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平在霧霾下的天安門廣場吃便當，將照片在社交媒體上，隨後被網友重新加工。（圖／由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作者／杜平

在布魯塞爾的四年時間裡，歐洲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發生了二戰結束之後最為劇烈的變遷，一波又一波的動盪此起彼伏。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的共產黨政權接二連三地崩潰；東德各地發生大規模反政府示威，大批東德人逃往西德，包括翻越柏林牆湧向西柏林；接著是羅馬尼亞發生流血政變，最高領導人齊奧塞斯庫及其夫人被政變分子草草槍決。

 

在蘇聯，最高領導人戈巴契夫遭黨內左派勢力軟禁，莫斯科市長葉利欽憤而走上街頭與保守派勢力對峙，蘇聯由此開始解體。在巴爾幹半島，南斯拉夫政府被迫下臺，隨之而來的是國家四分五裂，不同族群之間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血腥戰爭。

 

而遠在東方的中國，也經歷了共產黨執政之後空前嚴峻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動盪。北京的天安門事件，使原本看好中國發展前景的歐洲以及整個西方世界頓時大為失望，中國遭遇空前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的全面制裁。我初到布魯塞爾之時，人們談到中國和中國人時都充滿好感和善意，可是，天安門事件改變了一切，整個歐洲的民情和輿論被徹底顛倒。

 

在揪心和痛心中，我經常徹夜難眠。歐洲所有的電視和報紙上，每天都充斥著對中國的譴責和聲討，我無處可躲，鬱悶和難過的心情無處訴說。每當出門採訪或購物，我都會被當地人視為中國官方人士而備受訓斥和指責，心中有苦，無可辨解。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國門，也是第一次為自己的國家承受著恥辱，第一次刻骨銘心地感受到，做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究竟是何種滋味。到那時，我才猛然發現，中國和外部世界竟然是如此地不同，有時候甚至格格不入。那四年的種種經歷，是我職業生涯中至關重要的起點，它對我的影響至今猶存。

 

從布魯塞爾卸任回到北京，我被任命為時事採訪部主任，負責報導中央高層對外交往事務。當時，中國還沒有完全脫離國際孤立處境，外交工作舉步維艱，特別是與西方國家的政治接觸困難重重。所幸，薩達姆救了中國。伊拉克突然入侵科威特，使全球注意力立即轉向中東地區，西方國家立即意識到有必要儘快恢復與中國的高層交往，以便爭取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支持或者至少不否決武力攻打伊拉克的決議草案。

 

由此開始，前往北京的西方政要逐漸增多，而江澤民也終於有機會以國家主席的身份首次出訪美國。在擔任首席外交記者的三年時間裡，我有機會直接觀察和感受了中國外交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模式，這對我後來的評論寫作是一個非常珍貴的財富。如果說我對中國外交還有一些比較準確的認識，那是因為那段採訪經歷讓我接受了很好的訓練。在此期間，我受領導委派，先後三次為國家主席起草元旦獻詞，對江澤民等領導人有過最近距離的接觸和觀察。雖然這些工作並不值得那麼地驕傲，但這種特殊的經歷是不可複製的，並為我後來的職業生涯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視角。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