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九)朱鎔基:我不是戈巴契夫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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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十九)朱鎔基:我不是戈巴契夫
2019-06-28 0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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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圖/由作者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23 朱鎔基:我不是戈巴契夫

 

從盧森堡回到比利時兩個月之後,1990年冬天,我啟程返回闊別兩年的北京,一是向國際電臺的領導述職,二是享受兩個月的假期。那一年,布魯塞爾和北京之間還沒有直達航班,只能繞道巴黎,再轉機飛往北京。從布魯塞爾駕車去巴黎很方便,還可借機和巴黎的同事小聚。但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回國的旅程狀況迭出,在北京的同事和家人焦急萬分。

 

我乘坐的國航班機在戴高樂機場排隊起飛時,機艙內空調系統失靈,悶熱難熬,飛機只好退到登機口,幾百名乘客返回候機室等待。幾個小時之後,故障排除,終於起飛。但是,幾個小時之後,飛機又在巴林的沙迦機場降落,因再次發現故障而不能起飛。這次的等待更加漫長,竟然長達二十個小時。

 

在北京,國際電臺記者管理部主任岳家聲把我的妻子李力力接到北京首都機場,在那裡等候我的歸來。但左等右等,飛機原定抵達的時間早已過去,就是始終沒有任何消息。機場的航班資訊牌上,只顯示著那趟班機的航班號,其他資訊完全空白。

 

飛機究竟在哪裡?出了什麼狀況?他們問遍了機場工作人員,沒有人能夠提供答案。而在沙迦機場,我們同樣不知道何時才能重新起飛,國航工作人員也不知道。那時候沒有手機,更沒有微信。國際電話費又那麼昂貴,好幾次想給北京掛個電話,但終究還是捨不得,心想再等一等吧,也許很快就起飛了。在通訊落後的時代,人們似乎更有耐心。沒有手機短訊,人們對迅捷的資訊自然就沒有期待。

 

在機場熬了一夜之後,我們終於接到登機的通知:一架從羅馬起飛的國航班機還有很多空位,它將順便把我們帶回北京。飛機在首都機場降落時,已經整整晚點二十五個小時。在這二十五個小時裡,家人的焦急心情無需贅述,只是有趣的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杜平出逃了!”伴隨而來的便是關於我的品行的議論:當初都說杜平這個人最可靠,現在才知道他也會做出背叛國家的事。

 

那次回國休假,我有一種滿載而歸的感覺,心裡特別滿足。這不只是因為領導和同事們對我過去兩年的工作很滿意,而且也因為我終於可以回報我的家人。我在記者站的工資是每月一萬比利時法郎,相當於二百多美元,兩年省吃儉用,竟然還攢了不小的一筆錢。那時候,公派出國人員可以在“出國人員服務部”購買進口商品。我給父母買了一台彩色電視機,給岳父母買了一台電冰箱,都是日本製造。在當時,這些東西都是很稀罕的。

 

買完這些“大件”之後,居然還剩下一千美元。我交給妻子,她瞪大眼睛叫起來:“天哪,怎麼攢了那麼多錢?!”我們托人在黑市把這一千美金換回了七千人民幣,厚厚的一遝。我的手從來沒有沾過那麼多鈔票,心頭洋溢著從未體驗過的幸福感。記得兩年前出國時,一位老同學對我說:“別羡慕那些萬元戶,你在國外幾年,不也就成了萬元戶嘛!”

 

所謂“萬元戶”,就是那個年代的暴發戶。我只用了兩年的時間就躋身於這個行列,我很驕傲。

 

1991年春節過後,我回到比利時。中國外交環境稍有改善,但還是困難重重。主要原因是,西方的輿論環境依然充滿敵意,各國政府不敢或不願意輕易接觸中國領導人。為了打破這種局面,中國從部級或部級以下的官員開始,利用各種機會走出國門,與西方國家進行接觸。例如,我們駐歐洲的幾個記者站與當地廣播電視臺進行接洽,促成了我們台長崔玉陵的訪歐行程。幾個月之後,我們再次促成了比利時廣播電視總台台長的訪華計畫。雙方借助這種交往培養友好關係,探討合作的可能性,並在此基礎上協助政府之間改善關係。

 

那年4月,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年度經濟論壇會議,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受邀出席,其初衷也是要通過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的接觸,促使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接觸得以完全正常化。

 

在朱鎔基從上海啟程的兩天之前,七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任命他為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這一消息傳到歐洲之後,歐共體及其成員國感到很興奮,認為這是中國重新開機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標誌。在前往荷蘭開會之前,朱鎔基順道訪問了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市,行程安排得非常低調。朱鎔基會晤了該市市長,參觀了一些工業設施和文化場所,之後與記者舉行見面會。記者人數不多,會議室的陳設很簡單,也沒有提供話筒和擴音設備。朱鎔基坐在會議室中間,記者們近距離地圍著他,氣氛輕鬆隨意。

 

一位元比利時記者顯然是事先做了一番功課,向朱鎔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您在幾天前被任命為副總理,歐洲國家都很高興,因為您是改革派。歐洲報紙把您比作中國的戈巴契夫,請問您是否要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那是冷戰結束前夕,戈巴契夫很受追捧,其“新思維”和內外政策在西方媒體上很受歡迎。歐洲人把朱鎔基比作“中國的戈巴契夫”,顯然是把戈巴契夫作為衡量中國政治領袖的標準,當然也表明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抱持期待。但是,西方人並不知道,中國政府並不欣賞戈巴契夫,甚至可以說沒有好感,因為蘇聯的一系列政策過於激進和冒進,不僅政治改革的步驟孕育著諸多危機,而且其經濟改革的效果遠遜於中國。因此,把朱鎔基與戈巴契夫相提並論,反映出西方記者不瞭解中國的政治。雖然其本意是表達欣賞,但實際上有可能會害了他。

 

朱鎔基似乎早就聽說過這樣的說法,所以聽到這個提問並沒有露出驚訝。他先是哈哈大笑,接著很輕鬆、很巧妙地回答說:“我尊敬戈巴契夫先生。但是,你也知道,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你要是把我和他相提並論,對他是不公平的,我也不敢接受。”

 

儘管朱鎔基刻意保持低調,但歐洲人依然很喜歡他。雖然他們不是那麼瞭解朱鎔基,但對他的一言一行似乎都能產生共鳴。在荷蘭出席經濟論壇會議時,朱鎔基的每一句話好想都能讓與會者感到興奮。自1989年之後,沒有一位中國政府領導人來過西歐,而這位新任副總理的第一次出現,其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資訊。從朱鎔基身上,歐洲人察覺到了中國正在醞釀的新變化,從而願意以積極的態度重新審視中國。至於他們曾經極力追捧的戈巴契夫式改革,卻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

 

杜平。(圖/由作者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1.23 朱鎔基:我不是戈巴契夫

 

從盧森堡回到比利時兩個月之後,1990年冬天,我啟程返回闊別兩年的北京,一是向國際電臺的領導述職,二是享受兩個月的假期。那一年,布魯塞爾和北京之間還沒有直達航班,只能繞道巴黎,再轉機飛往北京。從布魯塞爾駕車去巴黎很方便,還可借機和巴黎的同事小聚。但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回國的旅程狀況迭出,在北京的同事和家人焦急萬分。

 

我乘坐的國航班機在戴高樂機場排隊起飛時,機艙內空調系統失靈,悶熱難熬,飛機只好退到登機口,幾百名乘客返回候機室等待。幾個小時之後,故障排除,終於起飛。但是,幾個小時之後,飛機又在巴林的沙迦機場降落,因再次發現故障而不能起飛。這次的等待更加漫長,竟然長達二十個小時。

 

在北京,國際電臺記者管理部主任岳家聲把我的妻子李力力接到北京首都機場,在那裡等候我的歸來。但左等右等,飛機原定抵達的時間早已過去,就是始終沒有任何消息。機場的航班資訊牌上,只顯示著那趟班機的航班號,其他資訊完全空白。

 

飛機究竟在哪裡?出了什麼狀況?他們問遍了機場工作人員,沒有人能夠提供答案。而在沙迦機場,我們同樣不知道何時才能重新起飛,國航工作人員也不知道。那時候沒有手機,更沒有微信。國際電話費又那麼昂貴,好幾次想給北京掛個電話,但終究還是捨不得,心想再等一等吧,也許很快就起飛了。在通訊落後的時代,人們似乎更有耐心。沒有手機短訊,人們對迅捷的資訊自然就沒有期待。

 

在機場熬了一夜之後,我們終於接到登機的通知:一架從羅馬起飛的國航班機還有很多空位,它將順便把我們帶回北京。飛機在首都機場降落時,已經整整晚點二十五個小時。在這二十五個小時裡,家人的焦急心情無需贅述,只是有趣的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杜平出逃了!”伴隨而來的便是關於我的品行的議論:當初都說杜平這個人最可靠,現在才知道他也會做出背叛國家的事。

 

那次回國休假,我有一種滿載而歸的感覺,心裡特別滿足。這不只是因為領導和同事們對我過去兩年的工作很滿意,而且也因為我終於可以回報我的家人。我在記者站的工資是每月一萬比利時法郎,相當於二百多美元,兩年省吃儉用,竟然還攢了不小的一筆錢。那時候,公派出國人員可以在“出國人員服務部”購買進口商品。我給父母買了一台彩色電視機,給岳父母買了一台電冰箱,都是日本製造。在當時,這些東西都是很稀罕的。

 

買完這些“大件”之後,居然還剩下一千美元。我交給妻子,她瞪大眼睛叫起來:“天哪,怎麼攢了那麼多錢?!”我們托人在黑市把這一千美金換回了七千人民幣,厚厚的一遝。我的手從來沒有沾過那麼多鈔票,心頭洋溢著從未體驗過的幸福感。記得兩年前出國時,一位老同學對我說:“別羡慕那些萬元戶,你在國外幾年,不也就成了萬元戶嘛!”

 

所謂“萬元戶”,就是那個年代的暴發戶。我只用了兩年的時間就躋身於這個行列,我很驕傲。

 

1991年春節過後,我回到比利時。中國外交環境稍有改善,但還是困難重重。主要原因是,西方的輿論環境依然充滿敵意,各國政府不敢或不願意輕易接觸中國領導人。為了打破這種局面,中國從部級或部級以下的官員開始,利用各種機會走出國門,與西方國家進行接觸。例如,我們駐歐洲的幾個記者站與當地廣播電視臺進行接洽,促成了我們台長崔玉陵的訪歐行程。幾個月之後,我們再次促成了比利時廣播電視總台台長的訪華計畫。雙方借助這種交往培養友好關係,探討合作的可能性,並在此基礎上協助政府之間改善關係。

 

那年4月,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年度經濟論壇會議,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受邀出席,其初衷也是要通過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的接觸,促使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接觸得以完全正常化。

 

在朱鎔基從上海啟程的兩天之前,七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任命他為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這一消息傳到歐洲之後,歐共體及其成員國感到很興奮,認為這是中國重新開機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標誌。在前往荷蘭開會之前,朱鎔基順道訪問了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市,行程安排得非常低調。朱鎔基會晤了該市市長,參觀了一些工業設施和文化場所,之後與記者舉行見面會。記者人數不多,會議室的陳設很簡單,也沒有提供話筒和擴音設備。朱鎔基坐在會議室中間,記者們近距離地圍著他,氣氛輕鬆隨意。

 

一位元比利時記者顯然是事先做了一番功課,向朱鎔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您在幾天前被任命為副總理,歐洲國家都很高興,因為您是改革派。歐洲報紙把您比作中國的戈巴契夫,請問您是否要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那是冷戰結束前夕,戈巴契夫很受追捧,其“新思維”和內外政策在西方媒體上很受歡迎。歐洲人把朱鎔基比作“中國的戈巴契夫”,顯然是把戈巴契夫作為衡量中國政治領袖的標準,當然也表明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抱持期待。但是,西方人並不知道,中國政府並不欣賞戈巴契夫,甚至可以說沒有好感,因為蘇聯的一系列政策過於激進和冒進,不僅政治改革的步驟孕育著諸多危機,而且其經濟改革的效果遠遜於中國。因此,把朱鎔基與戈巴契夫相提並論,反映出西方記者不瞭解中國的政治。雖然其本意是表達欣賞,但實際上有可能會害了他。

 

朱鎔基似乎早就聽說過這樣的說法,所以聽到這個提問並沒有露出驚訝。他先是哈哈大笑,接著很輕鬆、很巧妙地回答說:“我尊敬戈巴契夫先生。但是,你也知道,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你要是把我和他相提並論,對他是不公平的,我也不敢接受。”

 

儘管朱鎔基刻意保持低調,但歐洲人依然很喜歡他。雖然他們不是那麼瞭解朱鎔基,但對他的一言一行似乎都能產生共鳴。在荷蘭出席經濟論壇會議時,朱鎔基的每一句話好想都能讓與會者感到興奮。自1989年之後,沒有一位中國政府領導人來過西歐,而這位新任副總理的第一次出現,其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資訊。從朱鎔基身上,歐洲人察覺到了中國正在醞釀的新變化,從而願意以積極的態度重新審視中國。至於他們曾經極力追捧的戈巴契夫式改革,卻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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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中國對蘇聯政變的微妙心理

 

1991年,世界上發生了兩個重大事件,導致國際秩序發生了急劇變化。一是年初的海灣戰爭,二是蘇聯的突然解體。海灣戰爭使中國加速改善了外交處境,而蘇聯的解體卻讓中國倍感不安。

 

這年8月19日清晨,我被朋友的電話叫醒。他急匆匆地告訴我,蘇聯發生政變,戈巴契夫被抓。我趕緊打開電視,是來自莫斯科的現場直播畫面:戈巴契夫在克裡米亞的度假勝地被軟禁,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八人集團,以捍衛蘇聯憲法和政治體制的名義,宣佈接管國家權力。整個西方世界群起而譴責,莫斯科街頭上湧現了群情激昂的示威者。

 

幾個小時之後,政變領導人亞納耶夫召開記者會,向全國說明這次行動的動機和打算。他坐在主席臺上,雙手微微顫抖,回答問題時模棱兩可,似乎被自己的政變行動嚇得驚魂未定。這給外界發出了一個致命的資訊:面對鋪天蓋地的譴責和抗議,他已經失去了必勝的信心。此時,在數千名示威群眾的擁戴下,莫斯科市長葉利欽登高一呼,命令坦克炮轟議會大廈。僅僅七十二個小時之後,這場未經充分準備的政變行動便宣告失敗,政變領導人全部被葉利欽逮捕,戈巴契夫回到莫斯科。

 

對於蘇聯發生的政變,我有一個本能的觀察,那就是中國政府的態度非常微妙。戈巴契夫背叛了自己所繼承的政治遺產,輕信西方領導人,甚至毫無保留地倒向西方,致使大國關係失衡,中國的地位被邊緣化。一言以蔽之,戈巴契夫與西方打得火熱,中國是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對亞納耶夫的政變行動,中國不僅沒有譴責,反而在內心裡希望他成功。雖然這是我憑直覺做出的判斷,但也並非沒有一點根據。例如,《人民日報》對這次政變行動的報導,無論在標題上,還是在文字表述上,都有幸災樂禍的意味。而中國後來對戈巴契夫的公開負面評價,足以印證這一點。

 

在發生政變一個月之前,我在倫敦見到過戈巴契夫。應英國首相梅傑的邀請,戈巴契夫以嘉賓身份首次出席七國峰會。中國看在眼裡,心裡難免不是滋味。前往觀察這次峰會的一位中國資深外交官對我說:“安理會有五個常任理事國,現在四個都參加七國峰會,只有中國缺席。長此以往下去,七國集團就有可能取代安理會,中國將被它們孤立,連義大利和日本都不如。”

 

然而,西方國家和蘇聯之間的相互擁抱,最終還是曇花一現。這短暫的政治愛情遊戲中,戈巴契夫一無所獲,反遭滅頂之災。蘇聯何以走到這個地步?時隔二十多年,有關這方面的討論還在持續,全世界的相關論述可謂汗牛充棟。作為曾經親眼目睹那些歷史片斷的記者,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戈爾巴喬過於輕信西方的甜言蜜語,把自己國家的前途寄託在西方虛偽的善意之上。而其繼任者葉利欽,無疑犯了同樣的錯誤。殊不知,作為東西方冷戰中的失敗者,俄羅斯從未得到西方國家的尊重和善待。從俄羅斯受邀參加七國峰會所遭遇的怠慢和輕視中,就足以看出這一點。

 

1992年7月,七國首腦會議在德國慕尼克舉行,這是我第二次採訪這個集團的峰會。七國集團俗稱“富國俱樂部”,原因是這七個工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達的國家。我第一次在倫敦採訪七國峰會時,對其鋪張和揮霍深為驚訝,真正體驗到了什麼叫“國力”。單說對幾千名記者的免費招待,就讓我心生感慨:不知道中國在什麼時候才會有這樣的能力?相比之下,慕尼克峰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再過一年,我去東京採訪七國峰會,更被排場和闊綽所驚倒。後來我才發現,七國峰會的東道主都是帶著攀比的心態,一定要彰顯出符合“富國俱樂部”這個稱號的實力。

 

說到慕尼克峰會,由於蘇聯不復存在,戈巴契夫的政治生涯結束,七國集團便邀請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來到慕尼克,以嘉賓身份參加所謂的非正式會議。那時候的葉利欽,沒有多少國際經驗,言行不拘小節,再加上國民經濟一團糟,躋身於一幫富人堆裡,顯得很不協調。在第一天晚上的宴會上,葉利欽帶著夫人風塵僕僕地趕到奢華的宴會廳,其寒酸的著裝引起其他國家領導人的面面相覷。第二天,德國報紙上便刊登了一條挖苦俄羅斯的花邊新聞。這篇報導說,七國峰會晚宴上來了一對不速之客,葉利欽就像是出席蘇共幹部會議,而其夫人的碎花連衣裙就像是參加鄰家的週末聚會。在此後兩天的會議期間,七國領導人關起門來討論最核心的經濟問題,把葉利欽拒於門外,但他卻不以為恥。

 

次年在東京舉行峰會,我也是在場的記者之一,葉利欽以為這次可以與其他領導人平起平坐,結果依然被拒於核心會議的會場之外。此後二十多年,七國峰會在名義上變成了八國峰會,但其排斥和蔑視俄羅斯的本質從未改變。而俄羅斯方面因為失去了自信和自尊,總是在這樣的場合低聲下氣、委曲求全。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二十多年來,俄羅斯每年都要參加八國峰會,但它究竟得到了什麼?無需過多思索,答案就是一無所獲。2015年,俄羅斯吞併克裡米亞,七大工業國毫不猶豫而又無情地把俄羅斯掃地出門。直到此時,俄羅斯才從自己編織的幻想中得以徹底清醒和解脫。相比之下,中國在孤獨中臥薪嚐膽,心無旁騖地走自己的道路,一點、一點地贏回了世界的尊重。

 

1.25 西方國家的視線再次轉向中國

 

以戈巴契夫遭遇未遂政變為開端,龐大的蘇聯帝國開始搖搖欲墜。趁著莫斯科無暇插手中東事務,無力顧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美國於1991年10月底單方面促成了中東和平會議。在馬德里,以色列與全部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有史以來首次面對面地同室而坐。在持續一個星期的會議中,雙方各不讓步,談判寸步難行。那幾天,美國國務卿貝克一直進行著艱難的斡旋,但還是無能為力。在失望和不耐煩的情緒下,貝克決定提早離開馬德里。本來,中東和會與中國無關,但貝克在離開之前宣佈的一個決定,卻把全球媒體的視線聚焦於中美兩國的關係上。

 

那天夜裡,貝克在前往馬德里機場之前突然召開記者會。他首先就阿以雙方難以消弭分歧表示失望,然後宣佈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消息:根據布希總統的指示,他決定在近日內前往中國訪問,因為“當前有很多重大問題需要與中國領導人討論”。這個消息讓我興奮不已。我原本是來馬德里報導中東和會的,但竟然如此幸運地碰到了這麼一個重要消息。

 

貝克國務卿訪問中國,是1989年之後的第一次。他在國際媒體雲集的馬德里宣佈這一決定,無異于向全世界宣告,中美關係開始回歸正途。這是美國政府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在貝克之前,其他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已經訪問了中國,包括日本首相海部俊樹、英國首相梅傑、義大利總理安德雷奧蒂。在蘇聯內部動盪給世界增加更多不安定因素的形勢下,美國再也不能假裝或故意無視中國了。

 

這麼多年對國際局勢的觀察,讓我總結出了一個經驗,那就是,“順勢而為”是解決很多問題的完美方案,有些事情無需刻意為之,刻意為之反而不達。那幾年,中國外交的最大苦惱,就是國家領導人“走不出去”。西方領導人雖然陸續來中國訪問,但怯於國內輿論的反對,一直不敢邀請中國領導人回訪。然而,形勢總是比人強。出於應對嶄新國際局勢的需要,這些國家最終還是無可避免地有求於中國。

 

1992年1月中旬,我正在歐共體出席記者會,一位元英國同行走過來跟我說:“梅傑首相可能要提議安理會召開特別首腦會議,這意味著你們的總理也會去聯合國。”我問哪裡得到的消息,他讓我查路透社的電訊稿。

 

我立即跑到歐共體新聞處,原來只是一條簡訊,內容單薄,只是引述了非正式消息來源,但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線索。我趕快回到記者站,一直守在電視機前。傍晚,BBC電視臺終於證實,作為安理會本月輪值主席國的領導人,首相梅傑正式提議召開安理會特別首腦會議,以討論冷戰結束之後的世界秩序問題,他將為此立即向安理會所有成員國首腦發出邀請。接著,我轉到法國電視五台,有同樣的消息,但補充了背景,稱安理會特別首腦會議的最早倡議者不是梅傑,而是法國總統密特朗。

 

以英法兩家媒體報導的消息相互印證,我迅速綜合編寫了一條新聞發回北京。幾個小時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早間新聞節目裡播出。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就像歐共體取消對華制裁那條消息一樣,這條新聞是中國政府最早獲得的資訊。李鵬總理的外事秘書呂聰敏聽到廣播之後,立即打電話到國際廣播電臺總編室索要文字稿。很顯然,這個消息讓中國政府高層感到很興奮。

 

1月底,李鵬前往紐約,出席安理會歷史上第一次首腦會議,並且與安理會中所有西方成員國的領導人舉行了雙邊會晤。之後,他轉往瑞士出席達沃斯經濟論壇會議,向西方社會傳達了中國繼續開放的政治意志。這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兩年半之後,中國總理第一次涉足美國和歐洲發達國家。

 

對所有中國人來說,1992年給人的感覺就是冬去春來。身居海外,我們更能敏感地體會到這種春意對中國與世界意味著什麼。那年年初,歐洲報紙上開始不斷解讀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政治涵義,關於中國的討論在歐洲商界也變得活躍起來。4月,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一個國際會議上,鄧小平視察中國南方省市成為最大的焦點,出席會議的柴契爾夫人對鄧小平稱讚不已,認為他的南巡講話意味著中國必將回到改革開放的道路上,這對香港的順利交接非常有利。

 

從那年春天開始,歐洲對中國的觀感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雖然媒體輿論和非政府組織依然有濃厚的“天安門情結”,但商界和企業界開始競相重返中國,它們被壓抑已久的願望和動力得以釋放。可以這麼說,鄧小平“南巡講話”在國際社會所引起的積極反響,不亞於1970年代末開啟的改革開放政策。以此為標誌,中國以積極和開放的姿態重新與國際社會進行接軌。它所帶來的結果,就是持續二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以及民族自信心的空前提升。

 

至於我個人,根據國際廣播電臺領導的安排,我提前幾個月從布魯塞爾返回北京,給我的新任務是擔任外事採訪部主任和首席外交記者。四年前離開北京時,我還是稚氣未脫;今日重返故里,我已至而立之年。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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