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九)社會理想主義者德洛爾 - umedia 優傳媒 

新聞 / 談古論今
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九)社會理想主義者德洛爾
2019-06-06 07:00:00
A+
A
A-

杜平。(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4 社會理想主義者德洛爾

 

除了被臨時調派到其他國家從事採訪報導之外,我們的日常工作都集中在歐共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歐共體總部貝萊蒙大廈位於法律大道上,是布魯塞爾最具標誌性的建築之一。這座大廈的附近還有歐共體其他機構,包括歐洲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等,所以這個地區也被稱為「歐洲區」。貝萊蒙大廈始建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比利時政府和歐共體曾經就使用權、租約和出售等問題發生過很多糾紛,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完全由歐共體擁有和使用。大廈呈馬蹄狀,玻璃外牆,設計很別致。

 

我在布魯塞爾當記者時,歐共體只有十二個成員國,僅這座大廈就有3200名歐共體職員,這還不包括分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和盧森堡的職員。現在,成員國數量已經達到28個,歐盟總部的職員想必已增加了幾倍。無論從財政支出、職員數量,還是從每天印發的成堆檔看,歐共體都是一個超大跨國官僚機構,比聯合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因為這一點,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當時一直公開批評歐共體,指責其機構臃腫、權力太大、決策緩慢,因而招致了歐共體所有人的反感。

 

貝萊蒙大廈,我每天都要進去兩次。第一次是參加中午的記者會,由歐共體發言人或者相關部門的負責人舉行;第二次是下午四點左右,歐共體新聞處把全世界主要報紙的剪報彙編成冊,每天一大本,我們自己去取閱。剪報的大部分內容都與歐共體有關,兼顧全球主要政經大事,評論、照片和漫畫無所不包。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每天讀一本厚厚的報紙彙編,是必做的功課。

 

我有時候自我安慰地想,在布魯塞爾工作四年,等於在大學裡多讀了四年書,每天研究各種報紙和各種內容的報導與評論,既充實又有趣。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特別關注這樣一個現象:同一個新聞事件,出現在不同的報紙上,最後卻是「一事千面」,千差萬別。這種現象一直是傳播學研究的對象,而且也是國際政治研究的切入點之一。

 

當然,在免費享用歐共體各種資源的時候,我偶爾也會不由自主地心生感慨:歐共體對媒體的服務可謂不惜工本,不用說新聞處的龐大人員編制,就單說每天印刷堆積如山的各種材料,其費用都可以養活一些窮國的大量人口。我在出國之前,從來沒有見過品質那麼好的A4複印紙,但在歐共體,使用紙張就如同使用自來水,扭開水龍頭可以毫不痛惜。

 

有一件事情,現在說起來也不怕笑話。在那四年時間裡,我們記者站除了購買必用的傳真紙之外,沒有買過一張稿紙,因為歐共體大多數新聞稿和有關資料的背面都是空白的,完全可以物盡其用,我們的稿子就是寫在這些紙張的背面,再用傳真機發到北京編輯部。現在的歐盟想必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應該不再需要印刷和複印那麼多檔。但在如此龐大的機構裡,其他形式的浪費必定依然存在。最近這些年,歐盟經濟遇到很多問題,幾個成員國更陷入了以前無法預料的財政危機中。總體上看,歐共體當年的好光景已經不復存在,現在該是厲行節約的時候了。

 

貝萊蒙大廈的第十三層,是歐共體委員會主席德洛爾以及其他專員的辦公處。在西方人的迷信中,13這個數字是不吉利的,但德洛爾似乎不信邪。不過,我也聽到另一種傳言說,由於歐共體職員都不願意到這一層上班,德洛爾只好自告奮勇地「下地獄」。

 

德洛爾,來自法國的社會黨人,曾經在法國政府擔任財政部長等要職,早年在法國銀行長期從事金融工作。我被派往布魯塞爾之前,德洛爾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已經三年,而我任期屆滿回到北京之後,他依然在那個位置上,直至1995年卸任。我們和中國其他媒體對他進行過聯合書面採訪,涉及中國對外經貿部部長鄭拓彬訪問歐共體的話題,除此之外沒有與他單獨接觸過。那時候,中國與歐共體沒有什麼利益重疊和瓜葛,沒有多少共同關心的話題可以討論,所以那次專訪有點不痛不癢。

 

德洛爾這個人很值得再花一點筆墨介紹。他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越是瞭解他,就越是敬佩他。這不只是因為他在任期之內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把歐洲經濟和政治聯合的進程推到了嶄新的階段,而且更因為他對自己的信念和目標做到了矢志不渝。

 

德洛爾中等身材,戴著一副淺褐色深度眼鏡,輪廓分明,表情堅毅。我好幾次在走廊和會議大廳裡見到他,差點把把他誤認為是基辛格。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了,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會提起「德洛爾」這個名字,但在我心目中,他是歐共體最好的領導者,此後的幾個繼任者都不能與之比肩而立。最近看了幾篇舊文,作者給他的定義是「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我沒有任何異議,只是覺得不足以涵蓋他的全部特質。

 

德洛爾不只是一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而且更是一個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理想家。在他的十年任期內,歐共體一些劃時代的舉措之所以能夠得以實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所信守的理想為他提供了強大的行動能力。德洛爾的理想就是建立「歐洲合眾國」或者「聯邦歐洲」。

 

這個目標可以追溯到英國的邱吉爾、德國的阿登納以及法國的舒曼和莫內。而我的感覺是,德洛爾受舒曼和莫內兩人的影響更深,因為他所推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計畫,與這兩位先驅人物所提出的遠景一脈相承。若把後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拿來做比較,我的感覺是,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信念上,德洛爾都是最堅定、最執著的。

 

德洛爾卸任之後的最初幾年,我偶爾還能看到有關他的新聞。1990年代中期,法國社會黨曾經試圖說服他競選總統,但被他拒絕。他的女兒奧布麗也是社會黨人,曾經擔任過社會黨第一書記。

 

(未完待續)

杜平。(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4 社會理想主義者德洛爾

 

除了被臨時調派到其他國家從事採訪報導之外,我們的日常工作都集中在歐共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歐共體總部貝萊蒙大廈位於法律大道上,是布魯塞爾最具標誌性的建築之一。這座大廈的附近還有歐共體其他機構,包括歐洲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等,所以這個地區也被稱為「歐洲區」。貝萊蒙大廈始建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比利時政府和歐共體曾經就使用權、租約和出售等問題發生過很多糾紛,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完全由歐共體擁有和使用。大廈呈馬蹄狀,玻璃外牆,設計很別致。

 

我在布魯塞爾當記者時,歐共體只有十二個成員國,僅這座大廈就有3200名歐共體職員,這還不包括分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和盧森堡的職員。現在,成員國數量已經達到28個,歐盟總部的職員想必已增加了幾倍。無論從財政支出、職員數量,還是從每天印發的成堆檔看,歐共體都是一個超大跨國官僚機構,比聯合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因為這一點,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當時一直公開批評歐共體,指責其機構臃腫、權力太大、決策緩慢,因而招致了歐共體所有人的反感。

 

貝萊蒙大廈,我每天都要進去兩次。第一次是參加中午的記者會,由歐共體發言人或者相關部門的負責人舉行;第二次是下午四點左右,歐共體新聞處把全世界主要報紙的剪報彙編成冊,每天一大本,我們自己去取閱。剪報的大部分內容都與歐共體有關,兼顧全球主要政經大事,評論、照片和漫畫無所不包。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每天讀一本厚厚的報紙彙編,是必做的功課。

 

我有時候自我安慰地想,在布魯塞爾工作四年,等於在大學裡多讀了四年書,每天研究各種報紙和各種內容的報導與評論,既充實又有趣。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特別關注這樣一個現象:同一個新聞事件,出現在不同的報紙上,最後卻是「一事千面」,千差萬別。這種現象一直是傳播學研究的對象,而且也是國際政治研究的切入點之一。

 

當然,在免費享用歐共體各種資源的時候,我偶爾也會不由自主地心生感慨:歐共體對媒體的服務可謂不惜工本,不用說新聞處的龐大人員編制,就單說每天印刷堆積如山的各種材料,其費用都可以養活一些窮國的大量人口。我在出國之前,從來沒有見過品質那麼好的A4複印紙,但在歐共體,使用紙張就如同使用自來水,扭開水龍頭可以毫不痛惜。

 

有一件事情,現在說起來也不怕笑話。在那四年時間裡,我們記者站除了購買必用的傳真紙之外,沒有買過一張稿紙,因為歐共體大多數新聞稿和有關資料的背面都是空白的,完全可以物盡其用,我們的稿子就是寫在這些紙張的背面,再用傳真機發到北京編輯部。現在的歐盟想必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應該不再需要印刷和複印那麼多檔。但在如此龐大的機構裡,其他形式的浪費必定依然存在。最近這些年,歐盟經濟遇到很多問題,幾個成員國更陷入了以前無法預料的財政危機中。總體上看,歐共體當年的好光景已經不復存在,現在該是厲行節約的時候了。

 

貝萊蒙大廈的第十三層,是歐共體委員會主席德洛爾以及其他專員的辦公處。在西方人的迷信中,13這個數字是不吉利的,但德洛爾似乎不信邪。不過,我也聽到另一種傳言說,由於歐共體職員都不願意到這一層上班,德洛爾只好自告奮勇地「下地獄」。

 

德洛爾,來自法國的社會黨人,曾經在法國政府擔任財政部長等要職,早年在法國銀行長期從事金融工作。我被派往布魯塞爾之前,德洛爾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已經三年,而我任期屆滿回到北京之後,他依然在那個位置上,直至1995年卸任。我們和中國其他媒體對他進行過聯合書面採訪,涉及中國對外經貿部部長鄭拓彬訪問歐共體的話題,除此之外沒有與他單獨接觸過。那時候,中國與歐共體沒有什麼利益重疊和瓜葛,沒有多少共同關心的話題可以討論,所以那次專訪有點不痛不癢。

 

德洛爾這個人很值得再花一點筆墨介紹。他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越是瞭解他,就越是敬佩他。這不只是因為他在任期之內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把歐洲經濟和政治聯合的進程推到了嶄新的階段,而且更因為他對自己的信念和目標做到了矢志不渝。

 

德洛爾中等身材,戴著一副淺褐色深度眼鏡,輪廓分明,表情堅毅。我好幾次在走廊和會議大廳裡見到他,差點把把他誤認為是基辛格。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了,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會提起「德洛爾」這個名字,但在我心目中,他是歐共體最好的領導者,此後的幾個繼任者都不能與之比肩而立。最近看了幾篇舊文,作者給他的定義是「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我沒有任何異議,只是覺得不足以涵蓋他的全部特質。

 

德洛爾不只是一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而且更是一個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理想家。在他的十年任期內,歐共體一些劃時代的舉措之所以能夠得以實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所信守的理想為他提供了強大的行動能力。德洛爾的理想就是建立「歐洲合眾國」或者「聯邦歐洲」。

 

這個目標可以追溯到英國的邱吉爾、德國的阿登納以及法國的舒曼和莫內。而我的感覺是,德洛爾受舒曼和莫內兩人的影響更深,因為他所推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計畫,與這兩位先驅人物所提出的遠景一脈相承。若把後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拿來做比較,我的感覺是,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信念上,德洛爾都是最堅定、最執著的。

 

德洛爾卸任之後的最初幾年,我偶爾還能看到有關他的新聞。1990年代中期,法國社會黨曾經試圖說服他競選總統,但被他拒絕。他的女兒奧布麗也是社會黨人,曾經擔任過社會黨第一書記。

 

(未完待續)

加入好友
優傳媒 版權所有 ©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首頁 / 關於我們 / 聯絡我們 / 隱私權政策 / 著作權與轉載授權 / 合作夥伴 / 法律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