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石。（圖／翻攝自新紀元）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2.4 老牌記者告誡我要如履薄冰

 

忙忙碌碌的1994年過得太快，轉眼之間又是冬天，我開始準備再次為江澤民主席起草新年講話稿，也就是1995年的元旦致詞。雖然每年只有一次，但每次的賀詞都必須做到有所不同，所以想說點新鮮的話，想出新鮮的表述，無論如何都要讓人們感覺到有一點新鮮的氣息。可是，即便我們能夠做到，中南海也不見得認可。這是最大的難處。

 

江主席1995年元旦致詞的錄音和錄影的地點依舊是勤政殿，除了國際電臺和央視的工作人員之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新華社的時政記者也來到現場，他們是為了發消息而來的。這一次，江澤民主席提早來到辦公室，中央電視臺首席化妝師徐晶特地前來替他化妝。

 

在化妝過程中，江澤民突然想起一件事，睜開眼睛，對大家說：「有件事想跟你們說說。你們有沒有看幾天前的《新聞聯播》？中央電視臺把我的形象搞得很差勁。我跟你們講過好多次了，我平常說話是很隨意的，電視臺不能拍到什麼就播什麼。那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屬於內部開會，我說話說到勁頭上，就不會顧及有沒有攝影記者在場，手勢和表情就很隨便了。可是，你們不加選擇地就把那些畫面播了出去，讓我在全國人民面前手舞足蹈，很不好。」

 

江澤民說的那段新聞畫面，我看過，很多人必定也都看過。在那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講話時的表情和手勢確實比較豐富。電視有時候是很害人的，畫面往往會有誇張的效果，平常看起來不那麼礙眼的表情和動作，一旦在電視上顯示出來，就會被成倍地放大，給人的感覺確實不好。那幾天，我也聽到大家的議論，認為江澤民說話時表情誇張，動作誇張，有損國家元首的形象。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這樣的意見也傳到了江澤民的耳朵裡。

 

那次錄影，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孫家正也在現場。聽到江澤民的這番話，他立即沖著電視臺的幾名工作人員批評了幾句，說：「你們要把總書記說的話帶回去，一定要高度重視這件事！」然後，好像是為了安撫江澤民的情緒，孫部長岔開話題，用蘇北話聊起江澤民身上的毛衣，說：「總書記的毛衣是不是江蘇生產的？好像是我們江蘇的，我們的毛紡一直很不錯的。」

 

這次錄音和錄影非常成功。江澤民中氣十足，聲音洪亮，從頭至尾沒有一次磕絆，不僅一氣呵成，而且聲情並茂，現場幾十個人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住了，最後不約而同地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必須承認，那次的掌聲與其他一些場合的掌聲是不一樣的，確實是發自內心的。作為一名廣播記者，我有點自感不如，心裡頓生敬意。我想，即便是有經驗的播音員，在現場那麼多人的注視下，也不見得能夠做到這一點。

 

錄音、錄影結束之後，大家都逐漸散去。這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時政部主任劉振英把我拉到一邊，非常嚴肅地對我說：「小杜，你給楊尚昆和江主席寫講話稿，為什麼要讓大家知道？國家主席的講話稿，無論是誰寫的，都是國家主席的，不是你的，你為什麼要公開這件事？這在政治上是很危險的，你知道嗎？特別是楊尚昆，很敏感，你不要捲進去，絕對不能張揚！」他嚴肅的表情和嚴厲的話語，讓我頓時一臉愕然，隨之心驚膽戰。

 

在中國廣播界，有三位久負盛名的老牌時政記者，他們是劉振英、羅冠星、劉振敏，都是新中國政治和外交演變史的親眼目睹著，我很有幸曾與他們共事幾年。在他們當中，羅冠星最平易近人，我們都親切地稱他為「羅部長」，原因是他有部長的派頭。而相比之下，上面提到的劉振英不僅也有部長的派頭，而且更有部長的威嚴，是我們年輕記者又敬又怕的前輩。

 

劉振英早年參軍，在文革期間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從中共「九大」開始就擔任時政記者，其職業生涯跨越了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在長達幾十年時間裡，他的名字通過電波一直在全國聽眾中不間斷地迴響。直到我那時候當時政記者時，與他同齡的時政記者基本上都已經退居幕後，但劉振英一直堅守崗位，不曾懈怠。由於幾十年如一日地和中南海打交道，他的面孔早已成為所有重要場所的通行證。無論在什麼新聞場合，中央部門的一些官員都主動跟他打招呼。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和釣魚臺國賓館，雖然各級官員和內勤人員換了一代又一代，但劉振英和每一個人似乎都那麼熟悉。

 

劉振英的傳奇故事，當然不只是這些。中國不同時期的重大政治事件，他都曾經目睹過，包括那些不為外人所知、至今尚未見諸文字的事情。我們倆曾經一起隨國家領導人出國訪問，經常在一起聊天，從他口中聽到了很多聞所未聞的故事，內心裡羡慕和欽佩不已。多年之後的今天，他講的大多數故事都已經忘卻，但有一件事依然記得，那就是他和趙紫陽之間的親密交往。劉振英和趙紫陽是河南老鄉，他們之間的交往曾經達到如此密切的程度，以至於劉振英竟然可以把手搭在趙紫陽的肩膀上一起散步。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趙紫陽被解除總書記職務，劉振英依然常去探望。他這麼說：「那時候沒有多少人敢去看望他，紫陽也不會隨便接受別人的看望，但只要我去，他總是很高興。我們純粹是私人關係，不談政治。」

 

作為時政記者隊伍裡最資深的大牌之一，老劉往往給人的感覺就是高高在上，好像不屑於和年輕的小字輩打成一片。那次我和他一起出國訪問期間，老劉從來不使用記者團的專用車輛，而是和一位部長級官員同乘一輛車。他身材矮胖，派頭十足，看上去確實很像大官，連外國的安全保衛人員也從不懷疑。可是，也正因為這一點，老劉曾經惹出一個尷尬的故事，被我們經常拿來作為談資。

 

那年，老劉跟隨總理李鵬率領的代表團訪問西班牙。在巴賽隆納參觀一個露天設施時，老劉緊跟在李鵬身後，與部長們並肩而行。代表團到達之處，有不少示威者在那裡等候。突然，從示威人群裡飛出幾顆雞蛋，沒有落在李鵬和部長們身上，反而擊中了劉振英，弄得他狼狽不堪。這件事從國外傳到了國內，年輕的記者們個個“幸災樂禍”。只要抓到適當時機，大家就半開玩笑地揶揄他：「您老是混在官員隊伍中，連世界人民都看不下去了！」

 

講完了老劉的故事，大家也就容易明白，他那天在中南海為何如此嚴肅地批評我。我知道，老劉見過大世面，歷經不同時代的驚濤駭浪，但從未掉入漩渦，這需要智慧和本領。他提醒我要謹慎行事，不要捲入敏感的政治中，對我這個涉世不深的年輕人是一種愛護。但是，為楊尚昆和江澤民寫講話稿的事，我真的沒有公開聲張過，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因此，他批評我，其實是誤解了我。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那年，廣播電影電視部評選出首屆十大傑出青年，我名列其中，廣電部的內部刊物把每個人的所謂傑出事蹟都介紹了一遍，其中就提到我為國家主席起草講話稿一事。這些文字是由選委們撰寫和核定的，我並不知情，更談不上我自己把這件事張揚出去。儘管如此，我心裡依然對老劉充滿感激，他提醒了我，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時常在權力核心的邊緣地帶遊蕩，事事處處都要如履薄冰。

 

2.5 在德國國賓館睡過了頭

 

在完成江澤民主席新年講話的錄製任務之後，我就病倒了，連續幾天高燒不退。這時，接到台領導的通知，讓我立即做好準備，隨同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訪問德國、瑞士和奧地利。因為身體狀況不佳，我在此次訪問的第一站德國，竟然出了個大洋相。

 

那次出訪是我第一次乘坐國家領導人的專機。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專機其實是租用的民航客機，只是臨時在客艙內部進行了部分改裝，主要是頭等艙裡安裝了一個封閉的包間，供領導人休息和更衣之用，商務艙和後排座位基本不變。飛機從首都機場起飛之後不久，喬石從前艙走過來，繞著座位與代表團每個成員握手寒暄，給人的感覺就是親切。

 

喬石原名蔣志彤，祖籍浙江舟山群島，出生於上海，早年參加中共地下工作時改名為喬石。在黨內排名中，喬石位於江澤民和李鵬之後，但以國家機構的順序來排名，全國人大委員長相當於國會議長，因此其排名在李鵬（內閣總理）之前，屬於第二號領導人。

 

根據平常採訪中的觀察，喬石是一位相當開明的政治家，思想深邃，性格溫潤，言行儒雅，幾乎沒有地方可以挑剔。我想，這樣的內外兼修與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長期歷練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他的政治生涯始自中共中央聯絡部，最初是一名普通的研究員，然後一步一步攀上權力的高峰，成為最高領導層中唯一曾經專門從事國際事務研究和對外交往的專家。在中國特有的權力場上，像他這樣溫文爾雅、雍容達觀的氣質和風格並不多見。

 

我還想起一段往事，那是1989年北京動亂結束之際，我在比利時聽到一則消息說，鄧小平曾有意讓喬石擔任中共總書記，但在英國BBC工作的喬石的女兒公開表示反對，請求父親不要接受這個職位。

 

此次歐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德國波恩。那時，東德和西德已經統一，雖然柏林已經被確定為新首都，但政府和議會尚未來得及遷移，依然留在原西德的首都波恩市。由於我們是官方記者，所以也被安排下榻在國賓館。國賓館距離市區較遠，位於一座山上，有與世隔絕的感覺。當天晚上，德國議長為喬石一行舉行歡迎宴會，中國記者也全部受邀出席。

 

那是一次令人難以忘懷的經歷，因為宴會上的侍者從始至終都讓我局促不安。我曾經數次出席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宴，所有的服務員都令人賞心悅目，尤其是那些漂亮的女孩。但德國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那天晚宴上，所有的侍者都是清一色的年長男性，每張餐桌旁邊都僵直地站立一個，面無表情，送菜和收盤子的動作如同二戰電影裡的黨衛軍。從頭到尾，我感到自己的每一個動作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下，極不自在。原本也許是美味佳餚，但就是食之無味。

 

很狼狽的事情是在後面。離開北京時，我的感冒本來就沒有痊癒，宴會結束之後又開始發燒，實在無法堅持寫稿。看到我這個樣子，和我共用一套客房的《中國日報》記者常虹，讓我躺下來口述新聞稿，他替我記錄、整理，代我發回北京。臨睡之前，常虹擔心自己被我傳染，便喝了一杯感冒沖劑，服用了兩片感冒藥。可是，我們兩人都太大意，既沒有讓酒店前臺提供叫醒服務，也沒有設定鬧鐘響鈴。

 

第二天早晨，代表團出發前往德國議會大廈時，才發現少了兩名記者，但已經不能再等我們了。我們來不及梳洗，來不及整裝，拖著行李慌慌張張地跑到樓下，但國賓館所在的地方是禁地，根本等不到計程車。所幸，賓館的警衛願意幫忙，專門安排一輛警車把我送到議會大廈。就這樣，兩名睡眼惺忪的記者就像剛被抓回來的逃兵一樣，在眾目睽睽之下出現，真是很丟臉。我們抵達大廈時，喬石和德國議長已經開始舉行會談。

 

喬石委員長對歐洲三國的訪問，是中國和西歐恢復高層政治接觸的主要象徵性事件之一。可是，在整個九十年代，中國和西方之間的交往始終受到人權問題的困擾。無論在什麼場合，西方國家必定都把人權話題作為主要的議題來談，雙方各說各話，不僅談不到一起，反而分歧更加突顯。在喬石訪問歐洲期間，這個話題一直如影隨形，揮之不去，有時候原本輕鬆友好的談話氣氛也因為這個話題而變得嚴肅起來。

 

而在多邊國際場合，這樣的情形同樣是經常發生。每一年，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大會上，美國要麼親自出面，要麼唆使其他國家向大會提交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決議草案。為了反制，中國駐日內外代表團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通過自己的友好國家向大會提交動議案，反對大會就西方的提案啟動表決程式。而較量的最後結果都是以中國獲勝，原因是人權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國都是來自第三世界，都願意站在中國這一邊。那幾年，中國為了應對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頻頻發難，不只是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遊說，而且也努力地爭取一些西方國家的理解。喬石委員長對西歐三國的訪問，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通過高層對話來減少它們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偏見。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