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左）。（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6 我們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

 

歐共體的會議很多，若以「文山會海」形容之，一點都不過分。每隔半年，歐共體都要在輪值主席國舉行一次首腦會議，遇到緊急事務還要舉行特別首腦會議。各類部長級會議更是家常便飯，例如外交部長會議、內政部長會議、司法部長會議、農業部長會議、貿易部長會議、財政部長會議和環境部長會議等等，常年不斷，不可計數。至於其他級別的事務性會議，那就多得只能忽略不計。

 

每一次會議上，成員國之間幾乎都要發生爭論，無非都是爭權爭利。凡是攸關本國切身利害關係的會議，必定都是馬拉松式的，就像中國人通宵打麻將，輸贏之間，其樂無窮。有趣的是，各國代表最終達成共識的時候基本上都在淩晨。我說不出這裡面究竟有什麼原因，大概是因為在費時耗力的疲勞戰之後，他們的鬥志已經被消磨殆盡，最後各讓一步，收拾殘局。

 

作為媒體人，我每次採訪這樣的會議無疑也很興奮；但作為中國媒體人，我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歐共體為自己的事情爭得面紅耳赤，或者最終達成某項政策共識，這些與中國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去關注？我們為什麼要樂此不彼地去追蹤？我們每天發回的此類新聞，究竟是哪些人關心、有多少人關心？我很清楚，我的職責就是盯住每一個事件，寫好每一篇稿件。可是，在某個偶爾的瞬間，我也會產生困惑，哪怕是稍縱即逝的困惑。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實施了十年，一直把先進的歐洲作為學習和借鑒的樣板和努力接近的目標。但是，站在歐洲回望中國，視野中依然沒有中國的身影。我明顯感覺到，中國和歐共體不只是在地理上相隔千萬裡，而且在發展形態和發展方式上完全處在不同的平臺之上，各有專注，各忙各的，互不相干。

 

中國不會因為歐共體推出的一項政策而有所反應，反之亦然，歐共體也不會因為中國的某項重大政策而在行動上做出即時的反應。可以這麼形容，由於兩者之間沒有太多現實利益的交叉，所以任憑對方如何，我自無動於衷。

 

而從媒體的角度說，這種狀況使我們缺乏職業上的滿足感。一方面，我們每天兢兢業業地專注於歐共體的新聞事件，但這些事件與自己國家的現實不存在直接的關聯，結果也使得我們的新聞報導顯得無關痛癢；另一方面，我們報導了什麼以及如何報導的，歐共體也根本不在乎。

 

既然我的工作如此缺乏現實價值，那為何要萬里迢迢地來到此地？布魯塞爾被稱為歐洲的心臟，是世界政治和經濟舞臺的中心，但我們卻是孤獨的旁觀者，是可有可無的看客。由此而想起自己的國家，它在世界事務中無足輕重的處境，就是我們同樣顯得無足輕重的根本原因。當中國遠離世界舞臺中央的時候，中國的新聞媒體也就只能在邊緣上徘徊。

 

我每天都能感覺到身處舞臺邊緣的滋味。歐共體每日午間的記者會涉及所有方面的問題，包括歐共體內部事務以及與交易夥伴之間的關係，但極少涉及中國。日本是歐共體的主要交易夥伴，經常發生貿易爭端和摩擦，日本各大報紙幾乎每天都刊登記者從布魯塞爾發回的報導。至於韓國，它與歐共體的貿易關係也比較密切。

 

在記者會上，日本記者可以經常就日本政府和企業所關心的問題發問，韓國記者也是如此，唯獨中國記者很難找到提問的理由和必要性。在偶爾的情況下，若有中國官員造訪歐共體總部，我們都會感到興高采烈，但這樣的訪問幾乎沒有實質性內容，只可作為動態簡訊。在歐共體和中國之間，當什麼事都未發生的時候，中國記者的處境就如同做著無米之炊。試著想一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記者會上能問什麼？我們要替誰而問？我們為何要問？我們又能指望聽到怎樣的回答？

 

時隔二十多年，世事蒼茫如雲煙，過去的這些疑問到如今已變得不合時宜。中國不只是早已與歐盟以及整個世界融為一體，而且更從燈光暗淡的舞臺邊緣邁到了聚光燈下。在這個舞臺上，所有的劇情幾乎都與中國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牽連。無論中國是否願意，外部世界都不由自主地把它作為關注的焦點。中國再也不是可有可無的旁觀者，再也不是孤獨無奈的看客。

 

但是，在中國和歐盟之間，彼此利益越是相關，中國越是要更多地認識對方。中國媒體不應該只是滿足於日常的新聞報導，而應該對現狀和前景做出權威性的解釋與判斷。只有當自己的發言權更獨特、更權威，中國媒體才能令人刮目相看，變得不可忽缺和不容低估。但是，以當前情形看，這樣的境界還沒有到來。中國媒體有關全球事務的報導，依然被動地跟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後面，它們獲取資訊的管道很少，有深度、有權威的分析與評論更是難得一見。

 

這裡面的原因有多種，既有媒體本身的原因，也有記者本身的原因。其一，中國主要媒體、特別是官方媒體的體制，對駐外記者無法起到激勵作用。這不是指物質上缺乏鼓勵，而是指駐外記者缺乏釋放能量的空間，沒有發揮獨創能力的自由。其具體表現包括，編輯部似乎不那麼熱衷於讓駐外記者挖掘獨家新聞，而記者主動挖掘的新聞有可能因為不符宣傳口徑而被「槍斃」。

 

其二，編輯部的審稿機制過於行政化和教條化，領導的意志就是審稿的標準，多年的慣例就是鐵律。結果，記者的個性和風格被抹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所謂的「新華體」、「人民體」和「央視體」，就是這麼形成的。

 

其三，由於編輯部體制的各種限制，駐外記者中足不出戶的「宅男」、「宅女」很多，他們只需待在辦公室，盯著網路和電視，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當地新聞，完成寫稿任務。記者不是不願意到新聞事件的現場，而是編輯部對稿件的要求和標準，使記者前往現場採訪顯得多此一舉。以我的經驗看，駐外記者應該盡可能地出現在現場，雖然耗時費力，有時候還要舟車勞頓，但只有置身於事件的現場，大腦和五官的功能才能真正啟動起來。對記者而言，置身現場一次，就是繼續成長一次。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