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去世，杜平重返新加坡做特別報導。(圖／由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作者／杜平

1995年下半年，我從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辭職，應聘於新加坡聯合早報。現在的年輕人動輒跳槽，如同家常便飯，他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過去跳槽是何其艱難。那時候，若想離開體制，不僅要面對各種阻撓，而且還要承受政治和道德上的駡名。從提出辭職那天開始，我就陷入了令人心寒的孤立氛圍中。

 

從前被當作年輕人的榜樣和國際電臺的“一面旗幟”，轉眼之間，我就被冠上“背叛組織”和“忘恩負義”的罪名；曾經熟悉的同事，包括對門而居的同事，最後竟然變得冷眼相視或視而不見。多少年之後，當平心靜氣地回想這些陳年往事的時候，我才悟出一點道理。在這種人情冷暖的背後，其實有一個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儘管文革已經過去多少年，但整個社會依然沒有痊癒。在一個病態和封閉的社會裡，某些人的內心肯定也是病態的。

 

新加坡是我的再造之地。我曾經開玩笑說，我是“中國出產、新加坡加工”的國際產品。但是，初到新加坡時，我感到極其不適應，除了常年炎炎夏日的天氣難以忍受之外，我最感失望的就是毫無滿足感的工作。最初幾年，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翻譯電訊稿，每天幾千字，日復一日，毫無新鮮感。我做過駐外記者和外交記者，帶領過一個精幹的團隊，也算是見過世面，經歷也算豐富。而那種不需要表達思想、不需要什麼創造力的翻譯工作，既不能釋放我的能量，也不能滿足我的熱情。

 

雖然我因為表現優異而連年升職，但卻缺少成就感。我還年輕，我有思想，我不想失去自我。這些都是當時最真實的感受，所幸沒有被這種情緒最終淹沒。數年之後，當我以聯合早報評論員的身份對中國大學生們講起這段經歷的時候，我說了這番話：“我自認為是一個很好的翻譯，四年枯燥的工作讓我學到了很多知識，使我寫評論的基礎更加扎實。如果一定要總結出什麼人生感悟，我就這樣告訴你們：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沒有一種經歷是多餘的。”

 

我在聯合早報工作十五年，其中十一年都是撰寫代表報館立場的社論、編輯國際評論版，撰寫署名專欄文章。現在回頭再看，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夠做到這些，而且做了那麼久。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對我說，中國的大學老師每年發表兩三篇文章就已經很不錯了，而我每星期要寫三篇評論，而且每天都有評論版編務，不可想像。

 

在這十一年的寫作中，關於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思考佔據了我大部分時間，那也是我閱讀外文書籍最多的一個時期。站在中國的角度看世界，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國，這樣的視角説明我矯正了原來的某些思維模式，觀點更接近客觀現實，表述方式也變得沉穩、平實而理性。我很感激聯合早報為我提供了這個自由發揮的平臺，而這個平臺對絕大多數評論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十多年時間，也是聯合早報影響力的鼎盛時期，我為自己曾經參與其中而感到自豪。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