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13 整個歐洲都在地動山搖

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都無一例外地認為，1989年既改變了歐洲，也改變了世界。時至今天，當年發生的一切似乎都已經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但偶一回首，記憶就立即變得清晰如昨。當年整個世界的大動盪，或起於青萍之末，或止於狂飆驟歇，但那整個過程就是名副其實的驚心動魄。

那是我來到歐洲的第二個年頭，未經人事之滄桑，不知時運為何物。從職業的角度說，置身於世界大變局的暴風眼，眼看著歷史擦身而過，這是何等地幸運。可與此同時，我所見所聞所曆之種種，又與中國政局處處相關、千絲萬縷。我不知該如何描述當時的矛盾心境：因身臨其境而自覺適逢其時，因心有掛礙而倍感迷茫困惑。

1989年，這個特殊的年頭在躁動中開始，在無序中結束，是現代世界歷史上罕有的多事之秋。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逝世，把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罪責遺留於人間；1月10日，古巴開始從安哥拉撤軍，停止了對該國長達十多年的軍事干預；2月1日，最後一批蘇聯紅軍撤出喀布爾，終結了長達九年的阿富汗戰爭；2月14日，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對《撒旦詩篇》的作者拉什迪發出追殺令，整個西方將伊朗視為公敵；4月7日，蘇聯一艘潛艇在巴倫支海峽沉沒，41名官兵全部遇難；4月9日，在格魯吉亞共和國首都第比利斯，蘇聯軍隊對示威者進行血腥鎮壓，造成20人死亡；4月15日，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了長達幾個月的學生運動；同一天，也是4月15日，英國謝菲爾德發生足球場踩踏事件，96名利物浦球迷喪生；5月14日，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問北京，長達三十年的中蘇敵對狀態宣告結束；5月19日，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嚴重暴亂；6月3日，伊朗的霍梅尼突然病逝，首都德黑蘭發生騷亂；6月4日，蘇聯烏髮地區兩輛列車對撞，引起油管大爆炸，總共645人死亡；也是同一天，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8月9日，緬甸軍政權全面鎮壓反政府示威活動，昂山素季成為軍政府的最大敵人；10月5日，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引起中國的極度憤怒；10月17日，美國洛杉磯地區發生6.9級大地震；12月20日，美國出兵巴拿馬，推翻獨裁者諾列加，將其國防武裝全面解散。

在這種躁動的背景下，東歐地區風起雲湧。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展開了求新求變的革命。他們的共同目標，是要掙脫蘇聯的控制，擁抱西方的政治和市場經濟制度。從年中到年底，在僅僅六個月時間裡，東歐共產黨政權紛紛瓦解，歐洲兩大政治和軍事陣營之間的對峙，最終以西方的勝利而走向結束。

這場橫掃中歐和東歐地區的革命浪潮，始自波蘭的和平演變，止於羅馬尼亞的人頭落地。其間，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和保加利亞，彼此呼應，相互影響，以難以察覺的默契，既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他人。

在波蘭，反政府組織「團結工會」領導全國大罷工，把共產黨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逼上談判桌。他被迫同意恢復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任命團結工會推舉的馬佐維茨基擔任政府總理。這是自1948年以來，第一位非共產黨人擔任波蘭政府首長職務。接著，初嘗勝利滋味的團結工會乘勝追擊，繼續以大罷工要脅，迫使政府正式宣佈結束社會主義制度，終結波蘭與華沙條約組織的關係。1990年，雅魯澤爾斯基辭職，波蘭共產黨解散，團結工會及其主席瓦文薩最終獲得政權。

緊接著波蘭之後，匈牙利成為第二個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東歐國家。由於長期面對經濟危機而不能自拔，匈牙利共產黨所受到的挑戰日益嚴峻，不得不放開政治管制、實施市場經濟。1989年5月2日，匈牙利拆除了與奧地利之間長達250公里的邊界鐵絲網，冷戰「鐵幕」出現了第一道裂縫。

7月上旬，美國總統布希旋風式訪問波蘭和匈牙利，承諾對兩國提供經濟援助，以此鼓勵它們繼續改革。8月22日，匈牙利全面取消了與奧地利的邊界限制，為東德難民逃往西德開闢了一條通道。10月7日，匈牙利共產舉行最後一次黨代會，決定把黨名改為「匈牙利社會黨」。18日，匈牙利議會決定實行多党民主制，將國名從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為匈牙利共和國。次年，近十萬蘇聯駐軍全部撤出，匈牙利作為蘇聯「衛星國」的歷史從此結束。

1989年春季，東德的地方政府選舉被指存在嚴重舞弊，大批民眾在憤怒之下申請出國或逃離國境。從8月開始，多達13000名東德人經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匈牙利，接著穿過奧地利抵達西德。10月7日，東德普勞恩市爆發反政府示威活動，這是東西德統一之前的第一次街頭運動。

此後，在萊比錫等城市也相繼發生大規模抗議遊行，示威者要求政府進行民主改革、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地位。18日，東德共產黨領導人昂納克辭職。11月9日，柏林牆檢查站全部開放，東德人獲准自由進入西柏林。12月1日，東德議會修改憲法，取消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兩天后，剛剛上臺的共產黨領袖克倫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全部辭職。

在鄰國政治浪潮的衝擊下，同樣處在蘇聯陣營裡的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11月10日，掌權35年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日夫科夫宣佈下臺，由外長姆拉登諾夫取代，保加利亞共產黨易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

一個星期之後，即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學生在首都布拉格舉行反政府示威，遭到防暴員警的鎮壓。這一事件促使更多民眾湧向街頭，示威者人數一度達到50萬。12月28日，捷克共產黨頂不住壓力，承諾放棄一黨執政，決定在12月舉行選舉。這就是西方輿論所說的「天鵝絨革命」。12月29日，曾經的異議人士、劇作家哈威爾當選總統。

1989年的羅馬尼亞革命，同樣是受到東歐革命浪潮的影響。所不同的是，其他國家都是和平地蛻變，而羅馬尼亞卻在暴力中開始、在血泊中結束。12月17日，在羅馬尼亞第三大城市提米索拉，政府指稱一名匈牙利裔牧師煽動種族仇恨，決定將其驅逐出境。這一行動受到部分民眾的反對，結果引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示威者沖進共產黨市委大樓，企圖縱火焚燒，遭到武力鎮壓。19日，羅馬尼亞各大城市發動大罷工，反對共產黨政權，聲援提米索拉的示威群眾。21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當局召集11萬民眾到黨中央總部外的廣場上舉行集會，以此表示對總統齊奧塞斯庫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當齊奧塞斯庫向群眾發表講話時，人群中發出抗議的聲音，導致場面失控。

12月22日上午，羅馬尼亞國防部長米利亞自殺身亡，但民眾謠傳他是被齊奧塞斯庫謀殺，結果成千上萬不明真相的人湧到黨中央總部抗議，軍方將領決定不再效忠總統。為了說明真相，齊奧塞斯庫再次出面向民眾發表講話，但被示威者投擲的石塊趕回樓內。由於軍方已經倒戈，黨中央總部無人把守，大批暴徒沖進樓內，制服了總統衛兵，企圖捉拿齊奧塞斯庫。在四名隨從的協助下，齊奧塞斯庫夫婦逃到樓頂，乘坐直升機倉皇逃往郊外官邸。

12月23日，羅馬尼亞軍隊宣佈起義，並發出全國禁飛令，追緝齊奧塞斯庫。齊奧塞斯庫夫婦的直升機從官邸飛往特爾戈維塔市，在郊外降落之後準備棄機潛逃，途中被抓獲。12月25日，由軍方組成的臨時政府「救國陣線」設立臨時法庭，對齊奧塞斯庫進行了匆促草率的審判，最後以反人類罪、聚斂財富罪、破壞國民經濟罪，做出死刑判決並立即執行。

法庭原本要對齊奧塞斯庫和妻子分別予以槍決，但在齊奧塞斯庫妻子的要求下，改為同時槍決。在行刑隊執行槍決之前，齊奧塞斯庫夫婦被反綁雙手，面壁而立，並且唱起《國際歌》。那天是1989年耶誕節，歐洲各大電視臺在晚間新聞中，都播放了「救國陣線」公佈的審判和槍決過程的畫面。

無論是流血還是兵不血刃，東歐共產黨政權在短短幾個月之內接二連三地垮臺，不僅全世界瞠目結舌，而且就連西方國家也始料未及。歐共體和北約在歡呼「資本主義最終戰勝共產主義」的同時，完全不知道如何應對這一突如其來的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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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沉默但不孤單的左翼人士

歐洲的這場劇變當然使中國十分震驚。看到政治同路人紛紛倒下，中國執政黨無疑有一種唇亡齒寒的強烈危機感。因此，在新聞報導方面，輿論宣傳部門對媒體提出了嚴格的口徑要求。凡是涉及東歐政治劇變的事態，中國媒體都要淡化處理。至於歐共體和北約就東歐事態所做出的相關反應，我們記者站也不能公開報導。

我們接到的任務是，要儘量採訪和報導與中國立場相符的言論，這個立場是，中國絕不會照搬西方的市場經濟，也不會因為東歐劇變而改變自己的發展道路。可是，在國際輿論一邊倒的環境裡，我們不可能聽到中國政府所想要聽到的言論。為了完成報導任務，我們找到了比利時幾位左派人士就東歐局勢發表看法。他們的觀點大致是，東歐國家頭腦發熱、天真幼稚，它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並將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資本主義拯救不了東歐國家，更拯救不了世界。

作為記者，我很清楚這種觀點不是歐洲的主流聲音，而這些左派人士在當地政治中也一直被邊緣化，幾乎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雖然他們的觀點很適合中國的立場，但卻沒有普遍的代表性，很是為難。國際電臺資深同事給出的建議是，雖然這些言論算不上是主流觀點，但畢竟是一種獨立的聲音，可以發回編輯部作為一種輿論平衡。

就在那個時期，我對歐洲左派政治力量才開始有所瞭解。在比利時自由大學，我結識了一位物理學教授，他是比利時勞動党黨員，對中國充滿感情。在幾次交談中，我發現他對社會主義理想既堅定又執著，思想中沒有任何世俗的雜質，純淨得如同中國革命運動早期的仁人志士。

有一次他請我到家裡做客，翻出若干年前隨比利時勞動黨代表團訪問北京時的影集，裡面有一張他和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喬石的合影。他說：「那時候的中國，社會主義色彩很濃，但後來變化很大，已經不那麼純潔，我對此不太理解。比如我看到馬路邊上的汽車修理鋪，有些都是私人的，還雇了幾個員工，這不是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不允許私人雇主剝削工人。我理解中國需要改變，需要發展，但不能丟掉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他說得非常認真，而我只是默默地傾聽。

後來才知道，這位教授的全家人都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他的妻子是英國人，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比較研究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他的兒子還在大學念書，對歐洲資本主義非常不以為然，尤其對英國柴契爾政府推動鐵路私有化非常反感。對於東歐國家的政治變色，教授和妻子都感到很沮喪，他們擔心這樣的政治氣候將使歐洲左派政治力量的處境更加艱難。教授這樣對我說：「社會主義的前途在中國，我希望中國能堅持走自己的道路。」

此後不久，比利時勞動黨在布魯塞爾郊外一個度假地舉行中央會議，這位教授朋友要帶我去會場旁聽。我表示推辭，因為我是中國記者，不方便參加任何外國政黨的活動，但我拗不過他的堅持。在會議上，黨員們對東歐和中國的最新事態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暢所欲言，氣氛熱烈。當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時，幾位黨員還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有支持學生的，也有反對學生的。但整體上，所有人都對中國時局的發展很是擔心，不希望中國像東歐那樣亂下去。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旁聽外國政黨的內部會議。

當年10月5日，挪威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授予達賴喇嘛和平獎，正在西班牙出差的這位教授朋友給我撥來電話，以憤怒的語調指責諾貝爾獎委員會故意刺激中國政府。我說，這個授獎的決定看上去就是一個政治決定。他提高嗓門說：「你錯了，不是看上去是，事實就是如此。從一開始，諾貝爾和平獎就是一個有政治偏見和政治目的的獎項。」聽完這句話，我大感吃驚。在我心目中，諾貝爾和平獎一直是那麼地神聖和至高無上，沒想到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卻不假思索地作出這種評論。此後幾十年，當我每次聽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都不由自主地想到這位教授。

在比利時待久了，與當地人的接觸多了，我才發現這位教授並不孤單，很多人都有同樣的政治價值觀，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抱持明確的批判態度，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極其反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認識一位元四十多的比利時人，聊天中自然而然地談到世界大事以及與中國的關聯。

幾天之後，他給我寄來一本書，是美國左翼作家喬姆斯基的著作《語言與大腦》。我在大學裡只接觸過喬姆斯基的語言學著述，直到看到這本書之後才對他的政治觀點產生興趣。在另外一個場合，我認識了比利時國家廣播電臺的一位資深同行，出身貴族，風度翩翩，但我怎麼也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政治立場與自己的家庭背道而馳，竟然是社會主義的信徒。我曾經聽說，在西方新聞界，這種左翼人士是會受到排擠的。果不其然，這位元朋友被調離記者崗位，原因無它，就是在政治上不被信任。

那是我第一次親身發現，西方媒體對「政治正確」的要求與重視，原來是這樣迥異于我天真的想像。此後，隨著閱歷的增長，加上聽到更多類似的事情，以至於每當有人說起「新聞自由」的時候，我在腦海裡都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朋友的遭遇。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