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七)西方國家的集體衝動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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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七)西方國家的集體衝動
2019-06-2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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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廣場。(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17 「少說話、多觀察,盡本分」

 

從北京時間6月3日夜間開始,我就一直擔心身在北京的家人。那時候,大多數家庭都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音訊全無。我只能等到次日的上班時間,通過同事打聽消息。我最親近的領導、國際新聞中心主任艾羅就住在虎坊路的中央芭蕾舞團,距離我妻子的住家很近。好不容易熬到北京的上班時間,我迫不及待地打通艾羅辦公室的電話。不等我開口,他就說:「小杜,現在外面的氣氛依然緊張。但你不要擔心,力力和家人不會有事的。我先安排好編輯部的工作,下班之後就去看望他們。」

 

艾羅,本名鄭集強,浙江溫州人,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他和同鄉周瑞金是同班同學,兩個大才子。上大學時,艾羅因患哮喘病而長期服用一種名為「艾蘿」的止咳糖漿,結果被同學們取了這個很像筆名的綽號。而這個綽號竟然跟了他一輩子,以至於喧賓奪主,取代了他的本名。

 

在廣播大樓,其他部門的人來找鄭集強,多數情況下都會遇到困難,因為大家都沒聽說過有鄭集強這個人。而艾羅自己也經常鬧出笑話。有一次,他接到一個從外地打來的電話,對方要找「鄭集強同志」,艾羅說「請你等一下」,接著就在走廊裡高喊:「鄭集強,你的電話!」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緊接著就是哄堂大笑。

 

艾羅下班之後立即從復興門騎車趕到位於天壇西門的南緯路,突然出現在力力的面前,全家人又驚又喜,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艾羅當時這樣意味深長地對全家人說:「明天一大早,我就打電話給小杜報平安。請你們放心,小杜是個好孩子,絕對可靠,無論國內情況怎麼樣,他都會堅守崗位,不會讓你們失望。」

 

這麼多年之後回味艾羅的這番話,我內心裡依然百感交集。在那個特殊的時期,國際電臺的駐外記者情緒不穩,士氣低落。領導們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怕像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年青人有可能因一時衝動,而做出什麼不當的行動。而這樣的擔心確實並不多餘。就在那一天,本台駐悉尼的女同事和丈夫從記者站不辭而別,以此抗議政府鎮壓學生,全臺上下驚慌失措。這位同事才貌都很出眾,和我在同年同月入職國際台,是重點培養的年輕記者。1988年,我們倆被雙雙派駐國外,而做出這個決定的人就是艾羅。

 

所有人都知道艾羅非常愛惜人才,但如此大膽使用年輕人的決定還是引起了一些議論。有人認為,這些年輕人剛走出校門不到兩年,又是從外語大學畢業,思想比較西化,未經歷練就被過早地放到國外,將來有可能會失控。可是,艾羅堅持己見,認為年輕記者必須經風雨見世面,這樣才能自我磨練、快速成長。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深受艾羅愛護和重用的這位女同事,竟然在一時衝動之下,把護照留在記者站,寫了一張致國際電臺記者管理部的字條,此後再也沒有音訊。此事本身固然不是艾羅的責任,但他難免會感到惋惜和自責。他在力力的父母面前誇我「絕對可靠」、「一定會堅守崗位」,其實是在心中寄予我莫大的希望。

 

北京時間第二天早晨,比利時還是半夜時分,艾羅給我打來電話。他的聲音不再像過去那樣爽朗和開懷,但親切和溫暖充溢於言詞之間。他先代表力力的全家向我報平安,然後語重心長地說:「至於國內形勢,你不用多想,想多了也沒用。此時此刻,你要少說話,多觀察,盡本分,心安勿躁。」在比利時記者站四年時間裡,這是艾羅親自打來的唯一一通電話。短短兩分鐘的通話,在我腦海裡依然鮮活地保存了二十多年。

 

1.18 駐外人員意志消沉

 

比利時時間4日早晨,我在一夜無眠的恍惚狀態中下樓取報紙。進入電梯,眼前赫然出現一張用毛筆字書寫的大標語,上面的文字是:「任何人都不得加以無理逮捕!」仔細一看,這是《自由比利時報》印刷的單頁,隨報附送給訂戶。毛筆字的旁邊是一行法語,意思與中文相同。我心裡一怔:這整座公寓裡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必定是某個鄰居以為我是中國政府的官員,所以要以這種方式來表達抗議。

 

我心裡好難過,同時又十分地羞愧。中午時分,我步行到附近的麵包店,想買點吃的。櫃檯旁邊一位男士以關心的口吻問我是不是來自中國,我點點頭。他說:「我一直愛中國,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外國普通人民中,他們對中國的關切以及表達的看法,多數都是出於善意,甚至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熱愛。因此,對於歐洲各國輿論和民間對天安門事件做出的各種反應,我也能理解。只是他們體會不到的是,當他們以超然的姿態評論中國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更加痛苦。

 

那些日子,我很害怕出門,因為隨時都有可能被人問及北京發生的事情。駕車出門,經常看到前面車輛的後窗玻璃上貼著譴責中國的標語。在馬路上行走,陌生人會主動走過來提起天安門。不只是我,其他中國人同樣遇到過類似的情形,久而久之,我們的內心都變得異常脆弱。一天中午,在歐共體新聞廳,一名外國記者關切地詢問新華社記者張建生:「在北京的家人是否安好?」聽到這句話,張建生再也抑制不住難過的心情,失聲痛哭。

 

與此同時,中國駐海外機構頻頻發生出逃事件。天安門事件發生幾天之後,新華社巴黎分社社長「叛逃「,據說獲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收留。不久之後,我身邊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新華社駐布魯塞爾分社社長老樂突然失蹤。

 

六四天安門廣場。(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17 「少說話、多觀察,盡本分」

 

從北京時間6月3日夜間開始,我就一直擔心身在北京的家人。那時候,大多數家庭都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音訊全無。我只能等到次日的上班時間,通過同事打聽消息。我最親近的領導、國際新聞中心主任艾羅就住在虎坊路的中央芭蕾舞團,距離我妻子的住家很近。好不容易熬到北京的上班時間,我迫不及待地打通艾羅辦公室的電話。不等我開口,他就說:「小杜,現在外面的氣氛依然緊張。但你不要擔心,力力和家人不會有事的。我先安排好編輯部的工作,下班之後就去看望他們。」

 

艾羅,本名鄭集強,浙江溫州人,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他和同鄉周瑞金是同班同學,兩個大才子。上大學時,艾羅因患哮喘病而長期服用一種名為「艾蘿」的止咳糖漿,結果被同學們取了這個很像筆名的綽號。而這個綽號竟然跟了他一輩子,以至於喧賓奪主,取代了他的本名。

 

在廣播大樓,其他部門的人來找鄭集強,多數情況下都會遇到困難,因為大家都沒聽說過有鄭集強這個人。而艾羅自己也經常鬧出笑話。有一次,他接到一個從外地打來的電話,對方要找「鄭集強同志」,艾羅說「請你等一下」,接著就在走廊裡高喊:「鄭集強,你的電話!」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緊接著就是哄堂大笑。

 

艾羅下班之後立即從復興門騎車趕到位於天壇西門的南緯路,突然出現在力力的面前,全家人又驚又喜,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艾羅當時這樣意味深長地對全家人說:「明天一大早,我就打電話給小杜報平安。請你們放心,小杜是個好孩子,絕對可靠,無論國內情況怎麼樣,他都會堅守崗位,不會讓你們失望。」

 

這麼多年之後回味艾羅的這番話,我內心裡依然百感交集。在那個特殊的時期,國際電臺的駐外記者情緒不穩,士氣低落。領導們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怕像我這樣初出茅廬的年青人有可能因一時衝動,而做出什麼不當的行動。而這樣的擔心確實並不多餘。就在那一天,本台駐悉尼的女同事和丈夫從記者站不辭而別,以此抗議政府鎮壓學生,全臺上下驚慌失措。這位同事才貌都很出眾,和我在同年同月入職國際台,是重點培養的年輕記者。1988年,我們倆被雙雙派駐國外,而做出這個決定的人就是艾羅。

 

所有人都知道艾羅非常愛惜人才,但如此大膽使用年輕人的決定還是引起了一些議論。有人認為,這些年輕人剛走出校門不到兩年,又是從外語大學畢業,思想比較西化,未經歷練就被過早地放到國外,將來有可能會失控。可是,艾羅堅持己見,認為年輕記者必須經風雨見世面,這樣才能自我磨練、快速成長。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深受艾羅愛護和重用的這位女同事,竟然在一時衝動之下,把護照留在記者站,寫了一張致國際電臺記者管理部的字條,此後再也沒有音訊。此事本身固然不是艾羅的責任,但他難免會感到惋惜和自責。他在力力的父母面前誇我「絕對可靠」、「一定會堅守崗位」,其實是在心中寄予我莫大的希望。

 

北京時間第二天早晨,比利時還是半夜時分,艾羅給我打來電話。他的聲音不再像過去那樣爽朗和開懷,但親切和溫暖充溢於言詞之間。他先代表力力的全家向我報平安,然後語重心長地說:「至於國內形勢,你不用多想,想多了也沒用。此時此刻,你要少說話,多觀察,盡本分,心安勿躁。」在比利時記者站四年時間裡,這是艾羅親自打來的唯一一通電話。短短兩分鐘的通話,在我腦海裡依然鮮活地保存了二十多年。

 

1.18 駐外人員意志消沉

 

比利時時間4日早晨,我在一夜無眠的恍惚狀態中下樓取報紙。進入電梯,眼前赫然出現一張用毛筆字書寫的大標語,上面的文字是:「任何人都不得加以無理逮捕!」仔細一看,這是《自由比利時報》印刷的單頁,隨報附送給訂戶。毛筆字的旁邊是一行法語,意思與中文相同。我心裡一怔:這整座公寓裡只有我一個中國人,必定是某個鄰居以為我是中國政府的官員,所以要以這種方式來表達抗議。

 

我心裡好難過,同時又十分地羞愧。中午時分,我步行到附近的麵包店,想買點吃的。櫃檯旁邊一位男士以關心的口吻問我是不是來自中國,我點點頭。他說:「我一直愛中國,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外國普通人民中,他們對中國的關切以及表達的看法,多數都是出於善意,甚至是出於對中國人民的熱愛。因此,對於歐洲各國輿論和民間對天安門事件做出的各種反應,我也能理解。只是他們體會不到的是,當他們以超然的姿態評論中國的時候,我們的內心更加痛苦。

 

那些日子,我很害怕出門,因為隨時都有可能被人問及北京發生的事情。駕車出門,經常看到前面車輛的後窗玻璃上貼著譴責中國的標語。在馬路上行走,陌生人會主動走過來提起天安門。不只是我,其他中國人同樣遇到過類似的情形,久而久之,我們的內心都變得異常脆弱。一天中午,在歐共體新聞廳,一名外國記者關切地詢問新華社記者張建生:「在北京的家人是否安好?」聽到這句話,張建生再也抑制不住難過的心情,失聲痛哭。

 

與此同時,中國駐海外機構頻頻發生出逃事件。天安門事件發生幾天之後,新華社巴黎分社社長「叛逃「,據說獲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的收留。不久之後,我身邊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新華社駐布魯塞爾分社社長老樂突然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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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樂為人低調謙和,溫文爾雅,平常兢兢業業於工作,沒有人想到他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事情發生後,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十分緊張,劉山大使、吳建民公使立即把所有中國記者召集到大使官邸,詳細詢問老樂平常與外界交往的情況,分析其可能的去向以及他背後的協助人。當時分析的結論是,老樂和一個臺灣人有比較密切的交往,此人已經加入比利時國籍,在布魯塞爾有一家旅行社,大概只有他才有能力為老樂提供幫助,他可以利用自家旅行社的方便把他送到第三國。果不其然,一個時期之後,有人證實老樂已經到了加拿大。多年之後,我們從幾個朋友那裡得知,老樂的妻子後來從北京去加拿大團聚,但不太習慣那裡的生活,最後還是回到了北京。

 

在那個特殊時期,我們和劉山大使、吳建民公使的接觸不再是那麼「公事公辦」,他們在私下裡願意就國內局勢表露內心的想法。劉山大使六十歲出頭,氣質高雅,一派西洋紳士的風度,與人們平常見到的共產黨幹部截然不同。直到那時候,我們才知道劉大使不同尋常的出身和經歷,而他的儒雅、博識和敏銳的洞察力在相當大程度上得益於其早年的成長環境、教育背景以及後來在外交部的長期歷練。

 

劉山大使出生於湖北武漢,父親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年少時被父親送到美國西點軍校接受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嶄新的政權急需各類精英人才,劉山懷著報國之心和對未來的憧憬,返回祖國加入外交部。在外交部,他接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設計護照。

 

原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版護照就出自劉山之手。在文革期間,劉山的家庭出身和在美國軍校的背景,理所當然地使他成為重點懷疑、排擠和鬥爭的對象,其中所經受的磨難完全可以想像。在出任駐比利時大使兼駐歐共體使團團長之前,劉山長期擔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智囊。

 

對於國內的局勢,劉山大使不可能像普通外交官那樣輕易表露自己的真實感受。大使是國家元首的特命使者,其公開言行必須代表國家,效忠政府,絕不能以個人的好惡來解釋政府的行為。但是,在處理老樂出走的事件時,劉大使在私下談話中時而流露出個人的心跡。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段話,是劉山大使對中央領導層的重新調整所做的分析。那時,江澤民已經接任趙紫陽,擔任中央總書記;原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也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劉山大使這樣對大家說:「處理北京動亂有功的人,這次並沒有獲得重用,反而是上海和天津的兩位書記被提拔。你們好好想想,這意味著什麼?這說明小平同志是明白人。所以,你們不要灰心喪氣,要對國家的未來保持信心。有些事情,你們在心裡可以保留個人的看法,但在行動上必須服從國家。」作為曾經的政策研究室主任,劉山大使最擅長的就是這一點:那就是從事實中判斷出時局變化的脈絡和走向。他的講話既有親和力,又有說服力,對穩定中國駐外人員的情緒起到了作用。

 

1.19 西方國家的集體衝動

 

歐共體和整個西方世界對天安門事件作出的強烈反應,使中國外交官立即陷入了無能為力、無所作為的困境。歐洲時間6月2日,中國對外經貿部(商務部前身)部長鄭拓彬應歐共體早前的邀請,率領代表團抵達布魯塞爾,準備就烏拉圭回合談判進行磋商。但第二天,「天安門事件」發生,歐共體隨即宣佈拒絕會見鄭拓彬。與此同時,中國大使館與歐共體的溝通管道遇到困難。6月6日,歐共體十二國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中國政府。由此開始,中國和歐共體的關係急劇惡化。

 

6月27日,歐共體在馬德里舉行外交部長會議,再次就中國局勢發表聲明,並且宣佈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措施:一、歐共體將在相關國際場合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要求中國允許國際獨立觀察員旁聽有關被捕人士的審判,允許觀察員探訪被監禁的犯人;二、中斷歐共體成員國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對中歐武器貿易施行禁運;三、中止雙邊部長級和高層接觸;四、推遲歐共體以及成員國與中國之間新的合作項目;五、減少文化和科技合作專案;六、各成員國為中國留學生延長簽證有效期;七、延遲審批中國政府的信貸擔保申請,建議世界銀行延遲審批對中國的新貸款。

 

7月15日,西方七個工業國在巴黎舉行一年一度的峰會,就中國局勢發表聲明,重申各成員國已經採取的措施:中止與中國進行部長級和高層接觸;中止與中國的武器貿易;推遲世界銀行給予中國的新貸款;延長中國留學生的逗留期限。聲明在最後一段特別強調,七國集團理解香港人民因北京局勢而產生的擔憂,要求中國政府採取必要措施恢復香港人的信心。

 

歐共體和七國集團幾乎涵蓋了世界上所有的發達國家,可以說是「西方世界」的總稱。在它們所採取的措施中,最為關鍵的一條,就是中止高層政治接觸,因為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將被整個西方世界所孤立。對剛剛開放國門的中國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更是一次無法輕鬆面對的國際恥辱。中國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就是向西方發達國家開放。發達國家的進步成果是中國學習的榜樣,也是中國追求的目標。

 

此時,所有發達國家都對中國砰然關上大門,這是中國最高層未曾認真考慮或者根本就顧不上認真考慮的後果。此後幾年,不單單是中國領導人無法走向西方世界,其改革開放政策更是陷入了痛苦的停頓,甚至出現倒退。而最為深遠的影響是,天安門事件讓全世界產生了一種成見,那就是,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政府踐踏人權,與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直到今天為止,中國雖然在很多方面已經取得了空前的進步,但在很多時候依然被外界的這一成見所困擾。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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