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二）歐洲人告別歷史的方式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在布魯塞爾的四年時間，是我瞭解和感受歐洲現代歷史演變的難得機會。歐共體的前身是歐洲煤鋼共同體，由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成立，後來演變成歐洲共同體，最後變成歐洲聯盟。在這六十多年時間裡，歐洲從戰爭的廢墟上開始重建，維持了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時期，並且在追求共同繁榮的過程中結成生命共同體。在數百年來戰爭從未間斷過的歐洲大陸，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壯舉。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厘清戰爭責任、卸下歷史包袱、汲取戰爭教訓，是合作、聯合、共贏的首要條件。而作為西歐兩個大國的法國和德國，它們在二戰結束之後逐步實現的和解，是這個首要條件得以形成的最關鍵因素。

二戰結束之初，德國全面承認並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之後，歐洲大陸開始思考如何確保戰爭不再重演。1948年年初，法國政府內部出現了一種聲音，希望以某種合作協定的方式與德國實現和解，然後把德國納入到未來一體化的歐洲框架中。其具體的設想是，首先就魯爾—洛林—盧森堡地區的煤炭和鋼鐵貿易簽署一項權利平等的協定，以此作為法德開展政治和經濟合作的基礎，繼而在此基礎上逐步推動西歐的聯合進程，其目的就是要阻止戰爭，「不僅要把戰爭變得不可想像，而且還要把戰爭變得沒有實際的可能性」。

1950年5月，法國外交官、經濟學家莫內宣佈了法國外長舒曼提出的「舒曼計畫」，倡議在法德意比荷盧六國之間建立一個共同的煤炭和鋼鐵市場。第二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由此開始，以法德為軸心的歐洲經濟和政治聯合進程正式啟動，而倡議和推動這一劃時代工程的舒曼和莫內兩人，被雙雙譽為「歐洲之父」。

當年只有六個國家的歐洲煤鋼歐共體，後來變成擁有28個成員國的歐洲聯盟，單一貨幣、統一市場、無邊界旅行、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身份，已經使相互之間再次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變得無法想像。雖然歐盟近年來遇到了不少嚴峻的挑戰，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接踵而至，但和平的根基已經不可動搖。在工作之餘，我們經常駕車在歐洲大地上旅行，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之間滑進了歷史的氛圍中。戰爭紀念館、古戰場和戰爭死難者陵園處處可見，一次又一次地讓人產生時空交錯、難以自拔的感覺。

在盧森堡，有一個面積很大的美軍公墓，綠草如茵的草地上，是一排排整整齊齊、密密麻麻的潔白墓碑。那是著名的巴登將軍及其麾下數千名將士的墓地，極其莊嚴而又極其低調。就在不遠處，一座德軍公墓被一片蔥郁的樹木掩映和環繞，空寥寂靜，無人驚擾。

曾經不共戴天的敵人，如今卻是比鄰而居，在同一片天空下和同一片土地上靜靜地長眠。遙想當年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的無數次慘烈的戰鬥，再環顧西歐大地上處處祥和與繁榮的景象，我禁不住浮想聯翩而感慨系之。再往前回溯，近二百年前，在比利時的滑鐵盧古戰場，曾經夢想著以鐵蹄與刀槍來征服和統一整個歐洲的拿破崙，在此地夢斷一役而一蹶不振。

再回顧幾百年來的歐洲，硝煙彌漫，戰火連綿，征服與反征服的戰爭從未停止。所有的入侵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打著正義的旗號，最終也是無一例外地被正義所恥笑。如今，法德兩大宿敵之所以達成和解，之所以決心以合作來避免戰爭，就是因為那些傑出的智者不再無視歷史的教訓，不想再次受到歷史的嘲弄和懲罰。

在歐洲歷史上，這是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是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它所帶來的結果是，新一代歐洲人不僅告別了屬於上幾代人的歷史，而且更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未來。由此，我不禁聯想到同樣被戰爭蹂躪過的亞洲。什麼時候，當陣亡者的後代都能活得有尊嚴，當舊日戰場變得那樣地祥和，當政治家們也有智慧和勇氣去了結一段歷史，亞洲人才有可能不再把仇恨一代接一代地傳下去。

可惜的是，由於急於求成，貪大求多，歐洲的聯合進程後來遇到越來越多的挫折。2004年和2007年，歐盟先後兩次進行東擴，中歐和東歐的多數國家被吸納為成員國，並且經歷了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痛苦轉型。它們的加入給自己和歐盟都帶來了一些機遇，但同時也給自身和歐盟帶來了很多問題。

首先，歐盟急速和大幅度的擴張，使這個龐大的經濟共同體出現了更加明顯的發展不平衡的弊端，集體決策的過程也更加複雜，各國之間的利益關係更難協調；其次，東歐和中歐國家在歐盟內部被視為「二等公民」，無法與「老歐洲」國家那樣享受歐盟條約所規定的平等權利。例如，在歐盟原有成員國之間早就實行的勞務和人員的自由流動，對部分中東歐成員國卻不適用。換言之，中東歐國家的勞動力，沒有權利到西歐國家尋找就業機會；它們的國民雖然無需辦理簽證進入西歐，但卻不享受申根協定所規定的完全平等的權利。

冷戰結束之初，中東歐國家義無反顧地投入西方的懷抱，現在東西方冷戰的「鐵幕」已消失無形，但是，在現實利益面前，歐盟用種種歧視性法律條文築起了藩籬，繼續把歐洲大陸分割成東西兩半。歐元區實現貨幣一體化，原本是世界歷史上繼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的又一偉大創舉，但是，始自美國華爾街的2008年金融危機，使歐元區乃至整個歐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而來自中東和北非的大批難民集體逃亡到歐洲之後，歐盟成員國之間又為此發生了深刻的分裂，歐盟聯合進程再次遭遇攸關存亡的危機。英國在2016年決定脫離歐盟，更使這一目標變得黯淡無光，前途未蔔。

儘管如此，歐洲在過去七十多年裡維持了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與繁榮，這一歷史性創舉依然值得肯定。

有人曾經問我：在國外當記者想必會有很多困難，什麼困難最難克服？我脫口而出「孤獨」二字。沒錯，對長期住在異國他鄉的人而言，內心的孤獨是最大的敵人。這不是我獨有的感覺，大多數同行應該都不例外。

在孤獨中工作，在孤獨中生活，在孤獨中思考，所留下的記憶通常都是無法淡忘、難以磨滅的，而其中的很多記憶都與聽覺和嗅覺密不可分。美國現代詩人戴安·阿克曼有這麼一句話：「沒有什麼東西比味道更令人難忘。一種不期而至的香味，哪怕是瞬間即逝，也有可能讓你想起童年時在山腳湖邊度過的某個夏天。」確實，我在布魯塞爾所經歷的故事，凡是與味道相關的，都是最深刻的。

可以這麼說，我在布魯塞爾的每一天，都是以啟動嗅覺功能開始。早晨六點多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樓下取信箱裡的報紙，一份是《金融時報》，另一份是《國際先驅論壇報》。打開家門走進電梯，是一股淡淡的香味，那是管家太太已經將電梯擦拭完畢。到了一層走出電梯，是地板清潔液的另一種香味。每天淩晨五點多鐘，郵遞員把報紙塞進郵箱，待我拿在手上，就像拿著剛剛出爐的麵包，能夠觸摸到印刷機留在報紙上的溫度，而那清新的油墨香竟然是那麼好聞。七點多鐘，樓道裡飄來濃濃的咖啡香，那是隔壁鄰居開始用早餐的信號。一切從熟睡中蘇醒，我也感受著早晨的每一縷氣息。

在我居住的瑪麗露易斯廣場十八號公寓，多數房客都是歐共體職員，我是唯一的亞洲人。有一次共乘電梯的時候，住在同一層的那位義大利人對我說：「我有時候會聞到中餐的香味，那必定是從你的廚房飄出來的，非常好聞。順便告訴你，中餐是我的最愛！」怎麼會呢？我自己很少做飯，況且我炒菜的味道不大可能那麼香吧。我暗自思忖，他要麼是委婉地投訴我廚房散發出的油煙味，要麼就是暗示讓我請他吃飯。無論怎樣，我只是在偶爾的情況下，為了趕時間、趕稿子，才炒個雞蛋番茄湊合一餐。大概就在那個時候，義大利的高鼻子敏銳地捕捉到了中國的味道。

在比利時的最初兩年，我一直過著單身漢的生活。雖然我那時候已經不是單身，但各種因素無情地把我打回到單身漢的原形。在出國之前，我已經領了結婚證，只是沒有過一天小家庭的生活，所以生活經驗和生活自理能力接近白癡的狀態。在北京那幾年，我一直住在國際電臺分配的單身宿舍裡。單身宿舍是免費的，這很值得我驕傲一下，因為後來的入職者再也沒有這個福分了。至於一日三餐，我大多時候都是以食堂為家，但每隔幾天還是要去岳母家蹭幾頓。

我後來離開北京到了布魯塞爾，為什麼還是過著單身漢的生活呢？以現在的話來說，我是「被單身」的。駐外記者不是外交官，但根據政府的規定，記者的待遇要參照外交官的標準來確定。我出國時的外交級別被定為「三秘」，工資和其他福利都要類比大使館三等秘書的待遇。外交「三秘」只是個初級職稱，僅高於隨員而已，沒有資格攜帶家眷常駐國外。就這樣，我只好把新婚妻子和結婚證留在了北京，孑然一身地出國奔前程。從1988年11月離開北京，到1991年10月回北京休假，在近兩年時間裡，我和妻子沒有見過一次面，唯一的紐帶就是書信。從布魯塞爾發一封信到北京，路上大約需要十天左右，反之亦然，一來一往總共需要至少半個月。我的妻子偶爾會咬咬牙到西單電報大樓給我撥國際長途電話，一個月的工資基本上就這麼捐給了郵電局。

有一次，老高帶我到比利時友人家聚會，當他們聽到這個故事時，個個瞪大眼睛，連連說不可思議，接著就十分感慨地做出了這樣的總結：「中國男人都是鐵打的。」聽到這句話，我還挺自豪的，覺得自己為中國男人們爭得了好名聲。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是多麼地無奈。

兩年之後，國際電臺領導通知我，我的駐外級別升為外交「二秘」，台裡將著手為我的妻子辦理出國手續。這簡直是一個跨洋過海式的巨大飛躍，單身漢的生活很快就要結束了。什麼叫幸福？幸福就是被人出其不意地撓了一下咯吱窩，讓你抑制不住地從內心最深處撲哧一聲笑出來。

對於生活自理能力，我經常這樣自我調侃：雖知柴米油鹽貴，不知盤裡何以香。從抵達布魯塞爾那天起，我的一日三餐都要依靠老高。到市場買菜，我負責當司機和助手，但炒菜做飯絕對是老高的專利。當老高忙碌地掌勺時，我很自覺地賦予自己一個光榮的使命，那就是陪他說話，有時候當然也做些無關緊要的下手活。時間久了，這種很不公平的分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種默契。老高永遠是任勞任怨，但我心裡還是替他打抱不平，心想他遇到我這樣的搭檔真是不幸。

老高在大學畢業之後曾經在「五七幹校」勞動過，他的生存能力和生活經驗都經過了嚴酷的考驗，但沒想到出國之後還是這麼命苦。一位教授級的知識份子，一位曾經長期主持重要業務部門的領導，此時天天系著圍裙在灶台邊轉悠，可見中國的人才是怎麼被浪費的，又可見中國的人才是無所不能的。以老高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光榮無比的「洋插隊」。

當然，我也有貢獻。我的貢獻就是隨時吹捧老高的手藝，他很愛聽，越聽越有成就感，進而經常以大師的口氣傳授經驗說：「千滾豆腐、萬滾魚！不要心急，一定要多燜一會兒，不然就不入味兒。」可是，老高並不是一個好師傅，他從來不肯放手讓我有實踐的機會。我至今都不敢下廚房，老高是有責任的。就這樣，兩個單身漢，雖然生活很艱苦，但我們知道如何苦中作樂，每天都過著有滋有味的幸福生活。

差不多一年之後，高夫人把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上學的問題安排妥當之後，來到布魯塞爾和老高團聚，而做飯的任務也就順理成章地轉移到高夫人身上。這又是一個嚴重浪費人才的惡例，也是中國人才無所不能的又一例證。高夫人是響噹噹的法語人才，長期在中國國際旅行社擔任領導職務，享受著下屬們的仰望，現在到布魯塞爾竟然淪為兩個男人的雜工，叫人情何以堪。俗話說得好：「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高夫人就是高先生的複製品，為人之好、做事之周全，兩人毫無二致。

那些時日，我們就像三口之家，一起開心地買菜，一起開心地做飯，一起開心地聊天，親密無間，其樂融融。這一點對於我這個二十多歲、遠離家人的青年，是多麼地珍貴。那種一家人的感覺，那種無處不在的溫暖，幫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孤獨的日子。直到此時此刻，當我靜靜回憶那些往事的時候，都會抑制不住地眼眶濕潤起來。我也曾聽說，在不少新聞媒體的駐外記者站，同事之間的關係因各種原因變得很緊繃，有時候甚至鬧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我和老高夫婦卻是親如家人，這在整個國際電臺被傳為佳話。而在我的一生中，老高夫婦的善良、正直、包容和無私，是我經常攬鏡自照的最高標準。

此後多年，我們各自輾轉於國外，在很長時間裡都無法聯繫，但我在心裡一直惦記著他們。2016年4月，在幾位朋友的幫助下，我終於在北京石景山找到了老高夫婦。二十多年未曾相見，重逢時格外親切。我謹以這段文字，聊以表達對他們的深深感激以及對往昔美好時光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