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七)我突然變得一無所有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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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七)我突然變得一無所有
2019-07-19 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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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圖/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3.2 我突然變得一無所有

 

初抵新加坡,依然置身於華文媒體的環境中,但我明顯感覺到,兩個不同社會之間的差異也在媒體文化層面形成了很大的差異。我出身於中國體制之內,而聯合早報卻是一個私營企業,彼此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氣氛有著天壤之別。我掙脫了體制的管束,但也失去了體制的保障;我獲得了一直嚮往的個人自由,但卻感覺不到心安理得的自在。我突然感覺到自己就像一隻離家出走的兔子,雖然再也沒有籠子的束縛,但卻失去了所有的安全庇護,在危機四伏的荒郊野外獨自求生,到最後就是自生自滅。我這才猛然意識到,雖然都說自由可貴,但突然擁有了自由之後,就會發現自由也可以把人吞噬。

 

而最讓我感到不能適應的是,我在這裡的工作內容與過去有著很大的落差。

 

雖然聯合早報把我當專才引進,但一旦身在其中便有一種失重的感覺,沒有了份量,沒有了過去。我只是一名外來打工者,沒有人對你的經歷感興趣,沒有人把你的經驗當作資歷,一切重歸於零,一切從頭做起。我感覺自己被當作一個學徒,從電訊翻譯做起,就是把外國通訊社的英文稿譯成中文。我其實不怕翻譯,因為翻譯本身就是我所學專長之一,但在國際新聞這個專業裡,它只是我所具備的基本功之一。在做了近十年的國際新聞記者之後,我怎麼也沒有料到今天要倒退回去,既無挑戰性,也無創造性,更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

 

在翻譯與中國內政、外交有關的新聞時,我心中的失落感更加強烈。有時候,我一邊翻譯一邊想著,這些新聞稿出自外國通訊社的記者之手,其資歷說不定都不如我,對中國事務的瞭解膚淺且偏面,觀察和理解中國的角度都是固定的套路。可是,我明明知道這些稿件有這些偏差,但還是要硬著頭皮一字一句、不折不扣地去翻譯。我強烈地感覺到,與中國主流媒體相比,聯合早報在國際報導方面顯然缺乏一家大報所應該具備的資源。除了在少數幾個亞洲城市派有記者和通訊員之外,該報在世界主要國家都沒有常駐記者,每天採用的大部分國際新聞稿都要仰賴西方通訊社。出於節省人力和財政成本的考慮,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便是借助外國通訊社的稿件,也還是可以做得更好。從稿件的選擇到最後的呈現,整個過程都應該體現出報社本身的價值判斷、編輯自主權和主動權。若是被動地接受外國通訊社的報導角度,那就等於把自己變成外國通訊社的傳聲筒。而我日復一日地從事著這樣的簡單勞動,自然會有揮之不去的鬱悶。說實話,我有點後悔了,我覺得自己做了錯誤的選擇,前途已是一片灰暗。

 

除了工作上的巨大落差,我經常還要忍受針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各種誤解和偏見。我心裡非常明白,經過戰後幾十年的努力,新加坡從上到下都對自己的成就無比自豪,我們也感到羡慕。但是,讓人感覺不好的地方是,一些新加坡人過度地自負,以為整個中國還處在石器時代,以為來到新加坡的中國人就如同早期到南洋討生活的漁民。我有一次坐計程車到報館上班,司機竟然趾高氣揚地說:“哇,你在報館幾千塊一個月,回去中國可以做老闆了!”類似這樣不尊重人的態度,其他中國朋友也都遇到過。

 

那些年,一些中國女性嫁到新加坡之後,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最後都面對夫妻關係的破裂。其中有一對夫妻的反目鬧得滿城風雨,連帶無辜的中國女性也遭池魚之殃。有一位來自江蘇的女孩,名叫施舫,在嫁到新加坡幾年之後就與丈夫離婚,雙方在分割財產時發生糾紛而打起官司。新加坡很小,這麼一個芝麻綠豆般的事情,竟然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而且持續很長時間。很多新加坡人的看法是,中國女人來到新加坡,先是搶別人的丈夫,然後是搶別人的財產。當這種看法成為普遍的共識之後,無辜者就會受到傷害。我的妻子經常去菜市場(新加坡稱巴刹)買菜,菜攤小販總以為她是嫁到新加坡來的,令她感覺很不舒服。有一次坐計程車,司機同樣是不假思索地認為她是嫁到新加坡的,言語和態度都很輕浮。我妻子是北京人,性格直率,言辭銳利,遇到這種事是不會忍氣吞聲的。她在汽車後座大聲回擊說:「你開車時最好閉嘴!你以為你們新加坡男人是什麼好東西?我告訴你,即使中國男人都死絕了,我也不會嫁來新加坡!」

 

當苦悶的情緒從四面八方襲來的時候,我會禁不住捫心自問:我為什麼要到新加坡?我為什麼要毅然決然地放棄過去的一切?時至今日,經常還有朋友感到好奇,問我同樣的問題。其實,我邁出那一步之前,並沒有想那麼多。我當時一心只想著換一個環境、換一種活法。至於新的環境如何,至於新的活法是怎樣,腦子裡既抽象又縹緲。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離開北京,並非是落荒而逃。在國際電臺的九年時間裡,從始至終,我一直都很走運,人緣很好,很受重用,所獲得的認可也是很多同行一輩子都難以企及的。在加入國際電臺剛滿一年之後,我便被提拔為歐美評論組副組長;再過半年,我被選定為駐布魯塞爾首任記者;從記者站卸任回國之前,領導就提前委任我擔任外事採訪部主任。而那幾年所獲得的一連串獎項和榮譽,直到今天為止也沒有被多少人超越:首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首屆全國廣播獎特等獎、首屆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首屆廣播電影電視部十大傑出青年、首屆中央直屬機關青年聯合會委員。僅僅三十歲出頭,我的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

 

那又為何輕易地放棄?這麼多年之後再自省過往,這裡面既有衝動,也有理智。我的衝動來自於渴望新的挑戰,我的理智來自於已經清楚地預知到從現實到未來的那個過程。我畢竟還年輕,不想一輩子呆在一個固定的空間裡,守著一種固定的規則和行為模式,過著缺乏新鮮內容的生活。在去新加坡之前,我已經去過美孚公司駐北京辦事處應聘,我的一位同班女同學離開外交部加入這家公司,我看到那種比較國際化的工作環境就有點心動。可是在面試之後,我又發現自己很不適合那樣的工作。我後來又嘗試申請加入人民日報,但可惜緣分不夠,半途而止。

 

在決定去新加坡之前,我對未來的困難並非沒有心理預期。那是寒風刺骨的一個晚上,林任君總編輯的上司、新加坡華文報集團總經理周景銳先生來到北京,和我進行了較長時間推心置腹的面談。周先生說,他看了我的簡歷,知道我在北京很受重用,也知道我的表現一直優秀,覺得我離開中國很可惜。他提醒我,在加入聯合早報之後,我就不一定有這麼多的機會,不一定能夠發揮自己所長。他說,雖然新加坡在很多方面比北京好,但也並非是大家想像的那麼好。新加坡媒體當然很需要我這樣的人才,至於我自己是否真心需要這樣的機會,還是要慎重地考慮,最好是給自己留一條退路,以免將來兩頭都沒有著落。

 

周景銳先生是大公司的高管,態度如此誠懇,如此語重心長,言談之間毫無虛套,讓我感覺不像是面試,反而更像是忘年之交的傾心之談。我第一次感受到新加坡人的誠懇和善良,很貼心、很溫暖。我明白他完全是為我著想,怕耽誤我的前程,擔心我離開北京之後又悔之不及。但是,我年輕氣盛,天不怕地不怕,再加上急於改變現狀,根本不相信以後還會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直到我正式加入聯合早報,在現實面前再次回味那番話時,才知道周先生的善意是多麼地寶貴。確實,我如願以償地換了一個環境,但最後卻落入一個今不如昔的狀態。我該如何自處,該何去何從?我還有什麼臉面去面對過去的同事和朋友?

 

3.3 我想離開新加坡

 

到新加坡的第二年,李鵬總理前來訪問,隨行記者都是我曾經朝夕相處的同事和同行。那天晚上,我們聚在一起,親切如故。央視主播李修平感慨地說:「新加坡真好。我昨天一下飛機就在想,這麼好的地方,杜平是來對了。可是,我又很懷念,心想杜平若不離開國際台,說不定這次也是跟著總理來訪問。」央廣的劉振英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歎口氣說:「我看杜平很不容易,應該是在忍辱負重。」聽了他們的這番話,我心裡簡直是五味雜陳。

 

幾個月之後,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奇葆訪問新加坡,我和妻子去烏節路的文華酒店看望他。劉奇葆關心地問我在這裡是否習慣,我說「還不習慣」。他說,既然不習慣就回去吧。我說:「秘書長,好馬不吃回頭草,我無顏見江東父老了。」劉奇葆鄭重地說:「你不必回國際台,可以去其他新聞單位,比如人民日報。」我知道劉奇葆曾在人民日報擔任副總編輯,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只要我願意回去,他可以把我引薦到人民日報。我答應會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之後再向秘書長報告。可是,在考慮了種種現實的問題之後,我終究還是辜負了他的一片好意,沒有勇氣回返北京。

 

多年之後,2014年秋天,我在北京參加APEC峰會的報導和評論,身份已經是鳳凰衛視評論員。在國家會議中心的記者大廳裡,我和劉奇葆不期而遇,此時他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久別重逢,我們兩人都分外高興。幾天之後,是一個星期天,我們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見面敘舊,促膝長談了整個下午。他說過去經常看到我的文章,感覺視野很廣,尤其是從國外的角度看中國,很有參考價值。他說我現在上電視臺的狀態也很好,但還要繼續從中國的角度看世界,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同時不要放棄寫作,否則就很可惜。

 

這麼多年,劉奇葆輾轉了幾個地方,先從北京到廣西自治區任副主席、區黨委書記,接著調往四川擔任省委書記,經受了汶川大地震和災後重建的嚴峻考驗,最後又回到北京,進入中央領導人行列。雖然職務不斷變化,地位節節攀升,但他對故交舊友依然是那樣地坦誠相待、誠摯如初,這份情誼令我至為珍惜。

 

那段時間,我反反覆覆地思考自己的處境,反反復複地思考將來怎麼辦。我想離開新加坡,到歐洲或美國讀一個博士學位,但最後還是決定移民到加拿大,並且很順利地獲得加拿大政府的批准。幾個月之後,為了完成正式移民之前的“落地”程式,我們全家抵達溫哥華,辦理了全部手續,移民正式生效。在加拿大,我們過了一個春節,目的是要親身感受和權衡一下,將來是否真要把這個地方當作永久的歸宿。

 

我很喜歡加拿大這樣的地方。我第一次出國就是歐洲,在那裡居住了四年,去過很多城市,那裡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氣氛在我年輕的心靈裡已經留下深深的烙印。所以,後來每次出國短期訪問,我都自然而然地把歐洲城市作為衡量的標準。而在溫哥華,我找回了歐洲城市的感覺。可是,喜歡一個城市,並不等於一定要移民過去。對於依然年輕的我,若有一份真心熱愛、願意全心投入的事業,才是最重要的前提。而在加拿大,我很難找到這樣的機會,我身上的所有優勢都將不再是優勢。

 

從加拿大回到新加坡,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現狀和未來。首先,從生活的角度看,在任何地方工作,無論做什麼,說到底其實就是為了一個飯碗。聯合早報給我一個就業的機會,讓我憑藉自己的知識和技能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而且還能一年一年地有所改善,單憑這一點就夠我感激不盡。我並沒有什麼特別過人之處,既然所有人都在默默無聞地耕耘,那我憑什麼一定要認為生活虧欠了我?其次,聯合早報不只是給了一個飯碗,而且更為我提供了一個追求事業的平臺,我所喜歡、我所擅長的事情實際上還可以延續。只要不放棄,只要振作起來,我就能重新開闢一片新天地。想通了這一點,我就覺得沒有什麼好抱怨的,沒有什麼可怨天尤人的。我告訴自己,假如我永遠沉浸在自己的記憶裡不能自拔,那就只能用記憶來滿足自己,永遠學不會自我妥協,永遠與自己的周邊環境較勁。

 

從此開始,我下決心調整自己,放下心中的包袱,摒棄好高騖遠的心態,降服那個心高氣傲的自我。現在回想起來,我是多麼地慶倖。那段漫長而又難熬的心路歷程,讓我變得踏實,變得平和,變得成熟起來。假如溫和淡定、沉穩低調和堅忍不拔算得上是良好的秉性,那麼,我身上的這麼一點點優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那段難忘歲月的磨練。直到那時,我才真正明白,只有裡通外順、耐得住寂寞,我才可以潛下心來,知道該做什麼、該去怎麼做。我畢竟不再是中國媒體的記者,而是新加坡報社的職員,我該做的事情就是要盡可能多地瞭解新加坡,接受這裡的一切,然後才有可能重新出發。

杜平。(圖/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3.2 我突然變得一無所有

 

初抵新加坡,依然置身於華文媒體的環境中,但我明顯感覺到,兩個不同社會之間的差異也在媒體文化層面形成了很大的差異。我出身於中國體制之內,而聯合早報卻是一個私營企業,彼此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氣氛有著天壤之別。我掙脫了體制的管束,但也失去了體制的保障;我獲得了一直嚮往的個人自由,但卻感覺不到心安理得的自在。我突然感覺到自己就像一隻離家出走的兔子,雖然再也沒有籠子的束縛,但卻失去了所有的安全庇護,在危機四伏的荒郊野外獨自求生,到最後就是自生自滅。我這才猛然意識到,雖然都說自由可貴,但突然擁有了自由之後,就會發現自由也可以把人吞噬。

 

而最讓我感到不能適應的是,我在這裡的工作內容與過去有著很大的落差。

 

雖然聯合早報把我當專才引進,但一旦身在其中便有一種失重的感覺,沒有了份量,沒有了過去。我只是一名外來打工者,沒有人對你的經歷感興趣,沒有人把你的經驗當作資歷,一切重歸於零,一切從頭做起。我感覺自己被當作一個學徒,從電訊翻譯做起,就是把外國通訊社的英文稿譯成中文。我其實不怕翻譯,因為翻譯本身就是我所學專長之一,但在國際新聞這個專業裡,它只是我所具備的基本功之一。在做了近十年的國際新聞記者之後,我怎麼也沒有料到今天要倒退回去,既無挑戰性,也無創造性,更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

 

在翻譯與中國內政、外交有關的新聞時,我心中的失落感更加強烈。有時候,我一邊翻譯一邊想著,這些新聞稿出自外國通訊社的記者之手,其資歷說不定都不如我,對中國事務的瞭解膚淺且偏面,觀察和理解中國的角度都是固定的套路。可是,我明明知道這些稿件有這些偏差,但還是要硬著頭皮一字一句、不折不扣地去翻譯。我強烈地感覺到,與中國主流媒體相比,聯合早報在國際報導方面顯然缺乏一家大報所應該具備的資源。除了在少數幾個亞洲城市派有記者和通訊員之外,該報在世界主要國家都沒有常駐記者,每天採用的大部分國際新聞稿都要仰賴西方通訊社。出於節省人力和財政成本的考慮,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便是借助外國通訊社的稿件,也還是可以做得更好。從稿件的選擇到最後的呈現,整個過程都應該體現出報社本身的價值判斷、編輯自主權和主動權。若是被動地接受外國通訊社的報導角度,那就等於把自己變成外國通訊社的傳聲筒。而我日復一日地從事著這樣的簡單勞動,自然會有揮之不去的鬱悶。說實話,我有點後悔了,我覺得自己做了錯誤的選擇,前途已是一片灰暗。

 

除了工作上的巨大落差,我經常還要忍受針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各種誤解和偏見。我心裡非常明白,經過戰後幾十年的努力,新加坡從上到下都對自己的成就無比自豪,我們也感到羡慕。但是,讓人感覺不好的地方是,一些新加坡人過度地自負,以為整個中國還處在石器時代,以為來到新加坡的中國人就如同早期到南洋討生活的漁民。我有一次坐計程車到報館上班,司機竟然趾高氣揚地說:“哇,你在報館幾千塊一個月,回去中國可以做老闆了!”類似這樣不尊重人的態度,其他中國朋友也都遇到過。

 

那些年,一些中國女性嫁到新加坡之後,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最後都面對夫妻關係的破裂。其中有一對夫妻的反目鬧得滿城風雨,連帶無辜的中國女性也遭池魚之殃。有一位來自江蘇的女孩,名叫施舫,在嫁到新加坡幾年之後就與丈夫離婚,雙方在分割財產時發生糾紛而打起官司。新加坡很小,這麼一個芝麻綠豆般的事情,竟然成為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而且持續很長時間。很多新加坡人的看法是,中國女人來到新加坡,先是搶別人的丈夫,然後是搶別人的財產。當這種看法成為普遍的共識之後,無辜者就會受到傷害。我的妻子經常去菜市場(新加坡稱巴刹)買菜,菜攤小販總以為她是嫁到新加坡來的,令她感覺很不舒服。有一次坐計程車,司機同樣是不假思索地認為她是嫁到新加坡的,言語和態度都很輕浮。我妻子是北京人,性格直率,言辭銳利,遇到這種事是不會忍氣吞聲的。她在汽車後座大聲回擊說:「你開車時最好閉嘴!你以為你們新加坡男人是什麼好東西?我告訴你,即使中國男人都死絕了,我也不會嫁來新加坡!」

 

當苦悶的情緒從四面八方襲來的時候,我會禁不住捫心自問:我為什麼要到新加坡?我為什麼要毅然決然地放棄過去的一切?時至今日,經常還有朋友感到好奇,問我同樣的問題。其實,我邁出那一步之前,並沒有想那麼多。我當時一心只想著換一個環境、換一種活法。至於新的環境如何,至於新的活法是怎樣,腦子裡既抽象又縹緲。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離開北京,並非是落荒而逃。在國際電臺的九年時間裡,從始至終,我一直都很走運,人緣很好,很受重用,所獲得的認可也是很多同行一輩子都難以企及的。在加入國際電臺剛滿一年之後,我便被提拔為歐美評論組副組長;再過半年,我被選定為駐布魯塞爾首任記者;從記者站卸任回國之前,領導就提前委任我擔任外事採訪部主任。而那幾年所獲得的一連串獎項和榮譽,直到今天為止也沒有被多少人超越:首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首屆全國廣播獎特等獎、首屆全國百佳新聞工作者、首屆廣播電影電視部十大傑出青年、首屆中央直屬機關青年聯合會委員。僅僅三十歲出頭,我的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

 

那又為何輕易地放棄?這麼多年之後再自省過往,這裡面既有衝動,也有理智。我的衝動來自於渴望新的挑戰,我的理智來自於已經清楚地預知到從現實到未來的那個過程。我畢竟還年輕,不想一輩子呆在一個固定的空間裡,守著一種固定的規則和行為模式,過著缺乏新鮮內容的生活。在去新加坡之前,我已經去過美孚公司駐北京辦事處應聘,我的一位同班女同學離開外交部加入這家公司,我看到那種比較國際化的工作環境就有點心動。可是在面試之後,我又發現自己很不適合那樣的工作。我後來又嘗試申請加入人民日報,但可惜緣分不夠,半途而止。

 

在決定去新加坡之前,我對未來的困難並非沒有心理預期。那是寒風刺骨的一個晚上,林任君總編輯的上司、新加坡華文報集團總經理周景銳先生來到北京,和我進行了較長時間推心置腹的面談。周先生說,他看了我的簡歷,知道我在北京很受重用,也知道我的表現一直優秀,覺得我離開中國很可惜。他提醒我,在加入聯合早報之後,我就不一定有這麼多的機會,不一定能夠發揮自己所長。他說,雖然新加坡在很多方面比北京好,但也並非是大家想像的那麼好。新加坡媒體當然很需要我這樣的人才,至於我自己是否真心需要這樣的機會,還是要慎重地考慮,最好是給自己留一條退路,以免將來兩頭都沒有著落。

 

周景銳先生是大公司的高管,態度如此誠懇,如此語重心長,言談之間毫無虛套,讓我感覺不像是面試,反而更像是忘年之交的傾心之談。我第一次感受到新加坡人的誠懇和善良,很貼心、很溫暖。我明白他完全是為我著想,怕耽誤我的前程,擔心我離開北京之後又悔之不及。但是,我年輕氣盛,天不怕地不怕,再加上急於改變現狀,根本不相信以後還會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直到我正式加入聯合早報,在現實面前再次回味那番話時,才知道周先生的善意是多麼地寶貴。確實,我如願以償地換了一個環境,但最後卻落入一個今不如昔的狀態。我該如何自處,該何去何從?我還有什麼臉面去面對過去的同事和朋友?

 

3.3 我想離開新加坡

 

到新加坡的第二年,李鵬總理前來訪問,隨行記者都是我曾經朝夕相處的同事和同行。那天晚上,我們聚在一起,親切如故。央視主播李修平感慨地說:「新加坡真好。我昨天一下飛機就在想,這麼好的地方,杜平是來對了。可是,我又很懷念,心想杜平若不離開國際台,說不定這次也是跟著總理來訪問。」央廣的劉振英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歎口氣說:「我看杜平很不容易,應該是在忍辱負重。」聽了他們的這番話,我心裡簡直是五味雜陳。

 

幾個月之後,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奇葆訪問新加坡,我和妻子去烏節路的文華酒店看望他。劉奇葆關心地問我在這裡是否習慣,我說「還不習慣」。他說,既然不習慣就回去吧。我說:「秘書長,好馬不吃回頭草,我無顏見江東父老了。」劉奇葆鄭重地說:「你不必回國際台,可以去其他新聞單位,比如人民日報。」我知道劉奇葆曾在人民日報擔任副總編輯,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只要我願意回去,他可以把我引薦到人民日報。我答應會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之後再向秘書長報告。可是,在考慮了種種現實的問題之後,我終究還是辜負了他的一片好意,沒有勇氣回返北京。

 

多年之後,2014年秋天,我在北京參加APEC峰會的報導和評論,身份已經是鳳凰衛視評論員。在國家會議中心的記者大廳裡,我和劉奇葆不期而遇,此時他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久別重逢,我們兩人都分外高興。幾天之後,是一個星期天,我們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見面敘舊,促膝長談了整個下午。他說過去經常看到我的文章,感覺視野很廣,尤其是從國外的角度看中國,很有參考價值。他說我現在上電視臺的狀態也很好,但還要繼續從中國的角度看世界,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同時不要放棄寫作,否則就很可惜。

 

這麼多年,劉奇葆輾轉了幾個地方,先從北京到廣西自治區任副主席、區黨委書記,接著調往四川擔任省委書記,經受了汶川大地震和災後重建的嚴峻考驗,最後又回到北京,進入中央領導人行列。雖然職務不斷變化,地位節節攀升,但他對故交舊友依然是那樣地坦誠相待、誠摯如初,這份情誼令我至為珍惜。

 

那段時間,我反反覆覆地思考自己的處境,反反復複地思考將來怎麼辦。我想離開新加坡,到歐洲或美國讀一個博士學位,但最後還是決定移民到加拿大,並且很順利地獲得加拿大政府的批准。幾個月之後,為了完成正式移民之前的“落地”程式,我們全家抵達溫哥華,辦理了全部手續,移民正式生效。在加拿大,我們過了一個春節,目的是要親身感受和權衡一下,將來是否真要把這個地方當作永久的歸宿。

 

我很喜歡加拿大這樣的地方。我第一次出國就是歐洲,在那裡居住了四年,去過很多城市,那裡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氣氛在我年輕的心靈裡已經留下深深的烙印。所以,後來每次出國短期訪問,我都自然而然地把歐洲城市作為衡量的標準。而在溫哥華,我找回了歐洲城市的感覺。可是,喜歡一個城市,並不等於一定要移民過去。對於依然年輕的我,若有一份真心熱愛、願意全心投入的事業,才是最重要的前提。而在加拿大,我很難找到這樣的機會,我身上的所有優勢都將不再是優勢。

 

從加拿大回到新加坡,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現狀和未來。首先,從生活的角度看,在任何地方工作,無論做什麼,說到底其實就是為了一個飯碗。聯合早報給我一個就業的機會,讓我憑藉自己的知識和技能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而且還能一年一年地有所改善,單憑這一點就夠我感激不盡。我並沒有什麼特別過人之處,既然所有人都在默默無聞地耕耘,那我憑什麼一定要認為生活虧欠了我?其次,聯合早報不只是給了一個飯碗,而且更為我提供了一個追求事業的平臺,我所喜歡、我所擅長的事情實際上還可以延續。只要不放棄,只要振作起來,我就能重新開闢一片新天地。想通了這一點,我就覺得沒有什麼好抱怨的,沒有什麼可怨天尤人的。我告訴自己,假如我永遠沉浸在自己的記憶裡不能自拔,那就只能用記憶來滿足自己,永遠學不會自我妥協,永遠與自己的周邊環境較勁。

 

從此開始,我下決心調整自己,放下心中的包袱,摒棄好高騖遠的心態,降服那個心高氣傲的自我。現在回想起來,我是多麼地慶倖。那段漫長而又難熬的心路歷程,讓我變得踏實,變得平和,變得成熟起來。假如溫和淡定、沉穩低調和堅忍不拔算得上是良好的秉性,那麼,我身上的這麼一點點優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那段難忘歲月的磨練。直到那時,我才真正明白,只有裡通外順、耐得住寂寞,我才可以潛下心來,知道該做什麼、該去怎麼做。我畢竟不再是中國媒體的記者,而是新加坡報社的職員,我該做的事情就是要盡可能多地瞭解新加坡,接受這裡的一切,然後才有可能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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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開始悉心關注新加坡的政治、經濟、外交和地緣政治利益,努力去體會聯合早報如何走到今天。與此同時,我把更多的時間用於研究當代世界所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那就是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以及彼此產生的影響。我利用新加坡購買英文書籍的便利,大量閱讀歐美國家出版的原版書籍,內容涉及國際政治、世界歷史、國際外交、世界經濟、歐美文化、地緣政治以及世界主要政治領袖的回憶錄。幾乎所有這些書籍,我不只是通讀,而且還要做筆記,記錄自己的感想,有些書籍還要經常拿來重讀。而我閱讀的過程其實就是思考的過程,腦子裡始終把中國當下的現實植入到書籍的字裡行間,試圖把每一頁文字當作鏡子,找出中國和主要大國歷史軌跡的異同,琢磨其中相同和不同的原因和規律。

 

上文提到,在原籍中國的同事中,有一位元來自人民日報的資深記者倉立德,比我年長一輪,對中國政治和國際事務的瞭解既廣又深,是亦師亦友的知己。我每讀一本書,都要和他分享自己的體會,借此聽取他對中國和國際時局的見解,希望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啟發。那種深入而坦誠的交流,不僅讓我學到了很多,而且更給予我精神上的慰籍。那是我畢生難忘的美好時光。

 

多年之後,倉立德在一篇文章裡敘述了我們之間的那段經歷。他說:「如果說我們在異國他鄉初遇還屬偶然,那麼,此後在新加坡的共同事業、共同命運和共同的興趣愛好,終於使我們結為心靈相同的摯友。我印象最深的是,杜平善於思考。不管是中國還是國際問題,他從不得意於一知半解,常常追根問底,以求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得益於地利之便,他時常尋找各國原版好書,或歷史、或社會、或外交、或文化,每每一書在手便通宵達旦閱讀。有幸的是,他每有心得,常與我討論。這種令人愉悅的交流探討,有時會撞出思想火花,有時會增加觀察角度,有時也會有助於激發他的寫作靈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閱讀使我產生了寫作的衝動,與倉立德的交流更讓我增強了撰寫評論的信心。在完成本職工作之餘,我開始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為聯合早報言論版撰寫國際評論。我並沒有別的奢求,只是十分享受思考和寫作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又促使我不斷地大量閱讀,不間斷地吸收新的知識。不僅如此,寫作的過程填補了我內心的空虛,洗滌了內心的陰影,説明我排除了各種私心雜念。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我的評論文章不斷見報的同時,早報管理層也注意我的文章。以此為開端,我正式走上了時事評論的道路。

 

3.4 “中共分子”混進聯合早報

 

1999年,我已經做了三年多的翻譯工作,因獲得賞識,職務連續獲得提升,頗有成就感。年中的一天,早報管理層四位資深同事突然召我去會議室,他們一字排開,與我對面而坐,感覺就像對我進行面試。我心想,大家都已經那麼熟悉,今天的場面為何如此鄭重?總編輯林任君告訴我,管理層決定把我調到言論版撰寫社論,問我有什麼想法。我哪裡有什麼想法,只有喜出望外。我很清楚,在聯合早報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外國人擔任過社論主筆,而我竟然成了早報史上第一人,實在是破天荒之舉,估計將來也不大可能還有後來者。可是,在興奮之餘,一種無形的壓力撲面而來。我感到自己即將被置於風口浪尖之上,無數雙眼睛將密切審視著我的一言一行。

 

關於這個決定的過程,林任君後來為我的評論文集寫序時,專門有所提及。他說:就像多數來自外國的同事一樣,杜平剛入職時首先被安排去做翻譯,目的是要讓他在這個崗位上熟悉早報的辦報理念和作業方式,並且有充分的時間掌握新加坡的國情以及各方面的政策。後來,杜平開始主動為言論版撰寫評論,引起了管理層的注意,最後決定把他調去撰寫社論。“對他委以這個重任,除了是因為他的評論文章的確寫得有水準有深度、題材廣泛、立論持平之外,也因為他具有政治敏感度,對新加坡的特殊國情和國家利益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體會。”

 

對新加坡報業歷史有所瞭解的人大概都明白,讓一個外國公民擔任社論主筆,是一個具有潛在風險的大膽決定。很多人都已經感覺到,聯合早報有著濃厚的「大中華情結」。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為作為中文報紙和中華文化的傳承者,沒有大中華情結反而是奇怪的。但是,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和國情,這種情結往往會成為一個如影隨形的包袱。因為在冷戰時期的東南亞,一些華文報紙的從業員都被認為有「左派」政治傾向。加上報紙的從業人員都畢業於傳統的華校,有些在學生時代就被認為有「親中」、“親共”的嫌疑,這就成了一個歷史的包袱。我在新加坡十幾年,經常聽到關於那個時期的此類事情。凡是受過華文教育的年長者,哪怕是計程車司機,只要談到這件事情都會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深深的委屈。雖然時局早已大變,但這種心理陰影並未完全消散。

 

另一方面,由於聯合早報是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的繼承者,所以這兩份報紙在那個特殊年代的遭遇,也不可避免地成為新一代報人的包袱。這裡可以順便提一下新加坡報業史上一次驚心動魄的事件。1971年5月2日淩晨,新加坡內部安全局兵分幾路,對南洋商報前總經理李茂成、總編輯仝道章、社論主筆李星可、公共關係主任郭隆生實施拘捕。其理由是,該報曾在社論中以辛辣和尖刻的語言指責李光耀“數典忘祖”,是壓制華文教育的“二毛子”。而李光耀自己在其回憶錄也描述說,從1970年底開始,“華文大報南洋商報轉向瘋狂親共和親華族語言與文化的立場,它譴責政府試圖壓制華族語言、教育和文化,把我描繪為‘數典忘祖的二毛子’政府裡的壓迫者,我們不得不逮捕該報總經理李茂成、總編輯仝道章和高級社論委員李星可,因為他們宣揚共產主義”。

 

逮捕行動之後,新加坡政府曾發佈文告指,這些被捕人士被外國勢力利用,假借保衛華文和華文教育為藉口,煽動宗族、語文和文化情緒。但新加坡資深報人陳加昌在其著作《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中說:「40年後回顧南洋商報事件,政府在冗長文告中列舉的各項理由,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證據,聲明內容,多處露出情緒。」

 

與此同時,另一家經常和政府作對的英文報《新加坡先驅報》(Singapore Herald)也在5月底被關掉。雖然它與共產主義無關,但也因為接受外來資金和外國銀行貸款而同樣被歸類為“黑色活動”。

 

鑒於上述歷史原因和前車之鑒,聯合早報從上到下都有一種自我審查的自律意識,在處理一些敏感話題時非常謹慎,甚至有一點如履薄冰。由此可以想像到的是,在涉及我的職務調動問題上,報社管理層必定是慎之又慎。

 

現在回憶起來,我偶爾會有這樣的感覺:若以複雜和敏感的政治眼光看,有些人難免會私下懷疑,我不只是一個外國公民那麼簡單。早報有不少同事也是外人,例如馬來西亞人、臺灣人和香港人,而我則不同,我是來自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曾經長期接受過那個政治體制的培養和重用,而且還從事過與中國政治高層有關的新聞報導工作。若習慣性地以冷戰思維來觀之,這樣一個經歷豐富、背景複雜的外國新聞工作者,其加入聯合早報的動機是有疑問的。我感到欣慰的是,聯合早報管理層用行動證明了對我的信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每當想到這一點,我對林任君總編輯的敬意和感激便油然而生。我深深地瞭解,早報對我的信任和重用是需要胸襟、決斷和勇氣的。

 

由此我又聯想到自己在過去幾年的各種不安分和躁動,從而得出另一個結論,那就是,不論什麼事情,只要站在對方的角度去考慮,那麼,所謂的委屈,所謂的失落,所謂的懊悔,就會立即煙消雲散,內心就變得輕鬆釋然。試著想一想,假若一個外國人應聘於人民日報,他怎麼可能有機會撰寫人民日報的社論?而我作為一個加入早報時間不算很長的外國人,竟然能夠被安排在核心部門任職,這在那些所謂言論自由的地方也是難以想像的。

 

但是,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還是引起了某些有心人的議論和質疑,只不過他們不在報社內部,而是在報社之外。我被調到言論版之後不久,早報便收到一封厚厚的匿名信,管理層轉交給言論組主任饒柏華,饒柏華再轉給我看。從內容和用詞的習慣來判斷,寄信者顯然是來自臺灣,而且是一位有身份的人士。至於來信的詳細內容,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但主要意思卻是毫不含糊的。作者指控說,“中共分子”已經混進了聯合早報,他們就兩岸問題發表的文章完全傾向北京,代表了中共的立場。匿名信對聯合早報發出恐嚇:不要淪為中共的喉舌。這封信雖然沒有點名任何人,但矛頭所指應該包括我,而且還試圖一棍子打倒早報裡的其他中國人。

 

在兩岸關係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是明確的,那就是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灣獨立。由於歷史的原因,新加坡與臺灣當局的關係確實非常密切,但中新兩國建交之後,新加坡政府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一直保持著明確的態度。而在民間層面,作為早報讀者的新加坡華人,雖然在文化和其他價值取向上可能與臺灣更為親近,但對於台獨勢力及其言行卻始終懷有深刻的反感。2000年3月,民進黨和陳水扁上臺執政,新加坡民間的看法與感受與中國大陸人沒有根本的區別,他們討厭陳水扁、討厭台獨勢力。若以那封匿名信的邏輯來界定,這些人似乎都應該貼上“中共分子”的標籤。

 

在言論版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給自己強加了一個很大的挑戰,那就是開設署名評論專欄,取名《紙上風雲》,原則上每週五見報一次。又過了一段時間,言論版幾位年長同事陸續退休,以至於出現了青黃不接、人手短缺的狀況,結果國際評論版的編輯事務又落在我的身上,工作強度立即大大增加。在通常情況下,我每個星期平均撰寫兩篇社論、一篇專欄文章,另加五天的國際評論版編務。從社論到專欄,凡是與臺灣和兩岸有關的話題一直是個大熱點,所以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較多。至於報社以外作者的來搞,凡是涉及臺灣問題,大多都是批評民進黨政府的,多數作者並不是大陸人,而是臺灣學者,包括蔡瑋、石之瑜、邵宗海、胡忠信、陳一新等。

 

從讀者和民間的角度看,批評陳水扁和民進黨政府的“台獨”言行,那是天經地義的;但從臺灣官方的角度看,他們對這些文章作出回應也是職責所在。臺灣在新加坡的官方常駐機構是「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處的新聞群組組長陳國明先生,經常就此事與我們接觸或交涉。陳先生是個相當老練的外交官,為人謙遜和善,好幾次約我吃飯聊天,我以為他會反駁報紙上批評陳水扁的文章,但事實上並沒有,反而是以平心靜氣地語氣討論兩岸時局,主要是他個人的感受,讓人感到很自在。我曾當著他的面對民進黨政府表示不屑,他從來沒有試圖辯護,只是面有難色地說:「杜平老弟,要我怎麼說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那年,我在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為評論文集《現代中國的面孔》舉行新書發佈會,陳國明專門為我送來一盆我最喜愛的臺灣蝴蝶蘭,花盆裡插著一張賀卡,上書「杜平兄新書大賣!」還有一次,陳先生聽說我們全家正計畫到臺灣旅遊,就非常體貼地把簽證組的同事介紹給我,說「有事就找他幫忙」。巧的是,我的岳母在辦理簽證時真的遇到了麻煩,後來在這位簽證處朋友的通融和關照下順利得到解決。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和這些臺灣朋友面對面地相處,我總感覺到有一種天然的默契和共鳴,與陳國明是如此,與蔡瑋、石之瑜等幾位作者也是如此。我想,若能撇開政治分歧和誤解,若沒有“陳水扁們”惹事生非,兩岸人民又何苦去爭論那些無聊的政治呢。可惜,政治無處不在,而且還會不知不覺地傷害著彼此的感情。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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