重要資產，均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如果真的走上了這步田地，兩岸四地未來的統合之路，恐怕就剩下「一國兩制港澳方案」這唯一的選擇了。換言之，2019年初習近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恐怕也會讓位，不再成為有別於港澳模式丶對台澎金馬較為有利的另類選擇。

面對過去三十年東歐劇變的經驗，兩岸四地究竟得到什麼樣的教訓和啓示呢？

首先，任何一個政治體制都必須以穩定的社會共識與堅實的國族認同為基礎。這就是孫中山在一百年前提出的，民族、民權與民生三者間的次第關係，也就是先民族丶次民權，後民生！

其中，國族認同與民族意識乃是建國與立國的基礎，也就是奠定民主共識的基本前提。如果國族認同與民族共識的基礎動搖，民主機制的運作往往只會反向帶來族群的對立與社會的衝突，甚至帶來流血的災難。1990年代以後的蘇聯解體和南斯拉夫內戰，政治人物故意撕裂族群關係，製造民族對立，結果造成血流成河，足堪警惕！目前香港內部動亂中也有一部分的獨立訴求，是以民族分裂為前提，卻很難付諸實現。

其次，政治制度的選擇與民主參與的競爭規範如果只顧及一黨之私，或只考慮某一政治人物的個別利益，勢將對自由民主體制帶來長期性的負面傷害。俄羅斯在1993年的制憲中，選擇對葉爾欽本人有利的「半總統制」，正是日後造成總統獨裁丶行政專斷，形成民選獨裁制（electoral autocracy）的主要關鍵。

同理，台灣在1997年的第五次修憲中，為李登輝個人量身打造出一個四不像的「改良式雙首長混和制」，將總統選舉定性為相對多數而非絕對多數，使「少數總統」自此成為常態；此外，修憲將行政院長改為由總統直接任命而非由立法院同意產生，也造成持續性的「短命內閣」與「政府無能」。迄今22年來，前後已更換了16位行政院長，平均任期不到一年半；這正是總統掌權丶閣揆負責，政府治理能力卻快速衰退的主因。由此可見，在民權層面的黨同伐異丶師心自用，正是造成政治紛亂的泉源。台灣過去二十多年慘痛的修憲經驗，值得世人珍視，並引為殷鑑！

至於民生層面的財富分配和公共政策，涉及廣泛的意識型態立場和政黨定位問題，也反映出在民族與民權兩層面上的衍生性影響。過去幾年間，由於臺灣政治情勢急劇變化，整體的社會價值和文化理念已進入快速解構和重整的新階段，並具體反映在公共政策和資源分配上。目前綠色政權正積極推進激進的文化革命和激烈的價值重組，包括家庭結構丶國民教育丶兩性關係丶殖民經驗與民族認同等議題，都面臨着空前的解構與革命式的變遷。

從軍公教的年金改革到勞工的一例一休，從同性婚姻的法制化到統獨認同的對峙，這些嚴重的價值對立及政策爭議，已造成普遍性的共識撕裂丶社群對抗乃至認同危機。而從1950年以來台灣社會奠立的民主共識與社會穩定的基石，目前正從根源處一塊一塊的斷裂。這也正是當前台灣看似自由民主持續發展，實則面臨著社會價值丶文化革命與政治結構全面裂解的困境所在。

在這樣的文化衝突與社會裂痕之中，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其核心意涵也就變成是勉強維持台海現狀：一方面，擱置兩岸的主權爭議，暫不深究；另一方面，則不否認兩岸之間存在著兩個對等的政府，並承認兩個治權同時存在的事實。就此默認現狀，停止對立，而對目前的內在困境則是存而不論，藉此息兵止紛！

至於台灣內部因國族認同而衍生的分裂和對立，就像香港當前難解的內部紛爭一樣，就只能假以時日，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