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報導資料。(圖/來源flickr)
優傳媒新聞網記者孫愛欣/臺北報導
六四天安門事件滿30週年,民運人士紛紛高呼毋忘自由,王丹更在臉書上呼籲大家要更換大頭貼,抗議北京政府當年的暴行。然而當此普遍聚焦於人權和大陸民主現代化停滯的批判聲中,六四在歷史上的定位,其實是值得梳理的。
一場非西方概念的政治、社會運動
1989年6月3日,在北京政府的示意下,大批軍隊進駐天安門,下令武力鎮壓在天安門陳情長達將近兩個月的學生。北京政府並未針對此舉進行道歉,反而還讓六四在大陸成為被消失的議題。
然而把時間拉回六四發生之前,歷經長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陸,正開始展開現代化改革。或許是改革的腳步太過於緩慢,又遇上了當時中共開明派的總書記胡耀邦逝世。1989年4月15日,北京學生開始聚集天安門廣場哀悼。
漸漸的,哀悼變成了一場請願運動;學生們針對大陸當時的狀況,提出了七個訴求,皆跟改革有關,冀望能跟北京政府展開對話。由於聚集人數越來越多,還有學生在新華門外高唱愛國歌曲,讓這場請願有了濃濃的愛國色彩;卻也喚起了者的不安和焦慮,認為這些在會場的學生是隱憂,開始試圖進行驅離。
民主改革的運動受挫
對此,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趙春山表示,大陸官方一直把六四定調為「政治事件」。但六四的本質,其實「既是政治運動,也是社會運動」。還指出,六四「並非是西方概念的民主運動」。
沒有領袖和共識的六四
趙春山還指出,當年學生的請願,並非是反中國共產黨,反的是當時大陸政治體系的官僚和腐化。由於群聚在天安門的學生人數眾多,大多是出於對現況的不滿,外加繼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也是公認的開明派。這多少讓學生燃起了對內部改革的希望。
趙春山表示,六四運動有兩個特質,一是並無一個公認的領袖,二是大家對民主改革的定義,並非我們當前認知的民主。趙春山表示,這樣的情況就好比臺灣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參與的學生,並非真正反服貿或懂服貿,普遍是對於社會的不滿,冀望透過這場運動來表達。
而1989年4月開始在天安門聚集的學生們也是如此,這些人對民主和改革的想像不盡相同。有的整體訴求,多半是希望從黨開始改革。而這樣的關鍵,多半是在於過世的胡耀邦,打造出當時看似趨於自由的「改革開放中的大陸」。
無根的運動
由於1989年6月3日的清場,當年的民運人士紛紛避走海外,大家熟知的王丹和吾爾開希多年來就是定居在臺灣。這些人在經常在國際人權組織奔走,發表批判北京政府的,如同當年臺灣的海外異議人士。因而有些學者說,六四的精神至今依然祇在海外延續。
而對此,趙春山奉勸這些當年的學運領袖,如果要延續六四精神,勢必要回到大陸,才能埋下民主的種子。若祇在海外倡議,勢必會被外力所複雜化。
趙春山進一步強調,當前習近平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其核心精神就在於「中華民族復興」。其改革方針,某種程度也是呼應當年六四的訴求,只是在目前的氛圍之中,六四仍然是不能被提及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