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在天安門廣場上吃便當，照片上傳後被網友調皮後製加工。（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15 荷蘭女王因北京局勢取消訪華

對很多中國人而言，1989年是一個不該輕易提及的年份，因為它會讓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天安門事件」。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凡是與天安門事件有關的公開議論，將依然是一個政治禁忌。我的這本書也可以選擇隻字不提，但那樣會使我對自己職業生涯與心路歷程的回顧顯得很不完整。

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政治家們有時候不得不裝聾作啞，不去觸碰一段有可能會給現實政治帶來更多麻煩的歷史。對於這一點，我多少能夠理解。但我不是政治家，沒有任何現實政治的考慮，也不會因為談論這個敏感話題而給社會帶來什麼麻煩。我寫這本書的最初目的，只是服從於自己內心的需要，覺得有必要整理一下腦海中的記憶，首先是給自己一個交代，然後是給自己為數不多的親朋同好去傳閱。

1989年的春天其實很美好。那時，我在布魯塞爾已經工作了五個月，正逐漸適應新的環境。而記者站的籌建工作也基本完成，原本非常耗費精力的瑣碎事情告一段落，從此可以專心致志於採訪和發稿工作了。這個時候，我和老高的心情都特別好。想一想，在短短幾個月裡，我們赤手空拳，白手起家，把全部的熱情和精力都傾注於工作中，一邊籌建記者站，一邊還要採訪寫稿，兩件事情都不耽誤，現在記者站的建設終於大功告成，我們內心裡是滿滿的成就感。

不僅如此，在整個過程中，我們本著勤儉節約的原則，每一個環節都盡可能地為國際電臺省錢，這也是我們特別感到問心無愧的一點。凡是可以討價還價的採購項目，我們必定要砍價到底；凡是自己可以動手做到的事情，我們絕對不花錢讓工人來幫忙。例如，我們採購的兩套大型裝飾櫃、兩套大衣櫃和兩套大書櫃，都是我們自己組裝的。這些櫥櫃的結構看上去很簡單，但要拼成一個完美無缺的成品，卻是一件非常複雜而吃力的工作。

我和老高從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組裝第一個裝飾櫃時竟然花了兩天時間，不僅累得直不起腰來，而且經常因為組裝錯誤而從頭再來。心情沮喪之下，我很後悔當初不該把這種事情看得那麼簡單，畢竟各行有各行的門道，太過自信就是為難自己。如今，這一切都過去了，我們終於可以後顧無憂地去做自己的本職工作了。

1989年春天之美好，更表現在中國和歐洲之間的良好關係中。那個年代，中歐交往遠遠沒有今天這般深廣，但彼此之間的印象都是正面的。也許是距離產生美感的緣故，中國和歐洲國家之間似乎有一種朦朧的愛情。無論是比利時還是在其他國家，人們對中國的看法都是積極的，他們非常樂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認為中國所做的一切正是他們所一直期待的。

在這種輿情氛圍中，很多人對中國的語言和文化開始產生興趣。例如，比利時和荷蘭幾所大學裡，報讀漢語的學生很多，而荷蘭電視臺還專門開設了教授中文的節目。有一次，在歐共體總部，比利時電視臺一名攝影告訴我，他們全家都喜歡中國，所以他給女兒取了一個「中國名字」。我問是什麼名字？他就重複說了兩遍，但我想不出到底是哪兩個字。後來他說，他其實根本不懂中文，只是憑著感覺，取了一個「聽起來很像中國人名」的名字。

1989年4月初，荷蘭外交部通過中國大使館發函，邀請駐布魯塞爾中國記者前往荷蘭進行為期一個星期的採訪，目的是為女王貝亞特麗克絲即將展開的訪華行程做預熱報導。在荷蘭官方的安排下，我們走訪了荷蘭的主要企業，包括荷蘭最大的銀行、非常高效的鬱金香拍賣市場、鹿特丹港、奶牛養殖場和阿姆斯特丹保留完好的古建築，參觀了著名的萊頓大學，觀看了荷蘭和德國的足球賽，並且採訪了首相呂貝爾斯和其他主要官員。

在與各界的接觸中，我們深深感到荷蘭政界和企業界都希望借助女王此次訪華，在中國尋求更多的合作機會。確實，荷蘭這個國家雖小，但與中國合作的潛力很大，能夠為中國提供很多需要的東西。例如，與中國相比，荷蘭國土可謂彈丸之地，但它竟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出口國之一，這是怎麼做到的？我也知道，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特別渴望向所有發達國家學習和借鑒，前往荷蘭考察的各省市代表團絡繹不絕。若雙方能夠借助女王此行開拓更多投資或合作項目，那對雙方都是皆大歡喜。因此，對貝亞特麗克絲女王的訪華計畫，中荷雙方都在做充分的準備，而邀請中國記者前往實地採訪，就是荷蘭方面的主要準備工作之一。

然而，我們結束採訪活動回到比利時不久，荷蘭外交部便宣佈，由於北京局勢越來越不穩定，女王的中國之行被迫無限期推遲。這一決定使兩國政府長達幾個月的準備工作功虧一簣，而我們的報導稿件變得毫無價值，尚未完成的寫稿計畫也只好擱置。就在寫作此書時候，我整理書架時偶然發現一張耶誕節賀卡，再看署名，才想起這是荷蘭外交大臣范登布魯克寄給我的，日期是1989年12月。這些年輾轉國內外三個城市，搬家十多次，但這張薄薄的賀年卡一直悄悄地跟隨著我，我卻全然不知。在欣喜之餘，大腦的記憶庫裡又連結到其他的細節，當年採訪他的情形也逐漸清晰起來。

荷蘭外交部所說的「北京局勢」，是指北京學生運動的不斷蔓延和升級。我從荷蘭回到比利時幾天之後，北京就傳來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不幸逝世的消息。在北京多所大學，學生們在校園裡自發地舉行集會，悼念這位開明的改革者。緊接著，幾所大學的學生們走出校園，向天安門廣場聚集，人數越來越多。這一情形，令我想起初中時代聽說的「四五運動」。1976年4月5日，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自發地前往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一是為了紀念在年初逝世的周恩來總理，二是借此表達一種政治訴求，那就是反對「四人幫」的禍國亂政。最後，集會的人群被工人糾察隊用棍棒趕出天安門廣場，多人受傷，或者被逮捕和通緝。官方將這次集會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指稱被解職的鄧小平是這次事件的總後台，目的是企圖替自己翻案。

時隔十三年，天安門廣場再次發生悼念國家領導人的大規模集會，看上去似曾相識，與當年悼念周恩來的群眾集會越來越像。學生們並非只是為了向胡耀邦表達緬懷和敬意，而更是要借此表達一種政治情緒和訴求。

胡耀邦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忠實執行著，作風開明，性格直率，但不攻心機，不事權鬥，結果得罪了一些政治元老，受到他們的圍攻，結果被解除了總書記職務，還背上了幾大罪名。現在，他猝然辭世，而且是在中央最高層會議上突發心臟病致死，人民就更加同情他，更加為他感到委屈和不平。大學生們的悼念活動從校園蔓延到天安門廣場，不久之後又沖著中南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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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那一夜我全然無眠

雖然身在萬里之外，但我依然被北京洶湧澎湃的氣氛所感染。但是，我畢竟遠離北京，空間上的距離讓我多了一份冷靜。我淺薄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古今中外，凡是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都很難善始善終，尤其在中國這個複雜的社會環境裡，良好的初衷很容易走向相反的方向。

從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那天開始，我就一直心神不寧地關注著北京發生的每一個動態。為了更詳盡地瞭解國內的情況，我每天早上起床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收音機、打開電視，然後出門多買幾份報紙，希望從不同的管道和角度，獲得來自北京的消息。

根據國際台對駐外記者的要求，駐外記者不僅要完成日常的報導工作，而且還要關注國外媒體涉及中國的報導和評論，以便説明編輯部同事能夠及時掌握國外輿情，做到知彼知己。胡耀邦逝世之後的每一天，我都要把歐洲主要媒體上的相關報導概括出幾個要點，發回到北京編輯部供領導和同事們參考。我們把這類稿件稱為「B稿」。

在學生運動開始後的最初幾天裡，歐洲各大報紙都在要聞版予以顯著報導，所有電視臺也把它作為頭條新聞。但是，學運持續時間長了，加上沒有什麼新鮮和特別的內容，相關報導都被轉到了報紙的內頁。大致上，多數報紙的報導都比較中立和客觀，雖然是以歐洲人的視角和理解來報導的，但這些媒體並沒有明顯的傾向，在示威者和中國政府之間沒有刻意選邊站。

我的整體感覺是，所有報導關注焦點基本上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由於胡耀邦曾經被剝奪權力並因此蒙羞，中國首都的青年學生和市民都很同情他；二、學生和市民對老人干政和官員腐敗表達不滿的同時，都呼籲實行民主政治改革、開放言論自由；三、在最高權力階層，改革派和保守派存在著激烈的路線和權力鬥爭，趙紫陽、李鵬、姚依林、田紀雲、鄒家華等人都是權力的角逐者；四、學生運動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體現，但也凸顯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就無法持續。

歐洲各大媒體報導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最高峰，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抵達北京訪問之後，前後長達二十多天。5月15日，戈巴契夫開始訪華，這是一個歷史性事件，標誌著中俄兩國正式結束長達幾十年的敵對狀態，世界格局將從此進入重新組合的嶄新階段，世界各大媒體早已獲准派遣記者前往中國。而就在這個時候，學生與最高當局之間的對峙也進入最微妙的階段。本來是專程採訪戈巴契夫訪華的外國記者，此時竟然獲得了一生難遇的天賜之機，天安門廣場成了各國記者爭相報導的主要新聞場所。外國電視記者都自帶了衛星轉播設備，他們在廣場上架起天線，隨時把廣場上發生的一切即時地傳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我所瞭解的北京局勢，大多都是從BBC電視上獲得。我至今還記得，BBC當時派往北京的記者是凱特·艾迪（Kate Adie），一位中年女性。那些日子，凡是發自北京的報導，必定都有她出鏡。艾迪是英國當時最著名的面孔之一，也是首屈一指的戰地記者。我在歐洲常駐那幾年，一直在電視上看到她在戰場和戰場之間奔波，足跡遍及中東、南歐和非洲。

英國軍方曾經流傳一則笑話說，只要艾迪出現在現場，士兵們就知道一定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我那時剛當記者不久，很是欽佩這樣的資深同行，繼而對「戰地記者」這個稱謂產生了最深刻的定見。直到今天，只要聽說「戰地記者」這個詞彙，我都會下意識地想到面色疲憊、風塵僕僕的艾迪。我是這樣想的：一個記者，他或她在戰場上度過的時間超過普通戰士，歷經戰事的次數比士兵參戰的次數還要多，而且對戰爭的觀察和描述既源自戰場又超脫戰場，那才是名副其實的「戰地記者」。然而，我也明顯感覺到，在報導北京局勢時，艾迪的表情和言語從始至終帶著一種強烈的情緒。

北京動盪的局勢日益加劇，事態的發展充滿不確定性，五花八門的政治傳言迅速擴散，以至於歐洲各大報紙在無法核實的情況下也跟著傳播，但隔日又在報導中予以澄清。這種情形讓身在海外的我們倍感憂心，無法專注於日常的採訪工作，而且也使國外所發生的一切新聞事件都顯得無關痛癢。

在和北京編輯部同事進行工作聯絡時，我們得知很多同事都無心工作，很多人都參加遊行去了，就連主管廣播電視部門的最高領導也加入到天安門廣場的遊行隊伍中。此時此刻，我們這些駐外記者成了群龍無首的士兵，沒有人告訴我們該做什麼，我們發不發新聞稿也變得無關緊要。

在整個學生運動期間，我所接觸的中國駐外人員，大多都和我的感受是一樣的。無論是外交官還是公司代表，他們在私下交談中都很同情和支持學生運動。開始的時候，大家的態度很籠統，主要是反對腐敗和「官倒」，支持開放言論自由、展開民主改革。我明顯地感覺到，那個時期，中國大使館的氣氛突然變得沉悶起來，國內的混亂政局和極不明朗的前景，使萬里之外的外交人員陷入苦悶彷徨和無所適從的困境，他們所熱愛和效忠的祖國已經滑到懸崖邊緣。

在困頓之中，我們常駐歐洲幾個國家的同事經常在電話裡交流想法，所有人都是焦慮不安和無所適從。我們駐波恩記者站的一位元年長同事說，她已經好多天都沒有寫稿了，因為德國的新聞對國內已經毫無意義，「這個時候，誰還關心德國發生了什麼？」為了證明自己沒有怠工，她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德國報紙上涉及天安門廣場的圖片和標題剪下來，傳真到編輯部供大家參考。我覺得這個辦法真好，故而也予以採納，每天早上把報紙上的圖片和標題發回到編輯部。幾天之後，我從朋友那裡得知，其中一些剪報竟然被人拿到天安門廣場，貼在燈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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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時間6月3日晚上，也就是北京時間6月4日淩晨，我在新華社記者老劉的住處，一邊焦急地收聽BBC的整點新聞廣播，一邊心情沉重地談論北京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晚上九點，新聞節目的前奏音樂響起，新聞提要裡只有一個內容：軍隊已經進入天安門廣場，沿途與阻攔他們的市民發生衝突並造成傷亡。

聽到這個消息，我們兩人幾乎同時叫出聲來，隨之立即陷入了痛苦的沉默，一直坐立不安。廣播裡的報導是：BBC駐京記者的口播、播音員與前方記者的電話連線、劇作家吳祖光和北京一位資深媒體人分別接受採訪，悲憤地譴責流血事件。而這位媒體人不是別人，正是我的同事吳曉鏞。

曉鏞當時是國際電臺英語廣播部副主任，無論是駕馭英語的能力、新聞專業素質，還是其正直、善良的秉性，都是年青人的楷模。我在上海外語學院國際新聞專業就讀時，他是我們的兼職老師，同學們都是以崇敬的心情仰望他。

我被派往比利時之前，曾跟著他一起值過新聞早班，不只從他身上學到了知識，而且更被他認真、嚴謹的工作態度所感染。新聞早班的編輯、翻譯和播音員都是二十多歲的年青人，曉鏞既是有威信的領導，又是愛護大家的兄長。他經常是一邊在打字機前改稿，一邊跟大家說笑話，口中經常冒出那個「三字經」口頭禪，大家都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完成工作。

曉鏞的父親吳學謙從1982年起擔任外交部長，繼而升為兼任外長的國務委員，1988年再升為主管外交事務的副總理，直到1993年3月屆滿卸任。對於這個家庭背景，曉鏞從來是閉口不談，同事們也不提及，就像根本不知道一樣。國際電臺的風氣很好，對中央高官和各類名人的家屬或後代，沒有人會做出少見多怪的反應。

曉鏞和父母住在萬壽路，那裡是很多中央領導人的住處。萬壽路位於西長安街上，解放軍從西邊進入天安門廣場，這裡是必經之地。北京時間6月3日晚間，入城的士兵和市民們在西長安街上發生激烈的對峙和衝突，曉鏞是親眼目睹者。淩晨時分，他騎著單車前往復興門廣播大樓上班，沿途所見使他悲憤交集、不能自已。

在接受BBC駐京記者電話採訪時，他極度悲憤和「大逆不道」的言詞，讓我聽了渾身顫抖。這就是我們年輕同事一直欽佩的曉鏞，剛直不阿，無私無畏。但是，我又開始擔心起來：這番言論分明是與掌權者的決裂宣言，很有可能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我心裡只是希望，在當前混亂不堪的情形下，沒有人會收聽到這次廣播。

那一夜，我全然無眠。從老劉那裡回到自己的住處，我全身軟趴趴地靠在沙發上，癡呆呆地盯著來自北京的電視畫面，孤獨和悲哀同時襲來，眼淚不停地流淌。

天亮了，我回到書房收聽BBC整點新聞。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頭條新聞竟然直接播出了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廣播的原聲！播音員的聲音很熟悉，沉穩的男中音，那是陳原能。新聞裡敘述了頭天晚上在北京發生的事件，並對死難者表示哀悼，繼而呼籲聽眾一起譴責軍隊使用武力的行動。

我後來從同事那裡得知，那一天全北京城沒有報紙發行，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頻道便成為駐京外國記者關注的唯一官方媒體。這條新聞在6月4日早晨播出，是英語頻道當天播出的唯一的新聞內容，結果被外國媒體紛紛轉載或引述。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那天翻開多份歐洲報紙，看到各報都在顯要版面報導說，「中國官方電臺」譴責中國政府，有的報紙甚至把這條新聞套上方框予以突出處理。

在當代中國歷史上，官方控制的媒體發生這樣的「倒戈事件」是前所未有的，將來大概也不大可能發生。究竟是誰，甘願冒著泰山壓頂的政治風險，撰寫出這樣的新聞？

事情的大致經過是：那天夜間，吳曉鏞照常從萬壽路住家出發，騎單車前往復興門南禮士路的廣播大樓上班。如上文所述，沿途所見之情景讓他悲從中來。抵達辦公室後，他一口氣寫完這條新聞稿，接著就準備去錄音。所有人都非常明白，這條新聞播出之後，後果不堪設想。曉鏞是英語廣播部副主任，是簽稿人和決策者，大家都希望替他分擔一些責任。

這時，年輕同事陳原能對他說：「稿件是你寫的，又是你簽發的，如果再由你親自播音，那全部責任就只有你一人承擔。還是我來錄音吧，我們一起承擔責任。」於是，這則晴天霹靂般的新聞廣播，就這樣通過電波從中國的首都一直傳遍了世界。

由於語言的限制，中國高層並沒有多少人收聽國際電臺的英語廣播，但它在國際上產生的巨大反響，最後還是回饋到國內。中國政府和相關人物當時是怎樣的震驚，是完全可以想像的。隨之而來的是，吳曉鏞立即陷入了危險的處境。在有關方面的追究下，他最終受到了嚴厲的處罰，被開除黨籍，調離編播第一線。

1990年，在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大廈，我遇到從北京卸任不久的BBC記者馬克·布雷恩（Mark Bryan）。他和曉鏞很熟悉，知道他的遭遇，讓我轉達對他的同情和問候。幾個月之後，我回北京休假，正好在辦公室遇到曉鏞。那時候，他還沒有被收容審查，依然可以去辦公室看看同事。

那是午後時分，他顯然是喝了很多酒，眼珠子通紅，情緒極其低落，曾經充滿活力、激情、自信和詼諧的那個吳曉鏞，已然不見蹤影。他醉眼朦朧地看著我說：「哥兒們，你回來了？」我轉達了BBC記者布雷恩的問候，他嘟嘟噥噥地回答：「這小子，你們怎麼也認識了？」一年之後，我在盧森堡採訪歐盟外長會議時又碰到布雷恩，他再次問起曉鏞的情況。

1989年之後的那幾年，每到「六四」這個日子，BBC都在特別節目裡播放國際電臺這條新聞的原聲。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竟然在網上搜索到了完整的音訊，忍不住地聽了一遍又一遍，感覺那聲音仿佛是來自歷史最深處的呐喊，那麼地遙遠，那麼地不可思議。

這麼多年來，我在中國內外有幸遇到過不少令人尊敬的同行，但論勇氣、骨氣和擔當精神，沒有任何人可以與吳曉鏞相比。作為中國最高權力階層的後代，曉鏞原本完全可以識時務地退避自守、見風使舵，甚至也完全可以像其他高幹子弟那樣，仰仗父輩的光環坐享其成、呼風喚雨。可是，在道義良知與趨炎附勢之間，他毅然選擇了前者。在中國當代新聞史上，這是悲壯的一頁。或許，在若干年之後，當歷史的塵埃被清風拂去，曉鏞和同事們用巨大代價所書寫的這一頁，能夠重現其原有的本色。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