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四)歐共體旁邊有一家中國人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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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四)歐共體旁邊有一家中國人
2019-06-13 0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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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復璁。(圖/翻攝自網路)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11 歐共體旁邊有一家中國人

 

歐洲的歷史屬於歐洲人,但又並非完全如此。我在比利時擔任記者時,常常在歐洲各國巧遇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同胞,絕大多數人都是悄無聲息而又艱難地討著生活,他們每個人都在歐洲大地上留下了屬於中國人的印記。只是與現在不同的是,那時候,在歐洲的中國人很少,所以每次偶遇,彼此都感到親切和興奮。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人口向外流動的高峰。以西方的概念來說,這種形式的人口流動就是「移民」,但對中國人而言並不完全準確。西方人所謂的「移民」,含義是永久地定居在另外一個國家,而中國人並非如此。中國人出國的最初目的,不是要永久定居,而是暫時客居,最終還是要衣錦還鄉。也可以這麼說,中國人走出去,目的還是為了回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出現了又一次出國潮。在這些人中間,很多是為了求學深造,也有很多純粹是為了謀生。現在的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裡,都把財富帶向何方,而在那時候,無論是求學還是謀生,幾乎都是赤手空拳闖天下。

 

在抵達布魯塞爾之後的一個晚上,新華社記者劉永勝對我說:「我帶你去見一個人,就在附近,你們肯定能成為朋友。」我們來到一家中餐館,店名是「新竹園」,迎接我們的是一位熱情的中年婦女。劉永勝介紹說:「這就是姜海濤的夫人,老闆娘,來自香港,你直接叫她港華就行了。」港華很健談,是見面就熟的那種。坐下來沒有幾分鐘,她就很認真地對劉永勝說:「小杜是個有福之人,福氣都在鼻子上。你看他的熊膽鼻,和成龍的鼻子一樣。」

 

沒過多久,從廚房裡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男子。他系著一條沾滿油污的白圍裙,憨厚地微笑著,徑直沖我們走過來。我想,這必定就是姜海濤。他撩起圍裙,馬馬虎虎地擦了一下右手,然後向我伸過來,說:「老劉跟我說過你好幾次了,終於把你盼來了!」他的聲音很洪亮,表情和聲音中是無可質疑的真誠、厚道和豪爽。而這一瞬間的記憶,此後一直停格在我的腦海裡,至今沒有褪色。

 

姜海濤是上海人,初中還沒畢業就隨著「上山下鄉」的大潮,來到安徽池州接受「再教育」。幾年之後,組織上送他到長江對岸的安慶市,在衛生學校學習藥理。再過幾年,文革結束,他又隨著知識青年返城的大潮回到上海。不久之後,他又加入了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批出國潮,前往比利時投靠親友。

 

在布魯塞爾,海濤結識了來自香港的港華,兩人結婚之後育有一子,開了一家夫妻店,這就是新竹園中餐館。餐館距歐共體總部只有咫尺之遙,生意相當紅火。為了節省開支,海濤自己做大廚,港華做侍應生,兩人就這樣忙碌而單調地度過每一天。以海濤自己的話來說,他一直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到批發商那裡採購食材,接著就在廚房裡一聲不吭地忙到黑夜,整天見不到陽光,也沒有什麼朋友,感覺自己就像是行屍走肉。

 

直到認識劉永勝之後,海濤才覺得有了盼頭。每天半夜,海濤把餐館收拾打掃停當之後,便去找住在馬路對面的劉永勝聊天,每週至少三、四次。劉永勝和海濤年齡相近,曾經留學加拿大,精明能幹,為人非常厚道,平易近人。只要海濤在樓下按門鈴,無論是否已經入睡,他都毫不猶豫地開門相迎,有事無事都要聊到淩晨。

 

劉永勝的夫人很賢慧,體諒海濤的孤獨,從來沒有怨言。海濤後來跟我說,他其實非常不好意思在半夜裡打攪劉永勝,但他沒有其他朋友,整個星期都沒有人和他說話,實在忍受不了這種孤獨。

 

自從認識我之後,海濤每隔幾天就來找我。夜裡12點左右門鈴一響,沒有別人,必定是海濤。幾乎每一次,他手裡都拎著一個塑膠袋,沉甸甸的,裡面裝的東西,要麼是一堆雞爪,要麼是一堆鴨脖,那是他在淩晨從批發市場買來的。就這樣,他一次一次地來,雞爪和鴨脖子源源不斷地供應,我和老高夫婦三人天天吃都吃不完。我好幾次開玩笑地說:「拜託你緩一緩,下次不要帶鴨脖子了,否則吃得太多,我們都要變成鴨脖子了。」

 

海濤的家世很不一般,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他的外公是臺灣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蔣復璁。1990年9月蔣老先生去世,海濤專程赴臺北出席葬禮,回到布魯塞爾之後才跟我提起此事,讓我肅然起敬了好一陣子。海濤的姨媽是著名聲樂教育家蔣英,姨父就是大名鼎鼎的錢學森。對這種家族淵源關係,海濤從來不炫耀,他說自己是個大廚子,沒有給這個家族爭光,所以也就沒有多少資格談及這些大人物。

 

在很多次聊天中,海濤都要講述歐洲華人的心酸故事。我對這個群體的感性認知,多半都是因為聽了他的描述。歐洲早期華人主要是來自香港和廣東地區,集中居住在英國。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新一代華人從浙江青田和福建湧入歐洲大陸,其中以青田人居多。

 

他們首先抵達南歐的西班牙和義大利,然後逐步向法國和比利時等國擴散。在這些新移民中,大多數都是合法入境,也有一部分是非法入境。非法入境的中國人,當然不能獲得當地的身份證,所以只好在中餐館偷偷地打黑工。海濤在浙江有個遠房舅舅,後來也跑到比利時投靠他。這位舅舅雖然是合法入境,但逾期逗留,一直在豆腐店打黑工。那天,他舅舅給海濤的餐館送豆腐,正好碰到員警突擊檢查是否有非法勞工,他舅舅嚇得魂不附體,最後急中生智地鑽進了煙囪,僥倖地躲過一關。

 

海濤的記憶力超好,講故事時繪聲繪色,眉飛色舞,我感覺就像是看電影一樣。他接觸過很多這樣的中國移民,所說的都是真人真事。他有一次自我安慰地說:「跟他們比起來,我算是好命了。我初中沒有畢業就到你們安徽當農民,現在也算是小老闆,我還要怎麼樣?我只是覺得這樣過一輩子很虧,真想哪天把餐館關了,回上海買套房子,無憂無慮地過日子。」

 

1992年,我結束任期回國的前一天晚上,海濤打理完餐館,就趕來為我送行。他依然穿著那雙常年不變的綠色帆布膠底鞋,衣服和頭髮上散發著清晰可聞的廚房油煙味。他疲憊地靠在沙發上,點起一支香煙,但依然是那樣聲音洪亮地說:「真快啊,你都來四年了,我他媽的不知道還要熬到什麼時候……。」

 

此後二十多年,我倆天各一方,再也沒有機會見面,而當時的聯繫方式也已經丟失。後來從朋友那裡打聽到一些零星的消息,知道他和港華早已離婚,餐館轉手他人,從此領著養老金生活。

 

2016年年初,我在北京和幾個老友聚會時念及海濤,才知道他在一年前已經去世。如果現在還活著,海濤也只不過六十歲出頭。想當年,他健壯如牛,精力旺盛,但為何這麼早就離我們而去?直到今天為止,只要想起和他度過的那些夜深人靜的時刻,我眼前就會出現他那眉飛色舞的表情。而他給我講述的很多故事,也依然是那麼地栩栩如生。

 

我現在回頭再想想,在海濤所講的故事中,他自己其實也是主人公之一。從上海到安徽再到比利時,從少年到青年再到英年早逝,他的每一段經歷都與中國的國運息息相關,他人生中的每一個階段都被他所處的時代所左右。何止是海濤,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是時代的產物?

 

比如我自己,我從安徽到上海接受大學教育,而海濤卻是從上海到安徽插隊,這種巨大的差異固然也有個人選擇的成分,但歸根結底還是不同的時代決定了不同的命運。那幾年,我在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德國和法國見過不少新一代歐洲華人,很多人的經歷和海濤大同小異,有的甚至更為奇特而曲折。

 

每個人都有一把心酸淚,他們共同組成了那個時代海外中國人的群體肖像。我在布魯塞爾也認識一位元來自北京的中年人,大學時攻讀法語專業,後來在國家經貿部任職,最後拋家舍業來到比利時闖蕩。為了謀生,他買一輛二手的小貨車,每天給各家中餐館送貨。他沒有朋友,也很孤獨,讓他支撐下去的唯一動力,就是把還在上小學的兒子一直送進大學。

 

蔣復璁。(圖/翻攝自網路)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11 歐共體旁邊有一家中國人

 

歐洲的歷史屬於歐洲人,但又並非完全如此。我在比利時擔任記者時,常常在歐洲各國巧遇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同胞,絕大多數人都是悄無聲息而又艱難地討著生活,他們每個人都在歐洲大地上留下了屬於中國人的印記。只是與現在不同的是,那時候,在歐洲的中國人很少,所以每次偶遇,彼此都感到親切和興奮。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人口向外流動的高峰。以西方的概念來說,這種形式的人口流動就是「移民」,但對中國人而言並不完全準確。西方人所謂的「移民」,含義是永久地定居在另外一個國家,而中國人並非如此。中國人出國的最初目的,不是要永久定居,而是暫時客居,最終還是要衣錦還鄉。也可以這麼說,中國人走出去,目的還是為了回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出現了又一次出國潮。在這些人中間,很多是為了求學深造,也有很多純粹是為了謀生。現在的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裡,都把財富帶向何方,而在那時候,無論是求學還是謀生,幾乎都是赤手空拳闖天下。

 

在抵達布魯塞爾之後的一個晚上,新華社記者劉永勝對我說:「我帶你去見一個人,就在附近,你們肯定能成為朋友。」我們來到一家中餐館,店名是「新竹園」,迎接我們的是一位熱情的中年婦女。劉永勝介紹說:「這就是姜海濤的夫人,老闆娘,來自香港,你直接叫她港華就行了。」港華很健談,是見面就熟的那種。坐下來沒有幾分鐘,她就很認真地對劉永勝說:「小杜是個有福之人,福氣都在鼻子上。你看他的熊膽鼻,和成龍的鼻子一樣。」

 

沒過多久,從廚房裡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男子。他系著一條沾滿油污的白圍裙,憨厚地微笑著,徑直沖我們走過來。我想,這必定就是姜海濤。他撩起圍裙,馬馬虎虎地擦了一下右手,然後向我伸過來,說:「老劉跟我說過你好幾次了,終於把你盼來了!」他的聲音很洪亮,表情和聲音中是無可質疑的真誠、厚道和豪爽。而這一瞬間的記憶,此後一直停格在我的腦海裡,至今沒有褪色。

 

姜海濤是上海人,初中還沒畢業就隨著「上山下鄉」的大潮,來到安徽池州接受「再教育」。幾年之後,組織上送他到長江對岸的安慶市,在衛生學校學習藥理。再過幾年,文革結束,他又隨著知識青年返城的大潮回到上海。不久之後,他又加入了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批出國潮,前往比利時投靠親友。

 

在布魯塞爾,海濤結識了來自香港的港華,兩人結婚之後育有一子,開了一家夫妻店,這就是新竹園中餐館。餐館距歐共體總部只有咫尺之遙,生意相當紅火。為了節省開支,海濤自己做大廚,港華做侍應生,兩人就這樣忙碌而單調地度過每一天。以海濤自己的話來說,他一直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到批發商那裡採購食材,接著就在廚房裡一聲不吭地忙到黑夜,整天見不到陽光,也沒有什麼朋友,感覺自己就像是行屍走肉。

 

直到認識劉永勝之後,海濤才覺得有了盼頭。每天半夜,海濤把餐館收拾打掃停當之後,便去找住在馬路對面的劉永勝聊天,每週至少三、四次。劉永勝和海濤年齡相近,曾經留學加拿大,精明能幹,為人非常厚道,平易近人。只要海濤在樓下按門鈴,無論是否已經入睡,他都毫不猶豫地開門相迎,有事無事都要聊到淩晨。

 

劉永勝的夫人很賢慧,體諒海濤的孤獨,從來沒有怨言。海濤後來跟我說,他其實非常不好意思在半夜裡打攪劉永勝,但他沒有其他朋友,整個星期都沒有人和他說話,實在忍受不了這種孤獨。

 

自從認識我之後,海濤每隔幾天就來找我。夜裡12點左右門鈴一響,沒有別人,必定是海濤。幾乎每一次,他手裡都拎著一個塑膠袋,沉甸甸的,裡面裝的東西,要麼是一堆雞爪,要麼是一堆鴨脖,那是他在淩晨從批發市場買來的。就這樣,他一次一次地來,雞爪和鴨脖子源源不斷地供應,我和老高夫婦三人天天吃都吃不完。我好幾次開玩笑地說:「拜託你緩一緩,下次不要帶鴨脖子了,否則吃得太多,我們都要變成鴨脖子了。」

 

海濤的家世很不一般,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他的外公是臺灣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蔣復璁。1990年9月蔣老先生去世,海濤專程赴臺北出席葬禮,回到布魯塞爾之後才跟我提起此事,讓我肅然起敬了好一陣子。海濤的姨媽是著名聲樂教育家蔣英,姨父就是大名鼎鼎的錢學森。對這種家族淵源關係,海濤從來不炫耀,他說自己是個大廚子,沒有給這個家族爭光,所以也就沒有多少資格談及這些大人物。

 

在很多次聊天中,海濤都要講述歐洲華人的心酸故事。我對這個群體的感性認知,多半都是因為聽了他的描述。歐洲早期華人主要是來自香港和廣東地區,集中居住在英國。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新一代華人從浙江青田和福建湧入歐洲大陸,其中以青田人居多。

 

他們首先抵達南歐的西班牙和義大利,然後逐步向法國和比利時等國擴散。在這些新移民中,大多數都是合法入境,也有一部分是非法入境。非法入境的中國人,當然不能獲得當地的身份證,所以只好在中餐館偷偷地打黑工。海濤在浙江有個遠房舅舅,後來也跑到比利時投靠他。這位舅舅雖然是合法入境,但逾期逗留,一直在豆腐店打黑工。那天,他舅舅給海濤的餐館送豆腐,正好碰到員警突擊檢查是否有非法勞工,他舅舅嚇得魂不附體,最後急中生智地鑽進了煙囪,僥倖地躲過一關。

 

海濤的記憶力超好,講故事時繪聲繪色,眉飛色舞,我感覺就像是看電影一樣。他接觸過很多這樣的中國移民,所說的都是真人真事。他有一次自我安慰地說:「跟他們比起來,我算是好命了。我初中沒有畢業就到你們安徽當農民,現在也算是小老闆,我還要怎麼樣?我只是覺得這樣過一輩子很虧,真想哪天把餐館關了,回上海買套房子,無憂無慮地過日子。」

 

1992年,我結束任期回國的前一天晚上,海濤打理完餐館,就趕來為我送行。他依然穿著那雙常年不變的綠色帆布膠底鞋,衣服和頭髮上散發著清晰可聞的廚房油煙味。他疲憊地靠在沙發上,點起一支香煙,但依然是那樣聲音洪亮地說:「真快啊,你都來四年了,我他媽的不知道還要熬到什麼時候……。」

 

此後二十多年,我倆天各一方,再也沒有機會見面,而當時的聯繫方式也已經丟失。後來從朋友那裡打聽到一些零星的消息,知道他和港華早已離婚,餐館轉手他人,從此領著養老金生活。

 

2016年年初,我在北京和幾個老友聚會時念及海濤,才知道他在一年前已經去世。如果現在還活著,海濤也只不過六十歲出頭。想當年,他健壯如牛,精力旺盛,但為何這麼早就離我們而去?直到今天為止,只要想起和他度過的那些夜深人靜的時刻,我眼前就會出現他那眉飛色舞的表情。而他給我講述的很多故事,也依然是那麼地栩栩如生。

 

我現在回頭再想想,在海濤所講的故事中,他自己其實也是主人公之一。從上海到安徽再到比利時,從少年到青年再到英年早逝,他的每一段經歷都與中國的國運息息相關,他人生中的每一個階段都被他所處的時代所左右。何止是海濤,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是時代的產物?

 

比如我自己,我從安徽到上海接受大學教育,而海濤卻是從上海到安徽插隊,這種巨大的差異固然也有個人選擇的成分,但歸根結底還是不同的時代決定了不同的命運。那幾年,我在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德國和法國見過不少新一代歐洲華人,很多人的經歷和海濤大同小異,有的甚至更為奇特而曲折。

 

每個人都有一把心酸淚,他們共同組成了那個時代海外中國人的群體肖像。我在布魯塞爾也認識一位元來自北京的中年人,大學時攻讀法語專業,後來在國家經貿部任職,最後拋家舍業來到比利時闖蕩。為了謀生,他買一輛二手的小貨車,每天給各家中餐館送貨。他沒有朋友,也很孤獨,讓他支撐下去的唯一動力,就是把還在上小學的兒子一直送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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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那位神秘的福建女孩

 

我們還遇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叫馬林的小鎮,我和妻子偶遇一位來自福建廈門的女孩。女孩姓黃,很清秀,在一家中餐館當侍應生。那天她見到我們,就像見到了親人,非常親熱。在交談了幾句之後,她要了我們的電話號碼,說以後到布魯塞爾看我們。幾天之後,她果真來了,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只是想跟我們做朋友。我們在交談中才知道,她身上沒有任何證件,既沒有中國護照,也沒有比利時居住證。原來,她在幾個月之前離開家鄉,先繞道俄羅斯抵達東歐,從東歐坐火車途經德國,最後進入比利時。她說在德國轉乘火車時,把所有行李都丟失了,護照也沒有了。我們始終沒有聽明白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也沒有往別的地方多想。

 

此後,黃小姐經常來看我們。她在比利時舉目無親,無依無靠,我們就把她作為朋友來對待。在言談之中,我們發現她總有點心神不安,總是擔驚受怕的樣子。時間久了,我們大致拼湊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她很有可能不是以正常途徑來到比利時的。

 

此後,黃小姐多次更換打工的地方,最後落腳到安特衛普一家中餐館。我們結束任期返回北京那一天,她起了個大早,專門從安特衛普趕到布魯塞爾機場來送別,還送我一瓶紅酒作為禮物。她的臉上是善良,她的眼睛裡是聰慧,她因捨不得朋友離開而若有所失。而我們,對她的擔心和不舍也油然而生,但什麼都不能說,只是在心裡默默祝福她。

 

無巧不成書。兩年之後的1994年,在北京南禮士路的廣播大樓門前,黃小姐竟然出現在我的面前!她知道我在這裡上班,便好說歹說地說服了值班的門衛,最終找到了我的電話。再次見到她的那一刻,我感覺就如同做夢一般,因為這女孩實在是太神奇了。黃小姐告訴我,她來北京已經幾個月了,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報讀了英語進修班,期間一直在通過各種途徑尋找我。為什麼不在比利時進修英語呢?我的這個問題又引出了另一段曲折的故事。

 

原來,在我們離開比利時之後不久,她便和安特衛普的一個華人結婚,共同經營一家中餐館,接著生了孩子,拿到了比利時護照。可是,好景不長,餐館發生火災,兩人傾家蕩產,日子過不下去,最後以離婚收場。黃小姐說,她這次回國就是要好好學英語,將來到外貿公司找個工作,不再寄人籬下了。再過一年,我離開北京,前往新加坡定居,從此和她失去了聯繫。我們想,以她的聰明機智和敢闖敢幹,應該早已做了一番大事,早已過上了不再顛沛流離的生活

 

從姜海濤到黃小姐,他們和他們的故事都是我身邊的真人真事。在那個年代,隻身闖蕩世界、歷盡千辛萬苦的中國人成千上萬。雖然我也見過比較成功的人與事,但相比之下卻是鳳毛麟角。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同樣在世界各地闖蕩的中國人,顯然比過去更多,背景更加複雜,處境更加多樣,而結局當然也是各不相同,而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

 

1995年,我也是拋棄了原有的一切,循著先輩的足跡闖蕩南洋,追尋自己的人生夢想。這段經歷使我能夠更加深切體會到姜海濤和黃小姐的處境,也能更加理解他們當初為什麼義無反顧地離鄉背井,最後又為什麼那麼執著地希望回到自己的家鄉。由此回溯五百年來中國人闖蕩世界的種種冒險故事,我的眼前似乎映射出中華民族沉浮盛衰的歷史畫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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