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五)整個歐洲都在地動山搖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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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五)整個歐洲都在地動山搖
2019-06-17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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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13 整個歐洲都在地動山搖

 

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都無一例外地認為,1989年既改變了歐洲,也改變了世界。時至今天,當年發生的一切似乎都已經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但偶一回首,記憶就立即變得清晰如昨。當年整個世界的大動盪,或起於青萍之末,或止於狂飆驟歇,但那整個過程就是名副其實的驚心動魄。

 

那是我來到歐洲的第二個年頭,未經人事之滄桑,不知時運為何物。從職業的角度說,置身於世界大變局的暴風眼,眼看著歷史擦身而過,這是何等地幸運。可與此同時,我所見所聞所曆之種種,又與中國政局處處相關、千絲萬縷。我不知該如何描述當時的矛盾心境:因身臨其境而自覺適逢其時,因心有掛礙而倍感迷茫困惑。

 

1989年,這個特殊的年頭在躁動中開始,在無序中結束,是現代世界歷史上罕有的多事之秋。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逝世,把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罪責遺留於人間;1月10日,古巴開始從安哥拉撤軍,停止了對該國長達十多年的軍事干預;2月1日,最後一批蘇聯紅軍撤出喀布爾,終結了長達九年的阿富汗戰爭;2月14日,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對《撒旦詩篇》的作者拉什迪發出追殺令,整個西方將伊朗視為公敵;4月7日,蘇聯一艘潛艇在巴倫支海峽沉沒,41名官兵全部遇難;4月9日,在格魯吉亞共和國首都第比利斯,蘇聯軍隊對示威者進行血腥鎮壓,造成20人死亡;4月15日,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了長達幾個月的學生運動;同一天,也是4月15日,英國謝菲爾德發生足球場踩踏事件,96名利物浦球迷喪生;5月14日,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問北京,長達三十年的中蘇敵對狀態宣告結束;5月19日,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嚴重暴亂;6月3日,伊朗的霍梅尼突然病逝,首都德黑蘭發生騷亂;6月4日,蘇聯烏髮地區兩輛列車對撞,引起油管大爆炸,總共645人死亡;也是同一天,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8月9日,緬甸軍政權全面鎮壓反政府示威活動,昂山素季成為軍政府的最大敵人;10月5日,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引起中國的極度憤怒;10月17日,美國洛杉磯地區發生6.9級大地震;12月20日,美國出兵巴拿馬,推翻獨裁者諾列加,將其國防武裝全面解散。

 

在這種躁動的背景下,東歐地區風起雲湧。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展開了求新求變的革命。他們的共同目標,是要掙脫蘇聯的控制,擁抱西方的政治和市場經濟制度。從年中到年底,在僅僅六個月時間裡,東歐共產黨政權紛紛瓦解,歐洲兩大政治和軍事陣營之間的對峙,最終以西方的勝利而走向結束。

 

這場橫掃中歐和東歐地區的革命浪潮,始自波蘭的和平演變,止於羅馬尼亞的人頭落地。其間,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和保加利亞,彼此呼應,相互影響,以難以察覺的默契,既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他人。

 

在波蘭,反政府組織「團結工會」領導全國大罷工,把共產黨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逼上談判桌。他被迫同意恢復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任命團結工會推舉的馬佐維茨基擔任政府總理。這是自1948年以來,第一位非共產黨人擔任波蘭政府首長職務。接著,初嘗勝利滋味的團結工會乘勝追擊,繼續以大罷工要脅,迫使政府正式宣佈結束社會主義制度,終結波蘭與華沙條約組織的關係。1990年,雅魯澤爾斯基辭職,波蘭共產黨解散,團結工會及其主席瓦文薩最終獲得政權。

 

緊接著波蘭之後,匈牙利成為第二個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東歐國家。由於長期面對經濟危機而不能自拔,匈牙利共產黨所受到的挑戰日益嚴峻,不得不放開政治管制、實施市場經濟。1989年5月2日,匈牙利拆除了與奧地利之間長達250公里的邊界鐵絲網,冷戰「鐵幕」出現了第一道裂縫。

 

7月上旬,美國總統布希旋風式訪問波蘭和匈牙利,承諾對兩國提供經濟援助,以此鼓勵它們繼續改革。8月22日,匈牙利全面取消了與奧地利的邊界限制,為東德難民逃往西德開闢了一條通道。10月7日,匈牙利共產舉行最後一次黨代會,決定把黨名改為「匈牙利社會黨」。18日,匈牙利議會決定實行多党民主制,將國名從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為匈牙利共和國。次年,近十萬蘇聯駐軍全部撤出,匈牙利作為蘇聯「衛星國」的歷史從此結束。

 

1989年春季,東德的地方政府選舉被指存在嚴重舞弊,大批民眾在憤怒之下申請出國或逃離國境。從8月開始,多達13000名東德人經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匈牙利,接著穿過奧地利抵達西德。10月7日,東德普勞恩市爆發反政府示威活動,這是東西德統一之前的第一次街頭運動。

 

此後,在萊比錫等城市也相繼發生大規模抗議遊行,示威者要求政府進行民主改革、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地位。18日,東德共產黨領導人昂納克辭職。11月9日,柏林牆檢查站全部開放,東德人獲准自由進入西柏林。12月1日,東德議會修改憲法,取消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兩天后,剛剛上臺的共產黨領袖克倫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全部辭職。

 

在鄰國政治浪潮的衝擊下,同樣處在蘇聯陣營裡的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11月10日,掌權35年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日夫科夫宣佈下臺,由外長姆拉登諾夫取代,保加利亞共產黨易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

 

一個星期之後,即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學生在首都布拉格舉行反政府示威,遭到防暴員警的鎮壓。這一事件促使更多民眾湧向街頭,示威者人數一度達到50萬。12月28日,捷克共產黨頂不住壓力,承諾放棄一黨執政,決定在12月舉行選舉。這就是西方輿論所說的「天鵝絨革命」。12月29日,曾經的異議人士、劇作家哈威爾當選總統。

 

1989年的羅馬尼亞革命,同樣是受到東歐革命浪潮的影響。所不同的是,其他國家都是和平地蛻變,而羅馬尼亞卻在暴力中開始、在血泊中結束。12月17日,在羅馬尼亞第三大城市提米索拉,政府指稱一名匈牙利裔牧師煽動種族仇恨,決定將其驅逐出境。這一行動受到部分民眾的反對,結果引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示威者沖進共產黨市委大樓,企圖縱火焚燒,遭到武力鎮壓。19日,羅馬尼亞各大城市發動大罷工,反對共產黨政權,聲援提米索拉的示威群眾。21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當局召集11萬民眾到黨中央總部外的廣場上舉行集會,以此表示對總統齊奧塞斯庫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當齊奧塞斯庫向群眾發表講話時,人群中發出抗議的聲音,導致場面失控。

 

12月22日上午,羅馬尼亞國防部長米利亞自殺身亡,但民眾謠傳他是被齊奧塞斯庫謀殺,結果成千上萬不明真相的人湧到黨中央總部抗議,軍方將領決定不再效忠總統。為了說明真相,齊奧塞斯庫再次出面向民眾發表講話,但被示威者投擲的石塊趕回樓內。由於軍方已經倒戈,黨中央總部無人把守,大批暴徒沖進樓內,制服了總統衛兵,企圖捉拿齊奧塞斯庫。在四名隨從的協助下,齊奧塞斯庫夫婦逃到樓頂,乘坐直升機倉皇逃往郊外官邸。

 

12月23日,羅馬尼亞軍隊宣佈起義,並發出全國禁飛令,追緝齊奧塞斯庫。齊奧塞斯庫夫婦的直升機從官邸飛往特爾戈維塔市,在郊外降落之後準備棄機潛逃,途中被抓獲。12月25日,由軍方組成的臨時政府「救國陣線」設立臨時法庭,對齊奧塞斯庫進行了匆促草率的審判,最後以反人類罪、聚斂財富罪、破壞國民經濟罪,做出死刑判決並立即執行。

 

法庭原本要對齊奧塞斯庫和妻子分別予以槍決,但在齊奧塞斯庫妻子的要求下,改為同時槍決。在行刑隊執行槍決之前,齊奧塞斯庫夫婦被反綁雙手,面壁而立,並且唱起《國際歌》。那天是1989年耶誕節,歐洲各大電視臺在晚間新聞中,都播放了「救國陣線」公佈的審判和槍決過程的畫面。

 

無論是流血還是兵不血刃,東歐共產黨政權在短短幾個月之內接二連三地垮臺,不僅全世界瞠目結舌,而且就連西方國家也始料未及。歐共體和北約在歡呼「資本主義最終戰勝共產主義」的同時,完全不知道如何應對這一突如其來的劇變。

 

杜平。(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13 整個歐洲都在地動山搖

 

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都無一例外地認為,1989年既改變了歐洲,也改變了世界。時至今天,當年發生的一切似乎都已經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但偶一回首,記憶就立即變得清晰如昨。當年整個世界的大動盪,或起於青萍之末,或止於狂飆驟歇,但那整個過程就是名副其實的驚心動魄。

 

那是我來到歐洲的第二個年頭,未經人事之滄桑,不知時運為何物。從職業的角度說,置身於世界大變局的暴風眼,眼看著歷史擦身而過,這是何等地幸運。可與此同時,我所見所聞所曆之種種,又與中國政局處處相關、千絲萬縷。我不知該如何描述當時的矛盾心境:因身臨其境而自覺適逢其時,因心有掛礙而倍感迷茫困惑。

 

1989年,這個特殊的年頭在躁動中開始,在無序中結束,是現代世界歷史上罕有的多事之秋。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逝世,把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罪責遺留於人間;1月10日,古巴開始從安哥拉撤軍,停止了對該國長達十多年的軍事干預;2月1日,最後一批蘇聯紅軍撤出喀布爾,終結了長達九年的阿富汗戰爭;2月14日,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對《撒旦詩篇》的作者拉什迪發出追殺令,整個西方將伊朗視為公敵;4月7日,蘇聯一艘潛艇在巴倫支海峽沉沒,41名官兵全部遇難;4月9日,在格魯吉亞共和國首都第比利斯,蘇聯軍隊對示威者進行血腥鎮壓,造成20人死亡;4月15日,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了長達幾個月的學生運動;同一天,也是4月15日,英國謝菲爾德發生足球場踩踏事件,96名利物浦球迷喪生;5月14日,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問北京,長達三十年的中蘇敵對狀態宣告結束;5月19日,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嚴重暴亂;6月3日,伊朗的霍梅尼突然病逝,首都德黑蘭發生騷亂;6月4日,蘇聯烏髮地區兩輛列車對撞,引起油管大爆炸,總共645人死亡;也是同一天,6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8月9日,緬甸軍政權全面鎮壓反政府示威活動,昂山素季成為軍政府的最大敵人;10月5日,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引起中國的極度憤怒;10月17日,美國洛杉磯地區發生6.9級大地震;12月20日,美國出兵巴拿馬,推翻獨裁者諾列加,將其國防武裝全面解散。

 

在這種躁動的背景下,東歐地區風起雲湧。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展開了求新求變的革命。他們的共同目標,是要掙脫蘇聯的控制,擁抱西方的政治和市場經濟制度。從年中到年底,在僅僅六個月時間裡,東歐共產黨政權紛紛瓦解,歐洲兩大政治和軍事陣營之間的對峙,最終以西方的勝利而走向結束。

 

這場橫掃中歐和東歐地區的革命浪潮,始自波蘭的和平演變,止於羅馬尼亞的人頭落地。其間,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和保加利亞,彼此呼應,相互影響,以難以察覺的默契,既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他人。

 

在波蘭,反政府組織「團結工會」領導全國大罷工,把共產黨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逼上談判桌。他被迫同意恢復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任命團結工會推舉的馬佐維茨基擔任政府總理。這是自1948年以來,第一位非共產黨人擔任波蘭政府首長職務。接著,初嘗勝利滋味的團結工會乘勝追擊,繼續以大罷工要脅,迫使政府正式宣佈結束社會主義制度,終結波蘭與華沙條約組織的關係。1990年,雅魯澤爾斯基辭職,波蘭共產黨解散,團結工會及其主席瓦文薩最終獲得政權。

 

緊接著波蘭之後,匈牙利成為第二個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東歐國家。由於長期面對經濟危機而不能自拔,匈牙利共產黨所受到的挑戰日益嚴峻,不得不放開政治管制、實施市場經濟。1989年5月2日,匈牙利拆除了與奧地利之間長達250公里的邊界鐵絲網,冷戰「鐵幕」出現了第一道裂縫。

 

7月上旬,美國總統布希旋風式訪問波蘭和匈牙利,承諾對兩國提供經濟援助,以此鼓勵它們繼續改革。8月22日,匈牙利全面取消了與奧地利的邊界限制,為東德難民逃往西德開闢了一條通道。10月7日,匈牙利共產舉行最後一次黨代會,決定把黨名改為「匈牙利社會黨」。18日,匈牙利議會決定實行多党民主制,將國名從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為匈牙利共和國。次年,近十萬蘇聯駐軍全部撤出,匈牙利作為蘇聯「衛星國」的歷史從此結束。

 

1989年春季,東德的地方政府選舉被指存在嚴重舞弊,大批民眾在憤怒之下申請出國或逃離國境。從8月開始,多達13000名東德人經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匈牙利,接著穿過奧地利抵達西德。10月7日,東德普勞恩市爆發反政府示威活動,這是東西德統一之前的第一次街頭運動。

 

此後,在萊比錫等城市也相繼發生大規模抗議遊行,示威者要求政府進行民主改革、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地位。18日,東德共產黨領導人昂納克辭職。11月9日,柏林牆檢查站全部開放,東德人獲准自由進入西柏林。12月1日,東德議會修改憲法,取消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兩天后,剛剛上臺的共產黨領袖克倫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全部辭職。

 

在鄰國政治浪潮的衝擊下,同樣處在蘇聯陣營裡的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也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11月10日,掌權35年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日夫科夫宣佈下臺,由外長姆拉登諾夫取代,保加利亞共產黨易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

 

一個星期之後,即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學生在首都布拉格舉行反政府示威,遭到防暴員警的鎮壓。這一事件促使更多民眾湧向街頭,示威者人數一度達到50萬。12月28日,捷克共產黨頂不住壓力,承諾放棄一黨執政,決定在12月舉行選舉。這就是西方輿論所說的「天鵝絨革命」。12月29日,曾經的異議人士、劇作家哈威爾當選總統。

 

1989年的羅馬尼亞革命,同樣是受到東歐革命浪潮的影響。所不同的是,其他國家都是和平地蛻變,而羅馬尼亞卻在暴力中開始、在血泊中結束。12月17日,在羅馬尼亞第三大城市提米索拉,政府指稱一名匈牙利裔牧師煽動種族仇恨,決定將其驅逐出境。這一行動受到部分民眾的反對,結果引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示威者沖進共產黨市委大樓,企圖縱火焚燒,遭到武力鎮壓。19日,羅馬尼亞各大城市發動大罷工,反對共產黨政權,聲援提米索拉的示威群眾。21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當局召集11萬民眾到黨中央總部外的廣場上舉行集會,以此表示對總統齊奧塞斯庫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當齊奧塞斯庫向群眾發表講話時,人群中發出抗議的聲音,導致場面失控。

 

12月22日上午,羅馬尼亞國防部長米利亞自殺身亡,但民眾謠傳他是被齊奧塞斯庫謀殺,結果成千上萬不明真相的人湧到黨中央總部抗議,軍方將領決定不再效忠總統。為了說明真相,齊奧塞斯庫再次出面向民眾發表講話,但被示威者投擲的石塊趕回樓內。由於軍方已經倒戈,黨中央總部無人把守,大批暴徒沖進樓內,制服了總統衛兵,企圖捉拿齊奧塞斯庫。在四名隨從的協助下,齊奧塞斯庫夫婦逃到樓頂,乘坐直升機倉皇逃往郊外官邸。

 

12月23日,羅馬尼亞軍隊宣佈起義,並發出全國禁飛令,追緝齊奧塞斯庫。齊奧塞斯庫夫婦的直升機從官邸飛往特爾戈維塔市,在郊外降落之後準備棄機潛逃,途中被抓獲。12月25日,由軍方組成的臨時政府「救國陣線」設立臨時法庭,對齊奧塞斯庫進行了匆促草率的審判,最後以反人類罪、聚斂財富罪、破壞國民經濟罪,做出死刑判決並立即執行。

 

法庭原本要對齊奧塞斯庫和妻子分別予以槍決,但在齊奧塞斯庫妻子的要求下,改為同時槍決。在行刑隊執行槍決之前,齊奧塞斯庫夫婦被反綁雙手,面壁而立,並且唱起《國際歌》。那天是1989年耶誕節,歐洲各大電視臺在晚間新聞中,都播放了「救國陣線」公佈的審判和槍決過程的畫面。

 

無論是流血還是兵不血刃,東歐共產黨政權在短短幾個月之內接二連三地垮臺,不僅全世界瞠目結舌,而且就連西方國家也始料未及。歐共體和北約在歡呼「資本主義最終戰勝共產主義」的同時,完全不知道如何應對這一突如其來的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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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沉默但不孤單的左翼人士

 

歐洲的這場劇變當然使中國十分震驚。看到政治同路人紛紛倒下,中國執政黨無疑有一種唇亡齒寒的強烈危機感。因此,在新聞報導方面,輿論宣傳部門對媒體提出了嚴格的口徑要求。凡是涉及東歐政治劇變的事態,中國媒體都要淡化處理。至於歐共體和北約就東歐事態所做出的相關反應,我們記者站也不能公開報導。

 

我們接到的任務是,要儘量採訪和報導與中國立場相符的言論,這個立場是,中國絕不會照搬西方的市場經濟,也不會因為東歐劇變而改變自己的發展道路。可是,在國際輿論一邊倒的環境裡,我們不可能聽到中國政府所想要聽到的言論。為了完成報導任務,我們找到了比利時幾位左派人士就東歐局勢發表看法。他們的觀點大致是,東歐國家頭腦發熱、天真幼稚,它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並將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資本主義拯救不了東歐國家,更拯救不了世界。

 

作為記者,我很清楚這種觀點不是歐洲的主流聲音,而這些左派人士在當地政治中也一直被邊緣化,幾乎沒有任何政治影響力。雖然他們的觀點很適合中國的立場,但卻沒有普遍的代表性,很是為難。國際電臺資深同事給出的建議是,雖然這些言論算不上是主流觀點,但畢竟是一種獨立的聲音,可以發回編輯部作為一種輿論平衡。

 

就在那個時期,我對歐洲左派政治力量才開始有所瞭解。在比利時自由大學,我結識了一位物理學教授,他是比利時勞動党黨員,對中國充滿感情。在幾次交談中,我發現他對社會主義理想既堅定又執著,思想中沒有任何世俗的雜質,純淨得如同中國革命運動早期的仁人志士。

 

有一次他請我到家裡做客,翻出若干年前隨比利時勞動黨代表團訪問北京時的影集,裡面有一張他和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喬石的合影。他說:「那時候的中國,社會主義色彩很濃,但後來變化很大,已經不那麼純潔,我對此不太理解。比如我看到馬路邊上的汽車修理鋪,有些都是私人的,還雇了幾個員工,這不是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不允許私人雇主剝削工人。我理解中國需要改變,需要發展,但不能丟掉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他說得非常認真,而我只是默默地傾聽。

 

後來才知道,這位教授的全家人都是社會主義的信仰者。他的妻子是英國人,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比較研究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他的兒子還在大學念書,對歐洲資本主義非常不以為然,尤其對英國柴契爾政府推動鐵路私有化非常反感。對於東歐國家的政治變色,教授和妻子都感到很沮喪,他們擔心這樣的政治氣候將使歐洲左派政治力量的處境更加艱難。教授這樣對我說:「社會主義的前途在中國,我希望中國能堅持走自己的道路。」

 

此後不久,比利時勞動黨在布魯塞爾郊外一個度假地舉行中央會議,這位教授朋友要帶我去會場旁聽。我表示推辭,因為我是中國記者,不方便參加任何外國政黨的活動,但我拗不過他的堅持。在會議上,黨員們對東歐和中國的最新事態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暢所欲言,氣氛熱烈。當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時,幾位黨員還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有支持學生的,也有反對學生的。但整體上,所有人都對中國時局的發展很是擔心,不希望中國像東歐那樣亂下去。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旁聽外國政黨的內部會議。

 

當年10月5日,挪威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授予達賴喇嘛和平獎,正在西班牙出差的這位教授朋友給我撥來電話,以憤怒的語調指責諾貝爾獎委員會故意刺激中國政府。我說,這個授獎的決定看上去就是一個政治決定。他提高嗓門說:「你錯了,不是看上去是,事實就是如此。從一開始,諾貝爾和平獎就是一個有政治偏見和政治目的的獎項。」聽完這句話,我大感吃驚。在我心目中,諾貝爾和平獎一直是那麼地神聖和至高無上,沒想到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卻不假思索地作出這種評論。此後幾十年,當我每次聽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都不由自主地想到這位教授。

 

在比利時待久了,與當地人的接觸多了,我才發現這位教授並不孤單,很多人都有同樣的政治價值觀,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抱持明確的批判態度,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極其反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認識一位元四十多的比利時人,聊天中自然而然地談到世界大事以及與中國的關聯。

 

幾天之後,他給我寄來一本書,是美國左翼作家喬姆斯基的著作《語言與大腦》。我在大學裡只接觸過喬姆斯基的語言學著述,直到看到這本書之後才對他的政治觀點產生興趣。在另外一個場合,我認識了比利時國家廣播電臺的一位資深同行,出身貴族,風度翩翩,但我怎麼也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政治立場與自己的家庭背道而馳,竟然是社會主義的信徒。我曾經聽說,在西方新聞界,這種左翼人士是會受到排擠的。果不其然,這位元朋友被調離記者崗位,原因無它,就是在政治上不被信任。

 

那是我第一次親身發現,西方媒體對「政治正確」的要求與重視,原來是這樣迥異于我天真的想像。此後,隨著閱歷的增長,加上聽到更多類似的事情,以至於每當有人說起「新聞自由」的時候,我在腦海裡都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朋友的遭遇。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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