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七)歐洲之都布魯塞爾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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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七)歐洲之都布魯塞爾
2019-06-04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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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塞爾機場。(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2 歐洲之都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並不大,與倫敦、巴黎等大都市不能等量齊觀,但它在歐洲的地位卻是獨一無二。它與巴黎、倫敦和波恩之間的距離基本相同,是上百個國際組織的所在地,最主要的就是歐共體和北約。從地理位置和政治角度看,布魯塞爾被稱為歐洲的首都或心臟是當之無愧的。而作為記者,我們常駐這個城市的原因就在於此。正因為布魯塞爾是眾多國際組織的所在地,所以在九十萬人口中,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外國人。

 

二戰期間,布魯塞爾曾是各國間諜集中的地方,我們在電影裡也能看到這樣的鏡頭,那就是各國間諜通常在市中心的大廣場附近接頭。我在布魯塞爾那幾年,東西方冷戰正處於巔峰時期,曾有朋友開玩笑說,來到布魯塞爾,就等於掉進了間諜的窩裡。這裡國際組織那麼多,外國人那麼多,以各種身份出現的間諜必定比二戰時期更多,所以要處處謹慎,不要被金錢和美女所誘惑。

 

可是,大概是因為我資歷太淺,沒有什麼情報價值,直到我離開布魯塞爾那一天,四年時間裡沒有一個人用金錢和美色來利誘我。不過,平常與某些國家的記者接觸時,我能直覺地感到記者群裡確實有人看上去是從事情報工作的,比如來自蘇聯的記者。

 

比利時在歐洲算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不過,論面積和人口,它和中國最小的省份都不能相提並論。但這個國家十分獨特,最大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政治和社會形態一直被語言糾紛所左右。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早已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樣一個規則:一國之內必須有一種通用語言為全部國民所共同使用,國家的治理和運行必須通過這一共同的語言來進行。但是,在比利時,這個至關重要的共識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估計將來也不大可能形成。

 

比利時有兩大語言,一是法語,二是弗拉芒語,兩者既能和平共處,又是經常分庭抗禮,大致上可以用「一國兩語,高度自治」來形容。從地理上來劃分,以布魯塞爾為中心點,南部地區接近法國,通用法語,稱為瓦隆區;北部毗鄰荷蘭,稱為弗朗德斯區,通用弗拉芒語。弗拉芒語(Flemish)其實就是荷蘭語,但為了體現獨立的文化身份和尊嚴,比利時把荷蘭語稱為弗拉芒語。從比利時南部往北旅行,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南部的瓦隆區,你只能看到用法語標識的各種交通指示,和當地人交流也只能用法語;而在北部,所以標識都變成荷蘭語。

 

首都布魯塞爾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兩種語言並用,而且絕對平等。位於布魯塞爾的政府機構、地鐵站、道路的名稱以及其他所有的交通指引,統統是兩種語言並列。凡是與公共事務和公眾生活有關的一切文字也都是如此。你星期一打電話到國會,接線員首先使用荷蘭語問候;若星期二再打過去,接線員就用法語。這樣做的目的,顯然就是要表明兩種語言沒有主次之分。

 

這種絕對的平等固然是公平的,但代價也顯而易見。最大的代價是,絕對平等的意識經常導致政治扯皮或者僵持局面,代表兩大語言區的政治勢力在財政預算和其他資源配置上斤斤計較、互不相讓,政府陷入癱瘓的狀態經常發生。在社會和經濟層面,兩個語言區一直各自為陣,一切以自身利益為首要考量,自我保護和排他意識根深蒂固。

 

我有時候覺得,比利時至今依然是一個完整的國家真是一大奇跡,兩大社群長期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各說各話,相互瞧不起,但又不能狠心離婚,必須搭夥過日子,恰如中國人所說的“同床異夢”。

 

我所感受的布魯塞爾,絕大多數時候都是美好的。我至今依然記得第一次前往歐共體總部貝萊蒙大廈的情景。從住處瑪麗路易士廣場出發,步行十分鐘就可到達,但從地圖上看似乎相距很遠。第一次去歐盟總部,是個陰冷的早晨,置身於陌生的街道上,完全沒有方向感。正在困惑地東張西望時,一位中學生模樣的女孩走過來問:「先生,我能幫助您嗎?」隨後她就領著我走到瑪律貝克地鐵站入口,走下長長的臺階,又陪著我坐上地鐵,在舒曼廣場站下車,一直把我送到出口,最後向我告別說:「先生,上面就是貝萊蒙大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說完,她就轉身往地鐵月臺走回去。

 

那是我在比利時第一次碰到如此熱心的陌生人,心裡充滿感慨。後來幾年,無論在布魯塞爾還是在比利時其他地方,我都遇到過同樣的情形,每當需要幫助的時候,就一定會有人熱心相助,都是那麼地毫無保留和全心全意。

 

後來才知道,瑪律貝克地鐵距離我的住處其實只有500公尺左右,出門向右,穿過兩個十字路口便可到達。2016年3月22日,布魯塞爾機場遭遇恐怖炸彈襲擊,大約四十分鐘之後,瑪律貝克地鐵站也遭到炸彈襲擊,死傷多人,而實施這兩起爆炸案的恐怖分子都是青年人。我在比利時當記者的時候,他們中的多數人想必才剛剛出生。那個時候,布魯塞爾是那樣的安全和靜謐,二十年後竟然變得危機四伏和草木皆兵。

 

(未完待續)

布魯塞爾機場。(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2 歐洲之都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並不大,與倫敦、巴黎等大都市不能等量齊觀,但它在歐洲的地位卻是獨一無二。它與巴黎、倫敦和波恩之間的距離基本相同,是上百個國際組織的所在地,最主要的就是歐共體和北約。從地理位置和政治角度看,布魯塞爾被稱為歐洲的首都或心臟是當之無愧的。而作為記者,我們常駐這個城市的原因就在於此。正因為布魯塞爾是眾多國際組織的所在地,所以在九十萬人口中,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外國人。

 

二戰期間,布魯塞爾曾是各國間諜集中的地方,我們在電影裡也能看到這樣的鏡頭,那就是各國間諜通常在市中心的大廣場附近接頭。我在布魯塞爾那幾年,東西方冷戰正處於巔峰時期,曾有朋友開玩笑說,來到布魯塞爾,就等於掉進了間諜的窩裡。這裡國際組織那麼多,外國人那麼多,以各種身份出現的間諜必定比二戰時期更多,所以要處處謹慎,不要被金錢和美女所誘惑。

 

可是,大概是因為我資歷太淺,沒有什麼情報價值,直到我離開布魯塞爾那一天,四年時間裡沒有一個人用金錢和美色來利誘我。不過,平常與某些國家的記者接觸時,我能直覺地感到記者群裡確實有人看上去是從事情報工作的,比如來自蘇聯的記者。

 

比利時在歐洲算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不過,論面積和人口,它和中國最小的省份都不能相提並論。但這個國家十分獨特,最大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政治和社會形態一直被語言糾紛所左右。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早已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樣一個規則:一國之內必須有一種通用語言為全部國民所共同使用,國家的治理和運行必須通過這一共同的語言來進行。但是,在比利時,這個至關重要的共識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估計將來也不大可能形成。

 

比利時有兩大語言,一是法語,二是弗拉芒語,兩者既能和平共處,又是經常分庭抗禮,大致上可以用「一國兩語,高度自治」來形容。從地理上來劃分,以布魯塞爾為中心點,南部地區接近法國,通用法語,稱為瓦隆區;北部毗鄰荷蘭,稱為弗朗德斯區,通用弗拉芒語。弗拉芒語(Flemish)其實就是荷蘭語,但為了體現獨立的文化身份和尊嚴,比利時把荷蘭語稱為弗拉芒語。從比利時南部往北旅行,你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南部的瓦隆區,你只能看到用法語標識的各種交通指示,和當地人交流也只能用法語;而在北部,所以標識都變成荷蘭語。

 

首都布魯塞爾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兩種語言並用,而且絕對平等。位於布魯塞爾的政府機構、地鐵站、道路的名稱以及其他所有的交通指引,統統是兩種語言並列。凡是與公共事務和公眾生活有關的一切文字也都是如此。你星期一打電話到國會,接線員首先使用荷蘭語問候;若星期二再打過去,接線員就用法語。這樣做的目的,顯然就是要表明兩種語言沒有主次之分。

 

這種絕對的平等固然是公平的,但代價也顯而易見。最大的代價是,絕對平等的意識經常導致政治扯皮或者僵持局面,代表兩大語言區的政治勢力在財政預算和其他資源配置上斤斤計較、互不相讓,政府陷入癱瘓的狀態經常發生。在社會和經濟層面,兩個語言區一直各自為陣,一切以自身利益為首要考量,自我保護和排他意識根深蒂固。

 

我有時候覺得,比利時至今依然是一個完整的國家真是一大奇跡,兩大社群長期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各說各話,相互瞧不起,但又不能狠心離婚,必須搭夥過日子,恰如中國人所說的“同床異夢”。

 

我所感受的布魯塞爾,絕大多數時候都是美好的。我至今依然記得第一次前往歐共體總部貝萊蒙大廈的情景。從住處瑪麗路易士廣場出發,步行十分鐘就可到達,但從地圖上看似乎相距很遠。第一次去歐盟總部,是個陰冷的早晨,置身於陌生的街道上,完全沒有方向感。正在困惑地東張西望時,一位中學生模樣的女孩走過來問:「先生,我能幫助您嗎?」隨後她就領著我走到瑪律貝克地鐵站入口,走下長長的臺階,又陪著我坐上地鐵,在舒曼廣場站下車,一直把我送到出口,最後向我告別說:「先生,上面就是貝萊蒙大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說完,她就轉身往地鐵月臺走回去。

 

那是我在比利時第一次碰到如此熱心的陌生人,心裡充滿感慨。後來幾年,無論在布魯塞爾還是在比利時其他地方,我都遇到過同樣的情形,每當需要幫助的時候,就一定會有人熱心相助,都是那麼地毫無保留和全心全意。

 

後來才知道,瑪律貝克地鐵距離我的住處其實只有500公尺左右,出門向右,穿過兩個十字路口便可到達。2016年3月22日,布魯塞爾機場遭遇恐怖炸彈襲擊,大約四十分鐘之後,瑪律貝克地鐵站也遭到炸彈襲擊,死傷多人,而實施這兩起爆炸案的恐怖分子都是青年人。我在比利時當記者的時候,他們中的多數人想必才剛剛出生。那個時候,布魯塞爾是那樣的安全和靜謐,二十年後竟然變得危機四伏和草木皆兵。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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