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八)社論、專欄和編務 三位一體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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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八)社論、專欄和編務 三位一體
2019-07-22 1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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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也就是農村、農業和農民所面對的發展困境,圖為示意圖。(圖/翻攝自freepik)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3.5 社論、專欄和編務 三位一體

 

除了臺灣方面的官員,一些國家派駐新加坡的外交官也時不時地與我接觸。他們的意圖都很明確,作為各國政府的代表,他們對當地媒體涉及本國的言論都很關注,若他們認為某些言論不利於他們的國家,當然就會出面溝通,甚至正式交涉。我在自己專欄裡寫過不少關於歐盟和法國的文章,法國大使館的新聞參贊就很希望瞭解我的背景,經常打電話到報社與我交流。

 

即使我的言論讓他們感到不舒服,對方也只是很客氣地陳述他們所掌握的事實,並且還寄一些資料給我參考,從來沒有在電話裡與我辯論,更沒有任何指責之詞。這樣的溝通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礎之上,所以很有建設性。雖然他們不一定能夠改變我的觀點,但這樣的溝通對我是一個提醒,我告誡自己以後在寫類似課題的文章時,要做更深的功課,下結論之前要更加嚴謹,因為行家們都在看。

 

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日本外交官。在早報言論版,東北亞問題,特別是中日關係,一直是常青話題之一,我在自己的專欄文章裡也經常就此發表評論,包括批評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言行。我相信,日本大使館想必早就注意到我,而且,以日本人收集情報的功夫,有關我個人背景的材料估計已經積累不少。

 

那天,日本大使館新聞參贊約我共進工作午餐,陪同的是一位三等秘書。我猜想,他們肯定對我的文章感到不滿,所以在餐敘過程中必定會據理力爭,但結果並非如此。那位參贊說:「我們很喜歡看您的文章,所以今天特別榮幸地認識您。」我開門見山地回答說:「我寫了不少批評你們首相的文章,估計你們的政府很不高興。」參贊連忙否認說:「不、不、不,您寫得很好,我們都喜歡看,我們早就想認識您。」那位三秘也是謙遜地附和,說我的文章很有見地。在整個午餐中,兩位外交官一句不提中日之間的歷史糾紛,只是漫無目的地聊天,詢問在新加坡的生活、個人的愛好,以及東南亞的新聞話題。午餐結束後,他們駕車把我送回報社,並雙雙下車,以深度鞠躬把我送進報社的大門。

 

其實我清楚,兩位外交官邀約這次午餐,目的不只是要認識我,而是要讓我知道,我的文章他們都注意到了。雖然他們沒有為日本政府辯護一個字,沒有對我的文章表達半點不同的意見,但是,此處無聲勝有聲,一切盡在不言中。他們做得是那麼地不著痕跡,讓人感到備受尊重,感到那麼地舒服。看似是一次毫無特別之處的社交活動,實際上卻是具有高超技巧的公關,令人大開眼界。

 

此後這些年,當我給中國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就媒體公關問題開設講座時,我都把這個經歷當作典型的案例。確實,與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政府官員在面對類似問題時,還沒有訓練出這樣的技巧,也許更沒有這樣的意識。比如,中國官員在回應外國媒體的負面報導,或者在回應外國記者的刁鑽提問時,往往都把握不好分寸,不懂得媒體公關的心理學,總是期待著以激烈的反應或者咄咄逼人的氣勢,迫使對方認錯或接受自己的觀點,結果卻是適得其反。

 

錢鐘書先生曾經把不好的文章比作社論,他的原話是「平庸得像一篇社論」。作為社論主筆,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後來。每當自我調侃的時候,這句話就始終掛在嘴邊。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在世界範圍內,社論就是報紙的靈魂。它代表著一份報紙的最高水準,代表著辦報理念和政治立場,而且也代表著報社的格調,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該報掌舵人和社論主筆的學識和修養。聯合早報的社論給人的總體感覺是平和中道、誠懇內斂,不輕易顯露鋒芒,很少有刻薄辛辣的筆調。初讀起來平淡無奇,但靜心研讀,就能感受到一股內聚的力量。

 

但是,很坦白地說,新加坡的輿論環境不允許社論作者對所有重大國內話題都能做到暢所欲言,更不允許報紙通過自己的社論對政府指手畫腳。即便報紙對某項政策有獨立的主見,往往也只是欲說還休、點到為止。上文已經談到新加坡報業的那段歷史,而那段歷史極大影響了報紙的社論風格。我也很清楚地記得,李光耀先生在一個場合說過,媒體不要指望用社論來影響政策,不要試圖推動自己的政治日程,因為政府有自己的政治日程,管理國家是政府的事。

 

由此可見,涉及國內政治話題的評論之所以缺乏批判性思維,對很多國內話題的議論不痛不癢,並非完全是與生俱來的缺陷,而是識時務地刻意為之。報紙的性格能夠反映所在社會的性格。李光耀先生塑造了一個遵紀守法、不挑戰權威的社會,媒體人自然不能成為例外。

 

不過,早報就國際問題發表的社論就很不一樣,自由發揮的空間要大得多。只要不抵觸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國際上的任何事和任何人,社論作者都可以“指手畫腳”、“指點江山”。這與中國輿論的情形頗為相似,自家的事情不能隨便評論,但對外人的事情卻說得理直氣壯。正因為這方面的自由度比較高,所以早報就兩岸問題、中日關係及中美關係發表的社論,經常能夠引起來自不同方面的反響。上文提到臺灣政府針對社論做出的回應,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其他國家向新加坡政府告狀,新加坡外交部不得在早報上發表來函,澄清早報社論不代表政府的立場,這樣的情形時有發生。

 

社論代表報社的顏面

 

除此之外,僅我有限的瞭解,李光耀先生和政府內閣其他成員也都很關注早報的社論。若對早報社論有異議,政府部門會向早報表達意見。我所知道的就有兩次,一次是涉及臺灣問題的社論,一次是涉及中日關係的社論。所幸的是,早報社論是總編輯負責制,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都由總編輯承受,不會轉嫁到社論主筆身上。對社論執筆者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很可貴的“安全網”。

 

報紙評論版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同一個事實經常引起很不相同的解讀。而不同觀點的相互碰撞,最終的受益者是讀者,因為它刺激了讀者的大腦,為他們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我一直認為,評論的價值就在於此,那就是為讀者服務,為公眾的利益服務。作為評論版編輯,為了維護這樣的價值不至於褪色和消失,他就必須恪守專業原則,不辜負讀者的期待和信任。可以這麼說,一個評論版辦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版編輯能否站在讀者的角度來選擇稿件、安排版面。我個人的體會是,評論版的編輯最好都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首先,編輯本人就應該是一個較高水準的評論者,他對世界大事的理解和見解必須達到足以與稿件作者進行平等交流的水準。第二,編輯必須視野開闊、閱讀廣泛、知識扎實,對文章的鑒別能力必須超過普通的讀者。第三,編輯必須有全域意識,能夠高屋建瓴、恰如其分地針對當下熱點話題,佈置或安排稿件。第四,編輯必須是海納百川的中立者,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觀點,哪怕是自己反對的觀點也要包容。第五,編輯必須尊重不同的表述風格,哪怕是自己很不喜歡的風格。第六,編者必須有高度概括的能力和純熟老練的文字功夫,包括善於以簡潔精煉的標題呈現出稿件的核心內容。

 

在我擔任評論版編輯前後,聯合早報發掘和推出了很多廣受讀者歡迎的作者,每位作者都有自己擅長的領域,他們不同的觀點和風格組成了一個多元而豐富的評論版,對讀者的吸引力經久不衰。至今為止,很多讀者對這些作者的名字依然是耳熟能詳,例如印度的譚中、德國的關愚謙、臺灣的蔡逸儒(蔡瑋)和石之瑜,新加坡的黃彬華、日本的卓南生、美國的陳有為、香港的陳子帛(楊錦麟)和邱震海,以及大陸的韓方明、韋弦、陳冰和張雪忠等。

 

而作為這個版的編輯,我和這些作者一直保持著良好的互動,最後都成為好朋友。2016年6月,蔡瑋教授不幸因病去世,我十分震驚和惋惜。幾年前,我從香港專程去臺北看望他,老友相聚分外親熱。蔡瑋在生活中雖然遭遇過幾次打擊,特別是在美國讀書的愛子蔡逸儒患病去世(他後來以其子之名發表文章),但其憂國憂民的大中華情懷從未失去過熾熱的溫度。誰曾料想,天妒英才,如此正直善良而又風度翩翩的飽學之士竟然英年早逝,怎不叫人悲從中來。

 

當然,我也遇到過非常奇葩的作者。其中有一件事,說起來令人不可思議。有一回,電子郵箱裡收到一篇投稿,講的是中國的「三農問題」,作者是兩個人,都是廣州某所大學的副教授。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三農問題」很突出,也就是農村、農業和農民所面對的發展困境,中央政府很重視。我收到這篇稿件的時間很合適,因為中央政府又推出了一項新政策。可是,我讀著讀著,感覺越來越似曾相識,而且語言風格很像我自己,但就是記不起自己在什麼時候寫過這個題材的文章。

 

說起來不怕笑話,由於工作太繁雜,我經常想不起幾天前寫過什麼東西。我趕忙調出最近一個月的社論目錄,還真的發現了自己在兩個星期之前所寫的“三農”社論。再把那篇投稿拿來對照,我霎時間就被驚呆了。兩篇文章,自第一行開始,幾個段落,整整六百字,竟然沒有一字之差!如果說模仿是最高級別的吹捧,那麼,抄襲就是最高程度的認同。這兩位作者也許實在是太喜歡這篇社論了。但是,抄襲也得講個技巧;發表抄襲來的文字更要記住是從哪裡抄來的。我相信作者在剽竊社論時,已經完全忘記了這篇社論的出處。

 

無巧不成書。幾年之後,我在香港和其中一個作者竟然不期而遇。在一個很特別的場合,他坐在我旁邊海闊天空、誇誇其談,自吹自擂的內容居多。我知道,在我和他之間,只隔著一層薄薄的紙,只要不小心地輕輕一捅,我們以後也不用再見面了。我好幾次在中國內地講課的時候,都把這個事情作為一個案例來講,目的是要告誡同學們要從中汲取教訓,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不要自作聰明。有些同學說,為什麼不揭發這兩個作者?我說,做人還是要厚道一點,他們混了個副教授的職稱也不容易,將來還要繼續混飯吃,我實在下不了這個狠手。

(未完待續)

「三農問題」也就是農村、農業和農民所面對的發展困境,圖為示意圖。(圖/翻攝自freepik)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3.5 社論、專欄和編務 三位一體

 

除了臺灣方面的官員,一些國家派駐新加坡的外交官也時不時地與我接觸。他們的意圖都很明確,作為各國政府的代表,他們對當地媒體涉及本國的言論都很關注,若他們認為某些言論不利於他們的國家,當然就會出面溝通,甚至正式交涉。我在自己專欄裡寫過不少關於歐盟和法國的文章,法國大使館的新聞參贊就很希望瞭解我的背景,經常打電話到報社與我交流。

 

即使我的言論讓他們感到不舒服,對方也只是很客氣地陳述他們所掌握的事實,並且還寄一些資料給我參考,從來沒有在電話裡與我辯論,更沒有任何指責之詞。這樣的溝通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礎之上,所以很有建設性。雖然他們不一定能夠改變我的觀點,但這樣的溝通對我是一個提醒,我告誡自己以後在寫類似課題的文章時,要做更深的功課,下結論之前要更加嚴謹,因為行家們都在看。

 

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日本外交官。在早報言論版,東北亞問題,特別是中日關係,一直是常青話題之一,我在自己的專欄文章裡也經常就此發表評論,包括批評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言行。我相信,日本大使館想必早就注意到我,而且,以日本人收集情報的功夫,有關我個人背景的材料估計已經積累不少。

 

那天,日本大使館新聞參贊約我共進工作午餐,陪同的是一位三等秘書。我猜想,他們肯定對我的文章感到不滿,所以在餐敘過程中必定會據理力爭,但結果並非如此。那位參贊說:「我們很喜歡看您的文章,所以今天特別榮幸地認識您。」我開門見山地回答說:「我寫了不少批評你們首相的文章,估計你們的政府很不高興。」參贊連忙否認說:「不、不、不,您寫得很好,我們都喜歡看,我們早就想認識您。」那位三秘也是謙遜地附和,說我的文章很有見地。在整個午餐中,兩位外交官一句不提中日之間的歷史糾紛,只是漫無目的地聊天,詢問在新加坡的生活、個人的愛好,以及東南亞的新聞話題。午餐結束後,他們駕車把我送回報社,並雙雙下車,以深度鞠躬把我送進報社的大門。

 

其實我清楚,兩位外交官邀約這次午餐,目的不只是要認識我,而是要讓我知道,我的文章他們都注意到了。雖然他們沒有為日本政府辯護一個字,沒有對我的文章表達半點不同的意見,但是,此處無聲勝有聲,一切盡在不言中。他們做得是那麼地不著痕跡,讓人感到備受尊重,感到那麼地舒服。看似是一次毫無特別之處的社交活動,實際上卻是具有高超技巧的公關,令人大開眼界。

 

此後這些年,當我給中國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就媒體公關問題開設講座時,我都把這個經歷當作典型的案例。確實,與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政府官員在面對類似問題時,還沒有訓練出這樣的技巧,也許更沒有這樣的意識。比如,中國官員在回應外國媒體的負面報導,或者在回應外國記者的刁鑽提問時,往往都把握不好分寸,不懂得媒體公關的心理學,總是期待著以激烈的反應或者咄咄逼人的氣勢,迫使對方認錯或接受自己的觀點,結果卻是適得其反。

 

錢鐘書先生曾經把不好的文章比作社論,他的原話是「平庸得像一篇社論」。作為社論主筆,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後來。每當自我調侃的時候,這句話就始終掛在嘴邊。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在世界範圍內,社論就是報紙的靈魂。它代表著一份報紙的最高水準,代表著辦報理念和政治立場,而且也代表著報社的格調,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該報掌舵人和社論主筆的學識和修養。聯合早報的社論給人的總體感覺是平和中道、誠懇內斂,不輕易顯露鋒芒,很少有刻薄辛辣的筆調。初讀起來平淡無奇,但靜心研讀,就能感受到一股內聚的力量。

 

但是,很坦白地說,新加坡的輿論環境不允許社論作者對所有重大國內話題都能做到暢所欲言,更不允許報紙通過自己的社論對政府指手畫腳。即便報紙對某項政策有獨立的主見,往往也只是欲說還休、點到為止。上文已經談到新加坡報業的那段歷史,而那段歷史極大影響了報紙的社論風格。我也很清楚地記得,李光耀先生在一個場合說過,媒體不要指望用社論來影響政策,不要試圖推動自己的政治日程,因為政府有自己的政治日程,管理國家是政府的事。

 

由此可見,涉及國內政治話題的評論之所以缺乏批判性思維,對很多國內話題的議論不痛不癢,並非完全是與生俱來的缺陷,而是識時務地刻意為之。報紙的性格能夠反映所在社會的性格。李光耀先生塑造了一個遵紀守法、不挑戰權威的社會,媒體人自然不能成為例外。

 

不過,早報就國際問題發表的社論就很不一樣,自由發揮的空間要大得多。只要不抵觸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國際上的任何事和任何人,社論作者都可以“指手畫腳”、“指點江山”。這與中國輿論的情形頗為相似,自家的事情不能隨便評論,但對外人的事情卻說得理直氣壯。正因為這方面的自由度比較高,所以早報就兩岸問題、中日關係及中美關係發表的社論,經常能夠引起來自不同方面的反響。上文提到臺灣政府針對社論做出的回應,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其他國家向新加坡政府告狀,新加坡外交部不得在早報上發表來函,澄清早報社論不代表政府的立場,這樣的情形時有發生。

 

社論代表報社的顏面

 

除此之外,僅我有限的瞭解,李光耀先生和政府內閣其他成員也都很關注早報的社論。若對早報社論有異議,政府部門會向早報表達意見。我所知道的就有兩次,一次是涉及臺灣問題的社論,一次是涉及中日關係的社論。所幸的是,早報社論是總編輯負責制,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都由總編輯承受,不會轉嫁到社論主筆身上。對社論執筆者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必要、而且也是很可貴的“安全網”。

 

報紙評論版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同一個事實經常引起很不相同的解讀。而不同觀點的相互碰撞,最終的受益者是讀者,因為它刺激了讀者的大腦,為他們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我一直認為,評論的價值就在於此,那就是為讀者服務,為公眾的利益服務。作為評論版編輯,為了維護這樣的價值不至於褪色和消失,他就必須恪守專業原則,不辜負讀者的期待和信任。可以這麼說,一個評論版辦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版編輯能否站在讀者的角度來選擇稿件、安排版面。我個人的體會是,評論版的編輯最好都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首先,編輯本人就應該是一個較高水準的評論者,他對世界大事的理解和見解必須達到足以與稿件作者進行平等交流的水準。第二,編輯必須視野開闊、閱讀廣泛、知識扎實,對文章的鑒別能力必須超過普通的讀者。第三,編輯必須有全域意識,能夠高屋建瓴、恰如其分地針對當下熱點話題,佈置或安排稿件。第四,編輯必須是海納百川的中立者,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觀點,哪怕是自己反對的觀點也要包容。第五,編輯必須尊重不同的表述風格,哪怕是自己很不喜歡的風格。第六,編者必須有高度概括的能力和純熟老練的文字功夫,包括善於以簡潔精煉的標題呈現出稿件的核心內容。

 

在我擔任評論版編輯前後,聯合早報發掘和推出了很多廣受讀者歡迎的作者,每位作者都有自己擅長的領域,他們不同的觀點和風格組成了一個多元而豐富的評論版,對讀者的吸引力經久不衰。至今為止,很多讀者對這些作者的名字依然是耳熟能詳,例如印度的譚中、德國的關愚謙、臺灣的蔡逸儒(蔡瑋)和石之瑜,新加坡的黃彬華、日本的卓南生、美國的陳有為、香港的陳子帛(楊錦麟)和邱震海,以及大陸的韓方明、韋弦、陳冰和張雪忠等。

 

而作為這個版的編輯,我和這些作者一直保持著良好的互動,最後都成為好朋友。2016年6月,蔡瑋教授不幸因病去世,我十分震驚和惋惜。幾年前,我從香港專程去臺北看望他,老友相聚分外親熱。蔡瑋在生活中雖然遭遇過幾次打擊,特別是在美國讀書的愛子蔡逸儒患病去世(他後來以其子之名發表文章),但其憂國憂民的大中華情懷從未失去過熾熱的溫度。誰曾料想,天妒英才,如此正直善良而又風度翩翩的飽學之士竟然英年早逝,怎不叫人悲從中來。

 

當然,我也遇到過非常奇葩的作者。其中有一件事,說起來令人不可思議。有一回,電子郵箱裡收到一篇投稿,講的是中國的「三農問題」,作者是兩個人,都是廣州某所大學的副教授。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三農問題」很突出,也就是農村、農業和農民所面對的發展困境,中央政府很重視。我收到這篇稿件的時間很合適,因為中央政府又推出了一項新政策。可是,我讀著讀著,感覺越來越似曾相識,而且語言風格很像我自己,但就是記不起自己在什麼時候寫過這個題材的文章。

 

說起來不怕笑話,由於工作太繁雜,我經常想不起幾天前寫過什麼東西。我趕忙調出最近一個月的社論目錄,還真的發現了自己在兩個星期之前所寫的“三農”社論。再把那篇投稿拿來對照,我霎時間就被驚呆了。兩篇文章,自第一行開始,幾個段落,整整六百字,竟然沒有一字之差!如果說模仿是最高級別的吹捧,那麼,抄襲就是最高程度的認同。這兩位作者也許實在是太喜歡這篇社論了。但是,抄襲也得講個技巧;發表抄襲來的文字更要記住是從哪裡抄來的。我相信作者在剽竊社論時,已經完全忘記了這篇社論的出處。

 

無巧不成書。幾年之後,我在香港和其中一個作者竟然不期而遇。在一個很特別的場合,他坐在我旁邊海闊天空、誇誇其談,自吹自擂的內容居多。我知道,在我和他之間,只隔著一層薄薄的紙,只要不小心地輕輕一捅,我們以後也不用再見面了。我好幾次在中國內地講課的時候,都把這個事情作為一個案例來講,目的是要告誡同學們要從中汲取教訓,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不要自作聰明。有些同學說,為什麼不揭發這兩個作者?我說,做人還是要厚道一點,他們混了個副教授的職稱也不容易,將來還要繼續混飯吃,我實在下不了這個狠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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