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德里近郊的烈士陵園，西班牙長槍黨魁及佛朗哥元帥均安葬在大教堂裡。（圖／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1950年跟隨父親難民式地從大陸逃亡到香港，經過臺灣的嚴格審查後抵達臺北，經政府安排蟄居在萬華區一座從日本人手中接收下來的大建築物裡，由於父親在大陸曾經服務於財政部，所以到臺灣後，被分配在這棟屬於物資局管轄的大雜院裡。

 

由於我們是從大陸經香港到臺灣，我這個當時才十多歲的孩子，和父親就自然成為被監視的對象。我記得很清楚，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忍受半夜查戶口的困擾。當地派出所一般安排兩位警員，到家裡敲門，將我們從睡夢中叫醒，然後拿著我們的戶口謄本及身份證，和他們手中的檔案資料逐個核對。

 

半夜睡眠是最香的，而且次日還要上學，經過查戶口的程式後，我們也只能抱著 ‘敢怒不敢言’的情緒回到床上慢慢地再進入夢鄉。

 

我一家還算是幸運的，安然度過半年的監視。但有一位表舅就比我們艱辛多了，他原來是在國民黨部隊裡的校級軍官。也不知是在那一個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後，又逃到香港，在調景嶺難民營中呆了一段時間，並申請赴台。

 

當父親收到他搭乘赴基隆的船期後，按照時間去碼頭接他。但左等右等，所有旅客都已經上岸，卻未見表舅的蹤影。父親以為他改變了行期，於是在回家後，即刻寫信到香港瞭解情況也音信全無。

 

大約經過了半年後，一天中午時分，表舅突然出現在我們的家門口。父親雖然驚奇萬分，仍不免用江西土話半開玩笑地問道：「這些日子，你死到哪裡去啦？」

 

表舅坐定喝了口茶，用無奈的口吻道出他抵達基隆的遭遇。原來輪船抵達基隆外港後即下了錨。一艘小火輪隨即靠近輪船，幾個穿制服的官員登船後，對乘客逐個實施入境檢查。有疑問的乘客當場被押上小火輪，表舅也就是這樣被帶走的。到了臺北被關押在西寧南路一棟警衛深嚴的樓房裡，這一關就是半年。

 

在大學期間，常聽人說，各學校裡都有國防部三廳的官員，監視學生言論。當時對這樣的傳言有些將信將疑，但對我們一心求知的學生沒有任何的影響。畢業後，我和幾個同學去學校領取畢業證書。見到一位面熟者，身著軍服，肩上有三條杠的上校軍官也在領取證書。再仔細一看，居然是我們過去經常拿來開玩笑的同班同學。

 

這位同學姓張，平時總是穿著一套黃色的制服，到學校時，總是將幾本書夾在脅下，一隻手裡拿了兩個包在報紙裡作為早餐的燒餅。於是我們給他取了個「張燒餅」的綽號，他也不生氣，反而張著帶有一副外凸門牙的嘴對著我們憨笑，深得同學好感。

 

在求學期間，他唯一公開的政治活動，就是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的委員。畢業之後他的真實身份公開後，的確令我們這些天真的學生嚇出一身冷汗。所幸在求學時候，在他面前，我們從沒有表達過任何對政府的不滿言行。

 

我在基隆登船赴歐時，曾被憲兵押回臺北的那一幕，在我之前發表的短文中已經講述過，不再重複。只是這個生命中的經歷，雖然經歷了半個世紀，仍然成為終身難忘的夢魘。

 

到了馬德里，因為人生地不熟，被安排在學生宿舍後，跟隨來了多年的同學，一起去食堂用餐。西班牙的晚餐十一點開始，隨後走回宿舍，已是半夜。我們到達宿舍，因為我沒有大門鑰匙，還以為同行的同學會開門。不了他拍了兩下手，隨即見到一位身穿灰色制服的中年男子，從街道的另一頭向我們跑過來，先給我們禮貌地道了聲「晚安」，隨即從腰際取出一大串鑰匙，給我們開了門。

 

那位拍手的同學，給開門的中年男子一個比塞塔（Peseta，西班牙當時的錢幣，兌換率為一美元兌換六十比塞塔），中年男子不斷道謝，等我們進入大廈後，他即將大門鎖好。

 

原來這是西班牙當時的打更人，西班牙文稱為Sereno, 其性質頗與中國的街道小組很相似，後來瞭解到這是西班牙警方的週邊組織，每條街道配備一位打更人，從晚上十一點到次晨六點，不管春夏秋冬，不論風霜雨雪，他們都必須執行巡查的任務。

 

每天晚上看到這位辛勞的打更人，很自然地就會聯想起臺北的半夜查戶口。不同的是西班牙的打更人彬彬有禮，而且工作極端辛苦，他們不打擾夜歸的住客，卻勤懇地執行他的服務。臺北的半夜查戶口，會造成住戶無形的心理威脅。他們抓在手中那本如同閻王爺的生死簿，沒有表情的面容，暗示著這一晚他們巴不得要斬獲豐收的勝利。

 

西班牙對外來的旅人態度是外鬆內緊，生活在馬德里的外國人，從不感覺到有任何的威脅，除非是觸犯了當地的法律。有一位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因為我們不知的案件被捕，一開始他矢口否認，經過警方將他的檔案打開呈現在他面前，裡面記載著從他抵達西班牙所有的生活細節，包括他曾經的嫖娼記錄，他才俯首認罪。

 

我曾經在兩個獨裁者統治下的社會中生活，開始的時候，的確有抵觸情緒，因為「獨裁者」這個名詞本來就是個貶義詞，心理上永不會給人好感。但是時過境遷，星物轉移，對兩位已成為歷史人物的「獨裁者」，我又產生了幾分同情和懷念。能形成「獨裁者」必定有他的客觀環境使然。何況臺灣的「獨裁者」，對當地的建設和發展，還是有一定的正面成效。

 

遺憾的是，這位在1975年去世的獨裁者，一直受到小群人的羞辱和破壞，他在臺灣的銅像被人「斬首」，或是被潑紅漆。位在臺北市郊的陵寢，至今未能入土為安，反而遭到無情的糟蹋。

 

西班牙的「獨裁者」在1975年去世後，被安葬在位於離馬德里六十公里的「烈士陵園」。這座於1940年代建造的150公尺高的大十字架，聳立在花崗岩的山巔，數十裡外仍可清晰看到其宏偉的氣勢。十字架下麵是莊嚴肅穆的大教堂。

 

我在馬德里求學時，曾隨該帶教堂主持神父修習「古文字學」，這位慈祥的神父，傳說是「獨裁者」的告誡神父。在學期結束前，這位教授給我們全班同學安排了大巴，前往大教堂參觀，並在那裡參加了期末考試。

 

我們在參觀的時候，看到教堂裡祭台前，安葬了法西斯西班牙長槍黨的創黨人何塞·安東尼奧（Jose Antonio)。但是我們這些求知欲極豐富的學生的注意力，卻是集中在這座二十世紀西班牙的偉大藝術建築。

 

為了紀念這位西班牙現代歷史中的政治人物何塞·安東尼奧，在他殉難之後，政府決定將馬德里市中心最重要的繁華大街（Gran Via）中間一段改為何塞·安東尼奧大道（Avenida de Jose Antonio）。「獨裁者」去世後，馬德里政府將該繁華商業大街恢復了原來的名稱。

 

而十字架的大教堂，因為設了「獨裁者」寢陵而一度被迫關閉，甚至有「獨裁者」的遺體被移除的傳言但是大十字架是列為國家級的文化保護區，所以任何的變動都需要中央政府的決策來處理。經過一番周折，獨裁者的寢陵終於得到保護，主要是西班牙政壇人士對逝者的寬容和諒解。

 

臺灣的「獨裁者」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我不理解的是，對「獨裁者」施加種種的侮辱舉措人士，基本上都是親日派。他們忘記了，日本軍方對於敵人逝者，同樣給予最高尊重。如抗戰時期，在戰場上因不敵而一死報國的國軍將領，日軍如發現，必定會脫帽行軍禮致敬，並給予安葬，表達對逝者的敬重。

 

臺灣侮辱「獨裁者」的人士，既然那麼推崇日本人，那麼在對待已逝的政治人物行為上，比照西班牙人的態度，表達寬容和諒解，共同開創以和為貴的和諧社會，是對後代重要啟發的責任感，也是中國人大同世界境界的最高發揚。

 

（2019年6月6日完稿於歐洲旅途）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正在撰寫外交耆宿劉師舜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