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九）社會理想主義者德洛爾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除了被臨時調派到其他國家從事採訪報導之外，我們的日常工作都集中在歐共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歐共體總部貝萊蒙大廈位於法律大道上，是布魯塞爾最具標誌性的建築之一。這座大廈的附近還有歐共體其他機構，包括歐洲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等，所以這個地區也被稱為「歐洲區」。貝萊蒙大廈始建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比利時政府和歐共體曾經就使用權、租約和出售等問題發生過很多糾紛，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完全由歐共體擁有和使用。大廈呈馬蹄狀，玻璃外牆，設計很別致。

我在布魯塞爾當記者時，歐共體只有十二個成員國，僅這座大廈就有3200名歐共體職員，這還不包括分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和盧森堡的職員。現在，成員國數量已經達到28個，歐盟總部的職員想必已增加了幾倍。無論從財政支出、職員數量，還是從每天印發的成堆檔看，歐共體都是一個超大跨國官僚機構，比聯合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是因為這一點，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當時一直公開批評歐共體，指責其機構臃腫、權力太大、決策緩慢，因而招致了歐共體所有人的反感。

貝萊蒙大廈，我每天都要進去兩次。第一次是參加中午的記者會，由歐共體發言人或者相關部門的負責人舉行；第二次是下午四點左右，歐共體新聞處把全世界主要報紙的剪報彙編成冊，每天一大本，我們自己去取閱。剪報的大部分內容都與歐共體有關，兼顧全球主要政經大事，評論、照片和漫畫無所不包。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每天讀一本厚厚的報紙彙編，是必做的功課。

我有時候自我安慰地想，在布魯塞爾工作四年，等於在大學裡多讀了四年書，每天研究各種報紙和各種內容的報導與評論，既充實又有趣。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特別關注這樣一個現象：同一個新聞事件，出現在不同的報紙上，最後卻是「一事千面」，千差萬別。這種現象一直是傳播學研究的對象，而且也是國際政治研究的切入點之一。

當然，在免費享用歐共體各種資源的時候，我偶爾也會不由自主地心生感慨：歐共體對媒體的服務可謂不惜工本，不用說新聞處的龐大人員編制，就單說每天印刷堆積如山的各種材料，其費用都可以養活一些窮國的大量人口。我在出國之前，從來沒有見過品質那麼好的A4複印紙，但在歐共體，使用紙張就如同使用自來水，扭開水龍頭可以毫不痛惜。

有一件事情，現在說起來也不怕笑話。在那四年時間裡，我們記者站除了購買必用的傳真紙之外，沒有買過一張稿紙，因為歐共體大多數新聞稿和有關資料的背面都是空白的，完全可以物盡其用，我們的稿子就是寫在這些紙張的背面，再用傳真機發到北京編輯部。現在的歐盟想必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應該不再需要印刷和複印那麼多檔。但在如此龐大的機構裡，其他形式的浪費必定依然存在。最近這些年，歐盟經濟遇到很多問題，幾個成員國更陷入了以前無法預料的財政危機中。總體上看，歐共體當年的好光景已經不復存在，現在該是厲行節約的時候了。

貝萊蒙大廈的第十三層，是歐共體委員會主席德洛爾以及其他專員的辦公處。在西方人的迷信中，13這個數字是不吉利的，但德洛爾似乎不信邪。不過，我也聽到另一種傳言說，由於歐共體職員都不願意到這一層上班，德洛爾只好自告奮勇地「下地獄」。

德洛爾，來自法國的社會黨人，曾經在法國政府擔任財政部長等要職，早年在法國銀行長期從事金融工作。我被派往布魯塞爾之前，德洛爾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已經三年，而我任期屆滿回到北京之後，他依然在那個位置上，直至1995年卸任。我們和中國其他媒體對他進行過聯合書面採訪，涉及中國對外經貿部部長鄭拓彬訪問歐共體的話題，除此之外沒有與他單獨接觸過。那時候，中國與歐共體沒有什麼利益重疊和瓜葛，沒有多少共同關心的話題可以討論，所以那次專訪有點不痛不癢。

德洛爾這個人很值得再花一點筆墨介紹。他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越是瞭解他，就越是敬佩他。這不只是因為他在任期之內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包括把歐洲經濟和政治聯合的進程推到了嶄新的階段，而且更因為他對自己的信念和目標做到了矢志不渝。

德洛爾中等身材，戴著一副淺褐色深度眼鏡，輪廓分明，表情堅毅。我好幾次在走廊和會議大廳裡見到他，差點把把他誤認為是基辛格。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了，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會提起「德洛爾」這個名字，但在我心目中，他是歐共體最好的領導者，此後的幾個繼任者都不能與之比肩而立。最近看了幾篇舊文，作者給他的定義是「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我沒有任何異議，只是覺得不足以涵蓋他的全部特質。

德洛爾不只是一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而且更是一個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理想家。在他的十年任期內，歐共體一些劃時代的舉措之所以能夠得以實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所信守的理想為他提供了強大的行動能力。德洛爾的理想就是建立「歐洲合眾國」或者「聯邦歐洲」。

這個目標可以追溯到英國的邱吉爾、德國的阿登納以及法國的舒曼和莫內。而我的感覺是，德洛爾受舒曼和莫內兩人的影響更深，因為他所推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計畫，與這兩位先驅人物所提出的遠景一脈相承。若把後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拿來做比較，我的感覺是，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信念上，德洛爾都是最堅定、最執著的。

德洛爾卸任之後的最初幾年，我偶爾還能看到有關他的新聞。1990年代中期，法國社會黨曾經試圖說服他競選總統，但被他拒絕。他的女兒奧布麗也是社會黨人，曾經擔任過社會黨第一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