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五)那一代中國領導人 - umedia 優傳媒 

新聞 / 談古論今
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五)那一代中國領導人
2019-07-16 10:08:00
A+
A
A-

只做實事的朱鎔基

 

我當外交記者那幾年,朱鎔基還是第一副總理。那時候的他,與擔任總理之後很不一樣。在副總理位置上,朱鎔基刻意低調,處處謹慎,毫無鋒芒,是名副其實的「韜光養晦」。為了不給任何人以任何攻擊他的口實和把柄,朱鎔基在那幾年裡一直是「夾著尾巴做人」。我感覺,這種刻意的低調,是來自於對曾國藩處世哲學的領悟。每次會見外國政要之後,他都不忘記叮囑我們說:「不必報導太多,發個簡訊就夠了。」因此,那幾年裡,朱鎔基的外事新聞很簡單,而且也很少。

 

其實,朱鎔基與外國政要的會見很少是禮節性的,所涉及的話題都是非常實質的具體事務,其實最值得報導。我記得有一次,朱鎔基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非洲某國領導人時,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支援非洲。在一些領域的合作,中國也要顧及自己企業的利益,互利互惠的合作才能長久,所以不能只是單方面付出、單方面獲益。當對方提出中國進口該國砂糖太少時,朱鎔基立即回答說,中國願意增加進口量,但我也聽到了中國進口商的不同意見。他們要貨比三家,只要你們的品質好、價格合理,他們當然歡迎。

 

在會見外國政要時,朱鎔基當然也會講一些客套話,但很快就進入實質性內容,從不天南海北地囉嗦,從不說無關痛癢的閒話。他是個做實事的人,所以談話內容也是實打實,談話的目的就是討論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與其他所有領導人相比,這是我們記者最喜歡的風格,也是其言談舉止中散發著特殊魅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每次旁聽朱鎔基與外國政要的談話,我都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大多數中國官員,包括高級領導幹部在內,他們在特有的政治語境裡耳濡目染幾十年之後,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幾乎千篇一律,為何朱鎔基卻是與眾不同?為什麼他能夠保持自己的個性,而且還是如此地鮮明?有時候,單看他的行為風格、聆聽他的語言表達,我都仿佛覺得他不屬於這個體制,並非出自中國官場的大染缸。而在擔任總理時期,朱鎔基的睿智、能力、學識、魄力、口才和個性終於得以充分展現,無論在內政和外交上都是那麼地揮灑自如而又收放有度。他的個人魅力不只是來自於管理國務的能力,而且更來自於其正直的品行和嫉惡如仇的氣概,還有不事造作、自然流露的文化涵養。

 

出身於名門望族的「榮老闆」

 

我從事外交採訪期間,榮毅仁擔任國家副主席。榮毅仁被稱為「紅頂商人」,我們平常稱他為「榮老闆」。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榮老闆及其創辦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除了經常會見來華訪問的外國副元首之外,榮老闆會見最多的人士都是西方退休政要以及大公司、大財團的負責人。雖然榮老闆當時已年逾古稀,但體型挺拔,身材高大,儀錶堂堂,其翩翩風度和高貴氣質在中國官場上可謂僅見,不愧是出身於名門望族。但看當今中國,比榮老闆更富有的人比比皆是,只可惜滿身土氣,沒有氣質。

 

榮老闆的普通話帶有濃重的無錫口音,只有熟悉江浙方言的人才能完全明白。而給他配備的譯員也應該是來自江浙地區的,否則翻譯起來很費勁。至於記者群中的北方人,經常是聽得一頭霧水。作為國家副主席,榮老闆有一個官方安排的辦公室,位於人民大會堂江蘇廳的內廳,但他自己並不常在這裡,只是他的秘書班子和相關工作人員在這裡上班。榮老闆會見次數最多的就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兩人每年在北京要見兩次,會面的地點很有規律,若第一次在榮家會面,第二次就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

 

榮老闆在北京的住處位於東單史家胡同47號。就如北京的其他胡同一樣,史家胡同也很窄,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在典型的灰色高牆之內,卻是另一番天地。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宅院,走進便衣警衛把守的大鐵門,眼前立即豁然開朗。大宅院的東西北三面是古色古香的平房,圍出一個長方形的中庭,鋪著綠茵茵的草坪,極其平整。從喧鬧的東單大街進入這個環境裡,立即被一種與世隔絕的靜謐安詳氣氛所包圍,非常地超現實。榮毅仁的會客室位於大院入口處的左側,空間並不很大,牆上掛著幾幅字畫,傢俱都很傳統,很像電視劇裡舊時大戶人家的客廳,有傳統的書香和富足的氣息。我不知道基辛格在美國的住宅是什麼模樣,但以個人的想像,榮家大宅與之相比,想必是樸素而低調得多。

 

中國商務部的三任部長

 

現在的中國商務部,前身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我接觸過前後三任部長,先是李嵐清,後是石廣生,最後是吳儀。在國務院下屬的所有部長中,吳儀是我最欣賞的部長之一。我曾經專門就中國的女性形象寫了一篇文章,認為吳儀是最能代表中國現代女性的典型,不只是其外在形象令人很舒服,而且其內在特質更令人尊敬。吳儀與美國商業代表團舉行談判時的機智與潑辣,早已為人所津津樂道,而我也親眼目睹了她與美方官員對話時的幹練、淩厲與率性,確實名不虛傳。

 

而與我們記者相處時,吳儀卻是另一種做派,非常柔性,願意主動接近記者,喜歡和記者做朋友。那一年在印尼巴厘島訪問時,她一直拽著我的胳膊參觀木雕廠,並且時不時抱著我的肩膀合影,毫無部長的官氣。

 

吳儀不僅非常注意自己的穿著,而且還提醒記者也要穿著得體。我第一次到經貿部採訪時,穿著一條牛仔褲進入會客室。吳儀走過來問我:“你是哪個單位的?”我說是國際廣播電臺的,是第一次來採訪。吳儀說:“哦,是第一次,難怪面生。你下次得把牛仔褲換掉。”我的一位女同事也遇到完全一樣的情形。有一次採訪經貿部的外事活動,吳儀也是直接走過來對她說:“小姑娘,你不應該穿牛仔褲來採訪。”

 

直到今天,我依然覺得。吳儀在儀錶上嚴格要求自己、嚴格要求周邊人,是十分難得的。如今,在中國各地較為正式的場合,我總能發現有些官員和職員的穿著過於隨意,對自己乃至自己所代表的機構都不好,甚至會讓外人懷疑這家機構的專業性和權威性。

 

那幾年,胡錦濤是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常務工作;溫家寶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兩人很少有重要的外事活動,所以沒有太多直接接觸的機會。記得很清楚的一次採訪是,溫家寶有一天晚上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一位外國政要,給人的感覺是文質彬彬和低調。溫家寶曾經長期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在趙紫陽、江澤民兩個時代經受多次大風大浪,但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在中南海工作了十八年的兩朝“大內總管”,竟然在外表氣質上看不出絲毫的歷史滄桑。纖弱書生,避出風頭,讓人們絲毫看不出其雄心大志,結果讓所有人都犯下了低估他的錯誤。我後來一直在想,那是什麼樣的修煉才能使自己的隱忍和耐力達到如此境界?那次採訪,是大多數記者同行第一次近距離觀察溫家寶。幾年之後,溫家寶成為正式的政治局委員,出任朱鎔基內閣的副總理;再過幾年,他攀上權力的最高峰,升為政治局常委,接任總理職位。我相信,這是絕大多數人當初所未曾料到的。

 

作為外事記者,我們和外交部官員直接打交道的機會最多,其中有兩位高官值得一提,一是劉華秋,二是戴秉國,兩人都曾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然後又先後擔任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職位相當於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劉華秋在副部長位置上主管對美外交,在中美關係出現危機時,他數次以國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訪問美國。他對記者很體貼,凡是重大的外交活動,例如江澤民主席與其他大國領導人的會談,他都要親自為我們“吹風”,介紹會談的主要內容。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只要他得知記者們都是餓著肚子採訪時,他都會吩咐外交部工作人員給記者準備一些吃的,所以記者們都非常尊敬他。

 

論資歷和能力,劉華秋是有升任外交部長的潛力的,可惜沒有成為現實。我們私下聽到的說法是,他唯一吃虧的地方就是身材瘦小。有人說,劉華秋比西方國家的外長矮了半截,不能體現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份量。這種說法只是傳言,無法證實是官方的定論。

 

1998年,劉華秋陪同朱鎔基總理訪問新加坡,我那時已經在聯合早報工作了三年。在朱鎔基下榻的文華酒店,我原本只是看望代表團裡的幾個朋友,但沒有料到他們依然把我當自己人,帶我出席了朱鎔基總理與中資企業代表的見面會。我看到劉華秋,便上前跟他打招呼。他先是一愣,然後竟然很快認出了我。他笑著說;“難怪這麼久沒有露面,原來你是’離國出走了’!”

 

戴秉國擔任副外長時,主要是負責中國與俄羅斯以及歐洲的關係。後來擔任中央外事辦主任時,他與美國方面打交道最多。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對話機制,就是他和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具體執行的。戴秉國祖籍是貴州,同樣是個頭不高,同樣是充滿睿智和活力。與劉華秋一樣,戴秉國也是非常平易近人,與我們在一起時毫無架子。

 

而我們之間還有一點淵源關係。戴秉國的岳父是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黃鎮將軍,在亞洲和歐洲幾個重要國家擔任過大使,後來擔任副外長、文化部部長。黃鎮是安徽安慶人,戴秉國也稱自己是安慶人。有一次,北京的安慶同鄉會舉行聯歡活動,我看到戴秉國副外長竟然也出現在人群中,著實驚訝了一下。他湊著我的耳朵輕聲說:“我也算是安慶人,以後你們有什麼活動,儘管通知我,我會陪老岳母一起參加。”

 

從1992年到1995年,在擔任時政外交記者的短短三年時間裡,我出入於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機會踏足的場合,見識了絕大多數人都無緣見識的人與事。但是,這一事實本身只能算是一種經歷,而不能自然而然地變成一種資質。我現在回頭再想,在我後來的從業生涯中,那段經歷之所以成為一種資質,讓我從更多和更高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的政治與外交,是因為我努力地抽離了那個特定的政治氛圍和氣場,但依然從符合中國人思維的角度,既能設身處地、又能以超脫者的姿態去觀察和思考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我的理解是,無論中國政局如何變遷,也無論人事如何更迭,中國的政治思維總是連貫的。而在這個過程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始終是人。因此,對外界來說,只要真正瞭解中國人,那就不難瞭解中國的決策模式和行為方式。對於這一點,我後來在新加坡聯合早報從事評論寫作時,就有深切的體會和感悟。

(未完待續)

前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中)。(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2.12 那一代中國領導人

 

作為中央時政和外事記者,我在不同的場合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了大多數部級以上的中央官員,當然還有來自眾多國家的領導人。除了完成發新聞稿的本職工作之外,我在新聞現場的更多時間,都是默默地用心觀察每個主要角色的特點和風格,包括那些不易察覺的小細節。可以說,在那三年的時間裡,給我留下最深記憶的東西,都在公開的報導之外。

 

比如江澤民,他是一位極具活力的人,高度自信、爽直張揚、見面就熟。但他也是性情中人,易於衝動,有時因言語過於隨性而顯得不夠嚴謹和莊重。江澤民一口濃重的“揚普”(揚州口音的普通話},聲音高亢,聲帶寬厚,在中央領導層中獨一無二。我猜想,他在早年應該是接受過發聲訓練。

 

江澤民的髮型很有特點,兩鬢和後腦的髮際線都很高。這一點,我們所有記者都注意到,但就是不知道這是理髮師喜歡的髮型,還是他自己喜歡的風格。他總是穿一雙尖頭皮鞋,鞋跟較高,與健碩的身軀相比不很和諧。

 

在我的感覺中,江澤民的某些行為舉止,似乎是有意模仿毛澤東。有一次在馬來西亞檳城訪問時,江主席和代表團成員在戶外參觀景點,因天氣很熱,他乾脆脫掉上衣外套,兩手插在腰間。由於腹部過於凸出,他的褲腰被提到了腰部以上。我和隨行的同行開玩笑說,江主席頗有毛主席的風範,因為我看過毛主席有一張夏天視察農村的照片,雙手插在腰間,白襯衫紮在褲腰裡,褲腰也是提到了腰部以上。

 

江澤民多才多藝,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很有音樂天賦,歌喉嘹亮,喜歡指揮合唱,“文藝范兒"十足。最令人驚訝的是,只要興致一來,他就有表演的衝動和勇氣,從不怯場。我有時候猜想,他年輕時肯定是一個異常活躍的文娛積極分子。有一次在挪威訪問,江澤民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古典作曲家格裡格的故居。因一時興起,他竟然坐在格裡格使用過的鋼琴前,彈起中國的《黃水謠》和美國民歌《紅河谷》。在菲律賓訪問時,他和拉莫斯總統合唱了一首貓王的歌曲,並且載歌載舞。

 

江澤民通曉幾門外語。在會見外賓時,他有時候很喜歡用對方的語言與客人交流幾句。那些年,中國非常需要外國投資,希望借鑒歐美金融、證券方面的經驗,所以來自華爾街的一些高管,基本上都有機會獲得江澤民的接見。有一次,在會見美國一家投資銀行的代表團時,江澤民夾雜著中英文對客人說,他最近在看有關金融方面的書,是英文原版的,但看完之後還是似懂非懂,希望大家介紹幾本容易懂的。

 

1994年,美國國防部長佩里訪問北京,中國方面異常重視,因為他是1989年之後訪華的第一位美國國防部長,江澤民以國家元首之尊,在中南海灜台的涵元殿設私宴招待佩里及其夫人。在宴會開始之前,江澤民撇開翻譯,親自用英語向佩里夫婦講解灜台的歷史,包括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光緒皇帝被囚禁於此的故事。雖然英語不是那麼流利,但交流是沒有問題的。我的觀察是,在最近幾屆中國領導人裡,江澤民的“小資”情調最重,性格最為奔放,言行最有色彩感。而且,由於早年的教育以及後來的工作緣故,他對西方國家比較熟悉,所以與歐美領導人接觸時,往往是侃侃而談,隨興發揮的話題很廣泛。

 

相比之下,李鵬的性格是另一個極端。他性格沉悶,不苟言笑,缺乏幽默感,每次說話就像背稿子,略帶四川口音。用現在的網路潮語來說,李鵬是個典型的“理工男”。我猜想,他年輕時應該是一名勤奮的工程師,但缺少文藝細胞,對“春花秋月”應該沒有什麼興趣和感覺。在好幾個文藝演出場合,當中央領導人與演員們打著拍子合唱歌曲的時候,李鵬從來就是跟不上節奏,總是比所有人慢半拍。

 

很多人對李鵬都有先入為主的負面看法,但是,撇開1989年那段歷史不談,我始終感覺他是一個老實人、一個古板的共產黨幹部。他固然缺乏個人魅力,言談舉止顯得呆板,但優點是中規中矩。大多數人可能都認為李鵬不具備擔任總理的能力,但據我的觀察,他的威信其實很高,部長們對他言聽計從。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李鵬對部長們都很信任,懂得為他們著想。

 

也許是受到夫人朱琳的影響和照顧,李鵬非常重視自己的儀錶。他的身材中等偏上,形體勻稱,甚至也可以說是相貌堂堂。每次接見外賓時,他的衣著和頭髮都是一絲不苟,領帶也搭配得很合適,基本上找不出可以挑剔的細節。如果不帶任何偏見地去品頭論足,我們可以說,他的舉止是儒雅的、有分寸的。

 

「當代魯班」李瑞環

 

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木匠出身,因在人民大會堂的建設工程中脫穎而出,後被譽為「當代魯班」。直到我擔任外交記者時才聽說,我小時候看的電影《青年魯班》,原來就是以李瑞環為原型。李瑞環個頭不高,面部滄桑,那是年青時戶外工作留下的深刻印記。有位元記者同行曾在私下開玩笑說:“李大叔滿臉都是深仇大恨。”

 

在我的耳聞目睹中,李瑞環是非常勤奮的閱讀者和思考者,記憶力超強,而且善於活學活用。記得在一個場合,他在批評一個錯誤現象的時候,一字不漏地引用了毛主席語錄,並要求大家翻一下《毛澤東選集》,而且還說出了這句話出自第幾卷、哪一頁。然而,李瑞環絕對不是那種照本宣科的領導人,他善於以最樸實的民間語言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其語言風格就如同北京街頭上的計程車司機。有什麼樣的經歷,就有什麼樣的表達習慣。而他那種接近草根的表述方式,反而使道理變得更加淺顯易懂、入心入腦。在接見外國政要時,李瑞環也是這種表述風格,不加修飾,實實在在。

 

政協這個機構是中國獨有的,其他國家都不很明白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機構,在中國體制裡到底是什麼地位,究竟是幹什麼的,因此,在對外交往方面經常遇到一些概念上的障礙。為了讓外賓清楚理解,李瑞環經常不得不這樣對他們說:中國全國人大就像是你們國家的眾議院,而中國全國政協就像你們的參議院或者上議院。看到老外被忽悠得似懂非懂,李瑞環補充說:不過,政協不表決,只是協商、提建議。

 

在擔任政協主席期間,李瑞環好像沒有訪問過西方發達國家,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對應的國家機構出面邀請。他訪問的國家都在第三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這些發展中國家不在乎全國政協是什麼機構,只知道他是中國領導層的第四號人物就夠了。有一次,李瑞環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之前,記者們和他聊起他即將訪問南亞的計畫。有記者半開玩笑地說:「主席始終走不出亞洲……」李瑞環似乎也有同感,但還是他自我調侃地說:「這樣也好,去看看比我們落後的國家,培養我們的愛國主義。」

 

那年年底,我們在中南海勤政殿為江澤民主席的新年獻詞錄音錄影。結束之後,我們在勤政殿門口與李瑞環迎面相撞,他要進去見江澤民。李瑞環穿著非常簡樸,白色襯衫的外面套著一件黑色夾克衫,腳上是一雙千層底布鞋,顯得身材更加矮小。這位中國第四號人物,依然保持著草根本色,但沒有人低估他的能量。

[PAGE_BAR]

只做實事的朱鎔基

 

我當外交記者那幾年,朱鎔基還是第一副總理。那時候的他,與擔任總理之後很不一樣。在副總理位置上,朱鎔基刻意低調,處處謹慎,毫無鋒芒,是名副其實的「韜光養晦」。為了不給任何人以任何攻擊他的口實和把柄,朱鎔基在那幾年裡一直是「夾著尾巴做人」。我感覺,這種刻意的低調,是來自於對曾國藩處世哲學的領悟。每次會見外國政要之後,他都不忘記叮囑我們說:「不必報導太多,發個簡訊就夠了。」因此,那幾年裡,朱鎔基的外事新聞很簡單,而且也很少。

 

其實,朱鎔基與外國政要的會見很少是禮節性的,所涉及的話題都是非常實質的具體事務,其實最值得報導。我記得有一次,朱鎔基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非洲某國領導人時,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支援非洲。在一些領域的合作,中國也要顧及自己企業的利益,互利互惠的合作才能長久,所以不能只是單方面付出、單方面獲益。當對方提出中國進口該國砂糖太少時,朱鎔基立即回答說,中國願意增加進口量,但我也聽到了中國進口商的不同意見。他們要貨比三家,只要你們的品質好、價格合理,他們當然歡迎。

 

在會見外國政要時,朱鎔基當然也會講一些客套話,但很快就進入實質性內容,從不天南海北地囉嗦,從不說無關痛癢的閒話。他是個做實事的人,所以談話內容也是實打實,談話的目的就是討論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與其他所有領導人相比,這是我們記者最喜歡的風格,也是其言談舉止中散發著特殊魅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每次旁聽朱鎔基與外國政要的談話,我都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大多數中國官員,包括高級領導幹部在內,他們在特有的政治語境裡耳濡目染幾十年之後,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幾乎千篇一律,為何朱鎔基卻是與眾不同?為什麼他能夠保持自己的個性,而且還是如此地鮮明?有時候,單看他的行為風格、聆聽他的語言表達,我都仿佛覺得他不屬於這個體制,並非出自中國官場的大染缸。而在擔任總理時期,朱鎔基的睿智、能力、學識、魄力、口才和個性終於得以充分展現,無論在內政和外交上都是那麼地揮灑自如而又收放有度。他的個人魅力不只是來自於管理國務的能力,而且更來自於其正直的品行和嫉惡如仇的氣概,還有不事造作、自然流露的文化涵養。

 

出身於名門望族的「榮老闆」

 

我從事外交採訪期間,榮毅仁擔任國家副主席。榮毅仁被稱為「紅頂商人」,我們平常稱他為「榮老闆」。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榮老闆及其創辦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除了經常會見來華訪問的外國副元首之外,榮老闆會見最多的人士都是西方退休政要以及大公司、大財團的負責人。雖然榮老闆當時已年逾古稀,但體型挺拔,身材高大,儀錶堂堂,其翩翩風度和高貴氣質在中國官場上可謂僅見,不愧是出身於名門望族。但看當今中國,比榮老闆更富有的人比比皆是,只可惜滿身土氣,沒有氣質。

 

榮老闆的普通話帶有濃重的無錫口音,只有熟悉江浙方言的人才能完全明白。而給他配備的譯員也應該是來自江浙地區的,否則翻譯起來很費勁。至於記者群中的北方人,經常是聽得一頭霧水。作為國家副主席,榮老闆有一個官方安排的辦公室,位於人民大會堂江蘇廳的內廳,但他自己並不常在這裡,只是他的秘書班子和相關工作人員在這裡上班。榮老闆會見次數最多的就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兩人每年在北京要見兩次,會面的地點很有規律,若第一次在榮家會面,第二次就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

 

榮老闆在北京的住處位於東單史家胡同47號。就如北京的其他胡同一樣,史家胡同也很窄,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在典型的灰色高牆之內,卻是另一番天地。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宅院,走進便衣警衛把守的大鐵門,眼前立即豁然開朗。大宅院的東西北三面是古色古香的平房,圍出一個長方形的中庭,鋪著綠茵茵的草坪,極其平整。從喧鬧的東單大街進入這個環境裡,立即被一種與世隔絕的靜謐安詳氣氛所包圍,非常地超現實。榮毅仁的會客室位於大院入口處的左側,空間並不很大,牆上掛著幾幅字畫,傢俱都很傳統,很像電視劇裡舊時大戶人家的客廳,有傳統的書香和富足的氣息。我不知道基辛格在美國的住宅是什麼模樣,但以個人的想像,榮家大宅與之相比,想必是樸素而低調得多。

 

中國商務部的三任部長

 

現在的中國商務部,前身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我接觸過前後三任部長,先是李嵐清,後是石廣生,最後是吳儀。在國務院下屬的所有部長中,吳儀是我最欣賞的部長之一。我曾經專門就中國的女性形象寫了一篇文章,認為吳儀是最能代表中國現代女性的典型,不只是其外在形象令人很舒服,而且其內在特質更令人尊敬。吳儀與美國商業代表團舉行談判時的機智與潑辣,早已為人所津津樂道,而我也親眼目睹了她與美方官員對話時的幹練、淩厲與率性,確實名不虛傳。

 

而與我們記者相處時,吳儀卻是另一種做派,非常柔性,願意主動接近記者,喜歡和記者做朋友。那一年在印尼巴厘島訪問時,她一直拽著我的胳膊參觀木雕廠,並且時不時抱著我的肩膀合影,毫無部長的官氣。

 

吳儀不僅非常注意自己的穿著,而且還提醒記者也要穿著得體。我第一次到經貿部採訪時,穿著一條牛仔褲進入會客室。吳儀走過來問我:“你是哪個單位的?”我說是國際廣播電臺的,是第一次來採訪。吳儀說:“哦,是第一次,難怪面生。你下次得把牛仔褲換掉。”我的一位女同事也遇到完全一樣的情形。有一次採訪經貿部的外事活動,吳儀也是直接走過來對她說:“小姑娘,你不應該穿牛仔褲來採訪。”

 

直到今天,我依然覺得。吳儀在儀錶上嚴格要求自己、嚴格要求周邊人,是十分難得的。如今,在中國各地較為正式的場合,我總能發現有些官員和職員的穿著過於隨意,對自己乃至自己所代表的機構都不好,甚至會讓外人懷疑這家機構的專業性和權威性。

 

那幾年,胡錦濤是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常務工作;溫家寶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兩人很少有重要的外事活動,所以沒有太多直接接觸的機會。記得很清楚的一次採訪是,溫家寶有一天晚上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一位外國政要,給人的感覺是文質彬彬和低調。溫家寶曾經長期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在趙紫陽、江澤民兩個時代經受多次大風大浪,但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在中南海工作了十八年的兩朝“大內總管”,竟然在外表氣質上看不出絲毫的歷史滄桑。纖弱書生,避出風頭,讓人們絲毫看不出其雄心大志,結果讓所有人都犯下了低估他的錯誤。我後來一直在想,那是什麼樣的修煉才能使自己的隱忍和耐力達到如此境界?那次採訪,是大多數記者同行第一次近距離觀察溫家寶。幾年之後,溫家寶成為正式的政治局委員,出任朱鎔基內閣的副總理;再過幾年,他攀上權力的最高峰,升為政治局常委,接任總理職位。我相信,這是絕大多數人當初所未曾料到的。

 

作為外事記者,我們和外交部官員直接打交道的機會最多,其中有兩位高官值得一提,一是劉華秋,二是戴秉國,兩人都曾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然後又先後擔任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職位相當於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劉華秋在副部長位置上主管對美外交,在中美關係出現危機時,他數次以國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訪問美國。他對記者很體貼,凡是重大的外交活動,例如江澤民主席與其他大國領導人的會談,他都要親自為我們“吹風”,介紹會談的主要內容。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只要他得知記者們都是餓著肚子採訪時,他都會吩咐外交部工作人員給記者準備一些吃的,所以記者們都非常尊敬他。

 

論資歷和能力,劉華秋是有升任外交部長的潛力的,可惜沒有成為現實。我們私下聽到的說法是,他唯一吃虧的地方就是身材瘦小。有人說,劉華秋比西方國家的外長矮了半截,不能體現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份量。這種說法只是傳言,無法證實是官方的定論。

 

1998年,劉華秋陪同朱鎔基總理訪問新加坡,我那時已經在聯合早報工作了三年。在朱鎔基下榻的文華酒店,我原本只是看望代表團裡的幾個朋友,但沒有料到他們依然把我當自己人,帶我出席了朱鎔基總理與中資企業代表的見面會。我看到劉華秋,便上前跟他打招呼。他先是一愣,然後竟然很快認出了我。他笑著說;“難怪這麼久沒有露面,原來你是’離國出走了’!”

 

戴秉國擔任副外長時,主要是負責中國與俄羅斯以及歐洲的關係。後來擔任中央外事辦主任時,他與美國方面打交道最多。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對話機制,就是他和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具體執行的。戴秉國祖籍是貴州,同樣是個頭不高,同樣是充滿睿智和活力。與劉華秋一樣,戴秉國也是非常平易近人,與我們在一起時毫無架子。

 

而我們之間還有一點淵源關係。戴秉國的岳父是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黃鎮將軍,在亞洲和歐洲幾個重要國家擔任過大使,後來擔任副外長、文化部部長。黃鎮是安徽安慶人,戴秉國也稱自己是安慶人。有一次,北京的安慶同鄉會舉行聯歡活動,我看到戴秉國副外長竟然也出現在人群中,著實驚訝了一下。他湊著我的耳朵輕聲說:“我也算是安慶人,以後你們有什麼活動,儘管通知我,我會陪老岳母一起參加。”

 

從1992年到1995年,在擔任時政外交記者的短短三年時間裡,我出入於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機會踏足的場合,見識了絕大多數人都無緣見識的人與事。但是,這一事實本身只能算是一種經歷,而不能自然而然地變成一種資質。我現在回頭再想,在我後來的從業生涯中,那段經歷之所以成為一種資質,讓我從更多和更高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的政治與外交,是因為我努力地抽離了那個特定的政治氛圍和氣場,但依然從符合中國人思維的角度,既能設身處地、又能以超脫者的姿態去觀察和思考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我的理解是,無論中國政局如何變遷,也無論人事如何更迭,中國的政治思維總是連貫的。而在這個過程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始終是人。因此,對外界來說,只要真正瞭解中國人,那就不難瞭解中國的決策模式和行為方式。對於這一點,我後來在新加坡聯合早報從事評論寫作時,就有深切的體會和感悟。

(未完待續)

加入好友
優傳媒 版權所有 ©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首頁 / 關於我們 / 聯絡我們 / 隱私權政策 / 著作權與轉載授權 / 合作夥伴 / 法律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