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左）。（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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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20 「加入」比利時登山隊

由於國內政治氣氛依然嚴峻，加上中國與西方的關係陷入敵對狀態，我們在歐共體已經找不到可以報導的新聞，如同遇到無米之炊的困境。我們不再像平常那樣忙忙碌碌地工作，整個精神狀態完全鬆弛下來，頓時感到十分地茫然。

正好在這個時候，比利時登山隊的朋友邀請我參加他們的訓練，順便幫助隊員們更多地瞭解中國。我不只是很樂意地接受了，而且非常感激他們在此時刻依然把我視為朋友。

那段時間的每個週末，我們驅車前往比利時南部的阿登山區進行登山訓練，每次訓練持續兩天。主要的訓練內容包括：長時間徒步跋涉、野外求生、攀岩、野地露營以及團隊合作。我從來沒有接受過這樣嚴苛的訓練，對一切都感到新鮮，心情也變得愉快起來。在訓練過程中，讓我受益最大的不是登山和攀岩的技巧，而是預見危情、預防危險，對任何一個細節都絕不苟且和馬虎。

由於登山是一個很危險的運動，所以，雖然這些隊員訓練有素，體能和技能都很高，但他們從來不高估自己、低估風險，每次的前期準備和訓練過程都做到不留任何疏漏。我後來養成的細心、嚴謹的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他們的影響。

按照計畫，比利時登山隊將在1991年春天前往西藏，攀登海拔8013公尺的希夏邦馬峰。為此，登山隊通過中國國家体委的協助，把藏族登山家次仁多吉請到比利時，讓他為隊員們提供指導。

次仁多吉當時不到三十歲，但在世界登山界早已是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1988年5月5日，中國、日本、尼泊爾三國登山隊橫跨珠穆朗瑪峰時，次仁多吉率先從北坡登上頂峰，在頂峰上停留了長達九十九分鐘，之後從南坡下山，創下了前所未有的壯舉。次仁多吉在比利時期間，很多時候都由我給他當翻譯。他很喜歡比利時的黑啤酒，但不太適應和外國人交流，所以很多場合都願意跟我說話。有一次談到攀登珠穆朗瑪峰，我說：「在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巔峰之後，其他隊員都趕快下山，可你竟然停留了一個半小時，那你在山頂上待那麼久幹什麼？」他憨厚地笑著說：「我舉著五星紅旗，讓直升機從不同角度拍了一個廣告，接著就抽了一支煙。」

1991年春天，比利時登山隊抵達西藏，次仁多吉擔任他們的技術顧問，並帶領其中幾位隊員成功登上了希夏邦馬峰的山頂。在往山下撤離時，登山隊遇到一次險情，次仁多吉憑藉豐富的經驗和勇氣，幫助登山隊隊長和一名隊員成功脫離了危險。

比利時登山隊從中國載譽而歸的那一天，我和很多人一起興奮地前往機場迎接，其中有中國大使館的幾名代表。在中國和西方國家關係出現困難的時候，大使館把這些隊員們視為兩國民間友好的使者。

至於我，他們當初在訓練過程中給予我的照顧，還有他們告訴我的很多關於比利時的故事，則是終身難忘。我現在還記得，有位隊員從奧地利旅遊回國之後，專門給我帶來一頂棕色的呢帽，帽檐上有一支又長又好看的羽毛，我把它帶回了北京，掛在客廳的牆上。還有一位隊員，經常帶我去她女朋友上班的酒吧去喝紅酒，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體驗國外酒吧的氣氛和感覺。

只是遺憾的是，自從離開比利時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人。那是一段多麼溫馨美好的時光。當一些比利時朋友因不滿天安門事件而故意回避中國人的時候，這些登山隊員們卻把我當作自己隊伍中的一員，朝夕相處，互助互愛。如今，彼此分散這麼多年，天各一方，無處尋覓，每當回想起來就很傷感。我想，此生恐怕再也沒有重逢的機會，即使有緣再見，也不一定能夠相識。

1.21 錢其琛外長忍辱負重

在所有西方國家決定停止與中國的高層交往之後，它們的領導人並不知道的一件事是，美國其實並沒有完全關閉與中國領導人的溝通管道。1989年7月，美國總統布希派遣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柯洛夫特秘密訪問北京。同年12月，斯考克羅夫特再次受命訪問中國，而這次訪問已經變成公開的行動。直到此時，其他西方國家才驚訝地發現，當初帶頭制裁中國的美國政府反而一直在悄悄地與中國進行著接觸。它們猛然意識到，再也不能被動地跟著美國，必須儘早恢復與中國的政治對話。

1990年3月，中國外長錢其琛應英國外相赫德的邀請訪問倫敦，公開的理由是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磋商。這一消息公佈之後，英國輿論對政府予以強烈批評，指責首相梅傑記憶力短暫，全然不顧人們對「天安門事件」的感受。對此，英國官員出面解釋說，英國必須面對香港問題，假若繼續拒絕與中國政府接觸，英國在香港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

錢其琛訪問英國，是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政府高級官員首次進入西方國家，意味著西方的制裁措施已經被突破。受國際電臺總部的指派，我準備趕在錢其琛抵達之前飛往倫敦。

我從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瞭解到，錢外長將下榻在倫敦海德公園酒店。我立即打電話給《人民日報》駐倫敦首席記者陳特安，請他幫我預訂酒店房間，地點儘量靠近海德公園酒店。很快，陳特安打回電話，說已經訂好希爾頓酒店，就在海德公園酒店的馬路對面。電話中，他讓我幫他辦件事，就是買一塊比利時地毯。

為何要從比利時買地毯？事情是這樣的：那個時代，中國駐外人員的圈子不大，大家經常互通資訊，比如哪裡的東西品質好，哪裡的東西價格便宜，然後彼此幫忙代購。所謂「比利時地毯」，其實並非是比利時本地生產，而是阿拉伯商人從中東進口的，品種很多，花色好看，價格確實便宜。

第二天，我帶著這塊地毯出發。地毯卷了又卷，形似一床棉被，外面再套上比利時家家戶戶都使用的黑色塑膠垃圾袋，然後再用膠條捆得嚴嚴實實。我過去經常看到，很多人從比利時回國時都這樣把地毯打成一個包裹托運到北京，所以我也就不假思索地如法炮製，根本就沒有想一想，帶著這麼難看的行李會讓自己看起來多麼寒酸。陳特安抱歉地對我說，從倫敦市區到希思羅機場太遠，他駕車接我反而不方便，建議我直接坐地鐵到酒店。

在地鐵車廂裡，我周圍的英國男士都穿著筆挺的呢子大衣，裡面是西服和領帶，脖子上圍著好看的圍巾。相比之下，我穿著一件出國之前購買的廉價藍色風衣，手上拎著一個鋪蓋卷似的包裹。這種強烈的反差，讓我越想越覺得不是滋味。

終於到了酒店。置身於富麗堂皇的大堂，我就更不自在。到櫃檯辦理入住手續，服務員瞥了一下垃圾袋包裹，似乎很狐疑地吐出一個單詞：「Yes？」我說，是的，入住，已經預訂房間。「你必須先付押金，五百英鎊。」我從包裡掏出一個信封，抽出幾張大額的紙幣，交給她。以我通常比較敏銳的觀察，我看得出她的大腦在飛速地運轉，試圖準確判斷出眼前這個客人究竟是什麼身份：二十多歲、亞洲人、垃圾袋包裹、比較體面的英語、普通的衣著、滿滿一信封的鈔票……。

不過，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櫃檯服務生給我分配了一個極佳位置的房間。打開窗紗，海德公園酒店就在眼前，就隔著一條街道。海德公園酒店正門的上方，五星紅旗迎風招展，昭示著中國政府高級代表團即將或者已經下榻於此。

3月8日下午，我在酒店大堂裡等到了錢其琛外長從電梯裡走出來，他面帶微笑，總是那樣地神態自若。這半天的日程很輕鬆。他先參觀了邱吉爾故居，然後拜訪了英國前任駐華大使，聽取了這位資深外交官對當前中英關係的看法。3月9日是此次訪問的重頭戲。

他先與外交大臣赫德舉行會談，然後會晤梅傑首相，下午在皇家國際研究所發表演講，晚上會晤反對黨影子內閣的「外交大臣」，接著拜會前首相希思和柴契爾夫人。第三天，錢其琛外長在酒店裡舉行記者會，介紹了此次與英國政府達成的重要共識，包括兩國都願意積極改善雙邊關係，願意就香港回歸之前的各種事宜保持密切溝通。

這次英國之行的重大意義，在於向其他西方國家發出了明確的信號，那就是，孤立中國的措施該結束了。在最近幾十年的外交中，這是中國對西方國家予以各個擊破策略的成功案例，體現了中國外交的大智慧。具體地說，它以香港問題為契機，首先突破英國的防線，從而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示範。果不其然，在英國之後，一直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德國，不失時機地邀請錢其琛前往訪問。歐共體兩大成員國率先恢復與中國的外交接觸，促使其他成員國也開始醞釀與中國恢復接觸。

歐洲報紙曾有評論說，在中國與西方外交寸步難行的時候，錢其琛在困境中忍辱負重，以其嫺熟的外交手腕和西方人無法拒絕的儒雅氣質，為中國領導人重回世界舞臺開闢了寬闊的通道。錢其琛是當代中國當之無愧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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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本台特派記者杜平從盧森堡報導

從1989年6月至1990年年中，歐共體對中國實施的制裁已經一年。經過對制裁效果的評估，一些成員國開始意識到，當初做出的制裁決定未免倉促和情緒化，沒有經過冷靜和審慎的思考，結果不僅沒有迫使中國就範，反而使自己的企業蒙受損失。

1990年前三個季度，義大利對華出口驟降48%，西班牙對華出口下降26%。至於英國、法國和德國這三大成員國，其對華貿易所遭受的損失就更大。可以說，歐共體各國已經感到騎虎難下，維持制裁的政治意願已經流失。在一些大企業的呼籲和施壓之下，各國政府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那就是解除對華制裁已經成為最迫切的任務。

但是，在各國輿論依然敵視中國的情況下，歐共體需要等待合適的時機。而就在此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起全世界的憤怒，輿論的注意力從中國轉往中東。對歐共體來說，取消對華制裁的時機已經到來。1990年秋天，歐共體外長會議在盧森堡宣佈，除了軍售禁運措施之外，其他制裁措施全面取消。

歐共體的這一決定來得非常突然，中國政府和世界輿論都未料到。正因如此，我從盧森堡發回的新聞稿在電臺播出之後，中國最高層以及外交部的反應是又驚又喜。這則新聞後來獲得了首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在人民大會堂親自頒發。

這是迄今為止獲得此等獎項的唯一一篇國際新聞作品，並被納入到大學新聞系的教材裡。中國政府為何沒有預料到歐共體的這一決定？歐共體內部為何也感到意外？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詳述如下，但願對關心時事的讀者、特別是對年輕的記者同行有所裨益。

歐共體突然取消對華制裁的決定，是在一次例行外長會議上做出的。我為何判斷出這次會議有可能做出這樣的決定？這要從頭說起。

1990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歐共體前任、現任和即任的輪值主席國，也就是愛爾蘭、義大利和盧森堡三國的外長，與中國外長錢其琛舉行會晤。會晤結束之後，義大利外長德米凱利斯接受了BBC記者布雷恩的採訪。

德米凱利斯說，作為歐共體主席國，義大利將建議其他十一個成員「全面恢復」與中國的關係，理由是：一、歐共體不能無視中國國內日漸穩定的形勢；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中國的立場至關重要。中國對海灣危機所持態度已經清楚表明，它願意與國際社會一起，盡最大努力解決這一危機。德米凱利斯還說，與中國恢復關係已經成為趨勢，歐共體必須順應。

德米凱利斯的講話非常積極。作為歐共體主席國的外長，這個態度非常值得注意，因此我對他此後的每一個言行都一直密切跟蹤。10月4日，德米凱利斯在義大利議會就中歐關係講了一番話。他說：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國家，假若歐共體和中國繼續處於不接觸狀態，那將是很不好的事情。他宣佈將在歐共體外長的威尼斯非正式會議上，建議恢復與中國的關係。10月7日，非正式外長會議舉行，德米凱利斯提出了這個建議，並決定將此作為下次正式外長會議的議題。

從以上這些資訊中，我得出的基本判斷是，歐共體外長在兩星期之後的盧森堡會議上，幾乎可以肯定地會涉及中國與歐共體的關係，但是否會做出某種決定，我不能肯定。有一點是清楚的，歐共體主要成員國都急於取消制裁。按道理，由於制裁中國的決定是在歐共體首腦會議上決定的，所以，要取消這些制裁，也應該在首腦會議上決定。可是，首腦會議要等到年底才舉行，假若各國政府等不及，那就很有可能提前在盧森堡外長會議上做出決定。

1990年10月22日，歐共體十二國外長在盧森堡舉行例行會議，我決定前往盧森堡會議現場。在出發之前，我向歐共體有關職員打聽：英國政府曾經試圖說服其他國家取消對華制裁措施，不知道這次外長會議是否還有類似的討論？對方回答說，雖然有可能討論，但不可能馬上做出決定，原因是要等待各國首腦最後敲定。正如上文所說，這種分析是合理的。可是，從最近以來的各種事態來看，我又覺得當前的趨勢有可能推翻這種合理的分析。

10月21日，我驅車前往盧森堡，在中國大使館借宿。第二天，外長會議在「歐洲中心」大廈舉行。得知議程上並沒有「歐共體與中國的關係」，我頗感失望。在記者大廳裡到處探聽，但結果都是不置可否。很巧的是，我再次遇到了BBC外交記者布雷恩。他是報導中國事務的專線記者，跟隨外交大臣赫德從倫敦趕過來。假若今天沒有與中國有關的新聞，他就不會專門來到盧森堡。果不其然，布雷恩悄悄地對我說：「午餐會上討論這個議題，（赫德）外交大臣堅決支持取消制裁。午餐會之後，他會接受我的採訪。」

午餐會持續很長時間。下午四點多，歐共體有關官員出現在記者大廳，在記者的追問之下透露出以下內容：午餐會上討論了中國議題，同意取消部分制裁措施。除此之外，沒有更多內容。聽到這個資訊，我又興奮又著急。對中國和整個西方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消息，可是我又不能立即發稿。原因是：第一，這是非正式管道透露的資訊，不能求證，無法核實；第二，這是一個很不完整的資訊，缺少幾個至關重要的要素，包括取消哪些制裁措施以及何時取消。事關重大，我必須抑制住搶發新聞的衝動，繼續耐心地等待。

傍晚六點半，北京時間次日淩晨一點半，義大利外長德米凱利斯終於出現在新聞發佈廳，終於正式宣佈了外長會議的決定。他說，歐共體十二國外長決定立即恢復與中國的關係，除了武器禁運之外，其他所有制裁措施全部取消。

這些內容與我事先聽到的大致相符，但有幾個新的關鍵的要素：其一，德米凱利斯從頭至尾沒有說出「取消制裁」這個字眼，他說的是「取消限制措施」。這種措辭的改變意味著態度的改變，「制裁」一詞在道義上有居高臨下的意味，現在已變得不合適宜。其二，德米凱利斯兩次說出至為關鍵的詞彙「立即」，即「立即取消限制歐中關係的措施」、「立即恢復歐共體與中國的關係」。這個要素不僅使整個資訊完整而嚴謹，而且也透露出歐共體在對華關係上的迫切願望。

我在趕寫新聞稿的時候，BBC記者布雷恩走過來坐到我旁邊，他剛剛採訪了英國外交大臣赫德。我向他複述了德米凱利斯在記者會上說的「立即」和「限制措施」，而他則讓我聽了採訪錄音。

赫德說，歐共體限制與中國交往，並沒有給任何一方帶來好處，所以現在是取消這些限制措施的時候了。不僅如此，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國際社會要解決當前的海灣危機，就必須獲得中國的支持。聽完錄音，我非常興奮，因為赫德的講話對德米凱利斯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補充，它為我提供了新聞寫作六大要素中的「為什麼」，即「為什麼要取消限制措施」，所以在新聞稿的最後兩段，我毫不猶豫地引用了赫德的兩句話，使得整篇新聞稿完整無缺。

北京時間10月23日早晨六點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早間黃金時段的《新聞與報紙摘要》裡，率先向國內廣播了「本台特派記者杜平從盧森堡報導」的這一重大消息。出乎我意料的是，此前，中國外交部對這一消息毫不知情，他們在聽到廣播之後才知道歐共體做出了這一決定。

盧森堡時間23日淩晨，也就是這條新聞播出幾個小時之後，中國駐盧森堡大使館接到外交部西歐司打來的電話，要求大使館彙報歐共體外長會議的詳細情況。但是，大使館值班人員說不出具體情況，便急匆匆地把新華社記者孫維佳從床上叫起來，讓他彙報詳情。孫維佳是新華社布魯塞爾分社記者，和我一起從布魯塞爾來盧森堡採訪，同樣借住在大使館的客房裡。

歐共體外長會議的決定如此重要，為何大使館沒有及時向外交部彙報？說起來，這是一件很不湊巧的事情。中國駐盧森堡大使館的編制很小，只有幾個工作人員。除了大使之外，負責政治事務的外交官只有兩人，非常不巧的是，這兩位外交官當天都不在盧森堡。其中一位任期屆滿，另一位駕車送他去巴黎機場乘坐飛機回國。

更不湊巧的是，那幾天，大使本人生病住院，不能工作。雖然大使館還有兩個工作人員在值班，但他們都不負責政治和外交事務。這幾件事情湊在一起，導致大使館無人關注這次歐共體外長會議，更不用說派人到會議現場。我猜想，無論是大使，還是那位外交官，他們在事後難免會倍感遺憾和自責。盧森堡是小國，多少年都碰不到一件大事，和中國有關的大事幾乎為零，所以大使館的外交官們很難有機會體驗到外交工作的成就感。現在，好不容易出了這麼一個大新聞，可謂千載難逢，但他們卻與之失之交臂。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