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三)江澤民在專機上指揮大合唱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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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三)江澤民在專機上指揮大合唱
2019-07-10 1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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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2.7 江澤民在專機上指揮大合唱

自1989年之後,由於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降至冰點,中國的外交目標急劇地掉轉方向,改而把觸角收回到自己所在的亞洲地區。其主要目標之一,就是積極地與尚未建交的國家進行建交談判。

 

1990年7月,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建交;同年8月,中國與印尼建交;同年10月,中國與新加坡建交;1991年3月,中國與汶萊建交;1992年1月,中國與以色列以及中亞五國同時建交;1992年8月,中國不顧朝鮮的反對,終於與韓國宣佈建交。所有這些成果,都是中國在異常困難的外交環境中,所採取的積極進取的動作,符合鄧小平當年就外交工作提出的整體要求。

 

1989年9月,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組成之後,鄧小平就如何應對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提出了幾點建議,其內容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人們常說的這個“二十八字方針”,產生於當時的國際背景,主要是應對當時特定的外交處境,對後來的外交也有參考意義。但是,此後很多年,很多人都選擇性地記住了其中的“韜光養晦”,對“有所作為”卻是閉口不提。其中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其一,很多人不願正視西方的壓力,更不願進行必要的抗衡,總是以鴕鳥心態面對困難;其二是刻意回避國際關係中的矛盾,以為忍氣吞聲、得過且過就可以息事寧人;其三是過分地在乎外界的批評,一聽到“中國威脅論”就異常地敏感起來,乃至產生了恐懼症。總之,從學術界到部分政界人士,尤其是那些長期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經常不自覺地站在西方人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外交舉措,其結果是,一些涉及中國國際戰略的主張和言論都很遷就西方國家的關切,並且以西方的反應模式來判斷中國外交政策的對錯。至今為止,這種現象依然可見。

 

中國外交韜光養晦尋找新出路

無論在何種國際環境裡,中國外交的終極目標都不是韜光養晦,而是有所作為,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韜光養晦是為了有所作為,若沒有作為,韜光養晦就沒有意義。中國在九十年代初不失時機地與那麼多國家密集建交,就是在韜光養晦、深思熟慮之後,毫不猶豫地乘勢而上。面對西方國家的圍攻,中國在韜光養晦中思考並探索著新的出路,成功地突破了外交孤立。

 

比如,以色列和韓國都是美國的盟友,中國與它們建交,實際上是挖美國的牆角,美國縱使不滿,那也無可奈何。因此,所謂“韜光養晦”,絕對不是前怕狼後怕虎的心態,絕對不是看別人臉色行事,絕對不是以外國人的喜惡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很多事情,做了也就做了。假若憂讒畏譏,瞻前顧後,甚至自己嚇唬自己,那就註定是一事無成,永遠不敢越雷池一步。正是因為那幾年中國在亞洲及周邊外交中做得風生水起,才使得西方國家不得不重新評估對華政策,不得不承認中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這就說明,只有大膽地去做,才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處境。

 

而更多的事實同樣印證了這樣的道理。1993年9月17日,上臺之後對華很不友好的柯林頓總統致信江澤民,邀請他出席定於11月在西雅圖舉行的APEC首次峰會。三天之後,柯林頓提前十天致電江澤民,祝賀中國國慶。9月24日,柯林頓再次致信江澤民,希望在APEC峰會期間會晤。美國很清楚,沒有中國的參與,亞太經濟合作就是小打小鬧,西雅圖峰會就顯得沒有份量。所有這些都不是靠韜光養晦等來的,而是靠行動和作為創造的。

 

西雅圖峰會舉行之時,柯林頓47歲,入主白宮才十個月;江澤民67歲,在國家主席位置上也只有八個月,但擔任中共總書記已經四年。前者挾持民意上臺,血氣正旺,意氣風發;後者銜命於危難時刻,在微妙而複雜的政治環境裡久經磨練。雙方在世界舞臺上首次相遇時,一個鋒芒畢露,一個沉穩圓融。在峰會期間,江澤民和柯林頓舉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談,那是兩人之間的第一次單獨接觸。柯林頓在人權問題上首先發難,多半是因為要在美國媒體面前顯示出對中方的強硬;而江澤民則以“中美要平等對話”、“美方不應強加於人”予以回擊。其間,作為見面禮,江澤民向柯林頓贈送一支薩克斯風,柯林頓說下次一定給江澤民吹奏一曲。會談結束時,柯林頓為了迎合美國的反華輿論,故意板著面孔出現在記者們面前,而江澤民則是微笑著走出會議室,神情輕鬆地離開。

 

中美元首在會晤中雖然就人權問題針鋒相對,但各自都表明了希望改善關係的真實意圖,雙方之間的分歧並沒有抵消這次會晤對中國外交的重大意義。可以這麼說,江澤民的此次美國之行,是九十年代初中國最重要的外交突破之一。其一,江澤民和柯林頓在人權問題上的交鋒,使美國新總統第一次直觀地感受到,中方再三強調不會屈服於美國的壓力,絕非虛張聲勢,因為中國不可能為了最惠國待遇而甘願委曲求全;其二,中美領導人在世界舞臺上平起平坐,使得其他國家趕緊轉變態度,承認和接受中國不可阻擋的崛起大勢;其三,江澤民在華盛頓州參觀波音和微軟等大企業時,不失時機地向它們展示了中國市場的誘惑力,從而把美國大企業對商業利潤的貪婪,化成了力抗白宮和國會壓力的政治杠杆。

 

在離開美國之後,江澤民先後訪問了巴西、古巴和葡萄牙,然後回返北京。從1989年6月到1993年11月,在這四年時間裡,這是江澤民第一次真正地走上國際舞臺,第一次真正地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向世界亮相。

 

那次隨同江澤民出訪的國際電臺記者是我的同事張暉。回國之後,她向我詳細介紹了此行未見報端的故事,其中包括江澤民在返國途中的興奮表現。據她回憶,江澤民從巴西飛往葡萄牙,原本只是中途休息,並非是正式訪問,但抵達里斯本之後,葡萄牙總統親自到機場迎接,並且按照國家元首的禮賓規格,安排了歡迎儀式和正式會晤,結果使這次中途休整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正式外交活動。這樣的安排,讓江澤民很感動,也使此次出訪善始善終。在回國途中,當專機進入平穩巡航階段時,江澤民興致勃勃地把代表團全體成員召集到前艙,就這次訪問的圓滿成功發表了一番充滿激情的講話,並且對大家的辛苦努力表示感謝。緊接著,他提議全體成員合唱歌曲《團結就是力量》,他自己擔任指揮。可以明顯看得出,因為此次外訪十分成功,江澤民無法抑制內心的喜悅。然而,從此之後,江澤民在專機上再也沒有組織過類似的集體活動。民航部門的官員後來向外交部解釋,乘客全部集中到飛機前艙,可能會影響飛行安全。

 

2.8 一篇小特寫惹來大麻煩

在江澤民出訪巴西時,張暉發回的一篇稿件引起了爭議,讓我們大家始料不及。作為外事採訪部主任,我受到了台領導的批評,而外界對國際電臺也產生了一些誤解。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江澤民在巴西聖保羅參觀航太研究所時,張暉寫了一篇專稿發回來,我看過之後覺得不適合廣播節目,所以就沒有採用。張暉說國際電臺不用沒有關係,因為這是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建議她寫的,吳建民已經轉交給新華社記者發通稿,並建議《人民日報》考慮刊登。第二天,這篇稿件見諸報端。下面就是這篇稿件的原文,發表於《人民日報》1993年11月26日第六版(國際版)。

 

標題:江主席為我講解

作者: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張暉

正在巴西第一大城市聖保羅訪問的江澤民主席今天前往巴西國家航太研究所參觀。

 

江澤民主席換上白色工作服,在航太研究所所長巴爾博紮陪同下步入研究所的衛星測試和總裝大廳。早已守候在那裡的近50名各國記者蜂擁而上,緊隨在他們身後。我手持筆和採訪本,胸前掛著照像機,在記者群中穿行,終於“搶到”了一個靠近江澤民主席的最佳位置。

 

參觀過程中,巴爾博紮用英語向江澤民介紹了衛星測試和總裝大廳的結構和用途。曾是電機工程師的江澤民主席,不時用熟練的英語與巴爾博紮交談。當參觀到為中國和巴西合作研製地球資源衛星的專業人員提供資格培訓和資格測試的實驗室時,江澤民主席聽完介紹偶一側身,看到了身後苦於沒能聽懂對方介紹而焦急不堪的我,便對主人說:“我來跟她說說,她是記者。”接著,江澤民主席一字一句地將所長的介紹翻譯給我聽。

 

面對江主席那親切的面容,聆聽著他說出的字字句句,我激動得心怦怦直跳。我頻頻點頭,並迅速記下江主席講解的內容。

 

那天早上,我到辦公室看到報紙上的這篇文章時,其實是為張暉感到高興的。雖然國際電臺沒有採用,但本台同事能在全國性大報上揚名,也是一件好事。張暉那年只有26歲,調入外事採訪部不到一年,但工作認真,充滿激情。但是,由於她沒有採訪重大外交活動的經驗,所以,我當時決定讓她隨同江澤民出訪時,不少人都提出保留意見。現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我想大家也就看到了她的能力,不再認為我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可是,恰恰相反,這篇文章反而讓我背上了更多的批評和指責。兩天之後,張振華台長找我談話,非常惱怒地批評說,根據最近兩天收集的反應,這篇文章已經讓外界對國際電臺產生了極不好的看法。其一,國際電臺是外語人才彙集的新聞單位,我們為何要派一個聽不懂外語的記者出國採訪?其二,記者在文章裡忘記了自己的身份,竟然說自己在江澤民面前“激動得心怦怦直跳”,為何要派這樣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記者?其三,這篇文章引起了香港媒體的無端揣測,稱這位元年輕女記者是中央領導人的家屬,國際電臺內部有政治裙帶關係;其四,有新聞界同行私下說,這篇文章很肉麻,記者不惜以自我貶低的方式去拍國家領導人的馬屁。

 

面對台長的指責,我心中雖有委屈,但確實無可爭辯。除了香港媒體毫無根據的揣測之外,其他幾點說法都是我能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外界只看到這篇文章,並不知道記者寫這篇稿的背景。江澤民當時向張暉解釋專用技術詞彙,有可能確實是出自對記者的關心,但也有可能是要顯示自己的專業知識。而在吳建民司長的眼中,這個細節可以展現江澤民平易近人和知識淵博的形象。我能理解吳建民的想法,他畢竟是外交部發言人,是負責此次新聞報導的主要官員。只可惜我們的記者太年輕,缺乏經驗,故而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吳司長的授意,而且文章中的稚氣一覽無餘。結果,這篇文章讓少數領導高興了,而我們卻承受著各種非議。

 

張暉回國之後,我大致轉述了台長的意見,她也解釋了當時的整個過程,很委屈地哭了。時隔不久,上海《解放日報》的一位好友來北京看我,劈頭蓋臉地就此事向我“興師問罪”。他說:“不瞞你說,我把這篇文章的剪報壓在辦公桌玻璃板下面,我要時刻提醒年輕記者記住這個反面教材!”這句話讓我更加難堪。誰能知道,這篇文章的背後其實還有不為外人所知、也不宜向外界解釋的故事。

江澤民。(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2.7 江澤民在專機上指揮大合唱

自1989年之後,由於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降至冰點,中國的外交目標急劇地掉轉方向,改而把觸角收回到自己所在的亞洲地區。其主要目標之一,就是積極地與尚未建交的國家進行建交談判。

 

1990年7月,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建交;同年8月,中國與印尼建交;同年10月,中國與新加坡建交;1991年3月,中國與汶萊建交;1992年1月,中國與以色列以及中亞五國同時建交;1992年8月,中國不顧朝鮮的反對,終於與韓國宣佈建交。所有這些成果,都是中國在異常困難的外交環境中,所採取的積極進取的動作,符合鄧小平當年就外交工作提出的整體要求。

 

1989年9月,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組成之後,鄧小平就如何應對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提出了幾點建議,其內容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人們常說的這個“二十八字方針”,產生於當時的國際背景,主要是應對當時特定的外交處境,對後來的外交也有參考意義。但是,此後很多年,很多人都選擇性地記住了其中的“韜光養晦”,對“有所作為”卻是閉口不提。其中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其一,很多人不願正視西方的壓力,更不願進行必要的抗衡,總是以鴕鳥心態面對困難;其二是刻意回避國際關係中的矛盾,以為忍氣吞聲、得過且過就可以息事寧人;其三是過分地在乎外界的批評,一聽到“中國威脅論”就異常地敏感起來,乃至產生了恐懼症。總之,從學術界到部分政界人士,尤其是那些長期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經常不自覺地站在西方人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外交舉措,其結果是,一些涉及中國國際戰略的主張和言論都很遷就西方國家的關切,並且以西方的反應模式來判斷中國外交政策的對錯。至今為止,這種現象依然可見。

 

中國外交韜光養晦尋找新出路

無論在何種國際環境裡,中國外交的終極目標都不是韜光養晦,而是有所作為,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韜光養晦是為了有所作為,若沒有作為,韜光養晦就沒有意義。中國在九十年代初不失時機地與那麼多國家密集建交,就是在韜光養晦、深思熟慮之後,毫不猶豫地乘勢而上。面對西方國家的圍攻,中國在韜光養晦中思考並探索著新的出路,成功地突破了外交孤立。

 

比如,以色列和韓國都是美國的盟友,中國與它們建交,實際上是挖美國的牆角,美國縱使不滿,那也無可奈何。因此,所謂“韜光養晦”,絕對不是前怕狼後怕虎的心態,絕對不是看別人臉色行事,絕對不是以外國人的喜惡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很多事情,做了也就做了。假若憂讒畏譏,瞻前顧後,甚至自己嚇唬自己,那就註定是一事無成,永遠不敢越雷池一步。正是因為那幾年中國在亞洲及周邊外交中做得風生水起,才使得西方國家不得不重新評估對華政策,不得不承認中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這就說明,只有大膽地去做,才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處境。

 

而更多的事實同樣印證了這樣的道理。1993年9月17日,上臺之後對華很不友好的柯林頓總統致信江澤民,邀請他出席定於11月在西雅圖舉行的APEC首次峰會。三天之後,柯林頓提前十天致電江澤民,祝賀中國國慶。9月24日,柯林頓再次致信江澤民,希望在APEC峰會期間會晤。美國很清楚,沒有中國的參與,亞太經濟合作就是小打小鬧,西雅圖峰會就顯得沒有份量。所有這些都不是靠韜光養晦等來的,而是靠行動和作為創造的。

 

西雅圖峰會舉行之時,柯林頓47歲,入主白宮才十個月;江澤民67歲,在國家主席位置上也只有八個月,但擔任中共總書記已經四年。前者挾持民意上臺,血氣正旺,意氣風發;後者銜命於危難時刻,在微妙而複雜的政治環境裡久經磨練。雙方在世界舞臺上首次相遇時,一個鋒芒畢露,一個沉穩圓融。在峰會期間,江澤民和柯林頓舉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談,那是兩人之間的第一次單獨接觸。柯林頓在人權問題上首先發難,多半是因為要在美國媒體面前顯示出對中方的強硬;而江澤民則以“中美要平等對話”、“美方不應強加於人”予以回擊。其間,作為見面禮,江澤民向柯林頓贈送一支薩克斯風,柯林頓說下次一定給江澤民吹奏一曲。會談結束時,柯林頓為了迎合美國的反華輿論,故意板著面孔出現在記者們面前,而江澤民則是微笑著走出會議室,神情輕鬆地離開。

 

中美元首在會晤中雖然就人權問題針鋒相對,但各自都表明了希望改善關係的真實意圖,雙方之間的分歧並沒有抵消這次會晤對中國外交的重大意義。可以這麼說,江澤民的此次美國之行,是九十年代初中國最重要的外交突破之一。其一,江澤民和柯林頓在人權問題上的交鋒,使美國新總統第一次直觀地感受到,中方再三強調不會屈服於美國的壓力,絕非虛張聲勢,因為中國不可能為了最惠國待遇而甘願委曲求全;其二,中美領導人在世界舞臺上平起平坐,使得其他國家趕緊轉變態度,承認和接受中國不可阻擋的崛起大勢;其三,江澤民在華盛頓州參觀波音和微軟等大企業時,不失時機地向它們展示了中國市場的誘惑力,從而把美國大企業對商業利潤的貪婪,化成了力抗白宮和國會壓力的政治杠杆。

 

在離開美國之後,江澤民先後訪問了巴西、古巴和葡萄牙,然後回返北京。從1989年6月到1993年11月,在這四年時間裡,這是江澤民第一次真正地走上國際舞臺,第一次真正地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向世界亮相。

 

那次隨同江澤民出訪的國際電臺記者是我的同事張暉。回國之後,她向我詳細介紹了此行未見報端的故事,其中包括江澤民在返國途中的興奮表現。據她回憶,江澤民從巴西飛往葡萄牙,原本只是中途休息,並非是正式訪問,但抵達里斯本之後,葡萄牙總統親自到機場迎接,並且按照國家元首的禮賓規格,安排了歡迎儀式和正式會晤,結果使這次中途休整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正式外交活動。這樣的安排,讓江澤民很感動,也使此次出訪善始善終。在回國途中,當專機進入平穩巡航階段時,江澤民興致勃勃地把代表團全體成員召集到前艙,就這次訪問的圓滿成功發表了一番充滿激情的講話,並且對大家的辛苦努力表示感謝。緊接著,他提議全體成員合唱歌曲《團結就是力量》,他自己擔任指揮。可以明顯看得出,因為此次外訪十分成功,江澤民無法抑制內心的喜悅。然而,從此之後,江澤民在專機上再也沒有組織過類似的集體活動。民航部門的官員後來向外交部解釋,乘客全部集中到飛機前艙,可能會影響飛行安全。

 

2.8 一篇小特寫惹來大麻煩

在江澤民出訪巴西時,張暉發回的一篇稿件引起了爭議,讓我們大家始料不及。作為外事採訪部主任,我受到了台領導的批評,而外界對國際電臺也產生了一些誤解。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江澤民在巴西聖保羅參觀航太研究所時,張暉寫了一篇專稿發回來,我看過之後覺得不適合廣播節目,所以就沒有採用。張暉說國際電臺不用沒有關係,因為這是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建議她寫的,吳建民已經轉交給新華社記者發通稿,並建議《人民日報》考慮刊登。第二天,這篇稿件見諸報端。下面就是這篇稿件的原文,發表於《人民日報》1993年11月26日第六版(國際版)。

 

標題:江主席為我講解

作者: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張暉

正在巴西第一大城市聖保羅訪問的江澤民主席今天前往巴西國家航太研究所參觀。

 

江澤民主席換上白色工作服,在航太研究所所長巴爾博紮陪同下步入研究所的衛星測試和總裝大廳。早已守候在那裡的近50名各國記者蜂擁而上,緊隨在他們身後。我手持筆和採訪本,胸前掛著照像機,在記者群中穿行,終於“搶到”了一個靠近江澤民主席的最佳位置。

 

參觀過程中,巴爾博紮用英語向江澤民介紹了衛星測試和總裝大廳的結構和用途。曾是電機工程師的江澤民主席,不時用熟練的英語與巴爾博紮交談。當參觀到為中國和巴西合作研製地球資源衛星的專業人員提供資格培訓和資格測試的實驗室時,江澤民主席聽完介紹偶一側身,看到了身後苦於沒能聽懂對方介紹而焦急不堪的我,便對主人說:“我來跟她說說,她是記者。”接著,江澤民主席一字一句地將所長的介紹翻譯給我聽。

 

面對江主席那親切的面容,聆聽著他說出的字字句句,我激動得心怦怦直跳。我頻頻點頭,並迅速記下江主席講解的內容。

 

那天早上,我到辦公室看到報紙上的這篇文章時,其實是為張暉感到高興的。雖然國際電臺沒有採用,但本台同事能在全國性大報上揚名,也是一件好事。張暉那年只有26歲,調入外事採訪部不到一年,但工作認真,充滿激情。但是,由於她沒有採訪重大外交活動的經驗,所以,我當時決定讓她隨同江澤民出訪時,不少人都提出保留意見。現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我想大家也就看到了她的能力,不再認為我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可是,恰恰相反,這篇文章反而讓我背上了更多的批評和指責。兩天之後,張振華台長找我談話,非常惱怒地批評說,根據最近兩天收集的反應,這篇文章已經讓外界對國際電臺產生了極不好的看法。其一,國際電臺是外語人才彙集的新聞單位,我們為何要派一個聽不懂外語的記者出國採訪?其二,記者在文章裡忘記了自己的身份,竟然說自己在江澤民面前“激動得心怦怦直跳”,為何要派這樣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記者?其三,這篇文章引起了香港媒體的無端揣測,稱這位元年輕女記者是中央領導人的家屬,國際電臺內部有政治裙帶關係;其四,有新聞界同行私下說,這篇文章很肉麻,記者不惜以自我貶低的方式去拍國家領導人的馬屁。

 

面對台長的指責,我心中雖有委屈,但確實無可爭辯。除了香港媒體毫無根據的揣測之外,其他幾點說法都是我能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外界只看到這篇文章,並不知道記者寫這篇稿的背景。江澤民當時向張暉解釋專用技術詞彙,有可能確實是出自對記者的關心,但也有可能是要顯示自己的專業知識。而在吳建民司長的眼中,這個細節可以展現江澤民平易近人和知識淵博的形象。我能理解吳建民的想法,他畢竟是外交部發言人,是負責此次新聞報導的主要官員。只可惜我們的記者太年輕,缺乏經驗,故而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吳司長的授意,而且文章中的稚氣一覽無餘。結果,這篇文章讓少數領導高興了,而我們卻承受著各種非議。

 

張暉回國之後,我大致轉述了台長的意見,她也解釋了當時的整個過程,很委屈地哭了。時隔不久,上海《解放日報》的一位好友來北京看我,劈頭蓋臉地就此事向我“興師問罪”。他說:“不瞞你說,我把這篇文章的剪報壓在辦公桌玻璃板下面,我要時刻提醒年輕記者記住這個反面教材!”這句話讓我更加難堪。誰能知道,這篇文章的背後其實還有不為外人所知、也不宜向外界解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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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我所認識的吳建民

上面提到吳建民,我就借此機會記錄一下我和他的交往,以此表示對他的尊敬和懷念。在本書第一部分,我曾略微提到我和吳建民在比利時相識的過程。我從北京被派到比利時五個月之後,吳建民和夫人施燕華從紐約聯合國總部調到布魯塞爾。吳建民的職務是公使銜參贊,職位僅次於大使,曾一度擔任臨時代辦。其夫人施燕華的職務是參贊。兩位早年都擔任過中央最高領導人的譯員,吳建民是法語翻譯,施燕華是英語翻譯。

 

在我的印象中,兩人的共同之處就是事業心極強,除了專心致志於工作之外,其餘時間就是看書,看不出他們有什麼特別的興趣和愛好。兩人的不同之處在於風格。吳建民精明幹練,言行直率,略有張揚,偶爾會掩飾不住自己的真性情;施燕華則是與世無爭和低調,冷靜、獨立,甚少與大使館的同事有親密交往。吳建民是出名的工作狂,對自己和下屬的要求都十分嚴格,常常讓下屬感到壓力很大,以至於在私下偶有怨言。雖然他們的職業是高級外交官,但骨子裡依然是典型的知識份子,潔身自好,兩耳不問窗外事,因而有時候讓人覺得不那麼合群,比較清高。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在一個公共假期裡,大使館全體成員在比利時南部的穆斯河上乘坐遊艇,前往德國邊境城市遊覽。一路上,所有人都嘰嘰喳喳地聊天,或者拿起相機拍攝河流兩岸的風景,唯獨吳建民捧著一本厚厚的英文書,而施燕華則是靜靜地坐在他旁邊。

 

作為記者,我和吳建民在工作上有好多次接觸,從他身上學到了認真和嚴謹的態度。我和他最多的接觸是在劉山大使任期屆滿之後,他擔任臨時代辦,前後半年時間。當時,中國在歐洲的外交很困難,比利時和歐洲共同體一直在人權問題上製造麻煩,吳建民領導大使館做了很多非常有效的反制措施。例如,歐洲議會故意邀請達賴喇嘛到布魯塞爾發表演講,並且就中國人權、宗教等問題舉行聽證會,他親自走上第一線,馬不停蹄地穿梭於歐洲議會各個專門委員會之間,對他們展開說服工作,甚至與他們進行公開的辯論。每次這樣的活動,他都會事先向我們記者介紹相關的背景和應對方案,有時候也會聽取我們的建議,但主要是希望我們以新聞報導的方式配合大使館的工作。

 

有一次活動結束之後,他說很想看看我的英文新聞稿是怎麼寫的,我就把稿件列印出來給他看。他認真地看完之後說:“我對歐洲議會干預中國內政表示憤怒,你使用的英文詞是angry,但更恰當的詞彙是indignant,憤怒的程度應該更重一些。”那時候,我才發現吳建民不只是精通法語,而且對英語也有深刻的理解。

 

我從比利時卸任回國的時候,吳建民早已回到北京,擔任新聞司司長和發言人。沒有想到是,我在此後的外事採訪工作竟然和他的工作再次密切交集。最初幾次見面時,我還是習慣地稱他“吳參”,把他的職位“降低”好幾級,但他一點都不介意,反而覺得很親切。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改口叫他“吳司長”,但覺得很彆扭。由於彼此早就知根知底,吳建民在很多時候都對我照顧有加,為我的採訪工作提供了不少機會和方便。

 

我還記得剛剛開始從事外事採訪的時候,吳建民把我引薦給江澤民的情形。那是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江澤民與一位外國元首的會談剛結束,我趕緊追過去和吳建民打個招呼。還沒說幾句話,正準備離開東大廳的江澤民顯然是想起什麼事,突然停下來要找吳建民,大聲說:“怎麼老吳不見了?”吳建民趕緊拉著我說:“來來來,我帶你見一下總書記。”我們快步走到江澤民面前,吳建民介紹說:“總書記,這是國際廣播電的時政記者,叫杜平,也是剛從比利時回來的。”江澤民看著我說:“怎麼都是比利時回來的?”說完,大家都笑了。

 

在擔任新聞發言人四年之後,吳建民先後被派往荷蘭擔任大使,其夫人施燕華擔任駐盧森堡大使。隨後,吳建民任中國駐日內瓦聯合國使團團長,接著又出使法國,最後調到外交學院,接任劉山大使的院長職務。從擔任外交學院院長開始,吳建民在媒體和學術界逐漸活躍起來,繼而成為廣為關注、同時也常常引起爭議的意見領袖。

 

此後多年裡,我先後在境外媒體就職,經常看到他的言論。他就中國外交和國際熱點問題發表的很多見解,我都很認同,甚至深有同感。而與此同時,他的有些看法和主張也引起廣泛的爭議,甚至是批評和撻伐。在日益多元化的時代裡,大家有不同的觀點是正常的,但我想強調兩個看法:第一,有些人動輒質疑和否定他對國家的熱愛、對國家利益的忠誠和維護,這是很不應該的。還有些人意氣用事,給吳建民扣上這個或那個帽子,確實令人很痛心;第二,我也知道,吳大使雖然是資深外交家,但有時候也像個固執己見的書生。我始終認為他的很多觀點都是正確的,只是覺得他不太善於拿捏時機。坦白地說,很多正確的話,也要選擇正確的時機去說,但他對這一點似乎不太在行。

 

2015年,吳大使在武漢遭遇致命車禍的那一天,我正在哈爾濱出席一個國際會議。我的朋友黃日涵從知情人士那裡聽到這個噩耗之後,立即用微信告知我,我非常震驚,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過去在他身邊工作時,我們結下了忘年之交,我為他感到驕傲;他曾經給予我的很多照顧和幫助,我永遠心懷感激。我謹以上述簡短的回憶,表達對他的懷念。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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