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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我在媒體這些年—專書(三十三)我所追求的評論風格
2019-08-08 1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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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圖/由作者杜平提供)

 

編輯人語/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主攻國際政治。其從業軌跡始自北京的中央媒體。Y後被派往歐盟擔任常駐記者,其後轉往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主筆,目前在香港鳳凰衛視擔任政治評論員。其三十年職業生涯,跨越廣播、報紙和電視三大傳統媒體,由體制之內走向體制之外,頗為獨特。《我在媒體這些年》是作者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全文約十四萬字,即日起獨家授權優傳媒連載。

       --善待自己的國土,善待自己的同胞,善待自己的社會秩序,才是最真實的愛國--杜平(關於中國的愛國主義

 

4.3 我所追求的評論風格

 

從報紙轉到電視,雖然還是在媒體這一行,但我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差異,其主要差異在於,一個是報紙思維,一個是電視思維。由於做報紙評論太久的緣故,我過去一直認為,只要角度新穎、觀點深刻、表述清楚就是好評論,但後來發現事實並非全然如此。

 

比如,我們閱讀報紙評論時,都是一邊閱讀,一邊思考,每字每句都能夠清晰地進入大腦。一篇文章好不好,首先要看觀點,其次是看表述方式和文字品質。至於作者長得什麼樣,讀者一般不會去關心。而電視則不同,好的觀點並不等於好的節目。即使觀點很獨到、很深刻,但若表達方式不好,那麼,再好的觀點都很難閃光。假若觀眾不喜歡你的形象、表情、穿著、髮型、言語風格、肢體語言以及其他任何一個細節,或者他們本來就對你有先入為主的成見,那麼,好的觀點也不能變成好看的節目。

 

電視是供人“看”的,報紙是讓人“讀”的;電視是讓大腦輕鬆的,報紙是讓大腦思考的。電視和報紙的區別,大致上可以這麼形容。

 

儘管如此,在很長時間裡,我還是無法適應電視思維,尤其抵觸那種以誇張的表述和缺乏分寸的觀點去嘩眾取寵。我以前給報紙寫評論,非常注意觀點、邏輯和語言的嚴謹,否則白紙黑字,經不起推敲,污點證據便一輩子跟著你。而電視評論卻是另外一種情形,若不能吸引觀眾,他們的注意力就很難集中,結果就是聽而不聞。所以,電視節目必須想方設法地刺激觀眾的感官,讓他們不自覺地跟著你。

 

縱觀兩岸三地這些年來的電視評論,我初步做了一個總結,大致有三種情況能讓觀眾豎起耳朵。其一,選題恰當,言之有物,論之有據,內容有思想,觀點有深度,而且深入淺出;其二,尖酸刻薄,糞土權貴,指桑駡槐,憤世嫉俗;其三,善於表演,裝腔作勢,遽下結論,語出驚人。

 

鳳凰衛視所一直堅持的自我定位,就是有國際風範的大媒體。這個定位要求其時事評論必須是嚴謹的、負責任的、有品味有格調的,這與我的一貫堅持完全符合。我很清楚,大多數觀眾之所以很在乎鳳凰衛視的評論,主要原因也就在於此。作為大眾媒體,電視評論既要有別於故作高深的學術論述,避免板著面孔、居高臨下地說教,同時還必須避免低級趣味和刻意媚俗。評論者與觀眾處於同等地位,不卑不亢、不倨不恭,才是恰如其分的角色。若時事評論能夠做到更有趣味,當然最好不過,但這並不等於要自降格調或者嘩眾取寵。

 

以我對各地媒體行業的長期觀察,無論是報紙還是電視,人們在努力吸引受眾注意力的時候,既有低估觀眾品味的錯誤,也有屈意迎合、投其所好的現象。更為不當的是,有些人喜歡投機取巧,利用社會上的某些不滿情緒,充當部分受眾的代言人,替他們發洩情緒。雖然這種做法很討好觀眾,但往往也會使自己的格調每況愈下,甚至會挑起和擴散社會上的對立情緒。我總是覺得,媒體的責任不應該是消極地迎合,而應該是積極地引導。媒體人絕不應該自私地利用公共平臺,把自己塑造成單打獨鬥的英雄好漢,假借仗義執言的幌子去沽名釣譽。

 

任何一個時事評論員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而新聞評論的專業要求是,評論者要避免以個人的立場去解釋具體事件,尤其不能用個人的立場對某個新聞事件做出有失公允的價值判斷。坦白地說,這一點最不容易做得好。無論在哪一個社會,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凡是在公共媒體上發表言論的評論者,他們所遇到的第一個敵人不是任何外在的因素,而恰恰是自己。在本質上,任何言論都是主觀的,因為不同的評論者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經歷和不同的修養,這些因素都會時刻影響著他們對某個事件的感受。這就是為什麼,在針對同一個事實發表評論時,不同的人卻有著不同的觀點,有時候甚至是相互對立。

 

但是,評論的主觀性並不等於以自我為中心和偏執狹隘。借助公共媒體發表言論,首先必須遵守“公共”原則。這個原則的核心就是照顧公眾的普遍感受,不挑戰已經被普遍認可的價值體系、普遍遵守的生活方式以及普遍抱持的利益訴求。

 

有趣的是,我加入鳳凰衛視之後,中國內地的一些觀眾便開始對我的政治傾向發生興趣,繼而根據他們各自的理解和感受,給我貼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政治標籤。我剛來香港時,有人說我是“新自由派”;過了一個時期,又有人說我是“新左派”;再過一陣子,便有人說我是“來自新加坡的五毛”。

 

兩年之前,丹麥的一位學者專程來到香港找我,就中國內政和外交問題和我進行很長時間的談話,目的是要寫一本關於中國“新左派”的專著。我問他為何把我定為“新左派”,他說看過我的英譯文章,立場比較傾向於中國現行體制,並說他的中國朋友都認為我是“新左派”。

 

說實話,所謂的“新自由派”、“來自新加坡的五毛”和“新左派”,我對這些名詞的確切含義真的不太清楚。我最清楚的是,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努力地以超脫的姿態觀察中國政治,以旁觀者的身份去評論中國和世界。所以,這些政治標籤對我都不適合。我是媒體人,我服從於專業原則,我聽命於道義良心。

 

無論是過去做報紙,還是現在做電視,我堅持追求的評論風格,就是態度溫和,觀點犀利;心中發熱,口中冷峻。我所推崇的評論,必須是專業、嚴謹和有深度的,不輕佻,不浮躁,不媚俗,不嘩眾取寵。從當駐外記者開始的幾十年裡,我幾乎不間斷地閱讀英美主流報紙,關注英美幾家電視頻道。比較而言,我更欣賞英國幾家主流報紙的專欄文章,彈無慍色,贊無媚相,綿裡藏針,老奸巨猾。看上去溫文爾雅,實則是一針見血,其背後體現的是修養、知識、睿智和人格。我希望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希望更多中文媒體遠離噱頭和淺薄,避免自作聰明和強詞奪理。

 

當今中國社會處處嘈雜,個個喧嘩,有些人以為嗓門越大、態度越狠,就越能顯示出自己的份量。實際上,以這些年來的觀察,我發現平靜地說話其實更有力量。當所有人都試圖用大嗓門壓倒對方的時候,反而是那種心平氣和、沉著穩重的聲音更讓人願意傾聽。中國社會現在最需要的是平心靜氣。假如評論者都能從自己做起,講理時心平氣和,那麼,這個社會也許就會安靜很多。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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