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去世,杜平重返新加坡做特別報導。(圖/由杜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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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作者/杜平
1995年下半年,我從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辭職,應聘於新加坡聯合早報。現在的年輕人動輒跳槽,如同家常便飯,他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過去跳槽是何其艱難。那時候,若想離開體制,不僅要面對各種阻撓,而且還要承受政治和道德上的駡名。從提出辭職那天開始,我就陷入了令人心寒的孤立氛圍中。
從前被當作年輕人的榜樣和國際電臺的“一面旗幟”,轉眼之間,我就被冠上“背叛組織”和“忘恩負義”的罪名;曾經熟悉的同事,包括對門而居的同事,最後竟然變得冷眼相視或視而不見。多少年之後,當平心靜氣地回想這些陳年往事的時候,我才悟出一點道理。在這種人情冷暖的背後,其實有一個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儘管文革已經過去多少年,但整個社會依然沒有痊癒。在一個病態和封閉的社會裡,某些人的內心肯定也是病態的。
新加坡是我的再造之地。我曾經開玩笑說,我是“中國出產、新加坡加工”的國際產品。但是,初到新加坡時,我感到極其不適應,除了常年炎炎夏日的天氣難以忍受之外,我最感失望的就是毫無滿足感的工作。最初幾年,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翻譯電訊稿,每天幾千字,日復一日,毫無新鮮感。我做過駐外記者和外交記者,帶領過一個精幹的團隊,也算是見過世面,經歷也算豐富。而那種不需要表達思想、不需要什麼創造力的翻譯工作,既不能釋放我的能量,也不能滿足我的熱情。
雖然我因為表現優異而連年升職,但卻缺少成就感。我還年輕,我有思想,我不想失去自我。這些都是當時最真實的感受,所幸沒有被這種情緒最終淹沒。數年之後,當我以聯合早報評論員的身份對中國大學生們講起這段經歷的時候,我說了這番話:“我自認為是一個很好的翻譯,四年枯燥的工作讓我學到了很多知識,使我寫評論的基礎更加扎實。如果一定要總結出什麼人生感悟,我就這樣告訴你們: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沒有一種經歷是多餘的。”
我在聯合早報工作十五年,其中十一年都是撰寫代表報館立場的社論、編輯國際評論版,撰寫署名專欄文章。現在回頭再看,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夠做到這些,而且做了那麼久。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對我說,中國的大學老師每年發表兩三篇文章就已經很不錯了,而我每星期要寫三篇評論,而且每天都有評論版編務,不可想像。
在這十一年的寫作中,關於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思考佔據了我大部分時間,那也是我閱讀外文書籍最多的一個時期。站在中國的角度看世界,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國,這樣的視角説明我矯正了原來的某些思維模式,觀點更接近客觀現實,表述方式也變得沉穩、平實而理性。我很感激聯合早報為我提供了這個自由發揮的平臺,而這個平臺對絕大多數評論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十多年時間,也是聯合早報影響力的鼎盛時期,我為自己曾經參與其中而感到自豪。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