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余老闆,我們習慣稱呼為「余先生」。(圖/翻攝自網路)
《寫在前面》
以下是我的一段人生故事,講述我和「美洲中國時報」之間痛徹心扉的點點滴滴。
1984年11月12日(美國時間11月11日),正當美洲中時辦得風生水起、叱吒風雲的時候,突然宣告停刊。這個被稱為「雙十一事件」的消息,唯「震動天下」足以形容。
這是一份在美國辦的華文報紙,雖然與台灣相距遙遠,在台灣也少有人讀過它,但在這一天,台灣與全世界的中國人,特別是美加地區華人,以及美國主流媒體,都同受震撼,同聲嘆惜。
一代報人余紀忠先生在高度保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並極富政治意味地宣告 : 壯士斷腕,關報 !
究竟怎麼回事?為時僅兩年兩個月零十一天,它就走入了歷史,為什麼?從事發第一天起,這一直是大家心頭的疑問。
我自始參與了它的創辦,也是「被關報」的總編輯,與它有着血肉相連,汗淚交織的關係。這個問題好像祇有我能回答。其實,我仍未必是最有資格的解謎人,也不願用過於簡單的方式輕率答覆;不過,事隔34年,透過回憶錄的記實,追述那個時期的真相,好像起碼是我應該做的一件事。
話雖如此,若不是朱奔野牧師的經年叮囑,健壯、鴻仁的一再催促,恐怕也不會就此結束拖延,停止躊躇。現在,隨着序幕的掀開,就請你耐着性子看下去吧,關於這個問題的大哉問,答案大概就在其中了。
「美洲中國時報」是至今最好的中文報紙,行文這篇系列,既是追述,更是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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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征途,意味了重新面對余老闆——我們習慣稱呼為「余先生」的這個人。我覺得有必要先經由我的口說一說他。
余先生為了抗日戰爭,中止了倫敦政經學院的深造,回到國内。因為海歸高知識份子的緣故,他投身軍旅就從少將開始編階,並依專長参與的都是跟政治任務有關的工作。他被派在陜、甘地區主持軍事或幹部訓練學校的政治部、教導部,還在蔣經國主領青年軍軍政時,當過他的政治部主任,也在蔣任中央黨部訓委會主委時當過他的主任祕書。實際做了哪些事不常聽他說起,但明顯與後來的政工不一般,應當檔次更高一些,是智庫智囊的那一種。
抗戰勝利後他被派往東北,先後在東北行營、東北保安司令部擔任政治部主任,處理接收復原的工作,並且創辦「中蘇日報」。這是他與報紙結緣的開始,不過這可不是個愉快的經驗,因為報社被不少中共地下黨員渗透,為東北形勢的逆轉,起到過一定的作用。接收大員陳誠很不諒解他,揚言要斃了他,使他有很長一段時間活在這個陰影中,據說是蔣經國保了他。
由於我的父親同一時期也在東北行營任上校軍需官,雖然他們彼此没有隸屬關係,也不相識,卻因這個東北淵源,使我對余先生彷彿多了一份對鄉前輩的認同感。而我與他的長公子余啟成,1947年同在瀋陽出生,在後來彼此的相處中也顯得比較易於相互接納。不過,我卻從未與余先生談過這個話題,我不喜攀附,我們之間好像也不需要扯上這層關係,因為它絲毫影響不到彼此該有的歡喜及該發的脾氣。
東北的陰影使余先生在來台之初度過了一段困頓的日子,他起初在經濟部物資調節委員會編輯一份油印的商情彙刋,叫「徵信新聞」,漸漸變身為「徵信新聞報」,在擴展內容及於其他新聞的過程中,工作同仁往往還受到採訪對象的揶揄 : 「這又不是財經消息,你們幹嘛來採訪?」直到1968年,一個大氣、響亮、居世界前沿的報紙名稱——「中國時報」取代了「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昂然誕生了。
而就在半年前,這個原先以報導商情起家的報紙,剛剛破天荒改以彩色印刷,成為亞洲第一份彩色報,更是中文第一份彩色報。
這兩件事在在向世人宣告,余紀忠先生以往經營的成功及未來强大的企圖心,顯得充滿氣勢和活力。因此之故,我於1971年毛遂自薦,進了余先生門下。
余先生的父親早逝,由寡母撫育成長於艱苦環境之中,所以毅力過人。他是讀書人,受到中西高教薰陶,主見、理想,從來不缺,風骨、氣節,始終為念。處身在特殊的時空裡,辦報是非常辛苦的事,但也正因這樣的環境,才是成就「報人」身量的大好機會。
余先生遇到了這個機會,也把握了這個機會,但可惜沒有充份堅持和深耕這個機會。
在美洲中國時報所見的余先生,可說徹頭徹尾體現了第一代創業家所有的特質。籌備期間他完全親力親為,以七三高齡忙着定方向、想内容、覓人才、找廠房、看機器、買設備,馬不停蹄,席不暇暖。每天開會、奔走、苦思,住的是汽車旅館,吃的是麥當勞,跟部屬同甘共苦。余伯母偶爾陪他同來,卻被我們瞧見在摩鐵裡幫余先生燙衣服,有如尋常百姓家。往往跟他忙了一天,到了深夜,好不容易他就寢了,我們年輕人不免乘此空檔談天說地,喝上幾杯。可一大早就被他一一叫起,不許睡懶覺,其實這哪是懶覺,才臥倒而已,他可不管,新的一天開始,起身幹活!
開報以後還是一樣,不管在不在美國,指示與要求從沒停過,三不五時要檢討,隨時隨刻要改版。這個報紙涉及得可大了,從五大張到十大張,有各個不同地方的版,各種不同屬性的版,三天兩頭改版,還要因應需要不時增加新的版。有美國本身的東南西北,有跨太平洋的美國台灣香港,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各個特派點。這所有的協調運作、觀念溝通、人力整合,有效統一,他無不要操心、關心。那時候他用了幾個外來人挑大樑,又不放心,可找了自己大麻煩,哪能省事?
余先生自視甚高,除了他跟過的蔣經國以外,其他人全都不在他眼裡,特別是特務系統裡的人,他幾乎一個都瞧不起。偏偏余先生辦的報紙,總有些不那麼配合政策的地方,總有些新聞、評論讀來怒上心頭,這些靠打小報告吃飯的人當然對余先生和他辦的報紙不會客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在台北的時報歲月就已深刻領略,之後被發配來美也是拜此之賜。如今余紀忠居然到美國辦報,不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不知會弄出個什麼「禍害」來,搞特別任務的那還不殺殺他的威風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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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龍旗」雜誌出手了。
那是個沒有名嘴的時代,如今幫着執政者怒斥加修理反對派的行為,就是「龍旗」雜誌當年幹的事。
但是它不像名嘴露出在螢光幕上,乃全然隱身在筆名之後,有如現代網民,搞不清打手是誰;祇能推想來自某個可怕的權力部門,而且極可能、也極擔心會是進一步採取什麼行動的前奏。
挑明了說,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無意中助長了政工系統的氣熖,乘勢成立「劉少康辦公室」,在「國民黨政權危疑震撼之秋」,負起如少康中興穩定政局之責,而獲得蔣經國某種程度的優容。「龍旗」雜誌便是受命於由特務頭子王昇上將主持的這個黨國違章建築,對中國時報有計劃地進行打擊和教訓的。
「龍旗」每一期都以長篇累牘嚴打中時和余先生,文字肅殺嗜血的程度,比起大陸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批鬥,猶有過之,充滿仇恨與恐怖。
那是1983年初的事,美洲中時開辦才幾個月,余先生在美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固然可說那是工作上的需要,但我很清楚,他因為「龍旗」現象,不想回台灣!
「龍旗」的文章每期都會從台北傳真到他手裡,余先生不逃避,看得仔細,並且讓大夥兒一起看。我們看了不禁破口大駡,但余先生很平靜,衹是搖頭、嘆氣,卻未出惡言,照樣工作。
記得有一回開完會,在一個Diner的平價餐館用餐,聊起剛收到的「龍旗」,余先生憂心國内政局在肖小亂政之下更加倒退不堪,聊着聊着突以手擊桌,說 :
「天瑞!就跟你一樣,我也找個學校,在美國待下來吧!」
當場把大家嚇了一跳,這可不是小事,中國時報老闆「海外避禍,滯美不歸」,代誌大條!他怎麼能跟把周天瑞送出國一樣,也把自己送出國!
在場的中時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可來了勁,當即表示很願意幫忙余先生安排學校,華府的喬治城大學和馬利蘭州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這兩所研究型大學都很合適,他們對余先生一定會非常歡迎。這話說得絕對沒錯。
由此可知,雖然大家認為兹事體大,但以那時的氛圍,倒也覺得不失為一個辦法。相信余先生不是脱口而出,而是真的想過。第一次我感受到,傲岸如他,也有無奈落寞的時候。後來聽他說甚至想關台北的報,留美國的報,那就更顯得慌了手脚,王昇真把他嚇壞了!
實際並沒有這麼做。因為正在那時,王昇受美國CIA邀請來美訪問,回程特别彎到舊金山余先生住所帶着禮物登門做「友善拜訪」。大概知道打得太過火也會出紕漏,藉此拜訪,心照不宣,好讓余先生放寬心情。果然,不久余先生就回國了。
其實,福兮禍之所伏,王昇受邀訪美促成了他的下台。他打別人小報告,别人還打他的呢。劉少康辦公室的行事早受非議,美國高規格邀訪以近乎國賓之禮相待,不知何所圖,他竟受之,不避嫌猜,豈不犯忌?5月,貶往聯訓部,9月,遠謫巴拉圭。王昇失勢,從此退出了歷史舞台。
王昇遭除,並不意味余先生就此安全上路。保守勢力不愁沒人接班,過了大約一年比較安穩的日子,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頭。
作者介紹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