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廣場。（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17 「少說話、多觀察，盡本分」

從北京時間6月3日夜間開始，我就一直擔心身在北京的家人。那時候，大多數家庭都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音訊全無。我只能等到次日的上班時間，通過同事打聽消息。我最親近的領導、國際新聞中心主任艾羅就住在虎坊路的中央芭蕾舞團，距離我妻子的住家很近。好不容易熬到北京的上班時間，我迫不及待地打通艾羅辦公室的電話。不等我開口，他就說：「小杜，現在外面的氣氛依然緊張。但你不要擔心，力力和家人不會有事的。我先安排好編輯部的工作，下班之後就去看望他們。」

艾羅，本名鄭集強，浙江溫州人，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他和同鄉周瑞金是同班同學，兩個大才子。上大學時，艾羅因患哮喘病而長期服用一種名為「艾蘿」的止咳糖漿，結果被同學們取了這個很像筆名的綽號。而這個綽號竟然跟了他一輩子，以至於喧賓奪主，取代了他的本名。

在廣播大樓，其他部門的人來找鄭集強，多數情況下都會遇到困難，因為大家都沒聽說過有鄭集強這個人。而艾羅自己也經常鬧出笑話。有一次，他接到一個從外地打來的電話，對方要找「鄭集強同志」，艾羅說「請你等一下」，接著就在走廊裡高喊：「鄭集強，你的電話！」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緊接著就是哄堂大笑。

艾羅下班之後立即從復興門騎車趕到位於天壇西門的南緯路，突然出現在力力的面前，全家人又驚又喜，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艾羅當時這樣意味深長地對全家人說：「明天一大早，我就打電話給小杜報平安。請你們放心，小杜是個好孩子，絕對可靠，無論國內情況怎麼樣，他都會堅守崗位，不會讓你們失望。」

這麼多年之後回味艾羅的這番話，我內心裡依然百感交集。在那個特殊的時期，國際電臺的駐外記者情緒不穩，士氣低落。領導們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怕像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年青人有可能因一時衝動，而做出什麼不當的行動。而這樣的擔心確實並不多餘。就在那一天，本台駐悉尼的女同事和丈夫從記者站不辭而別，以此抗議政府鎮壓學生，全臺上下驚慌失措。這位同事才貌都很出眾，和我在同年同月入職國際台，是重點培養的年輕記者。1988年，我們倆被雙雙派駐國外，而做出這個決定的人就是艾羅。

所有人都知道艾羅非常愛惜人才，但如此大膽使用年輕人的決定還是引起了一些議論。有人認為，這些年輕人剛走出校門不到兩年，又是從外語大學畢業，思想比較西化，未經歷練就被過早地放到國外，將來有可能會失控。可是，艾羅堅持己見，認為年輕記者必須經風雨見世面，這樣才能自我磨練、快速成長。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深受艾羅愛護和重用的這位女同事，竟然在一時衝動之下，把護照留在記者站，寫了一張致國際電臺記者管理部的字條，此後再也沒有音訊。此事本身固然不是艾羅的責任，但他難免會感到惋惜和自責。他在力力的父母面前誇我「絕對可靠」、「一定會堅守崗位」，其實是在心中寄予我莫大的希望。

北京時間第二天早晨，比利時還是半夜時分，艾羅給我打來電話。他的聲音不再像過去那樣爽朗和開懷，但親切和溫暖充溢於言詞之間。他先代表力力的全家向我報平安，然後語重心長地說：「至於國內形勢，你不用多想，想多了也沒用。此時此刻，你要少說話，多觀察，盡本分，心安勿躁。」在比利時記者站四年時間裡，這是艾羅親自打來的唯一一通電話。短短兩分鐘的通話，在我腦海裡依然鮮活地保存了二十多年。

1.18 駐外人員意志消沉

比利時時間4日早晨，我在一夜無眠的恍惚狀態中下樓取報紙。進入電梯，眼前赫然出現一張用毛筆字書寫的大標語，上面的文字是：「任何人都不得加以無理逮捕！」仔細一看，這是《自由比利時報》印刷的單頁，隨報附送給訂戶。毛筆字的旁邊是一行法語，意思與中文相同。我心裡一怔：這整座公寓裡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必定是某個鄰居以為我是中國政府的官員，所以要以這種方式來表達抗議。

我心裡好難過，同時又十分地羞愧。中午時分，我步行到附近的麵包店，想買點吃的。櫃檯旁邊一位男士以關心的口吻問我是不是來自中國，我點點頭。他說：「我一直愛中國，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外國普通人民中，他們對中國的關切以及表達的看法，多數都是出於善意，甚至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熱愛。因此，對於歐洲各國輿論和民間對天安門事件做出的各種反應，我也能理解。只是他們體會不到的是，當他們以超然的姿態評論中國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更加痛苦。

那些日子，我很害怕出門，因為隨時都有可能被人問及北京發生的事情。駕車出門，經常看到前面車輛的後窗玻璃上貼著譴責中國的標語。在馬路上行走，陌生人會主動走過來提起天安門。不只是我，其他中國人同樣遇到過類似的情形，久而久之，我們的內心都變得異常脆弱。一天中午，在歐共體新聞廳，一名外國記者關切地詢問新華社記者張建生：「在北京的家人是否安好？」聽到這句話，張建生再也抑制不住難過的心情，失聲痛哭。

與此同時，中國駐海外機構頻頻發生出逃事件。天安門事件發生幾天之後，新華社巴黎分社社長「叛逃「，據說獲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收留。不久之後，我身邊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新華社駐布魯塞爾分社社長老樂突然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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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樂為人低調謙和，溫文爾雅，平常兢兢業業於工作，沒有人想到他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事情發生後，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十分緊張，劉山大使、吳建民公使立即把所有中國記者召集到大使官邸，詳細詢問老樂平常與外界交往的情況，分析其可能的去向以及他背後的協助人。當時分析的結論是，老樂和一個臺灣人有比較密切的交往，此人已經加入比利時國籍，在布魯塞爾有一家旅行社，大概只有他才有能力為老樂提供幫助，他可以利用自家旅行社的方便把他送到第三國。果不其然，一個時期之後，有人證實老樂已經到了加拿大。多年之後，我們從幾個朋友那裡得知，老樂的妻子後來從北京去加拿大團聚，但不太習慣那裡的生活，最後還是回到了北京。

在那個特殊時期，我們和劉山大使、吳建民公使的接觸不再是那麼「公事公辦」，他們在私下裡願意就國內局勢表露內心的想法。劉山大使六十歲出頭，氣質高雅，一派西洋紳士的風度，與人們平常見到的共產黨幹部截然不同。直到那時候，我們才知道劉大使不同尋常的出身和經歷，而他的儒雅、博識和敏銳的洞察力在相當大程度上得益於其早年的成長環境、教育背景以及後來在外交部的長期歷練。

劉山大使出生於湖北武漢，父親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年少時被父親送到美國西點軍校接受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嶄新的政權急需各類精英人才，劉山懷著報國之心和對未來的憧憬，返回祖國加入外交部。在外交部，他接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設計護照。

原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版護照就出自劉山之手。在文革期間，劉山的家庭出身和在美國軍校的背景，理所當然地使他成為重點懷疑、排擠和鬥爭的對象，其中所經受的磨難完全可以想像。在出任駐比利時大使兼駐歐共體使團團長之前，劉山長期擔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智囊。

對於國內的局勢，劉山大使不可能像普通外交官那樣輕易表露自己的真實感受。大使是國家元首的特命使者，其公開言行必須代表國家，效忠政府，絕不能以個人的好惡來解釋政府的行為。但是，在處理老樂出走的事件時，劉大使在私下談話中時而流露出個人的心跡。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段話，是劉山大使對中央領導層的重新調整所做的分析。那時，江澤民已經接任趙紫陽，擔任中央總書記；原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也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劉山大使這樣對大家說：「處理北京動亂有功的人，這次並沒有獲得重用，反而是上海和天津的兩位書記被提拔。你們好好想想，這意味著什麼？這說明小平同志是明白人。所以，你們不要灰心喪氣，要對國家的未來保持信心。有些事情，你們在心裡可以保留個人的看法，但在行動上必須服從國家。」作為曾經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劉山大使最擅長的就是這一點：那就是從事實中判斷出時局變化的脈絡和走向。他的講話既有親和力，又有說服力，對穩定中國駐外人員的情緒起到了作用。

1.19 西方國家的集體衝動

歐共體和整個西方世界對天安門事件作出的強烈反應，使中國外交官立即陷入了無能為力、無所作為的困境。歐洲時間6月2日，中國對外經貿部（商務部前身）部長鄭拓彬應歐共體早前的邀請，率領代表團抵達布魯塞爾，準備就烏拉圭回合談判進行磋商。但第二天，「天安門事件」發生，歐共體隨即宣佈拒絕會見鄭拓彬。與此同時，中國大使館與歐共體的溝通管道遇到困難。6月6日，歐共體十二國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中國政府。由此開始，中國和歐共體的關係急劇惡化。

6月27日，歐共體在馬德里舉行外交部長會議，再次就中國局勢發表聲明，並且宣佈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措施：一、歐共體將在相關國際場合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要求中國允許國際獨立觀察員旁聽有關被捕人士的審判，允許觀察員探訪被監禁的犯人；二、中斷歐共體成員國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對中歐武器貿易施行禁運；三、中止雙邊部長級和高層接觸；四、推遲歐共體以及成員國與中國之間新的合作項目；五、減少文化和科技合作專案；六、各成員國為中國留學生延長簽證有效期；七、延遲審批中國政府的信貸擔保申請，建議世界銀行延遲審批對中國的新貸款。

7月15日，西方七個工業國在巴黎舉行一年一度的峰會，就中國局勢發表聲明，重申各成員國已經採取的措施：中止與中國進行部長級和高層接觸；中止與中國的武器貿易；推遲世界銀行給予中國的新貸款；延長中國留學生的逗留期限。聲明在最後一段特別強調，七國集團理解香港人民因北京局勢而產生的擔憂，要求中國政府採取必要措施恢復香港人的信心。

歐共體和七國集團幾乎涵蓋了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國家，可以說是「西方世界」的總稱。在它們所採取的措施中，最為關鍵的一條，就是中止高層政治接觸，因為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將被整個西方世界所孤立。對剛剛開放國門的中國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更是一次無法輕鬆面對的國際恥辱。中國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就是向西方發達國家開放。發達國家的進步成果是中國學習的榜樣，也是中國追求的目標。

此時，所有發達國家都對中國砰然關上大門，這是中國最高層未曾認真考慮或者根本就顧不上認真考慮的後果。此後幾年，不單單是中國領導人無法走向西方世界，其改革開放政策更是陷入了痛苦的停頓，甚至出現倒退。而最為深遠的影響是，天安門事件讓全世界產生了一種成見，那就是，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政府踐踏人權，與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直到今天為止，中國雖然在很多方面已經取得了空前的進步，但在很多時候依然被外界的這一成見所困擾。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