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從布魯塞爾回到北京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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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二十)從布魯塞爾回到北京
2019-07-01 1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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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茂物Apec峰會,江澤民與克林頓結束會談後,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與記者吹風。(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二、從布魯塞爾回到北京

 

2.1 回到中國 踏進未來

 

從歐洲回到中國,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裡觀察中國,所得出的結論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那些年,在歐洲媒體上,凡是與中國有關的報導和評論,幾乎沒有一篇是正面的,所有報紙似乎都有一個預設的立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一無是處,沒有人權和自由,他們不可能管理好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在這種負面輿論的長期影響下,不用說那些根本不瞭解中國的讀者,只要是長期閱讀這些報紙的中國人,都難免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

 

但是,回到中國,置身於活生生的現實中,我們就會立即發現,自己感受到的真實的中國與西方媒體所演繹的中國,實在是差之千里。我承認,西方記者所描述的有些事實確實存在,但他們只願意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上,例如政治異己遭到迫害、自由派學者的反體制言論、宗教信仰不夠自由,等等。簡言之,西方記者熱衷於捕捉和報導的事實,都是根據自身政治日程所選擇的事實;他們的報導角度是為了服務於自己的目的,那就是體現他們的價值觀和政治體制的優越性。

 

除此之外,西方媒體通常都受到思維慣性的制約,致使其報導往往明顯滯後於快速變化的現狀。我回到北京之初,自己就有這種感覺。由於長期置身於歐洲當地的輿論環境裡,天天被“侵犯人權”、“打壓政治異己”的新聞報導所包圍,結果在回到北京之後的很長時間裡,我都一直很困惑於一個疑問:西方媒體上的中國與我身臨其境的中國,為何存在著那麼大的不同?

 

具體地說,我回到中國的最大感受大致上有兩點。其一,當西方國家的集體記憶依然停留在1989年的時候,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內容以及他們所關注的事情早已轉移到其他方面。對大多數普通民眾而言,雖然有關當年的記憶比外國人更加深刻,但他們畢竟還要生活下去,畢竟不能止步於糾結過去而放棄當下和未來。特別是自從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社會被壓抑的各種能量再次獲得釋放,新現實和新目標迅速更新了整個社會的注意力,對過去的記憶已被推到現實的後面。

 

其二,時隔四年再回到家人、同事和朋友中間,我發現自己在很多方面已經落伍。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國社會變化的速度遠遠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中國年輕人的精神面貌,他們的追求,他們的關注,還有他們的生活方式,都和四年前很不相同。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在和朋友或同事相聚聊天時,我與他們所談論的話題已經脫節,聽不懂他們開心逗樂時所說的“段子”,他們哼唱的很多新歌曲我也從來沒有聽到過。

 

我原本以為,回到北京就是回到原點,但事實完全相反。在北京缺席四年,我的人生留下了一段空白。我已經無法回到原點,因為所謂的原點早就不復存在。我回到北京的那一刻,其實是一腳踏進了未來。

 

2.2 在楊尚昆家裡錄音

 

外事採訪部是一個精幹的小團隊,總共只有五個人,我是後來加入者,是唯一的男性。這個團隊所承擔的任務,是報導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國內外的外交活動,日常出入的地方大多是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和釣魚臺國賓館,我們私下裡稱之為“金三角”。在整個中國,只有七家媒體有這樣的採訪權利,甚至可以說是特權。除了國際電臺之外,其他媒體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央廣、央視、中新社和中國日報。各家媒體的記者都是固定的幾位元,經過了嚴格的政治審查,並在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備案。我們在日常工作中接觸最多的,就是這幾家媒體的同事。另外還有兩類人:一是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秘書和貼身隨扈;二是外交部禮賓司和新聞司的官員。

 

坦白地說,在加入外事採訪部之前,我一點沒有這方面的採訪經驗,國際台領導讓我主持這個部門的工作,而且還為此提前把我從布魯塞爾召回,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我利用國際採訪的經驗,盡可能對中央外事新聞的採訪報導工作予以改進和突破,以便突出國際電臺的風格和特點。

 

但是,改進也許可以,但突破幾無可能。在投入這項工作之後,我發現基本上沒有發揮的空間。只要忠實地記錄相關官員對記者的吹風內容,嚴格遵守他們的報導口徑,就能輕易勝任報導任務。雖然我們也做了一些嘗試,但要期望有什麼明顯的變化,顯然是個不現實的目標。

 

在中國政治類新聞的報導中,一直存在著“八股”文風的積習,若真要用心去改變,多少是可以改變的,但關鍵是報導的內容,能報導什麼,不能報導什麼。作為政治外事記者,我們最大的苦惱並非是什麼都不知道,而是知道得越多就越要如履薄冰。幾乎每個星期,我們都能在中央領導人的外事場合見到不同的人,聽到很多有趣的談話內容,但我們沒有公開報導的自由。我們能夠寫的,大多都是無關痛癢、言之無物的原則性表態,與讀者、聽眾和觀眾都無實際關係。我們無可奈何,無力改變。我曾經想,若這樣長期地工作下去,頭腦就會懶惰起來,新聞敏感度會變得遲鈍,久而久之還是要回到固定的套路上。我有點懷念當駐外記者的日子。

 

但是,幾年之後,我離開國際電臺、加入新加坡聯合早報時,才慢慢悟出這段採訪經歷對我是多麼地珍貴。雖然沒有發揮的空間,但我見識了別人沒有機會看到的,經歷了別人所無緣經歷的。這是任何書本、任何課堂都不能給予的。

 

1992年下半年,在進入外事採訪部幾個月之後,我便接受國際台領導下達的一項任務,那就是為國家主席楊尚昆起草1993年元旦獻詞。我既興奮,又忐忑不安。

 

國家主席的新年獻詞為何由國際電臺起草?很多人都不明白,也很好奇,這裡就簡單介紹一下來龍去脈。此事緣起於1986年,也就是聯合國規定的“國際和平年”。當時,國際電臺的幾位資深同事突發奇想,提議邀請時任總理趙紫陽通過國際廣播電臺對全球聽眾發表講話,借此表達中國為世界和平作貢獻的願望和政策。出乎意料的是,這個大膽的提議最終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幾年之後,國際電臺再次向中央提出申請,建議中國政府借鑒英國女王每年年尾向海外發表新年講話的傳統,由國家主席通過國際廣播電臺向海外聽眾發表新年獻詞,以便讓世界人民聽到中國領導人的聲音,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最終,這一建議也獲得了中央的同意。

 

於是,從1992年元旦起,中國國家主席原則上每年都要發表新年講話。在至今二十多年裡,這個安排經過了幾個階段的演變。第一階段,國家主席發表新年致詞的對象是“海外聽眾”,國際台、央廣、央視在元旦前夕同時播出錄音或錄影,新華社播發文字稿,人民日報次日刊登。第二階段,新年致詞的對象擴大了範圍,改為“向海外聽眾、觀眾發表新年講話”。第三階段,新年致詞的物件不再特指任何一個群體,不再提“海外聽眾、觀眾”,而是乾脆稱之為“新年賀詞”。現在,國家主席新年賀詞所針對的受眾,已經從最初以海外為主,轉變為內外兼顧、側重國內。

 

不少人也許會說,國家主席的新年講話是官樣文章,無非是總結過去,展望未來,再重申一下大政方針,沒有什麼特別的。說得也沒有錯,看上去確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若真要動筆擬就、落字成文,那就是另外一種感覺。難在何處?難在以國家主席的身份說話。中國這麼大,事情那麼多,國家主席在十幾分鐘的講話中應該重點說什麼、怎麼說,我們無從得知,撰稿者必須站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去思考,但做起來又談何容易;對中國未來一年的展望,撰稿者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一廂情願地遐想,而必須反映出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日程和治國目標。可是,作為普通的撰稿者,又如何知道最高領導層到底是怎麼想的?外交政策、港澳政策和對台政策,必須準確無誤地闡述,但又不能只重複現有原則,還要對某些國際熱點問題、港澳臺最新事態做出高屋建瓴、恰如其分、服務於政策目標的表述,這些都顯然超出了一般撰稿人的權利和能力。國家如此之大,國情如此複雜,不用說我這樣缺乏歷練的年輕人,即便是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也不見得樣樣都有完整和準確的把握。

 

從10月底開始,我便埋頭閱讀各種資料,反復徵求國際台幾位資深編委的意見,先草擬出一個基本的輪廓,再請他們提出具體意見。經過反覆修改,最終確定了第一稿。接下來,就是送交廣播電視部領導審閱,再呈送中央有關部門審閱,最後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定稿。這是一個費時耗力的漫長過程。

 

1992年12月29日,我們帶著首席錄音師來到楊尚昆的住處,中央電視臺也派來兩位元負責時政新聞的記者和攝影師。楊尚昆的住處位於東城區的寬街,灰色圍牆的外表看上去毫不起眼,與普通人家毫無二致。但是,寬大的鐵門打開之後,我們才看見院子裡原來是一棟洋樓。那是上午時分,衛士長說老爺子(指楊尚昆)有點感冒,還沒有起床,讓我們在洋樓側面的平房裡等待,並端上裝滿碩大水蜜桃的果盆,讓我們品嚐。十幾分鐘之後,衛士長把我們帶進洋樓的客廳,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出來接待我們。他熱情地說:“我們都是同行啊,你們隨便坐。”在寬敞而又古色古香的客廳裡,我們看到兩個面孔很熟的人坐在那裡聊天,一位是中央電視臺播音員李瑞英,另一位是解放軍歌舞團的歌手郁鈞劍。

 

再過一會兒,楊尚昆主席從木質樓梯上緩步走下來,他已經穿上正裝,繫好了領帶。“抱歉啊,身體有點不舒服,讓你們久等了。”他和我們一一握手,非常平易近人,感覺就像是隔壁鄰家的退休幹部。稍後,他就主動坐在話筒和攝影機前面,拿起桌上的講話稿,對我們說:“稿子都審過了吧?你們要替我把關啊!”

 

他嘗試著讀了幾段文字,眼睛好像不太適應強烈的攝像燈光,中間還有幾次咳嗽。這時,楊紹明走過來跟我們商量說:“老爺子今天身體狀況不合適。要不這樣吧,你們把錄音和錄影設備全部留在這兒,反正我也是專業攝影師,我負責幫你們錄好,你們明天來取行不行?”我們想,既然都這麼說了,那也只能這樣了。於是,大家就高高興興地和楊尚昆合影,說了些“感謝”和“保重”的話就離開了。

 

1993年元旦除夕,楊尚昆的新年講話在國際台、央廣和央視同時播出。音響效果不是很好,電視畫面只有一個機位元,比較單調,但我們持續幾個月的辛苦總算結束了。那是楊尚昆在國家主席任上,最後一次公開發表講話。

 

印尼茂物Apec峰會,江澤民與克林頓結束會談後,外交部副部長劉華秋與記者吹風。(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二、從布魯塞爾回到北京

 

2.1 回到中國 踏進未來

 

從歐洲回到中國,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裡觀察中國,所得出的結論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那些年,在歐洲媒體上,凡是與中國有關的報導和評論,幾乎沒有一篇是正面的,所有報紙似乎都有一個預設的立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一無是處,沒有人權和自由,他們不可能管理好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在這種負面輿論的長期影響下,不用說那些根本不瞭解中國的讀者,只要是長期閱讀這些報紙的中國人,都難免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

 

但是,回到中國,置身於活生生的現實中,我們就會立即發現,自己感受到的真實的中國與西方媒體所演繹的中國,實在是差之千里。我承認,西方記者所描述的有些事實確實存在,但他們只願意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上,例如政治異己遭到迫害、自由派學者的反體制言論、宗教信仰不夠自由,等等。簡言之,西方記者熱衷於捕捉和報導的事實,都是根據自身政治日程所選擇的事實;他們的報導角度是為了服務於自己的目的,那就是體現他們的價值觀和政治體制的優越性。

 

除此之外,西方媒體通常都受到思維慣性的制約,致使其報導往往明顯滯後於快速變化的現狀。我回到北京之初,自己就有這種感覺。由於長期置身於歐洲當地的輿論環境裡,天天被“侵犯人權”、“打壓政治異己”的新聞報導所包圍,結果在回到北京之後的很長時間裡,我都一直很困惑於一個疑問:西方媒體上的中國與我身臨其境的中國,為何存在著那麼大的不同?

 

具體地說,我回到中國的最大感受大致上有兩點。其一,當西方國家的集體記憶依然停留在1989年的時候,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內容以及他們所關注的事情早已轉移到其他方面。對大多數普通民眾而言,雖然有關當年的記憶比外國人更加深刻,但他們畢竟還要生活下去,畢竟不能止步於糾結過去而放棄當下和未來。特別是自從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社會被壓抑的各種能量再次獲得釋放,新現實和新目標迅速更新了整個社會的注意力,對過去的記憶已被推到現實的後面。

 

其二,時隔四年再回到家人、同事和朋友中間,我發現自己在很多方面已經落伍。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國社會變化的速度遠遠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中國年輕人的精神面貌,他們的追求,他們的關注,還有他們的生活方式,都和四年前很不相同。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在和朋友或同事相聚聊天時,我與他們所談論的話題已經脫節,聽不懂他們開心逗樂時所說的“段子”,他們哼唱的很多新歌曲我也從來沒有聽到過。

 

我原本以為,回到北京就是回到原點,但事實完全相反。在北京缺席四年,我的人生留下了一段空白。我已經無法回到原點,因為所謂的原點早就不復存在。我回到北京的那一刻,其實是一腳踏進了未來。

 

2.2 在楊尚昆家裡錄音

 

外事採訪部是一個精幹的小團隊,總共只有五個人,我是後來加入者,是唯一的男性。這個團隊所承擔的任務,是報導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國內外的外交活動,日常出入的地方大多是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和釣魚臺國賓館,我們私下裡稱之為“金三角”。在整個中國,只有七家媒體有這樣的採訪權利,甚至可以說是特權。除了國際電臺之外,其他媒體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央廣、央視、中新社和中國日報。各家媒體的記者都是固定的幾位元,經過了嚴格的政治審查,並在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備案。我們在日常工作中接觸最多的,就是這幾家媒體的同事。另外還有兩類人:一是國家領導人的外事秘書和貼身隨扈;二是外交部禮賓司和新聞司的官員。

 

坦白地說,在加入外事採訪部之前,我一點沒有這方面的採訪經驗,國際台領導讓我主持這個部門的工作,而且還為此提前把我從布魯塞爾召回,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我利用國際採訪的經驗,盡可能對中央外事新聞的採訪報導工作予以改進和突破,以便突出國際電臺的風格和特點。

 

但是,改進也許可以,但突破幾無可能。在投入這項工作之後,我發現基本上沒有發揮的空間。只要忠實地記錄相關官員對記者的吹風內容,嚴格遵守他們的報導口徑,就能輕易勝任報導任務。雖然我們也做了一些嘗試,但要期望有什麼明顯的變化,顯然是個不現實的目標。

 

在中國政治類新聞的報導中,一直存在著“八股”文風的積習,若真要用心去改變,多少是可以改變的,但關鍵是報導的內容,能報導什麼,不能報導什麼。作為政治外事記者,我們最大的苦惱並非是什麼都不知道,而是知道得越多就越要如履薄冰。幾乎每個星期,我們都能在中央領導人的外事場合見到不同的人,聽到很多有趣的談話內容,但我們沒有公開報導的自由。我們能夠寫的,大多都是無關痛癢、言之無物的原則性表態,與讀者、聽眾和觀眾都無實際關係。我們無可奈何,無力改變。我曾經想,若這樣長期地工作下去,頭腦就會懶惰起來,新聞敏感度會變得遲鈍,久而久之還是要回到固定的套路上。我有點懷念當駐外記者的日子。

 

但是,幾年之後,我離開國際電臺、加入新加坡聯合早報時,才慢慢悟出這段採訪經歷對我是多麼地珍貴。雖然沒有發揮的空間,但我見識了別人沒有機會看到的,經歷了別人所無緣經歷的。這是任何書本、任何課堂都不能給予的。

 

1992年下半年,在進入外事採訪部幾個月之後,我便接受國際台領導下達的一項任務,那就是為國家主席楊尚昆起草1993年元旦獻詞。我既興奮,又忐忑不安。

 

國家主席的新年獻詞為何由國際電臺起草?很多人都不明白,也很好奇,這裡就簡單介紹一下來龍去脈。此事緣起於1986年,也就是聯合國規定的“國際和平年”。當時,國際電臺的幾位資深同事突發奇想,提議邀請時任總理趙紫陽通過國際廣播電臺對全球聽眾發表講話,借此表達中國為世界和平作貢獻的願望和政策。出乎意料的是,這個大膽的提議最終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幾年之後,國際電臺再次向中央提出申請,建議中國政府借鑒英國女王每年年尾向海外發表新年講話的傳統,由國家主席通過國際廣播電臺向海外聽眾發表新年獻詞,以便讓世界人民聽到中國領導人的聲音,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最終,這一建議也獲得了中央的同意。

 

於是,從1992年元旦起,中國國家主席原則上每年都要發表新年講話。在至今二十多年裡,這個安排經過了幾個階段的演變。第一階段,國家主席發表新年致詞的對象是“海外聽眾”,國際台、央廣、央視在元旦前夕同時播出錄音或錄影,新華社播發文字稿,人民日報次日刊登。第二階段,新年致詞的對象擴大了範圍,改為“向海外聽眾、觀眾發表新年講話”。第三階段,新年致詞的物件不再特指任何一個群體,不再提“海外聽眾、觀眾”,而是乾脆稱之為“新年賀詞”。現在,國家主席新年賀詞所針對的受眾,已經從最初以海外為主,轉變為內外兼顧、側重國內。

 

不少人也許會說,國家主席的新年講話是官樣文章,無非是總結過去,展望未來,再重申一下大政方針,沒有什麼特別的。說得也沒有錯,看上去確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若真要動筆擬就、落字成文,那就是另外一種感覺。難在何處?難在以國家主席的身份說話。中國這麼大,事情那麼多,國家主席在十幾分鐘的講話中應該重點說什麼、怎麼說,我們無從得知,撰稿者必須站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去思考,但做起來又談何容易;對中國未來一年的展望,撰稿者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一廂情願地遐想,而必須反映出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日程和治國目標。可是,作為普通的撰稿者,又如何知道最高領導層到底是怎麼想的?外交政策、港澳政策和對台政策,必須準確無誤地闡述,但又不能只重複現有原則,還要對某些國際熱點問題、港澳臺最新事態做出高屋建瓴、恰如其分、服務於政策目標的表述,這些都顯然超出了一般撰稿人的權利和能力。國家如此之大,國情如此複雜,不用說我這樣缺乏歷練的年輕人,即便是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也不見得樣樣都有完整和準確的把握。

 

從10月底開始,我便埋頭閱讀各種資料,反復徵求國際台幾位資深編委的意見,先草擬出一個基本的輪廓,再請他們提出具體意見。經過反覆修改,最終確定了第一稿。接下來,就是送交廣播電視部領導審閱,再呈送中央有關部門審閱,最後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定稿。這是一個費時耗力的漫長過程。

 

1992年12月29日,我們帶著首席錄音師來到楊尚昆的住處,中央電視臺也派來兩位元負責時政新聞的記者和攝影師。楊尚昆的住處位於東城區的寬街,灰色圍牆的外表看上去毫不起眼,與普通人家毫無二致。但是,寬大的鐵門打開之後,我們才看見院子裡原來是一棟洋樓。那是上午時分,衛士長說老爺子(指楊尚昆)有點感冒,還沒有起床,讓我們在洋樓側面的平房裡等待,並端上裝滿碩大水蜜桃的果盆,讓我們品嚐。十幾分鐘之後,衛士長把我們帶進洋樓的客廳,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出來接待我們。他熱情地說:“我們都是同行啊,你們隨便坐。”在寬敞而又古色古香的客廳裡,我們看到兩個面孔很熟的人坐在那裡聊天,一位是中央電視臺播音員李瑞英,另一位是解放軍歌舞團的歌手郁鈞劍。

 

再過一會兒,楊尚昆主席從木質樓梯上緩步走下來,他已經穿上正裝,繫好了領帶。“抱歉啊,身體有點不舒服,讓你們久等了。”他和我們一一握手,非常平易近人,感覺就像是隔壁鄰家的退休幹部。稍後,他就主動坐在話筒和攝影機前面,拿起桌上的講話稿,對我們說:“稿子都審過了吧?你們要替我把關啊!”

 

他嘗試著讀了幾段文字,眼睛好像不太適應強烈的攝像燈光,中間還有幾次咳嗽。這時,楊紹明走過來跟我們商量說:“老爺子今天身體狀況不合適。要不這樣吧,你們把錄音和錄影設備全部留在這兒,反正我也是專業攝影師,我負責幫你們錄好,你們明天來取行不行?”我們想,既然都這麼說了,那也只能這樣了。於是,大家就高高興興地和楊尚昆合影,說了些“感謝”和“保重”的話就離開了。

 

1993年元旦除夕,楊尚昆的新年講話在國際台、央廣和央視同時播出。音響效果不是很好,電視畫面只有一個機位元,比較單調,但我們持續幾個月的辛苦總算結束了。那是楊尚昆在國家主席任上,最後一次公開發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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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你竟然讓總書記給你們做宣傳!”

 

1993年3月,在第九屆全國人大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再添新職,當選為國家主席。當年11月,起草元旦獻詞的任務依然落在我身上。我們的領導找我談話,除了就講話稿本身提出一些要求之外,還特別囑咐說,這將是江澤民第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發表新年講話,希望我好好想一想,如何利用這次機會,以適當的方式,讓國際廣播電臺在宣傳領域的獨特地位和作用顯得更突出一些。

 

在起草講話稿的過程中,我嘗試著提了兩個建議,希望上級領導考慮。一是在講話稿中採用一些柔性表述,以便拉近中國最高領導人與國內外民眾的距離;二是儘量貼近江澤民主席的語言風格,以便體現出他的個性特徵。對這兩個建議,國際電臺和廣播電視部的領導都贊成。我也向江澤民主席的外事秘書錢泳秋提出了這兩個想法,他回答說:“我沒有意見,由中南海的秀才們去定奪吧。”在起草講話稿時,我根據以上兩個方向做了一些努力,但在最後的審稿中都沒有被採用。

 

距離元旦除夕還有兩天,我們來到中南海勤政殿,在江澤民主席的辦公室裡佈置好錄音設備,中央電視臺帶去三台攝影機,並且在地板上鋪設了攝影軌道,各種設備比上次在楊尚昆住處要齊全多了。12月29日早上,我和外事採訪部的一位同事以及首席錄音師來到勤政殿,廣電部副部長劉習良和國際台台長張振華也同時抵達,他們要在現場坐鎮。除此之外,我們隊伍裡還有一位神秘的同事,名叫楊淑英,是國內新聞部的資深記者。楊淑英並沒有參與新年講話稿的起草和聯絡工作,此時讓她作為國際台工作人員一起來到中南海,是台長張振華的主意。

 

楊淑英是江澤民一位堂弟的妻子,同樣是揚州人,她的普通話裡帶有濃重的揚州口音,性格熱情開朗,為人善良而直率,說話時從不拐彎抹角,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雖然我們不在同一個部門工作,但她一直很喜歡我,每次在走廊裡遠遠地看見我,她都扯大嗓門把我叫到跟前:“小杜啊,過來,過來,我跟你說件事兒。”其實,她跟我說的事情大多都與我無關,基本上都是她在採訪中遇到的某個有趣的人或某件有趣的事。她的表達能力非常好,總是說得活靈活現,說到最後還要做一個總結性的評論。起初,我不太理解她為何跟我說那些故事,但慢慢地,我從她的態度裡悟出了很多道理。作為一位元經驗豐富的老記者,她對每件事都有價值判斷。剛直不阿、愛恨分明、富於同情心,看似閒聊的談話,卻能讓我從中得到教誨。

 

上面說到,讓楊淑英和我們一起去中南海,是張振華台長的意思。幾天之前,張振華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告訴我說,過兩天去中南海錄音,劉習良副部長會親自帶隊,但江主席不認識他,可能說不上話。若楊淑英在場,江主席對國際台的印象是否更深一些?我說,讓楊淑英去現場,可能會有幫助,但若外人知道此事,會不會認為我們在故意利用楊淑英和江主席的親戚關係?台長點點頭,猶豫了一下,但最後還是說:“還是讓她去吧,不對外張揚就是了。”於是,我把楊淑英的名字加到國際台工作人員的名單裡,報給了中南海警衛局。

 

江澤民在勤政殿的辦公室,完全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大,陳設很簡單,沒有一樣多餘的裝飾,與大企業高管的辦公室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辦公室分裡外兩間。外間是會客廳,三個淺色的布料沙發,一大兩小。里間是他的書房,辦公桌倒是很大,咖啡色,放著兩部電話機,其中一部是紅色的保密電話。辦公桌後面是玻璃門書櫃,左側靠牆是一個裝飾櫃。由於書房不大,三台攝影機佔據了大半個空間。那天來了很多人,除了國際台有五人之外,央視的攝像師、時政記者、燈光師和音響師總共是六人,再加上江澤民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中央辦公廳會議處的工作人員、中南海勤務人員,加在一起已近二十人。一切就緒之後,江澤民終於來到辦公室,在掌聲中和大家一一握手。讓我感到驚喜的是,警衛秘書很是周到地把江主席很自然地引導到劉習良副部長的跟前,大聲介紹說:“廣電部的劉副部長。”輪到楊淑英握手的時候,她竟然忘記伸出手來,只是興奮地用揚州話大聲叫了一聲:“二哥!”江澤民略有驚訝,然後面帶溫厚的微笑看著她,握一下手,什麼都沒有說。

 

江澤民在辦公桌後面坐下,看了一下對面銀幕上用幻燈機投影出來的講話稿。他說:“講話稿今天早晨才送給我,我在吃早飯的時候看了兩遍。等下讀得不好,你們把關,可不能讓我犯錯誤啊!”這番揚州普通話很有特點,大家都笑了起來,整個書房裡的氣氛也輕鬆下來。

 

根據台長的吩咐,為了突出顯示國際電臺的作用,我已經把印有“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字樣的長方形塑膠標牌放在江主席辦公桌上,這樣,整個講話的錄影畫面上都會一直有國際電臺的台標。但是,中央電視臺也帶來一個台標,與國際電臺的台標並排擺放。按道理,央視的台標放在那裡是不合適的,因為江澤民發表講話的名義很清楚,是“通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向海外聽眾發表新年講話”。但是,兩家畢竟是兄弟台,我們不好提出異議。沒有想到的是,央視的台標被擺上去之後,就顯得辦公桌很擁擠和淩亂。中央辦公廳的負責人發現了這個問題,就過來和我們商量,認為桌面上的台標會分散觀眾的注意力,要求把兩個台標全部撤下。我很為難地看了一眼台長,他在那樣的場合也不便堅持。就這樣,原本設計好的方案被臨時改變,電視畫面上沒有了國際電臺的標識。

 

錄音和錄影的整個過程都很順利。在江澤民起身離開書房之後,他的首席秘書賈廷安大聲地叫我:“國際台的杜平在哪裡?”我趕忙湊上前去,他依然是大聲地沖著我說:“你竟然讓總書記給你們做宣傳!考慮到這是第一次,我沒有刪掉那幾句話,但下不為例了!”賈廷安一臉嚴肅,而且突如其來地這麼說話,著實讓我很驚嚇。

 

我心裡很清楚他在說什麼。前文已經交代過,在我準備起草這份講話稿時,張振華台長囑咐我說,這是江主席第一次通過國際廣播電臺發表講話,所以要考慮以某種合適的方式來突出體現國際電臺的作用和地位。於是,我在講話稿快要結尾的段落裡,故意寫上了有關中外民間交往的內容,由此自然地過渡到國際電臺。這部分文字是這樣的:“199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5周年。在這新的一年裡,我們熱忱歡迎更多的外國朋友到中國來走一走,看一看,通過交往促進相互瞭解,促進信任和友誼的增強。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幾十年來一直在向海外聽眾介紹中國的發展情況,它已經成為一座中外溝通的重要橋樑。希望它在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與合作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賈廷安所指,就是這一段。我承認確實有私心,但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國際電臺。我想,國際電臺是政府的“喉舌”,不是商業機構,即便是做廣告,那也是為國家做廣告。

 

從中南海回到電臺,張振華台長很興奮。終於,這個年度裡最重要的工程大功告成了。他讓我到他辦公室裡坐坐,出乎意料地給我遞上一支香煙,順口說了一句“辛苦了”。看得出,對我們這幾個月以來裡裡外外、“上竄下跳”的辛勤努力,他是很滿意的。臨別時,他意味深長地對我說:“好好幹,多練內功。”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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