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右）。（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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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3不期然地見到阿拉法特

 

在抵達布魯塞爾之後的某天夜裡，我和老高已經入睡，北京總部的同事打來電話，通知我立即前往瑞士日內瓦，與法國記者站站長汪作舟共同執行一項緊急採訪任務。當時，我們到達布魯塞爾還不足兩個星期，依然住在一家廉價的自助酒店裡，不用說腳跟還未站穩，就連吃飯都是一個問題。

 

為了省錢，我和老高每天都在樓下的阿拉伯小商店買幾個大餅，煮一鍋米粥，偶爾再拌一盤沙拉，就這麼湊合地度過了幾個星期。那天夜裡突然接到第一個採訪任務，而且是去另一個國家，我異常地興奮，恨不得馬上就是天亮。我初出茅廬，渾身是勁，無所畏懼，盼的就是這樣的機會。第二天中午，我帶著簡單的行李，滿懷豪情地飛往日內瓦，在那裡與汪作舟匯合。

 

這是我未曾預料到的採訪任務，時間是1988年12月13日，聯合國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特別大會在日內瓦萬國宮舉行，整個會議的唯一主角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按照聯合國的原定計劃，這次特別會議應該在紐約舉行，但美國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支援恐怖行動，以此為理由拒絕他入境，迫使聯合國臨時決定將會場轉移到日內瓦。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報導這次會議，包括阿拉法特在大會上的發言。

 

「阿拉法特」這個名字，很早就根植於我的腦海，從小到大聽廣播，印象最深的就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阿拉法特」，那時候當然不瞭解這些名詞背後的故事。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業，支持阿拉法特領導的巴解組織。

 

在各種新聞報導的耳濡目染下，我對阿拉法特也產生了莫名的同情。沒有想到的是，我剛被派駐國外當記者，就有機會親眼見到這位風雲人物，實在太幸運了。我發現，不只是我這樣未經世面的記者，就連那些資深的外國同行和外交官們也很興奮。在聯大主席宣佈邀請阿拉法特發表講話的那一刻，全體與會者起立鼓掌歡迎，我能感覺到他們是發自內心地同情和支持阿拉法特，同時更有對美國的不滿和抗議。在大約八十分鐘的講話中，阿拉法特首先感謝聯大主席和聯大會議專門為他把會場轉移到日內瓦，接著便嚴辭譴責美國踐踏聯合國的公平與正義原則，詳細闡述巴勒斯坦人的處境、訴求和主張。

 

會議結束之後，阿拉法特會見記者。在一個不大的會議室裡，我搶到了第一排座位，與阿拉法特相距只有幾公尺。我必須承認，我當時就像「追星族」一樣，懷著崇敬的心情注視著他的一言一行。他身材不高，大約只有160公分，但充滿激情和能量，而那雙往外凸出的眼睛散發著懾人心魄的光芒。

 

我猜想，所謂革命者和革命領袖，似乎都有這種特質。小時候看蘇聯電影，銀幕上的列寧就是這樣，充滿鬥志和激情，言語中是不可妥協的意志，眼神裡是不可挑戰的威嚴。我繼而聯想到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園的生存處境，聯想到巴以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有什麼樣的生存環境，就有什麼樣的生存之道；有怎樣性格的人民，就會有什麼特質的領袖。

 

那是阿拉法特最後一次出席聯大會議。1974年11月，美國和以色列也曾極力阻撓他前往紐約，但沒有成功。在那次的聯大演講中，有一段描述已經成為經典。

 

他說：「革命者和恐怖分子之間的區別，在於他們各有戰鬥的理由。任何人，只要和正義站在一起，為了從侵略者和殖民者那裡獲得解放而鬥爭，都不能被稱為恐怖分子。那些發動戰爭去佔領、去殖民並且壓迫其他人民的人，才是恐怖分子。巴勒斯坦人民之所以訴諸武裝鬥爭，是因為他們對無視巴勒斯坦權利的國際社會失去了信心，也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完全依賴政治手段是不可能收復巴勒斯坦一寸土地的。……我們帶著橄欖枝和自由戰士的槍桿而來，請不要讓橄欖枝從我們手中滑落。」

 

日內瓦特別聯大會議結束三年之後，1991年10月，中東和平會議在馬德里舉行，所有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第一次面對面地坐在一起，就實現和平舉行談判，我也有幸見證了這一歷史性事件，下文會有敘述。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