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左）與柯林頓（右）。（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2.10 江澤民和柯林頓再次交鋒

繼西雅圖之後，亞太經合組織第二次峰會在印尼茂物舉行，我是隨團記者之一。那是1994年11月上旬，江澤民前往印尼之前，先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進行了國事訪問，回國途中訪問了越南。這是我第一次踏足「南洋」的土地。而在新加坡的短暫逗留，竟然在後來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本書將在後面章節裡專門談及。

江澤民的專機在新加坡樟宜機場降落之後，新加坡有關當局對我們這些隨行記者實施了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入境檢查。在其他國家，我們與政府代表團一起在停機坪上下飛機，緊接著與代表團車隊一起抵達酒店。這樣做，記者採訪起來很方便，因為國家領導人始終在我們的視線之內。但在新加坡，記者團和政府代表團被分離，我們和一般旅客一樣要在移民關卡辦理入境手續。我對新加坡的第一印象，就是刻板和較真。

走出樟宜機場，滾滾熱浪撲面而來，我們立即被吞噬在熱帶的空氣中。馬路兩邊，芭蕉樹修剪得整齊有型，就如理髮師悉心修理後的頭髮，層次分明，一絲不苟。在通往市區的機場大道上，樹木茂盛，花團錦簇，色彩鮮豔的胡姬花和九重葛令人賞心悅目。進入市區，街道的路面潔淨無瑕，每輛汽車都是一塵不染，秩序井然。靜謐祥和與井井有條，是我對新加坡另一個最初的印象。

抵達吉隆玻，眼前是另一番景象。同樣是熱帶風貌，但人文景觀有所不同。如果說新加坡是亞洲的歐洲城市，那麼，馬來西亞則是具有濃郁本土特色的南洋國家。馬來西亞的華人司機熱情而隨意，從機場到市區酒店，一路上介紹當地馬來人和華人之間的關係。從他的言談之中也可以感覺到，馬來西亞華人比較淳樸，毫不掩飾對中國的情感。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司機不苟言笑，雖然言行都很職業化，但就是不能讓人產生賓至如歸的親切感。

在馬來西亞的第一天，發生了兩件意想不到的事故。第一個事故是，中國代表團的車隊從機場向吉隆玻市區行使時，中途不知何故緊急減速，導致江澤民首席秘書賈廷安被撞傷，前額和鼻樑都流血。在此後幾天的行程中，無論在什麼場合，賈廷安的臉上始終貼著一塊紗布。儘管他在各種場合的位置並不顯眼，但臉上的那塊白色膏布最讓人感到好奇。

第二個事故可以說是個天大的意外，因為它發生在江澤民身上。那天晚上，江澤民出席了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穆罕默德舉行的晚宴，之後回到酒店客房洗浴時，因地板潮濕不慎摔倒。雖然貼身侍衛日夜都在身邊，但洗浴和如廁的時候是例外。所幸，江澤民摔得不很嚴重，次日的行程照常進行，但這個事故使隨從人員嚇出一身冷汗，繼而在安全保衛上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直到那次出訪，江澤民都不帶夫人，但在中央辦公廳的建議之下，從此之後基本上都有夫人王冶平伴隨。王冶平年事較高，健康狀況並不好，但她畢竟是家人，外人不方便出現的時候，夫人可以填補這個空缺。比如，江澤民那次在浴室裡摔倒，若夫人就在身邊，那就可以立即通知警衛人員來協助。

江澤民此次東南亞之行的重點，依然是亞太經合組織峰會，而峰會期間的重點，就是與柯林頓總統的會晤。這是繼西雅圖之後中美兩國元首的第二次會面。按道理，雙方已經比較熟悉，再次見面的氣氛應當比較輕鬆，但情況遠非如此。由於柯林頓政府在人權和貿易問題上繼續對中國保持高壓態勢，那時的中美關係依然非常緊張，甚至經常鬧到劍拔弩張的地步。在互不信任、彼此防範的氣氛之下，中美兩國代表團就像迎接一場決戰那樣，嚴陣以待。

常言說，外交無小事，細節也是原則。為了反映雙方地位的平等，中美雙方就此次元首會晤的相關安排進行了長時間的溝通，在具體細節上毫不含糊。西雅圖會晤時，美方是主人，中方是賓客。而這次的茂物會晤，雙方的位置交換，中方是主場，美方是客場。這不只是為了象徵性地體現地位平等，而更是為了體現權利的公平，因為它涉及誰來主導的問題。而其中的一個主要標誌，就是會晤的場所由中方確定和安排，會場內的佈置和陳設由中方決定，會場的安全和秩序管理由中方主導。

除此之外，涉及兩國媒體的有關安排也要體現平等，而其中的部分細節足以反映出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中美元首的西雅圖會晤

關於這一點，有必要先回溯一下西雅圖會晤。那次中美元首會晤的地點位於西雅圖外海的布萊克島，當中方記者乘船抵達布萊克島時，美國竟然動用了警犬對中國記者進行安全檢查，令人很不舒服，甚至有失尊嚴。中國政府代表團就此表達不滿，指出這些記者都是中國國家主席的隨行記者，實際上是中國政府代表團的一部分，美方動用警犬的做法不僅有辱中國記者，而且對中國政府也構成了不敬。雖然美方隨後做出了解釋，但中方一直耿耿於懷。

鑒於有此不愉快的爭執，中國外交部在茂物峰會上，利用主場便利，也對美國記者實施了嚴格的規定。其一，進入會場的美國記者不能超過中方限定的人數；其二，美國記者從左邊的入口進入，在接受美方安全人員的身份確認之後，再接受中方的安全檢查。中方的隨團記者從右邊的入口進入，身份確認由中方自己負責。

作為此次會晤的主方，江澤民主席提前進入會議室，在屏風後面聽取錢其琛外長以及其他主要陪同官員的簡報，就會談中的策略和口徑做最後的確認。江澤民主席的表情非常嚴肅，往日談笑風生的情景毫無蹤影。我的感覺是，就像進入考場之前的學生一樣，江澤民的內心很不平靜。我們很清楚其中的原因，那就是，年輕氣盛的柯林頓必定還會抓住人權問題不放，借助道義上的攻勢來壓制中國在雙邊關係中的地位，中美雙方又將上演一次唇槍舌劍式的攻防戰。兩人見面寒暄幾分鐘之後，中方安全人員開始要求美國記者離場，中方文字記者依然留在後座上沒有離開，這是主場的好處。

果不其然，當話題從雙邊關係的其他領域轉到人權問題上時，談話的氣氛立即緊繃起來。柯林頓再次居高臨下地要求中國尊重人權，要求釋放被監禁的民運人士，並從口袋裡拿出一份異己分子的名單要求中國釋放。江澤民隨手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說：「既然總統先生如此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那就請你耐心地聽一下中國真實的人權狀況以及我們的觀點。」在此後近十五分鐘的時間裡（包括翻譯時間在內），江澤民不緊不慢地讀了一遍發言稿上的內容，柯林頓坐在那裡一言不發。這顯然是中方的談話策略。既然美國不願意與中方進行平等的對話，那還不如各說各話算了。

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話不投機，並非是因為雙方在此問題上毫無共同之處，而是因為上文所提到的，人權問題一直被美國當作佔領道義高地的工具。說實話，就我的觀察，中國政府並非不重視改善人權，而是因為受到自身經濟和社會條件的限制，無法在此問題上揠苗助長和好高騖遠。自古以來，中國歷代統治者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治國的道理，並且將民心向背視為評價政治道德的重要標準之一。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如今在此問題上給中國領導人上課，無異于在政治道德上對他們做了一個負面的判斷，這種方式是中國執政者無法接受的。

固然，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對「人權」這個概念的定義是不完整的，有時候甚至顯得比較狹義，但把數以億計的人口從貧困中解脫出來，這是足以自豪的成就。中國執政者的優先目標顯然不是保護和尊重個人的政治權利，這與西方人所期待的那樣大相徑庭，但是，從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改革開放，此間只有短短十年時間，百廢待興，千頭萬緒，若要讓中國政府在這種現狀裡完全以西方的標準來處理人權問題，確實是強人所難。

但話要說回來，西方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政府施加的壓力，雖然始終遭遇強烈的反彈，但畢竟促使了中國政府逐漸重視這個問題，同時也催化了中國民眾對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可以說，出於尊嚴以及政治和外交的考慮，中國和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交鋒是正常的，而在現實層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文明與進步。

[PAGE_BAR]

2.11 中俄記者以老拳相向

我最後一次跟隨中國領導人出訪是在1995年6月中旬。那一次，李鵬總理先後訪問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三國。在時間上，雖然車諾比核電廠事故已過去將近十年，但核輻射的陰影依然存在。為了確保飲水安全，代表團的專機從國內帶去了足夠的飲用水。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的訪問都很順利，但到了俄羅斯之後，就發生了兩件不愉快的事情。

那天上午，俄羅斯總理切爾諾梅爾金為李鵬舉行了歡迎儀式。之後，兩國代表團回到總理府白宮，李鵬和切爾諾梅爾金邊走邊聊天，準備開始舉行會談，李鵬的貼身警衛緊跟在代表團隊伍的後面。這位警衛很年輕，中等身材，皮膚白嫩，一副書生模樣，不認識他的人絕對看不出他竟然是身手不凡的警衛人員。俄羅斯衛兵顯然是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以為他是中國記者，便毫不猶豫地拽住他的胳膊，阻止他再往前走。由於有語言障礙，俄羅斯衛兵無論如何都不放手。這下惹怒了李鵬的警衛，他用力揮動了一下胳膊，將俄羅斯衛兵甩到一邊，俄羅斯衛兵也不示弱，跨前一步又抓住了他的衣服，就是不肯鬆手。

那時，李鵬和代表團其他成員已經走出十幾公尺之外，他突然感覺自己的貼身侍衛不在視野之內，便停下腳步回頭看了一眼，這才發現自己的警衛被那個俄羅斯衛兵截住。李鵬顧不上和切爾諾梅爾金繼續說話，立即轉身走回去，用俄語嚴厲地對那名俄羅斯衛兵說：「你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他是我的貼身警衛，任何時候都必須跟我在一起。你現在就向他道歉！」那個俄羅斯衛兵被中國總理這句突如其來的訓斥嚇得臉色發青，趕忙乖乖地認錯並表示道歉。這時，切爾諾梅爾金總理也趕過來，問明情況之後，神色嚴厲地對那個俄羅斯衛兵予以批評。

第二天下午，李鵬前往俄羅斯國會大廈，去見國家杜馬主席雷布金。這個會客室不大，兩國的記者又多，再加上東道主管理不當，致使攝影和攝像記者亂哄哄地你搶我奪，個頭矮小的攝影記者就比較吃虧，例如新華社資深攝影記者王新慶。王新慶那年已經差不多五十歲出頭，身材不高，但強壯結實。他最早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攝影記者，進入新華社之後便長期從事中央外事新聞的報導，經驗非常豐富。

那天在搶佔攝影位置時，一名身材高大的俄羅斯攝影記者一直在擠他，導致他無法工作。王新慶很惱火，轉身使勁把那名俄羅斯攝影記者往後一推，差點把他推倒。俄羅斯記者大為光火，憤怒地對王新慶推推搡搡。王新慶不甘示弱，把手上的照相機和掛在脖子上的照相機一股腦地往窗臺上一放，立即擺出和他搏鬥的架勢。俄羅斯記者看到中國記者是來真的，於是舉起雙手表示不想戰鬥。有趣的是，由於李鵬和雷布金被大批記者組成的人牆圍住，所以他們在高談闊論兩國友好的時候，絲毫都沒有察覺到人牆的後面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戰鬥。

後來聊起此事時，一位資深同行告訴我，俄羅斯保安人員都很粗野，經常對中國記者動手動腳，其中有一次非常嚴重，以至於驚動了中央最高層。那是兩年前，也是李鵬訪問俄羅斯，專機抵達莫斯科機場後，中國代表團主要成員從前艙下飛機，記者則從後艙下機。為了抓拍李鵬下機之後的歡迎儀式，新華社一名攝影記者從飛機尾部趕緊往前艙的懸梯沖過去。看到中國記者在跑動，俄羅斯特工趁他路過時，順勢打出一拳，那位元記者應聲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經過醫院檢查，這位元記者有三根肋骨被打斷。李鵬在訪問期間得知此事，便親自向俄羅斯領導人提出抗議，要求俄羅斯政府敦促其安全警衛人員尊重中國記者，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也與俄羅斯外交部進行了交涉，要求不得再次粗暴對待中國記者。此後，這位元受傷的新華社攝影記者在北京的一家醫院裡接受了幾個月的治療，李鵬總理親自帶領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到醫院慰問。

在莫斯科期間，李鵬和政府代表團所有成員與中國大使館人員舉行了一次非正式聚會。在聚會中，我和時任副總理吳邦國坐在一個桌上，很隨意、很開心地聊了一段時間。吳邦國是安徽人，曾長期在上海工作；我也是安徽人，也在上海就學多年，所以我們一會兒用安徽方言聊天，一會兒蹦出幾句上海話。吳邦國非常隨和，言談之中會經常憨厚地笑起來。他有吸煙的習慣，看到我也抽煙，就從煙盒裡彈出一支遞給我，並且給我點上。這是我從來沒有享受過的“高級待遇”。

那時候，吳邦國從上海調到中央才幾個月，正在熟悉國務院的工作。我曾經耳聞，他上調到北京之初，便提出到基層瞭解首都地區的情況，但遭到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怠慢。陳希同的資歷更深，曾經和江澤民是同一個級別，他們分別是南北兩大直轄市的市委書記。在1989年平息北京動亂之後，陳希同自認有功，以為在仕途上可以再進一步，但沒想到鄧小平並未予以重用。

所以，當江澤民從上海進入中央，擔任中共總書記時，陳希同心中難免是嫉恨的。現在，連資歷不如他的吳邦國也升為副總理，他自然是心中不服。在得知吳邦國要視察北京時，陳希同只派了一名副處級幹部出面陪同。後來聽說，江澤民得知此事之後極為震怒。1995年4月，陳希同因涉及巨額金融醜聞案引咎辭職，隨之又被發現貪腐等罪證而鋃鐺入獄。很多人都認為，這種可悲的下場與其擁權自重有直接關係，是其目中無人、不識時務所釀成的結局。

事隔多年，2016年8月，我從北京前往河北省張家口出席一個論壇，朋友委託一位年輕人駕車送我。在一路閒聊之中，我才知道他曾經擔任過吳邦國委員長的警衛，對吳邦國和夫人平易近人的作風滿口稱讚。他說，每逢過年過節，委員長和夫人都要親自給警衛們送來禮物，慰問大家。在閒置時間裡，吳邦國還經常過來和士兵們聊天，就像和藹可親的鄰家大爺。我說：“我還保存一張和吳邦國的合影呢，當時他正給我遞香煙，不知他現在還吸煙嗎？”這位警衛說：“委員長一直抽煙，現在還是，從來沒有戒過。”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