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二)歐洲人告別歷史的方式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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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二)歐洲人告別歷史的方式
2019-06-11 0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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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7 歐洲人告別歷史的方式

 

在布魯塞爾的四年時間,是我瞭解和感受歐洲現代歷史演變的難得機會。歐共體的前身是歐洲煤鋼共同體,由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成立,後來演變成歐洲共同體,最後變成歐洲聯盟。在這六十多年時間裡,歐洲從戰爭的廢墟上開始重建,維持了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時期,並且在追求共同繁榮的過程中結成生命共同體。在數百年來戰爭從未間斷過的歐洲大陸,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壯舉。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厘清戰爭責任、卸下歷史包袱、汲取戰爭教訓,是合作、聯合、共贏的首要條件。而作為西歐兩個大國的法國和德國,它們在二戰結束之後逐步實現的和解,是這個首要條件得以形成的最關鍵因素。

 

二戰結束之初,德國全面承認並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之後,歐洲大陸開始思考如何確保戰爭不再重演。1948年年初,法國政府內部出現了一種聲音,希望以某種合作協定的方式與德國實現和解,然後把德國納入到未來一體化的歐洲框架中。其具體的設想是,首先就魯爾—洛林—盧森堡地區的煤炭和鋼鐵貿易簽署一項權利平等的協定,以此作為法德開展政治和經濟合作的基礎,繼而在此基礎上逐步推動西歐的聯合進程,其目的就是要阻止戰爭,「不僅要把戰爭變得不可想像,而且還要把戰爭變得沒有實際的可能性」。

 

1950年5月,法國外交官、經濟學家莫內宣佈了法國外長舒曼提出的「舒曼計畫」,倡議在法德意比荷盧六國之間建立一個共同的煤炭和鋼鐵市場。第二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由此開始,以法德為軸心的歐洲經濟和政治聯合進程正式啟動,而倡議和推動這一劃時代工程的舒曼和莫內兩人,被雙雙譽為「歐洲之父」。

 

當年只有六個國家的歐洲煤鋼歐共體,後來變成擁有28個成員國的歐洲聯盟,單一貨幣、統一市場、無邊界旅行、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身份,已經使相互之間再次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變得無法想像。雖然歐盟近年來遇到了不少嚴峻的挑戰,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接踵而至,但和平的根基已經不可動搖。在工作之餘,我們經常駕車在歐洲大地上旅行,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之間滑進了歷史的氛圍中。戰爭紀念館、古戰場和戰爭死難者陵園處處可見,一次又一次地讓人產生時空交錯、難以自拔的感覺。

 

在盧森堡,有一個面積很大的美軍公墓,綠草如茵的草地上,是一排排整整齊齊、密密麻麻的潔白墓碑。那是著名的巴登將軍及其麾下數千名將士的墓地,極其莊嚴而又極其低調。就在不遠處,一座德軍公墓被一片蔥郁的樹木掩映和環繞,空寥寂靜,無人驚擾。

 

曾經不共戴天的敵人,如今卻是比鄰而居,在同一片天空下和同一片土地上靜靜地長眠。遙想當年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的無數次慘烈的戰鬥,再環顧西歐大地上處處祥和與繁榮的景象,我禁不住浮想聯翩而感慨系之。再往前回溯,近二百年前,在比利時的滑鐵盧古戰場,曾經夢想著以鐵蹄與刀槍來征服和統一整個歐洲的拿破崙,在此地夢斷一役而一蹶不振。

 

再回顧幾百年來的歐洲,硝煙彌漫,戰火連綿,征服與反征服的戰爭從未停止。所有的入侵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打著正義的旗號,最終也是無一例外地被正義所恥笑。如今,法德兩大宿敵之所以達成和解,之所以決心以合作來避免戰爭,就是因為那些傑出的智者不再無視歷史的教訓,不想再次受到歷史的嘲弄和懲罰。

 

在歐洲歷史上,這是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是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它所帶來的結果是,新一代歐洲人不僅告別了屬於上幾代人的歷史,而且更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未來。由此,我不禁聯想到同樣被戰爭蹂躪過的亞洲。什麼時候,當陣亡者的後代都能活得有尊嚴,當舊日戰場變得那樣地祥和,當政治家們也有智慧和勇氣去了結一段歷史,亞洲人才有可能不再把仇恨一代接一代地傳下去。

 

可惜的是,由於急於求成,貪大求多,歐洲的聯合進程後來遇到越來越多的挫折。2004年和2007年,歐盟先後兩次進行東擴,中歐和東歐的多數國家被吸納為成員國,並且經歷了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痛苦轉型。它們的加入給自己和歐盟都帶來了一些機遇,但同時也給自身和歐盟帶來了很多問題。

 

首先,歐盟急速和大幅度的擴張,使這個龐大的經濟共同體出現了更加明顯的發展不平衡的弊端,集體決策的過程也更加複雜,各國之間的利益關係更難協調;其次,東歐和中歐國家在歐盟內部被視為「二等公民」,無法與「老歐洲」國家那樣享受歐盟條約所規定的平等權利。例如,在歐盟原有成員國之間早就實行的勞務和人員的自由流動,對部分中東歐成員國卻不適用。換言之,中東歐國家的勞動力,沒有權利到西歐國家尋找就業機會;它們的國民雖然無需辦理簽證進入西歐,但卻不享受申根協定所規定的完全平等的權利。

 

冷戰結束之初,中東歐國家義無反顧地投入西方的懷抱,現在東西方冷戰的「鐵幕」已消失無形,但是,在現實利益面前,歐盟用種種歧視性法律條文築起了藩籬,繼續把歐洲大陸分割成東西兩半。歐元區實現貨幣一體化,原本是世界歷史上繼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的又一偉大創舉,但是,始自美國華爾街的2008年金融危機,使歐元區乃至整個歐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而來自中東和北非的大批難民集體逃亡到歐洲之後,歐盟成員國之間又為此發生了深刻的分裂,歐盟聯合進程再次遭遇攸關存亡的危機。英國在2016年決定脫離歐盟,更使這一目標變得黯淡無光,前途未蔔。

 

儘管如此,歐洲在過去七十多年裡維持了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與繁榮,這一歷史性創舉依然值得肯定。

 

1.8孤獨使我的嗅覺很靈敏

 

有人曾經問我:在國外當記者想必會有很多困難,什麼困難最難克服?我脫口而出「孤獨」二字。沒錯,對長期住在異國他鄉的人而言,內心的孤獨是最大的敵人。這不是我獨有的感覺,大多數同行應該都不例外。

 

在孤獨中工作,在孤獨中生活,在孤獨中思考,所留下的記憶通常都是無法淡忘、難以磨滅的,而其中的很多記憶都與聽覺和嗅覺密不可分。美國現代詩人戴安·阿克曼有這麼一句話:「沒有什麼東西比味道更令人難忘。一種不期而至的香味,哪怕是瞬間即逝,也有可能讓你想起童年時在山腳湖邊度過的某個夏天。」確實,我在布魯塞爾所經歷的故事,凡是與味道相關的,都是最深刻的。

 

可以這麼說,我在布魯塞爾的每一天,都是以啟動嗅覺功能開始。早晨六點多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樓下取信箱裡的報紙,一份是《金融時報》,另一份是《國際先驅論壇報》。打開家門走進電梯,是一股淡淡的香味,那是管家太太已經將電梯擦拭完畢。到了一層走出電梯,是地板清潔液的另一種香味。每天淩晨五點多鐘,郵遞員把報紙塞進郵箱,待我拿在手上,就像拿著剛剛出爐的麵包,能夠觸摸到印刷機留在報紙上的溫度,而那清新的油墨香竟然是那麼好聞。七點多鐘,樓道裡飄來濃濃的咖啡香,那是隔壁鄰居開始用早餐的信號。一切從熟睡中蘇醒,我也感受著早晨的每一縷氣息。

 

在我居住的瑪麗露易斯廣場十八號公寓,多數房客都是歐共體職員,我是唯一的亞洲人。有一次共乘電梯的時候,住在同一層的那位義大利人對我說:「我有時候會聞到中餐的香味,那必定是從你的廚房飄出來的,非常好聞。順便告訴你,中餐是我的最愛!」怎麼會呢?我自己很少做飯,況且我炒菜的味道不大可能那麼香吧。我暗自思忖,他要麼是委婉地投訴我廚房散發出的油煙味,要麼就是暗示讓我請他吃飯。無論怎樣,我只是在偶爾的情況下,為了趕時間、趕稿子,才炒個雞蛋番茄湊合一餐。大概就在那個時候,義大利的高鼻子敏銳地捕捉到了中國的味道。

 

在比利時的最初兩年,我一直過著單身漢的生活。雖然我那時候已經不是單身,但各種因素無情地把我打回到單身漢的原形。在出國之前,我已經領了結婚證,只是沒有過一天小家庭的生活,所以生活經驗和生活自理能力接近白癡的狀態。在北京那幾年,我一直住在國際電臺分配的單身宿舍裡。單身宿舍是免費的,這很值得我驕傲一下,因為後來的入職者再也沒有這個福分了。至於一日三餐,我大多時候都是以食堂為家,但每隔幾天還是要去岳母家蹭幾頓。

 

我後來離開北京到了布魯塞爾,為什麼還是過著單身漢的生活呢?以現在的話來說,我是「被單身」的。駐外記者不是外交官,但根據政府的規定,記者的待遇要參照外交官的標準來確定。我出國時的外交級別被定為「三秘」,工資和其他福利都要類比大使館三等秘書的待遇。外交「三秘」只是個初級職稱,僅高於隨員而已,沒有資格攜帶家眷常駐國外。就這樣,我只好把新婚妻子和結婚證留在了北京,孑然一身地出國奔前程。從1988年11月離開北京,到1991年10月回北京休假,在近兩年時間裡,我和妻子沒有見過一次面,唯一的紐帶就是書信。從布魯塞爾發一封信到北京,路上大約需要十天左右,反之亦然,一來一往總共需要至少半個月。我的妻子偶爾會咬咬牙到西單電報大樓給我撥國際長途電話,一個月的工資基本上就這麼捐給了郵電局。

 

有一次,老高帶我到比利時友人家聚會,當他們聽到這個故事時,個個瞪大眼睛,連連說不可思議,接著就十分感慨地做出了這樣的總結:「中國男人都是鐵打的。」聽到這句話,我還挺自豪的,覺得自己為中國男人們爭得了好名聲。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是多麼地無奈。

 

兩年之後,國際電臺領導通知我,我的駐外級別升為外交「二秘」,台裡將著手為我的妻子辦理出國手續。這簡直是一個跨洋過海式的巨大飛躍,單身漢的生活很快就要結束了。什麼叫幸福?幸福就是被人出其不意地撓了一下咯吱窩,讓你抑制不住地從內心最深處撲哧一聲笑出來。

 

對於生活自理能力,我經常這樣自我調侃:雖知柴米油鹽貴,不知盤裡何以香。從抵達布魯塞爾那天起,我的一日三餐都要依靠老高。到市場買菜,我負責當司機和助手,但炒菜做飯絕對是老高的專利。當老高忙碌地掌勺時,我很自覺地賦予自己一個光榮的使命,那就是陪他說話,有時候當然也做些無關緊要的下手活。時間久了,這種很不公平的分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種默契。老高永遠是任勞任怨,但我心裡還是替他打抱不平,心想他遇到我這樣的搭檔真是不幸。

 

老高在大學畢業之後曾經在「五七幹校」勞動過,他的生存能力和生活經驗都經過了嚴酷的考驗,但沒想到出國之後還是這麼命苦。一位教授級的知識份子,一位曾經長期主持重要業務部門的領導,此時天天系著圍裙在灶台邊轉悠,可見中國的人才是怎麼被浪費的,又可見中國的人才是無所不能的。以老高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光榮無比的「洋插隊」。

 

當然,我也有貢獻。我的貢獻就是隨時吹捧老高的手藝,他很愛聽,越聽越有成就感,進而經常以大師的口氣傳授經驗說:「千滾豆腐、萬滾魚!不要心急,一定要多燜一會兒,不然就不入味兒。」可是,老高並不是一個好師傅,他從來不肯放手讓我有實踐的機會。我至今都不敢下廚房,老高是有責任的。就這樣,兩個單身漢,雖然生活很艱苦,但我們知道如何苦中作樂,每天都過著有滋有味的幸福生活。

 

差不多一年之後,高夫人把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上學的問題安排妥當之後,來到布魯塞爾和老高團聚,而做飯的任務也就順理成章地轉移到高夫人身上。這又是一個嚴重浪費人才的惡例,也是中國人才無所不能的又一例證。高夫人是響噹噹的法語人才,長期在中國國際旅行社擔任領導職務,享受著下屬們的仰望,現在到布魯塞爾竟然淪為兩個男人的雜工,叫人情何以堪。俗話說得好:「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高夫人就是高先生的複製品,為人之好、做事之周全,兩人毫無二致。

 

那些時日,我們就像三口之家,一起開心地買菜,一起開心地做飯,一起開心地聊天,親密無間,其樂融融。這一點對於我這個二十多歲、遠離家人的青年,是多麼地珍貴。那種一家人的感覺,那種無處不在的溫暖,幫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孤獨的日子。直到此時此刻,當我靜靜回憶那些往事的時候,都會抑制不住地眼眶濕潤起來。我也曾聽說,在不少新聞媒體的駐外記者站,同事之間的關係因各種原因變得很緊繃,有時候甚至鬧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我和老高夫婦卻是親如家人,這在整個國際電臺被傳為佳話。而在我的一生中,老高夫婦的善良、正直、包容和無私,是我經常攬鏡自照的最高標準。

 

此後多年,我們各自輾轉於國外,在很長時間裡都無法聯繫,但我在心裡一直惦記著他們。2016年4月,在幾位朋友的幫助下,我終於在北京石景山找到了老高夫婦。二十多年未曾相見,重逢時格外親切。我謹以這段文字,聊以表達對他們的深深感激以及對往昔美好時光的懷念。

(未完待續)

杜平。(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7 歐洲人告別歷史的方式

 

在布魯塞爾的四年時間,是我瞭解和感受歐洲現代歷史演變的難得機會。歐共體的前身是歐洲煤鋼共同體,由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成立,後來演變成歐洲共同體,最後變成歐洲聯盟。在這六十多年時間裡,歐洲從戰爭的廢墟上開始重建,維持了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時期,並且在追求共同繁榮的過程中結成生命共同體。在數百年來戰爭從未間斷過的歐洲大陸,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壯舉。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厘清戰爭責任、卸下歷史包袱、汲取戰爭教訓,是合作、聯合、共贏的首要條件。而作為西歐兩個大國的法國和德國,它們在二戰結束之後逐步實現的和解,是這個首要條件得以形成的最關鍵因素。

 

二戰結束之初,德國全面承認並承擔發動戰爭的責任之後,歐洲大陸開始思考如何確保戰爭不再重演。1948年年初,法國政府內部出現了一種聲音,希望以某種合作協定的方式與德國實現和解,然後把德國納入到未來一體化的歐洲框架中。其具體的設想是,首先就魯爾—洛林—盧森堡地區的煤炭和鋼鐵貿易簽署一項權利平等的協定,以此作為法德開展政治和經濟合作的基礎,繼而在此基礎上逐步推動西歐的聯合進程,其目的就是要阻止戰爭,「不僅要把戰爭變得不可想像,而且還要把戰爭變得沒有實際的可能性」。

 

1950年5月,法國外交官、經濟學家莫內宣佈了法國外長舒曼提出的「舒曼計畫」,倡議在法德意比荷盧六國之間建立一個共同的煤炭和鋼鐵市場。第二年,歐洲煤鋼共同體成立。由此開始,以法德為軸心的歐洲經濟和政治聯合進程正式啟動,而倡議和推動這一劃時代工程的舒曼和莫內兩人,被雙雙譽為「歐洲之父」。

 

當年只有六個國家的歐洲煤鋼歐共體,後來變成擁有28個成員國的歐洲聯盟,單一貨幣、統一市場、無邊界旅行、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身份,已經使相互之間再次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變得無法想像。雖然歐盟近年來遇到了不少嚴峻的挑戰,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接踵而至,但和平的根基已經不可動搖。在工作之餘,我們經常駕車在歐洲大地上旅行,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之間滑進了歷史的氛圍中。戰爭紀念館、古戰場和戰爭死難者陵園處處可見,一次又一次地讓人產生時空交錯、難以自拔的感覺。

 

在盧森堡,有一個面積很大的美軍公墓,綠草如茵的草地上,是一排排整整齊齊、密密麻麻的潔白墓碑。那是著名的巴登將軍及其麾下數千名將士的墓地,極其莊嚴而又極其低調。就在不遠處,一座德軍公墓被一片蔥郁的樹木掩映和環繞,空寥寂靜,無人驚擾。

 

曾經不共戴天的敵人,如今卻是比鄰而居,在同一片天空下和同一片土地上靜靜地長眠。遙想當年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的無數次慘烈的戰鬥,再環顧西歐大地上處處祥和與繁榮的景象,我禁不住浮想聯翩而感慨系之。再往前回溯,近二百年前,在比利時的滑鐵盧古戰場,曾經夢想著以鐵蹄與刀槍來征服和統一整個歐洲的拿破崙,在此地夢斷一役而一蹶不振。

 

再回顧幾百年來的歐洲,硝煙彌漫,戰火連綿,征服與反征服的戰爭從未停止。所有的入侵者幾乎無一例外地打著正義的旗號,最終也是無一例外地被正義所恥笑。如今,法德兩大宿敵之所以達成和解,之所以決心以合作來避免戰爭,就是因為那些傑出的智者不再無視歷史的教訓,不想再次受到歷史的嘲弄和懲罰。

 

在歐洲歷史上,這是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是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它所帶來的結果是,新一代歐洲人不僅告別了屬於上幾代人的歷史,而且更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未來。由此,我不禁聯想到同樣被戰爭蹂躪過的亞洲。什麼時候,當陣亡者的後代都能活得有尊嚴,當舊日戰場變得那樣地祥和,當政治家們也有智慧和勇氣去了結一段歷史,亞洲人才有可能不再把仇恨一代接一代地傳下去。

 

可惜的是,由於急於求成,貪大求多,歐洲的聯合進程後來遇到越來越多的挫折。2004年和2007年,歐盟先後兩次進行東擴,中歐和東歐的多數國家被吸納為成員國,並且經歷了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痛苦轉型。它們的加入給自己和歐盟都帶來了一些機遇,但同時也給自身和歐盟帶來了很多問題。

 

首先,歐盟急速和大幅度的擴張,使這個龐大的經濟共同體出現了更加明顯的發展不平衡的弊端,集體決策的過程也更加複雜,各國之間的利益關係更難協調;其次,東歐和中歐國家在歐盟內部被視為「二等公民」,無法與「老歐洲」國家那樣享受歐盟條約所規定的平等權利。例如,在歐盟原有成員國之間早就實行的勞務和人員的自由流動,對部分中東歐成員國卻不適用。換言之,中東歐國家的勞動力,沒有權利到西歐國家尋找就業機會;它們的國民雖然無需辦理簽證進入西歐,但卻不享受申根協定所規定的完全平等的權利。

 

冷戰結束之初,中東歐國家義無反顧地投入西方的懷抱,現在東西方冷戰的「鐵幕」已消失無形,但是,在現實利益面前,歐盟用種種歧視性法律條文築起了藩籬,繼續把歐洲大陸分割成東西兩半。歐元區實現貨幣一體化,原本是世界歷史上繼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的又一偉大創舉,但是,始自美國華爾街的2008年金融危機,使歐元區乃至整個歐盟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而來自中東和北非的大批難民集體逃亡到歐洲之後,歐盟成員國之間又為此發生了深刻的分裂,歐盟聯合進程再次遭遇攸關存亡的危機。英國在2016年決定脫離歐盟,更使這一目標變得黯淡無光,前途未蔔。

 

儘管如此,歐洲在過去七十多年裡維持了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與繁榮,這一歷史性創舉依然值得肯定。

 

1.8孤獨使我的嗅覺很靈敏

 

有人曾經問我:在國外當記者想必會有很多困難,什麼困難最難克服?我脫口而出「孤獨」二字。沒錯,對長期住在異國他鄉的人而言,內心的孤獨是最大的敵人。這不是我獨有的感覺,大多數同行應該都不例外。

 

在孤獨中工作,在孤獨中生活,在孤獨中思考,所留下的記憶通常都是無法淡忘、難以磨滅的,而其中的很多記憶都與聽覺和嗅覺密不可分。美國現代詩人戴安·阿克曼有這麼一句話:「沒有什麼東西比味道更令人難忘。一種不期而至的香味,哪怕是瞬間即逝,也有可能讓你想起童年時在山腳湖邊度過的某個夏天。」確實,我在布魯塞爾所經歷的故事,凡是與味道相關的,都是最深刻的。

 

可以這麼說,我在布魯塞爾的每一天,都是以啟動嗅覺功能開始。早晨六點多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到樓下取信箱裡的報紙,一份是《金融時報》,另一份是《國際先驅論壇報》。打開家門走進電梯,是一股淡淡的香味,那是管家太太已經將電梯擦拭完畢。到了一層走出電梯,是地板清潔液的另一種香味。每天淩晨五點多鐘,郵遞員把報紙塞進郵箱,待我拿在手上,就像拿著剛剛出爐的麵包,能夠觸摸到印刷機留在報紙上的溫度,而那清新的油墨香竟然是那麼好聞。七點多鐘,樓道裡飄來濃濃的咖啡香,那是隔壁鄰居開始用早餐的信號。一切從熟睡中蘇醒,我也感受著早晨的每一縷氣息。

 

在我居住的瑪麗露易斯廣場十八號公寓,多數房客都是歐共體職員,我是唯一的亞洲人。有一次共乘電梯的時候,住在同一層的那位義大利人對我說:「我有時候會聞到中餐的香味,那必定是從你的廚房飄出來的,非常好聞。順便告訴你,中餐是我的最愛!」怎麼會呢?我自己很少做飯,況且我炒菜的味道不大可能那麼香吧。我暗自思忖,他要麼是委婉地投訴我廚房散發出的油煙味,要麼就是暗示讓我請他吃飯。無論怎樣,我只是在偶爾的情況下,為了趕時間、趕稿子,才炒個雞蛋番茄湊合一餐。大概就在那個時候,義大利的高鼻子敏銳地捕捉到了中國的味道。

 

在比利時的最初兩年,我一直過著單身漢的生活。雖然我那時候已經不是單身,但各種因素無情地把我打回到單身漢的原形。在出國之前,我已經領了結婚證,只是沒有過一天小家庭的生活,所以生活經驗和生活自理能力接近白癡的狀態。在北京那幾年,我一直住在國際電臺分配的單身宿舍裡。單身宿舍是免費的,這很值得我驕傲一下,因為後來的入職者再也沒有這個福分了。至於一日三餐,我大多時候都是以食堂為家,但每隔幾天還是要去岳母家蹭幾頓。

 

我後來離開北京到了布魯塞爾,為什麼還是過著單身漢的生活呢?以現在的話來說,我是「被單身」的。駐外記者不是外交官,但根據政府的規定,記者的待遇要參照外交官的標準來確定。我出國時的外交級別被定為「三秘」,工資和其他福利都要類比大使館三等秘書的待遇。外交「三秘」只是個初級職稱,僅高於隨員而已,沒有資格攜帶家眷常駐國外。就這樣,我只好把新婚妻子和結婚證留在了北京,孑然一身地出國奔前程。從1988年11月離開北京,到1991年10月回北京休假,在近兩年時間裡,我和妻子沒有見過一次面,唯一的紐帶就是書信。從布魯塞爾發一封信到北京,路上大約需要十天左右,反之亦然,一來一往總共需要至少半個月。我的妻子偶爾會咬咬牙到西單電報大樓給我撥國際長途電話,一個月的工資基本上就這麼捐給了郵電局。

 

有一次,老高帶我到比利時友人家聚會,當他們聽到這個故事時,個個瞪大眼睛,連連說不可思議,接著就十分感慨地做出了這樣的總結:「中國男人都是鐵打的。」聽到這句話,我還挺自豪的,覺得自己為中國男人們爭得了好名聲。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是多麼地無奈。

 

兩年之後,國際電臺領導通知我,我的駐外級別升為外交「二秘」,台裡將著手為我的妻子辦理出國手續。這簡直是一個跨洋過海式的巨大飛躍,單身漢的生活很快就要結束了。什麼叫幸福?幸福就是被人出其不意地撓了一下咯吱窩,讓你抑制不住地從內心最深處撲哧一聲笑出來。

 

對於生活自理能力,我經常這樣自我調侃:雖知柴米油鹽貴,不知盤裡何以香。從抵達布魯塞爾那天起,我的一日三餐都要依靠老高。到市場買菜,我負責當司機和助手,但炒菜做飯絕對是老高的專利。當老高忙碌地掌勺時,我很自覺地賦予自己一個光榮的使命,那就是陪他說話,有時候當然也做些無關緊要的下手活。時間久了,這種很不公平的分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種默契。老高永遠是任勞任怨,但我心裡還是替他打抱不平,心想他遇到我這樣的搭檔真是不幸。

 

老高在大學畢業之後曾經在「五七幹校」勞動過,他的生存能力和生活經驗都經過了嚴酷的考驗,但沒想到出國之後還是這麼命苦。一位教授級的知識份子,一位曾經長期主持重要業務部門的領導,此時天天系著圍裙在灶台邊轉悠,可見中國的人才是怎麼被浪費的,又可見中國的人才是無所不能的。以老高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光榮無比的「洋插隊」。

 

當然,我也有貢獻。我的貢獻就是隨時吹捧老高的手藝,他很愛聽,越聽越有成就感,進而經常以大師的口氣傳授經驗說:「千滾豆腐、萬滾魚!不要心急,一定要多燜一會兒,不然就不入味兒。」可是,老高並不是一個好師傅,他從來不肯放手讓我有實踐的機會。我至今都不敢下廚房,老高是有責任的。就這樣,兩個單身漢,雖然生活很艱苦,但我們知道如何苦中作樂,每天都過著有滋有味的幸福生活。

 

差不多一年之後,高夫人把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上學的問題安排妥當之後,來到布魯塞爾和老高團聚,而做飯的任務也就順理成章地轉移到高夫人身上。這又是一個嚴重浪費人才的惡例,也是中國人才無所不能的又一例證。高夫人是響噹噹的法語人才,長期在中國國際旅行社擔任領導職務,享受著下屬們的仰望,現在到布魯塞爾竟然淪為兩個男人的雜工,叫人情何以堪。俗話說得好:「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高夫人就是高先生的複製品,為人之好、做事之周全,兩人毫無二致。

 

那些時日,我們就像三口之家,一起開心地買菜,一起開心地做飯,一起開心地聊天,親密無間,其樂融融。這一點對於我這個二十多歲、遠離家人的青年,是多麼地珍貴。那種一家人的感覺,那種無處不在的溫暖,幫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孤獨的日子。直到此時此刻,當我靜靜回憶那些往事的時候,都會抑制不住地眼眶濕潤起來。我也曾聽說,在不少新聞媒體的駐外記者站,同事之間的關係因各種原因變得很緊繃,有時候甚至鬧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我和老高夫婦卻是親如家人,這在整個國際電臺被傳為佳話。而在我的一生中,老高夫婦的善良、正直、包容和無私,是我經常攬鏡自照的最高標準。

 

此後多年,我們各自輾轉於國外,在很長時間裡都無法聯繫,但我在心裡一直惦記著他們。2016年4月,在幾位朋友的幫助下,我終於在北京石景山找到了老高夫婦。二十多年未曾相見,重逢時格外親切。我謹以這段文字,聊以表達對他們的深深感激以及對往昔美好時光的懷念。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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